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刚刚读完了《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这本书，这本书写的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纪实。但事实上，这本书并没有太多笔墨放在血肉横飞的屠杀现场。如果你打算以猎奇的心态去看这本书的话，估计要大失所望。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写的是大屠杀之前，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部族对立的背景，用了大概10章的篇幅；而真正写大屠杀的也就一两章。第二部分则写的是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面对卢旺达现状所做出的各种反应。 我这篇文章想写的是一个关于“虚伪”的话题。我知道这个主题似乎并不是大屠杀这个话题的重点。然而，越往后读，我的内心就越是泛起一股恶心感。 卢旺达大屠杀是卢旺达的两个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部族冲突。这场冲突由来已久，真正的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在几个月内，胡图族用砍刀等原始武器杀死了将近80万图西族人，死亡总数超过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但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不同，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找不到真正的幕后凶手，找不到领头人。如果要审判凶手，那么几乎全体胡图族人都将被判处死刑，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 卢旺达曾经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提到比利时，在如今人们的心目中是那个欧洲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卢旺达原本的确存在胡图族和图西族两个民族，但经过多年的血统融合，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来说，已经无法从血统上再分辨图西族和胡图族了。当时卢旺达的人们也不再有民族的区别。然而，在殖民卢旺达期间，比利时却人为地将已经融合的两个民族重新划分成胡图族和图西族，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自己在卢旺达的统治阶级代理人。 比利时人选择的是图西族，他们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人，声称这部分人是图西族，并且编造了大量的故事传说，还从人的骨骼、外貌、身高上去寻找细微差别，以证明图西族确实高于胡图族。比利时当局在1933年推行了身份证制度，强制标注种族，是人为制造民族分裂的关键节点。而这张身份证上赫然印刷的“图西族”字样，则在六十年后，成为了无数图西族人的索命符。 被选中的这部分卢旺达人因为突然获得了高人一等的机会，自然沾沾自喜。于是，在比利时人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卢旺达的统治权，并且作威作福。比利时人不仅刻意地重新制造出了这两个民族，还进一步扩大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冠冕堂皇地将这一切归咎于某种神圣的传说，然而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为了让比利时人在卢旺达统治得更顺畅而已。 二战之后，民族国家兴起，卢旺达获得独立。这个时候，卢旺达社会已经高度分裂，胡图族和图西族矛盾加剧，冲突不断。图西族代表着统治阶层，而胡图族则代表着被压迫阶层。胡图族成立了名为“胡图力量”的反对派，不断袭击图西族；而图西族也并不手软，时常给予反击。在“胡图力量”夺取政权后，声势越发浩大，终于在1994年爆发了卢旺达大屠杀。在胡图族主导的政府的官方支持下，胡图族人民举起了大砍刀，杀死了每一个他们见到的图西族人，甚至包括对图西族抱有同情心的胡图族人。那些原本昨天还是温和邻居的胡图族人，今天就举着砍刀砍向了自己人。 这场屠杀已经无法用谋杀罪来进行审判，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然而让人头疼的是，这场种族灭绝无法找到单一的凶手，所有的胡图族人都是凶手，这些人既包括政府的官方组织、军人、警察，也包括所有的平民、学生、牧师、律师、医生。 按理来说，发生了这样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不应该袖手旁观。但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却集体失声。并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卢旺达实在太无足轻重了。