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讲中国社会经济史

钱穆讲中国社会经济史：课堂上的钱穆，比书斋里的更近 这本书不是钱穆亲手写的，是他学生叶龙根据五六十年代在课堂上记录的笔记整理而成。它不像钱穆其他那些结构严谨的著作，而更像一份被速记下来的讲稿，带着课堂特有的松散和临场感。这种形式本身就有一种褪色的私密性：你翻开的不是一本出版成书的思想成品，而是当年某个教室里，一个学生伏案记下的字句。那些段落之间的跳跃，偶尔出现的重复，正是课堂上思维在展开过程中留下的真实痕迹。 内容上，钱穆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把中国社会经济史重新串了一遍。他讨论的不是孤立的田制、赋税或商业政策，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相互影响。他认为经济从来不是独立运作的领域，它始终与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阶层流动交织在一起。这个视角在今天依然有它的穿透力，尤其是当经济史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数据化的时候，钱穆那种“先看整体再拆细节”的方式，反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观看距离。 作为一本课堂笔记的整理本，它的质量分布并不均匀。有些篇章线索清晰、观点完整，有些段落则零散地落在记录者的速记习惯中。不是每篇都能展开成一个完整的论述，像河流入海前最后一段的散流，时而开阔，时而窄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保留了一个思想者在讲台上的现场感。那些随口举的例子、对某个史事的突然停顿、对学生的提问做出的即时回应，比任何经过反复修订的文字都更接近思考发生的瞬间。叶龙在序言中也坦诚交代了这种笔记体裁的局限，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恰恰体现在这种坦诚之中。 合上书，你会觉得那些笔记中可能有一些未被充分展开的段落、一些思考的碎片，但真正重要的，是它们共同留下的那种态度——对待历史时那种不急不缓、一层一层深入阅读的习惯。它不像一本完整的著作那样自足，但它提供了一种更私密的阅读体验：你坐在一个已经不在世的老师课堂里，听他逐字逐句地拆解那些你从未真正看清的事物。这本身，就值得你坐下来。

终究是笔记整理成书，各篇质量参差不齐。作者在序言里面有交代，对读者较为尊重。 绪论、第一篇和唐后几篇的内容相对较好。哪些内容为前人书中所载，哪些是钱穆先生推演，可信度几分，读者自可从篇中看见。钱研究社会经济，经史子集，皆为论据，乃至汉字构成，亦可寻得经济发展痕迹。这在无法用电子搜索的纸书年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非苦功无可得。读时偶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旧纸堆里觅新章”之感。 中间几篇有些杂乱、重复，毕竟是笔记整理而成，但就整体而言，还是便于读者快速简要了解各时期特征，有些观点和总结也可算字字珠玑，总结概括的很精要。 总结一下就是：瑕不掩瑜！

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如何研究社会史》

叶龙，沽名钓誉之辈尔。观其所言，皆主观臆造也，而以恩师之名，行销于世，是为厚颜无耻之徒。挂羊头卖狗肉，有名无实。可耻可耻。

1971年，叶龙开始投资股票，小有收获。他兴奋地与恩师谈论，却引来一番叱责： “弟之近况一切不如意为念，然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此一滥字，切当好自体会。来书甚道股票事，斯人各有志。” ——钱穆一生淡迫名利，寂寞之滨，晚年清苦凄凉，96岁去世时从无置产，遗产只有一副眼镜、一对拐杖。叶龙却截然不同。埋首旧学之余，他练就了一身炒股的好本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写股评，炒股票，并以港币88000元买下第一套房。

钱老的课，语言精炼，通今博古，古今中外典故学说，信手拈来。值得细读。

优点是短而精、观点分明，缺点是繁体看得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