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在历史上，腐败和吏治问题循环往复地出现在各个朝代的更迭之中。不从制度安排上考虑，而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去解决，最多只能标榜个别典型的美谈佳话，而无法被普遍接受和实施。当现实的生活开支完全无法依赖正常渠道的收入时，贪腐便成为了事实上的必须。而这种隐晦化极度不透明的灰色收入毫无标准，全仰赖于不同人心中的准绳。明面上的永不加赋于是成为了粉饰太平，自欺欺人。唐朝的人性化俸禄结构和北宋的高薪养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腐败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对权力的制约限制。王安石变法将皇权从牢笼中解放，虽说国家增收显著，但自后最高权力的制约却被牺牲。无奈明清皇帝进一步承袭元制，官吏在民间便逐渐成为了一手遮天，皇权不下县的存在。晚清时代海关由洋人代管却成为最为清明的政府机构，其间的讽刺不言而喻。腐败问题植根于人性，它需要客观上给予掌权者体面的收入并进行科学透明的监督以增加贪腐的机会成本，同时也需要在主观上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同来提升心理上的满足。这并不是依赖简单的限制、惩罚便能轻易实现的，更不是在一切以物质为导向的价值理念中能轻易实现的。其实，腐败问题既可以放大到一国，也可以缩小到一个组织。科学的激励体系设置和内部监督机制，加上持久形成的企业文化，或许能某种程度上缓解问题。 历史地来看，税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不考虑经济规律的永不加赋只能是自画牢笼，并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求名与求实，往往是最艰难却又是最必要的选择。 全书对中国郡县制以来的财政制度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描述了作者对于清朝时期的研究成果，部分内容与作者关于曾国藩的一些作品重复。

#张宏杰作品：《简读中国史》 本书是张宏杰所著的第二本简读中国史，专题是：中国历代腐败背后的权力与财政。 从秦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以来，一直到清代的2000多年，自上而下的官僚机构成为皇帝统治的代理人，并暗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其腐败模式基本上大同小异。这在前几天读的吴思先生所著的《潜规则》一书中已有充分分析，不再赘述。 提两个有意思的数据： 一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开始由专制君主制转为君主立宪制，英国政府由国会组建，而国会议员又是主要的纳税人，因此英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增，远超人口众多但实现君主专制政体的法国。因此英国在与路易十四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路易十五的“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中均因财政优势而获胜。到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财政收入已超过一亿两白银，而道光朝的财政才4000万两白银。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科技落后只是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早已注定了战争结局。 第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交由英国人赫德管理。此前的中国只开放广东对外贸易，海关被称为“粤海关”，关税是皇帝私产，不入户部国库而交内务府，每年也就2、3百万两白银。而且海关官员高度腐败，落马官员前赴后继。极具讽刺的是，赫德上任总税务司后，引入英国会计制度并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关体系，经过45年经营，中国海关成为大清帝国最廉洁高效的政府部门，没有之一。到1908年赫德退休，海关关税已近4000万两白银，占了整个中央财政收入的40%。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地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为清政府续了几十年的命，而清政府对赫德也非常满意，授予其尚书衔，赫德去世后又追授太子太保。

作为系列的第二本书，在两千多年往复循环这种历史悲观情绪之下，在皇权仅一人其余皆奴隶这种历史悲观情绪下，“腐败”，这个本该沉重的话题似乎都显得没有那么沉重了。 作者几乎是开宗明义，在自序中就指出，腐败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性腐败的基础是权利支配一切，且由此必然带来的权利不受约束。但匪夷所思的是，作者随后就把“权利支配一切”这一论点单一化的指向了“薄俸”，观点先行，后面连篇累牍的论证在历史的每一个朝代俸禄的厚薄如何与腐败的强弱呈现负相关关系。 尽管观点单薄而不全，注水痕迹随处可见，不及第一本的诚意，但所论之处也有可取。获取权利所需的巨大投入、拥有权利所有的巨大空间都与薄俸格格不入，加之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匹配，总总陋规随之而生。陋规的无处不在，把腐败与否从一个严肃的法治问题推向了一个脆弱的道德问题，放佛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手指轻轻一推，就跟从下坠的力量落入深渊。 书中观点大体如上。但周六的下午，当夕阳的余晖铺满篮球馆的木质阶梯时，我看着手中的书频频失神，却全然不是因为这些观点的触动，而是因为作者几乎不经意的两声感慨——他说，康熙作为千古一帝，晚年面对腐败，早已失了当年的进取，除了一句“朕心深为失望”的叹息外，别无所能；他说，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温和宽容的态度。我想，他们都只是累了，心力流失之下，无力再去同这人间一争高下。 终归，要怎样坚定的意志，怎样不倦的内心，怎样充沛的热爱，才能不放弃任何一点美好或追逐？

腐败的根源是不受约束的权力，道德在权力面前毫无力量，唯一可以约束权力的只有法制。

跳出表面史实，直击权力结构的核心困局。道破历代反腐循环往复的本质，看透人性、财政与制度的层层羁绊，读懂王朝起落无法绕开的深层历史宿命与现实镜鉴。

以中国科举取仕的传统，那些饱读诗书的举人、进士，不能说生来就是恶人，但往往绝大部分都和光同尘、同流合污了。 这就是制度性腐败的害处，“权力支配一切”、“权力不受约束”，这种制度设计，使腐败总是不能断绝。