这是一个在地图上连国名都印刷不开的中非弹丸小国，没有任何国际影响力。死了80万人，看上去很多，但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却一点火星也激不起来。 美国这个举着人权大旗的道貌岸然的国际警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出动之后，面对维和部队要求的装甲车支援，连几辆装甲车都能拖一年都不交付。其借口是，为了避免重新发生1993年索马里的“黑鹰坠落事件”。这个场景像极了公司的某个部门希望你协助一项任务，但你知道这项任务即便完成了也无法在领导面前讨个好，而你又不好意思不答应，于是你就祭出了“拖”字诀，寻找各种借口，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然而事实却是，这件工作你即便做了，对于你来说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与其这样，不如拖着，让它不了了之。对于富裕的美国来说，几辆装甲车根本算不上什么，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情，真是把“无利不起早”几个字描绘得淋漓尽致。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真的就有所作为吗？他们只是去完成一项任务，因为联合国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别的国家可以无动于衷，但联合国作为原本就需要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不能假装看不见。于是维和部队进入了卢旺达，而他们在卢旺达所做的事情，就是坐在一旁，看着图西族人找胡图族人报仇，胡图族人继续屠杀图西族人。虽然部分官兵在极端条件下进行了有限救援，但整体因缺乏进一步的授权薄弱，并且因那些“西方大国”的拖延而导致资源匮乏，最终无所事事。但无论如何，维和部队的确进入了卢旺达，这又是西方世界作为“文明社会”，秉承“普世价值”的一大功绩。 大批难民进入了扎伊尔，扎伊尔社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民族仇恨的连锁反应。这些难民不想回到卢旺达，因为在扎伊尔的难民营，他们的生活比在卢旺达的家里反而更有保障。但是“难民”两个字终归不好听，只要难民营存在一天，国际社会脸面就不好看。于是，遣散难民营，让卢旺达难民回到自己的故乡“安居乐业”，成了国际社会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他们开始将难民赶回卢旺达。当难民营解散的时候，难民如潮水一样涌入卢旺达。他们心有不甘，并不愿意，然而国际社会的报道却说这些难民高高兴兴地自愿回到了卢旺达。于是，这些伪善的西方国家完成了自己可以被写入功德簿的“善举”。 无论是法国、英国，甚至包括最初的始作俑者比利时，都是如此。他们不想在这件事中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他们看不到对自己有任何的好处。卢旺达，弹丸之国，贫穷，缺乏自然资源，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呢？然而，他们又不能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没有利益，所以我不想管”。于是，他们必须要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要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当成一场表演秀，为了交上一份拿得出手的答卷，去做那些卢旺达人根本不想接受的“善行”。 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分别到了卢旺达，对相关事情进行了表态，貌似他们的支持更进了一步，但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大选临近了。在政治上，如果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那么这个人就是政客；而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真正面向客观正确，那么这样的人才能算作政治家。很明显，美国大部分总统仅仅是政客而已，因为他们每一次面向“正确”所选择的时间点，要么临近大选，要么是在民意调查出现下降的时候。 这像不像一个虚伪的渣男？只有当妻子发现了他的丑事时，他才会突然变成一个温柔的老公、合格的爸爸，在家里表演他的责任心；而当危机过后，则又会我行我素。 卢旺达大屠杀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这本书写于1998年，当时卢旺达的伤痛并没有停止。当时的卢旺达新政府呼吁大家把伤痛忘掉，把仇恨翻篇，因为这场屠杀没有办法追究每一个凶手，否则全国的所有人要么被杀死，要么被判处死刑。然而，彼此的仇恨并未熄灭，而是埋在了心底。如今已经过去30多年了，无论卢旺达人愿意还是不愿意，时间终究是抚平一切伤口的良药。读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当时的残酷与时间流逝的无奈。然而，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所谓文明国家令人恶心的虚伪，却依然在继续。

中学时，老师在讲台上提倡我们要节约用水，我对她当时说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同学们，你们知道非洲有多缺水吗？”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非洲缺水和我有什么关系？当然，确实没什么关系。 美国动物人道主义协会曾经对肯德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制作肯德基的鸡，都是在满地粪便、挤满成千上万只鸡的鸡舍中成长，还会被注射成长激素等药物。供货商进行屠宰时，把鸡一只只倒挂起来，然后割断它们的颈动脉让它们失血而死，非常残忍。据说这些鸡的生存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 这两件事和本书有什么关系吗？有的。我想，对欧洲人或者美洲，亚洲人来说，那些上百万死于大屠杀的，隔着大洋的非洲人，和这些鸡大概没什么区别吧。所谓的人道主义，在事不关己时，多半会沦为空谈。 无论联合国，法国，美国还是所谓的救援队，难民营，他们根本不关系卢旺达人的死活，他们只关系自己的体面。当然，这种体面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现在，我刚洗完澡，舒适的躺在床上，用手机敲出这段文字。我想，如果我在当时的卢旺达，我是一名国际救援者，我能比当时的救援者们做的更好吗？当然不能。敲键盘比做事要容易的多。 在人类长达万年的历史中，卢旺达这样的惨剧绝不罕见，如果把人类的的历史看作一条河流，我想，河水大概是鲜红色的。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来说，对大屠杀平铺直叙的描述很难引起共鸣，就像那句话说的：死亡的人数达到百万时，就仅仅是数字了。在这样巨大的悲剧中，个体的体验对于读者似乎更有意义，就像《追风筝的人》描写的那样。 越了解人类的历史，就越容易被一句话所触动：不要因自己身为人类而感到耻辱。从很多方面来看，人类和自然状态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像本书结尾中描写的那样，正因身处黑暗，光才显得那么重要。 希望每个人都学会勇敢，做正确的选择。

我想引用文中卡雷米拉对作者说的：“这个国际社会看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人类进化阶段。”读完这本书，我的确有这种感觉。 卢旺达内根深蒂固的部卒间战争，人们保有深刻的部落敌视概念，这和他们对由西方殖民者带入的宗教的忠诚产生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强烈的对比。另一个强烈的对比，或者可以说是矛盾就是反殖民主义和对international 势力介入干预的渴望。 20210107第一次读完，是我在2021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我给此书书的评分是3.5/5，介于好看与一般之间。没有特别高分的原因主要是我对于事件本身（包括那种平民甚至是牧师对于其他平民做出的无法直视的残酷肢解屠杀的原始行为）有着不能理解的地方，以及事件本身非常混乱没有主线没有智慧，而只有原始和残暴。 本书作者Philip Gourevitch是美国记者、作家，也是The New Yorker特约撰稿人。198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9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小说写作艺术硕士。 20210107#小鱼读完有感#

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爆发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胡图族极端分子在百日内系统屠杀了约80万图西族及温和派胡图族人，其累积死亡率高达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比例远超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这场灾难并非一日之寒，而是殖民时期强化的种族对立、长期社会矛盾、极端主义宣传与国际社会漠视共同酿成的苦果。 菲利普·古雷维奇在《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中，通过六年深入调查，揭示了大屠杀背后错综复杂的真相：它既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善恶抉择的悲剧，也是国际社会集体失职的耻辱印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被动撤离、西方国家的刻意回避，暴露了全球人道主义干预体系的脆弱性。而幸存者面临的创伤、监狱爆满的司法困境、难民潮与复仇循环，更凸显了后屠杀时代重建的艰难。 卢旺达的伤痕警示世界：仇恨意识形态的蔓延需被警惕，而人类共同体的责任不应止于亡羊补牢。今天的卢旺达已在艰难重建中走向融合，但那段血色记忆，依然叩问着每一个关于正义、和解与人性的永恒命题。