难有闲心，籍此对最近自己看书看到的内容简短总结。 首先，我不喜欢古代的朝代，特别明清，容易看得珍惜粮食，低血压的可以看。以前看明朝那些事的时候对明朝观感还很好。后面看它的内容越多，加上我越感觉老百姓才是历史的主体。我就越讨厌他。中央集权越来越严重，皇帝没把人当人，文官集团也没把人当人——每一份土地兼并后面都是农名失去土地。每一任皇帝的好坏就直接决定几十年内老百姓要死多少。 下面开始写最近看了啥，首先是历代以来的腐败问题，为何腐败千年不断？德治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封建社会中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文化、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安排、普遍的低薪制导致腐败几乎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古代的监督机制是封闭的，是皇权的附属和加强，在这样绝对的皇权体系下，监督都是自上而下，缺少底层的制衡。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检察机构是否依附皇权都直接决定腐败的规模。偶有的一些好的措施也会随着那任皇帝人亡政息。 汉文帝时期想过给官员高薪，但哪怕他所在一朝被后世称为文景之治，国家财政上也无法负担。武帝设立十三州刺史，试图以位卑权重的监察官去监督地方高级官吏，同时西汉维持一套相对合理的官僚俸禄，希望官员有体面收入从而减少贪念，只是到东汉之后俸禄制度逐渐失衡，监察机构被官僚集团同化，原本的监督职能不断弱化。遂失效。 北魏的反腐非常现代，北魏朝廷彻底放开民间监督渠道，明文下诏允许天下普通百姓直接进京检举违法失职的地方守令，以民间力量弥补皇权监督的盲区；同时首创官员终身追责制度，官员即便离任、调任、退休，过往任职期间的贪腐罪责依旧终身可溯；除此之外，朝廷会频繁派遣中央特使突击巡查地方、核查官员家产，对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不明财产直接判定为赃物定罪。但因为北魏是游牧起家，他们官员的财富很多来源于战争掠夺，武官不贪也有来钱的路子，文官要守家，来钱就只有靠贪污了，这个时期有个清廉的大臣（名字忘了）清白立家死了都没钱埋，还是朝廷凑钱办葬礼的。故而缺乏财政兜底的反腐制度无法长久，最终所有举措逐一废弛，昙花一现。 唐代出现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在制度上严禁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牟利，同时配套优厚的官员俸禄与职田补贴制度，保障各级官吏体面生活与办公开支，以厚禄养廉。初唐、盛唐依靠这套完善体系维持了长期的吏治清明，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中央财政被严重透支，中央对地方的管控权力大幅弱化，审计体系瘫痪。 宋代官僚俸禄是历代最为优厚的，除基础俸禄外，还有职钱、禄粟、衣料、茶酒、厨料、车马补贴等数十项额外福利，但基层官员收入堪堪度日，高层官员待遇极其优渥，但高薪养廉需要巨额财政支撑，优渥俸禄催生了庞大的冗官、冗费体系，且宋代反腐只重待遇、不重限权，官僚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依旧可以大肆权力寻租。比如南宋军费开支大，税收少，地方就自己加税收。 元代是制度粗糙、体系残缺的朝代。元代既没有完善的官僚俸禄体系，也没有规范的财政发放制度，官员俸禄时常拖欠、克扣，底层吏员几乎没有合法薪资收入，只能依靠盘剥百姓维持生存。朝廷名义上保留前代监察机构，但形同虚设，从中央到地方吏治全面松弛，贪腐从王朝建立之初就成为常态，其他朝代至少最开头都还好。 明代是反腐力度最极端的朝代。因为朱元璋出身底层，年少多被财主压迫，极度憎恶贪腐，开国明文规定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即可处以极刑，首创剥皮实草等刑罚，；同时发动民间力量，颁布《大诰》全民普法，允许普通百姓直接捆绑贪官赴京告状，沿途官府不得阻拦；但明代推行历代最低的官员法定俸禄，正式俸禄微薄到无法支撑官员基本办公开支与家庭生计，官员履职必然产生耗材、应酬、公务往来的刚性成本，而朝廷完全不予兜底。所以出现一次录两百多进士，全贪全死的情况。后面官员死太多，出现官员带枷锁办公，到点再死。 清代非常喜欢明朝的制度，几任皇帝都称赞这套体系超过唐宋。在这一朝代更能直观体现皇帝的性格会很大决定朝廷的风气。康熙比较宽宏大量热心，所以刻意包容官场小额陋规，导致陋规从私下潜规则演变为半公开的制度性腐败（各种送礼）。雍正刻薄寡恩，对人冷酷，登基后推行养廉银制度，从国库划拨专项财政资金，根据地方政务繁简、辖区大小、任职层级发放高额养廉银——给他们百倍工资的奖励，替代以往的灰色陋规，同时清查亏空、严办贪腐案件、追缴赃款亏空，要求各省补回欠缴税收。乾隆崇尚儒家，喜欢模仿他爷爷，养廉银制度逐渐缩水，官员再度依靠权力盘剥牟利，陋规死灰复燃。 清朝外地的官有补贴，京官特别穷，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中进士几年都没去赴任，因为没钱在京城做官，还是他一个远房的叔父可惜家里有个读书种子给他五十两的路费。他去京城做官也是穷苦，住小巷，妻子从来不出门与人社交。清朝末期吏治腐败，朝廷的禄米已经全是烂米了，别的官都不要，只有刘光第会拿回去还自己吃，并安慰自己说还好全家肠胃好，能吃下这种米。 另一部分是，世上最命好的人乾隆。乾隆生辰八字，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当时的算命批语判定这是大富大贵的上等格局。 