一场当着受害者面预热的屠杀，凶手是昨日相谈甚欢的邻居、老师、医生、村长、牧师甚至是亲人。这是用砍刀构建的100天100万人死亡的人间炼狱，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种族灭绝事件。然而历史教育对它的着墨实在太少、太轻——它不仅是一个国家两个种族间矛盾的衍生物，也是殖民者、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推波助澜下的恐怖悲剧。如果说阅读这本书是听见来自三十二年前遥远的哭声，那放下这本书，我们是否会对近在咫尺的哭声更加动容，有更深刻真实的感受？ 前殖民时期，两个从不同方向抵达这片地域的人被分为胡图族和图西族，后来通常认为胡图族是耕种者，而图西族是牧民。尽管名称有所区分，但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种族间的彼此通婚、混杂而居使他们之间没有间隙，只是“名存实亡”的两个种族。甚至在卢旺达史中记载道：“卢旺达人文地理现象中最令人惊讶的无疑是多民族间团结的情感，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有全民一体的感觉”。与世隔绝的卢旺达人相信他们是陆地上最大、最强、最文明的王国，是上帝休息的住所——这是他们强而有力的民族凝聚力。 而打破这份凝聚力仅用一把卡尺和一张身份证就能做到——德国和比利时为了便于殖民统治，通过传播“含米特假说”证明图西族人有更高贵的血统，应列为贵族，而胡图族是低贱的下等人，理应为奴为婢。尽管从事实上看，胡图族和图西族长相相近到他们自己也无法分辨出两个种族的差异，但比利时人仍采用卡尺测量他们的鼻子，以相差2.5毫米和5毫米的谬论划分种族，以养殖牛的数量判定阶级，最终强行在身份证上标注出“胡图族”与“图西族”，以此确定了14%的图西族和85%的胡图族，将占比少数的图西族奉为贵族，扶摇直上——一颗仇恨的种子在殖民者刻意制造的阶级差异中埋下，并在无人可见的土壤下生根发芽。 卢旺达独立后，殖民者比利时将政权交给占据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手中，早已汲取足够多仇恨养分的胡图族对图西族权贵展开报复。逃跑的图西族有部分成立了反胡图族政府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自此爆发内战。尽管这场内战最终被调停，并签下和平条约，但这终究是一张脆弱且缺乏约束力的纸，胡图族极端分子仍秘密筹备着战斗计划，一个噩梦的开始。 1994年4月6日，胡图族总统飞机遇难，这是“摔杯为号”的那个杯子，也是正式屠杀开始的号角。尽管胡图族以总统遇难为由“临时起意”发起杀戮，但这场屠杀的预热甚至可以追溯至几年前。准军事化的训练早早地在胡图族中有组织地传播，好似派发派对的邀请函，联攻派民兵将成员组织成一个个小的邻里团队，私下罗列着图西族的通缉令，并进行燃烧房屋、投掷手雷，以及用砍刀砍杀人偶的练习。各地的图西族人陆续被杀，政府却将屠杀描述为其他行为（而这与未来国际社会的做法可悲地一致）。死者在死前的最后几周还能看到杀死他们的人在进行训练，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训练就是为了屠杀图西族……这样放纵的杀人练习成为正式屠杀的彩排环节，同时胡图族人内部已将洗脑包倾泻而出，“杀人是一项工作任务”刻进了他们的脑细胞，平日装作正常的胡图族人，早就等待序幕拉开的那一声号令，撕开对他们恶魔真身的伪装。 伴随着胡图力量所控制的千丘广播电台煽动性的恶魔低语，胡图族民兵、平民、总统卫兵都加入到屠杀之中，他们不仅杀死图西族人，还杀死反对屠杀、不愿共谋的胡图族人，这样的杀戮波及了一个又一个地区。在这人间炼狱中，胡图族的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屠刀，这曾是他们收割作物、修建房屋时最趁手的工具，现在成为残忍夺去他人性命的凶器——邻居把邻居砍死在对方家里，同事把同事砍死在工作场所，医生杀死了他们的病人，老师杀死了他们的学生，舅舅杀死了自己的侄儿，村长和牧师将人群以庇护的名义欺骗进教堂，最后带着一群胡图族对他们集中虐杀……杀不尽的受害者被砍掉双腿，无力逃脱，有的全家都被扔进坑中等死。电台播音员提醒听众不要同情妇女与儿童，甚至孕妇肚中的胎儿也绝不姑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堂中，一具尸体生前似乎正向告解室爬去，而他此时的四肢都已不在了；甚至不仅仅是他，即便是圣器安置所里小小的还愿陶俑也被砍了头，原因就是“它们和图西族有关”。 “一个图西族在卢旺达就意味着死亡”。在这段历史里，每个幸存者都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活着。他们或与亲人走散，或直接目睹亲人的惨死，哪怕最终重回故土也找不到自己的房子，只能住在路边空置的房子里，而那间房子的后院还埋着屋主一家的尸骨。在卢旺达100天的人间炼狱中，纵火的不仅是极端的胡图族恐怖分子，还有间接凌迟着卢旺达人民的国际社会。 卢旺达大屠杀，是一场在结束后才被承认是种族灭绝的屠杀——如果说这本书的二分之一在追溯卢旺达的历史，解释并描述什么是卢旺达大屠杀，那么另外一半就是在追问“为什么不被承认”以及“结束后发生了什么”。 卢旺达的累计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3倍。而联合国的应对反应则是眼看比利时的军队撤离卢旺达，便紧跟着撤退了维和部队，选择袖手旁观；而美国因为索马里“黑鹰坠落事件”无法承受有可能在卢旺达再次遭受失败的后果，为了国内舆情放弃国际人道主义形象，只能在镜头面前玩文字游戏，通过坚决否认卢旺达正在发生种族灭绝事件，将其定义为“卢旺达人自古以来的种族冲突”，规避了法律义务上需承担的介入责任，甚至致力于阻挡国际救援的介入，不仅要确保自己不湿鞋，还要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在水里扑腾出浪花；法国为胡图族提供军火武器，在卡加梅率领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即将击败胡图族获得胜利时，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在卢旺达规划“绿松石安全区”，实际是掩护胡图族逃跑，撤退至扎伊尔。 这里的每一个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以自身利益在前，对血流成河的卢旺达不闻不问，有的甚至推波助澜，为残忍的胡图族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这更导致另一段诡异且魔幻的场面诞生：当被卡加梅率领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击败的胡图族拖家带口逃进扎伊尔时，国际媒体对他们争相报道，凶手变难民，联合国难民署与上百家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新闻媒体从业者涌向胡图族，为他们搭建巨大的难民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帐篷、食物以及药物。而这些刚屠杀了上百万图西族的胡图族们，将杀人的砍刀心安理得地放置在难民营中，堆砌如一座小山一般高。自此，难民营成为胡图力量的大本营，他们利用人群中体弱的老弱病残作为人质，用人道主义为自己输血，并嚣张叫嚣要“回去完成工作”，即继续屠杀图西族人。国际救援机构看在眼里，却并没有叫停，有的组织无法接受自己在为杀人者输血，撤退离开，但其他救援机构又会争先恐后地包围上来，希望分得一杯国际社会好名声的羹。引用原文中一段令我振聋发聩的片段：“‘只要流血，就有关注。’这是新闻编辑室的老谚语，而卢旺达的血已开始干涸了。” 随着蒙博托对扎伊尔裔图西族的赶尽杀绝，和对胡图族的鼎力支持，卢旺达新政府展开对蒙博托和难民营中的极端分子的清算，同时解散了所有驻扎在扎伊尔及其边境的难民营。然而就在基贝霍营地中，爆发了一场暴乱和屠杀。尽管多方说辞不同，但不可否认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其中针对胡图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杀戮，在场的外媒纷纷下场指责卢旺达爱国阵线之残忍，行种族灭绝之事——这一次他们长了眼睛，却选择用各打五十大板解释卢旺达这片土地最残忍、沉重的历史。这公平吗？当正义在这片土地迟到的时候，它就已然是既定的缺席、永远的消失。 尽管国际社会在此后的几年承认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承认这是一场本可以制止的种族灭绝，但仇恨的因果已经在卢旺达成长为一颗不能轻易撼动的苍天巨树。这里或许已经没有胡图族，没有图西族，没有好和坏，黑与白，只有杀人者和亲人挚友被杀者，这两个身份可以在两个种族，甚至是一个人的身上来回变化。而事后法庭不予审理的无力，正义无法由第三方伸张，又加剧了这一现象的恶化。 新政府结束后，卢旺达已经消除了写有种族划分的身份证，他们在血腥的土地中重新建起房屋——还是用那些砍刀——杀人者与被杀者做回邻里，难民流亡者重返家园，在种种复杂且极具冲击和痛苦的情感中共同建造新的家园。或许终止仇恨的方法就是用绷带死死勒住那条断掉的胳膊，在无尽的疼痛中寻得止血的方法——这里的疼痛就是那些幸存者已经无从提起的正义。 “卢旺达的图西族就是这么数着年过活的：以一种跳房子的方式——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有时在他们不觉得恐惧的时候，会跳过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时则会放慢速度，度日如年。”大屠杀不是一件历经100天就会结束的事情，它的恐怖在于：在100天前，已经有无数人丧命，人们的鲜血却只是滋养仇恨的养分；100天后，仍然有人在死去，这世上的所有因素都可以轻轻碾死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许多逃过了两次屠杀的人，最终在屠杀结束后因为屠杀而死。所以我们怎么能说，卢旺达的大屠杀已经彻底结束了，像一部电影、一部小说？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传记，它或许夹杂了作者无法只作为旁观者的感情和主观判断，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本对未来的预言书。