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并非出身显赫豪门，只是雍亲王府里一名普通格格（宫女），早期地位低微，乾隆的命运转折点来自祖父康熙，康熙晚年对于立储问题十分苦恼，作为一位有远见的君王，他考虑皇位都会考虑孙辈皇帝是谁。他在圆明园见到少年弘历，十分喜爱这个孙辈，把他接到宫中亲自养育，康熙喜欢给人看面相，还专门看了乾隆妈妈的面相，康熙喜欢乾隆这件事也深刻影响了雍正的储位竞争，雍正即位之后首创秘密立储，早早把弘历定为下一代继承人。乾隆无痛继承皇位，没有废一点力气，在此基础上还有祖父康熙打下辽阔疆域，父亲雍正留下充盈的国库，好用的大臣。老爹死得早，早早就即位，老婆青梅竹马感情好，母亲没文化没跟脚不抢自己权，自己身体好。没有外戚，没有权臣，没有父子相争，没有后宫干政，没有财政危机，没有党政。中国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存在都在他这里消失。本来妻子可以算作他的软肋来点外戚，但妻子死得早。乾隆一生四万多首诗，写的好的基本全是怀念亡妻的。他过大寿的几首自称功盖所有皇帝的诗也比较有意思。他自认开疆扩土文治武功都是千年里面最出色的，所作的举措都为大清一亿万年打下根基。 当然他也面对历史上别的君王都没有面对过的挑战。之前写过的叫魂里面已经写过，也就是16几几年了，时代变了。而且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百姓不再因为害怕征税而隐匿人口，推广玉米、番薯这类高产外来作物，粮食总产量大增，到乾隆统治中后期全国人口从一亿左右突破三亿，几十年人口近乎翻了三倍，耕地面积虽然也在扩张，山地、河滩、边疆土地被大量开垦，但耕地增长速度远远追不上人口的增速，人均占有的土地持续下降，很多人失去土地，变成流民，粮食供给的压力猛增。即便风调雨顺，普通老百姓也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生存状态，也就是所说的饥饿的盛世，国家国库充盈，可底层民众容错空间小，一旦遇上水旱灾害，就容易爆发饥荒，流民四处流动，威胁社会安定。 清政府这个时候依然很封闭，比如排斥外来人群，华侨在海外被虐杀清政府知道之后只说活该。而且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以示他们社会地位低人一等。特别是清政府严禁他们同普通中国人交往，特别是不许外国人学汉语。中国人要是敢于教外国人读书，那是死罪。 清政府和外商的来往基本通过十三行，所谓“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了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先卖给十三行，由十三行再去转卖。不管这十三行给的价格多低，你都得卖他们。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多高。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也不得直接找清朝政府反映，只能通过“十三行”提出请求。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十三行的管理。 清朝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不过，清朝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非常感兴趣。清代的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非常厉害。外国商船到了广州后，要想靠岸，每条船就要交给各级官员以下礼金： 官礼银六百两；通事礼银一百两；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这些钱，加一起，总计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 乾隆为了不超过爷爷康熙的在位记录，也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乾隆六十年的时候禅位给嘉庆。禅位只是名，权力微给，日常事务给嘉庆，军国大事官员任命还是他。他因此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往很多文物上盖章写字。

不知为啥评分那么低，从从来未见的角度了解历史，原来历代的统治者并不像经营一个大企业一样想着把国家治理好，而更像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连自己的官僚系统都不维护好，底薪得无法生存，默许其盘剥百姓，侵蚀统治根基。三百年的轮回就来自这吧。

作者写书越来越投机取巧图省事了，本书大量引用史书或别的著作，然后发表一下评论，这已经是惯用手法，引用的文章几乎占了本书的一半，而且很多时候引用了也不翻译，导致我们这些古文盲看得半懂不懂，影响阅读体验，果断差评，望作者端正态度，写书用点心出点力，不要老想着制造文字垃圾圈钱，不要辜负了支持你的读者

今天图书馆偶然发现，大概三个多小时看完。一句话概括:翻翻还行。 感叹历史上那些著名人物，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毕竟任何人逃不脱时空的局限。 文中一句话较为经典: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却必然到账腐败。 大权在手却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谁又能无动于衷？ 联系到今日经营企业，无数次验证:工资高的时候，企业效率最高，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