“在这里的人永远在等待下一场战争”，上一场战争结束了，代表着下一场战争就要开始了。今天，卡加梅总统执政的卢旺达和刚果金的冲突，正是这“下一场战争”的预兆，是一个既定的、无法轻易说结束的历史遗留问题。历史再次带我们走进循环，它的庞大身躯，可能要我们世世代代才能得以完整见证。 但在阅读这本书时，给我最多冲击的永远不是国际嘴脸和局势政变。“这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死者。你没法亲眼见到所有暴尸荒野的死者。你只是听到几个数字——80万，100万。让人心生畏惧。”“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100万个人就是一个统计数字。”当尸体的作用仅剩证明一场屠杀有多惨烈，以及写进媒体新闻里成为博眼球的道具，我们还能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吗？书中一个片段这样记录道，两个联合国驻卢旺达人权代表团的观察员分享了他们绝望的所见所闻：“你做的事都是你不想在照片上看到的，比如接住人们乱扔的婴儿，比如在尸体上走”。身处和平年代、和平国家的我永远也想象不到这样的场景，永远也不敢想这样的场景，而这是战争中最常见的景象，它仍然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地球上上演，我却是袖手旁观的一员。 作者菲利普在等待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开馆前，手里握着的报纸头条写着卢旺达种族灭绝受害者的尸体相互拥挤，堵塞了河流。如果说纪念死难者同胞的博物馆在告诫人们勿忘历史、警惕悲剧再次发生，那这份报纸上真真切切、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惨剧就是对这句口号的破灭。不如说博物馆就是一座巨大的坟墓，预备埋葬我们明知道即将会死去的人，而这也是为全体好战的人类准备的坟墓。 这片血腥的土壤会好起来吗，埋了人骨的土地还能开出花、长出草吗？1997年，一群不愿向种族灭绝分子低头的女学生和一名修女被残忍地杀害了。这些十几岁的少女们在睡梦中被叫醒，拒绝了按照种族站队，坚持称自己为“卢旺达人”。她们印证了这片土地最初的民族凝聚力，最初的反抗精神，以及最勇敢的捍卫底线的行为。只是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群姑娘，一群孩子，一群人，请不要仅仅只留下他们的精神，请保护她们的生命一同被留下。 谨记我们在这世上所有屠杀中得到的教训，愿逝者不再痛苦，现实的哭声得以平息——愿永葆世界和平。

与之共存，然后低头赶路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多么触目惊心又不符常理的一句话，可这就是在三十二年前卢旺达发生的事实。 最近断断续续的读，闲暇也了解过卢旺达这个非洲异国的各式的历史。现任总统卡加梅常被比作“非洲的新加坡”的缔造者，现在的卢旺达一度成为许多旅游博主口中的“非洲之光”。1994年大屠杀后，卡加梅领导爱国阵线终结了暴乱，2003年起废除民族标签身份证不再标明种族，统一身份为“卢旺达人”，设立超过1.2万个“加卡卡”社区法庭，审理了190多万起案件，在基层寻求宽恕与和解，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拯救者和终结种族仇恨的强人。 评价一般是因为外文纪实及翻译实在冗长乏味，但历史确实可鉴可阅之点颇多。 希望卢旺达可以有更多卡加梅的模仿者，可不是让卡加梅成为昙花一现，继续进行非洲优秀的匹配机制。 抚平卢旺达之痛，也许多少年都不够，卡加梅的选择是：与之共存，然后低头赶路！

基加利阴天、微雨阵阵；此刻我正坐在千丘酒店（卢旺达大饭店原型）的泳池边，抿了口醇香的咖啡。 书的写体很像是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可南京大屠杀至少有怀恨的对象，然而读完这本书，却是一片茫然；毕竟这是一场医生对病人、病人对医生、牧师对教徒、教徒对牧师、邻居对邻居、丈夫对妻子的无差别屠杀。 之前略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将此怪罪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毕竟一旁就是利奥波德的黑暗之心；只能说，比利时的黑暗统治种下了因，引发这次近在眼前的种族屠杀事件的是一连串的因素。 首先是比利时所强加的民族意识并积攒了潜在的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大部分的来源是由于工作岗位及贫富差距。80年代后西方对卢旺达的资金扶持大幅削减、政府预算砍掉一半，连年歉收、政治腐败、经济崩溃。而为了讨好西方政府，不得不进行的民主表演使独裁者的权力再次蔓延，高压政治，整个社会已然处于崩溃的边缘。通过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的例子屡见不鲜，卢旺达也不例外，战争使人狂热到足以忘记原本的一切，而这一切的形式，不过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煽动。 实施暴行的人，会以为实施更多的暴行便能掩埋他的罪恶，而选择拯救的人，则意味着要跟所有的暴徒谈判；书中的保罗相信自由意志，他清楚自己的行为基于自我选择，并拒绝比较。这让我想起《项塔兰》中的一段话“我仍然明白我是自由之身，我有权利选择是痛恨亦或原谅面前这个拷打我的人”，保罗正像是南京大屠杀中的“辛德勒”，我很难体会大屠杀中度日如年的感受，亦或是麻木，但一旁的泳池，正是当年一千多难民喝水的地方。 卢旺达大屠杀影射了整个非洲大陆多数国家在纷纷独立后陷入无序混乱，更是一场全人类的孤独与悲哀；这种感觉正是你看见路边有人在虐待一条狗，你会上前制止它，更何况是人呢？人们常常对眼下一条猫狗的死亡感到伤心惋惜，而对几千公里外的大屠杀无动于衷。 虽然无数的信息传递到了足以组织这场屠杀的地方，但所谓的国际社会容忍了种族灭绝，联合国认为吃尸体的狗是个公共卫生问题；克林顿政府不想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便假装这不是一场“种族屠杀”，强行扭曲事实并混淆意识形态；巴黎和基加利间的沟通仍旧持续不断，诚恳且时常是露骨地策划着阴谋以挽救其军事投资和政治威信；联合国设置的难民营仍给极端种族主义者提供庇护。 群众是缺乏想象力的，信息所掀起的涟漪往往滞后，大浪亦成于微澜之间，往往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警惕平庸之恶，真正的英雄，是难被世人所看到的。 在结尾卡加梅所言“我们没有办法”，这正像是改革开放后四面环敌的中国；一方面是放下向前，其背后是深深的无奈。 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卢旺达基加利已成为了中非治安最好的城市；我无法去问当地的人们如何放下，如何看待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我想我只能得到一个无解的答案，我们都需要找到解开手铐的钥匙。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阅读这本书的契机是作为一名阿森纳的球迷，我看着Visit Rwanda的袖口标志伴随着阿森纳走过了8年的时光，就是这句简单的Slogan让我记住了卢旺达——这个距离我很遥远、生活迥异的地方。8年的时光里我又时不时地接收了一些关于卢旺达的信息，无论是从一些自媒体博主的游记、“奇葩小国”系列还是影视作品，甚至是来自卢旺达的中文学习者。这个遥远的曾经只是扁平地存在于一件球衣袖标上的地方，更加立体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所以翻开这本书是水到渠成的。这是一段不愿被回想起的、被世界漠视的惨痛历史。 这是一本关于人们是如何想象他们自己和他人的书，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想象我们自己世界的书。 事件简介一个国家将原本团结和睦的卢旺达人人为地分割成两个民族，以便更好地控制这里。几个国家从中作梗，互相都不让彼此从卢旺达捞到好处。走向和平，而不是疯狂，似乎才是彼时卢旺达命中的意外。 而对那些成为猎杀目标的人来说，生，而不是死，似乎才是命中的意外。 这场发生于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直接或间接造成了80万至100万人的死亡，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个死亡的数字甚至是不可统计的数字。 人民就是武器，这意味着所有人：所有胡图族要杀光所有图西族。这种安排除了能确保明显的数量优势之外，还排除了任何可能出现的问责。如果每个人都被牵连其中，那牵连就变得毫无意义。 “只要流血，就有关注。​”这是新闻编辑室的老谚语，而卢旺达的血已开始干涸了。 20多年过去了，曾经流血的伤口会结痂，痂皮会脱落。可始作俑者们中的绝大部分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得以善终。心伤难愈，但卢旺达人选择带着伤痛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卢旺达。 他们要重新建立卢旺达属于所有卢旺达人（无论高矮胖瘦）的观念，以免这种团结的可能性被永久摧毁。 细节对比故事不长，可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的人生。人类会从中吸取教训吗？或许就像一些人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可能是由于作者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新闻记者，他用了一些笔墨去记录和描写美卢两国的领导人面对事件的做法以及为人，让人印象深刻。 克林顿是那样的道貌岸然却又贯会扮作无辜，所以他总是能“万花丛中过，片言不沾身。” 而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卢旺达领导人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作者他一面指责卡加梅说他独裁，一面又忍不住对卡加梅进行大量梦男般的描述： 政治领袖们通常都喜欢讲述他们的童年，那些成长的岁月，快乐与悲伤，他们的传奇可以通过回溯性的技巧来预示其伟大。但卡加梅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公众人物；不是害羞的那种——他说起自己的思想时是非同一般的直率——但并不咄咄逼人。他衣着整洁，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人说他喜欢参加宴会、跳舞、打台球，他也是基加利体育俱乐部网球场的常客；他的士兵既敬畏他又崇拜他，他们把他的名字写进很多诗歌里。他在卢旺达无疑是被谈论得最多的人，但在公共生活中他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魅力，或者是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式（charismatic）的人物。我的意思是，他散发出的热情微乎其微，但他的冷静很有威严。即便在一间挤满了人的房间里，他也会给人一种孤独的印象。他是个战术家：他的背景是军事情报、侦察和游击战；他喜欢研究和预测别人的行动，同时让自己的行动出人意表。 如此对比，读来实在让人记忆犹新。 尾声阅读此书时，恰逢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办。我并不是任何一支球队的粉丝，也不算是世界杯的观众，我看的唯二的两场比赛是“英格兰vs刚果（金）”“佛得角vs阿根廷”。当我看到刚果（金）的防守队员摔倒后，第一反应不是护住自己而是拿头去抢那个没有抢下来的球的时候，有点儿笨拙却拼尽全力的样子，我被震撼到了。他们把这两支传统强队打得很狼狈，让赛前一度低看他们、对他们漠视忽视的名嘴们承认是他们看低了。 是想让自己被世界看到、想让自己的国家被世界看到、想通过自己的表现给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带来希望的迫切使他们迸发出了最大的能量，很多球员都谈到了这些。他们也让我明白，尊重不是依靠别人施舍来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意志赢得了尊重，或许终有一天会用头顶破这不堪的命运，走得更远。 故事的最后，作者将这一复杂的事件落脚于两所极度具体的女子寄宿学校，胡图族可以活下来而图西族将被杀掉，可女孩们拒绝了屠杀者们按照图西族和胡图族区别站开的要求。 在这两所学校，姑娘们都说自己仅仅是卢旺达人，她们因而遭到殴打和不加区别的枪杀。卢旺达人不需要牺牲者了，也无法承载更多尸体成堆的景象了。我们都不需要了。但对于那些本可以活着，却选择了称自己为卢旺达人的勇敢的胡图族姑娘们，我们能否从她们这些榜样身上获得一些勇气呢？ 所以，卑鄙真的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却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有人说你的发愿要足够大才会实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过一种宁静平和的好日子。我希望就像那对爬上纽约帝国大厦的情侣在旗帜上写的那样：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浩大凶杀案，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里的情节有着诡异的相似：所有人都知道杀戮即将发生，但没有人警告被害者；手执凶器的杀人犯大肆张扬，要以荣誉和正义之名杀害邻人，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确定真的会下手；从凶手到旁观者，没有人能够确定被杀者是否真的有罪；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待最后一片雪花落下，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都有了一重全新的身份：凶手，或是被害人。（阅读时间：2020年12月27日-29日；自评：8.0；推荐指数：★★★★★）

1. ​​“当你因为压迫而屈服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这也说明种族灭绝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 2. ​​“这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3. ​​“十一抽杀（decimation）是指人口中每10人要杀掉1人，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一项大屠杀计划摧毁了卢旺达共和国。”​​ 4. ​​“政府采取了一项新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在该国占多数的所有胡图族都被号召去杀死占少数的图西族。”​​ 5. ​​“他们说：‘喂，他可能事后会告发我们的。他必须杀人，每个人都至少要帮着杀掉一个人。’所以这个不愿杀人的人就被迫照做了。”​​ 6. ​​“人类克服自然的努力，这是唯一的希望。这是通向和平与和解的唯一道路——全人类共同对抗自然。”​​ 7. ​​“当你因为压迫而屈服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