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宋代的家族、地位与国家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是美国宋史学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本书通过考察两宋宰相家族与浙江婺州地方精英群体，揭示了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权力精英如何从唐代世袭贵族转变为凭借科举、婚姻和人际关系网络维系地位的新型士大夫阶层。 以下笔记基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精选版（刘云军译）整理而成。 --- 《权力关系：宋代的家族、地位与国家》读书笔记 关于作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主要研究宋元时期的性别、妇女与家庭史。 核心问题：在宋代（960-1279），亲属关系（家族）、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之间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与唐代门阀贵族相比，宋代精英阶层发生了怎样的本质变化？ 核心论点：宋代的权力结构经历了从“贵族精英”向“官僚精英/地方精英”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科举功名取代了血统成为最高身份认同，而婚姻网络与地缘关系则成为维系家族权势的关键策略。 --- 一、 研究路径与史料基础 1. 研究视角 本书并非采用宏观制度史叙述，而是选取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进行“双轨制”考察： · 中央视角（宰相） ：考察两宋最有权势的宰相家族，分析政治中心精英的构成与流动。 · 地方视角（婺州） ：聚焦浙江婺州（今金华）地区的本土精英，观察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2. 史料运用 柏文莉大量使用了墓志铭作为核心史料。她指出，唐宋墓志的书写辞令发生了明显变化——唐代墓志炫耀血统和门第，而宋代墓志则更强调个人仕途、科举成就以及家族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 二、 上编：中央精英——宰相群体的权力逻辑 本书的前半部分以北宋宰相家族为切入点，分析了“上升”与“延续”的机制。 1. 权力的起点：出身背景 通过对宰相家族背景的量化分析，柏文莉得出了一些关键数据： · 多元化趋势：北宋初年，宰相多出自五代以来的官僚家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低级官员甚至平民家庭的宰相比例增加。 · “新血”的注入：虽然科举为底层提供了上升通道，但数据显示，能够位极人臣者，绝大多数仍出自已有一定官宦背景的家庭（即“累世公卿”），纯粹的“白丁”跃升为宰相属于小概率事件。 2. 权力的地理：首都的吸引力 · 开封的垄断：北宋时期，开封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社会流动的枢纽。许多精英家族为了仕途，选择在子孙发迹前就举家迁往开封或其周边。 · 利益分析：开封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优的科举解额以及无可比拟的政治社交圈。定居开封被视为进入权力核心的“先兆”。 · 南宋的转变：随着北宋灭亡，首都临安（杭州）未能复制开封的绝对垄断地位。这促使精英阶层“地方化”，越来越多的家族选择扎根于两浙、福建等地方路州，而非完全依附于首都。 3. 权力的维系：婚姻策略 本章是全书的亮点之一，揭示了精英家族在不确定性极高的宋代官场中如何“避险”与“投资”： · 保守策略——门当户对：宰相家族倾向于在权力圈内部通婚（如两宋之间的吕氏家族、王氏家族）。这种“强强联合”旨在通过姻亲网络巩固既有政治资源，在党争激烈的环境中寻找盟友。 · 进取策略——榜下捉婿：这是一种风险投资。高官们热衷于将女儿嫁给科举成绩优异但出身贫寒的“潜力股”进士。 · 案例分析：晏殊将女儿嫁给富弼（后来成为宰相），王旦将女儿嫁给韩亿。 · 社会学意义：这种策略实际上开放了社会流动的通道。老牌贵族通过女婿的才华延续权力，新科进士通过岳父的提携进入权力中心。这是一种动态的、基于“能力+资源”的阶层再生产模式。 · 政治风险：婚姻虽能带来助力，但也可能因“恩荫”或党争牵连而招致皇帝猜忌（如赵普与李崇矩联姻即被罢官）。 --- 三、 下编：地方精英——婺州的个案研究 本书的后半部分转向地方，考察那些未能进入中央决策层、但在地方上极具影响力的士绅家族。这部分呼应并修正了韩明士（Robert Hymes）关于抚州精英的研究。 1. 地方精英的兴起 南宋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南迁及印刷术的普及，地方社会开始形成独立的权力场域。 · 双重身份：婺州的精英们往往具有“官”与“绅”的双重身份。即使某代人中无人担任高官，只要拥有科举功名（如举人、进士出身），家族依然能享受赋税减免和法律特权，从而在地方保持影响力。 2. 地方精英的维持策略 · 多元化的生存手段：相比宰相家族必须紧盯朝廷风向，婺州家族更注重在本地积累田产、经商以及从事文化活动。 · 地方性婚姻网络：与宰相家族可能追求跨地域的政治联姻不同，婺州的地方精英更倾向于在本地或相邻州县通婚。这种联姻构建了牢固的“地方保护网”。 · 个案分析： · 金华王氏：展示了南宋家族如何通过几代人的科举努力，从地方土豪转型为书香门第。 · 永康陈氏：展示了家族如何在动荡中通过依附不同政治势力来保存自身。 3. 宗族组织的功能 柏文莉观察到，宋代正是近世宗族制度（如义田、族谱、祠堂）的形成期。设立族产（义田）的目的是为了资助族中子弟读书赶考，将家族财富转化为文化资本，再通过科举转化为政治权力。 --- 四、 总结与评价 1. 理论贡献：“新精英”的界定 柏文莉指出，宋代精英与唐代精英最大的区别在于开放性与流动性。唐代精英是封闭的、基于血统的“贵族”；宋代精英是开放的、基于考试与联姻的“官僚-绅士”阶层。这个阶层虽然有进入壁垒，但规则是相对公开的。 2. “地方转向” 随着南宋定都临安以及北方领土的丧失，精英的注意力开始从“中央”转向“地方”。精英们不再像北宋那样削尖脑袋往开封挤，而是开始经营自己的家乡，这种趋势奠定了明清时期“士绅社会”的基础。 3. 批判性思考 · 数据局限：本书依赖的墓志铭数据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即能留下墓志者多为成功家族，失败者的故事未被记录）。 · 女性的中介作用：柏文莉特别强调了女性（妻子、母亲）在维系跨家族、跨地区权力网络中的核心纽带作用，这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是稀缺的视角。 五、 核心语录摘抄 1. 关于婚姻：“在宋代，婚姻不仅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更是对未来的政治投资。女婿往往是比儿子更重要的政治资产。” 2. 关于地位：“宋代身份地位的本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出身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个人在科举中获得的功名。” 3. 关于地方：“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指党争）以及首都吸引力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精英选择‘退守’地方，他们在地方上获得的权威，有时甚至超越了其在朝堂上的短暂荣光。” 附录：书中主要案例家族对照表 地区/类型 家族名称 时代 核心策略 结局/特点 宰相精英 真定韩氏 北宋 世代联姻、严守门风 北宋中期顶级家族，延续性强 宰相精英 东莱吕氏 北宋/南宋 学术传承、联姻 跨越两宋的学术官僚家族 地方精英 永康胡氏 北宋 由武转文 地方势力的早期代表 地方精英 金华王氏 南宋 科举、地方慈善 典型南宋地方士绅 总结评价： 《权力关系》是一本优秀的社会史著作。它成功地将枯燥的家族谱系转化为生动的权力博弈故事。对于想理解“科举社会”如何运作、中国古代官场裙带关系如何形成、以及“皇权不下县”背景下地方如何自治的读者，本书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框架。

书中柏文莉教授以科举制度、婚姻网络、经济纽带“三位一体”，论述宋代精英权力的生成机制。 唐宋变革之际，门阀衰落，唐代墓志强调祖先世系，到宋代则转向个人成就。尤其是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获取知识的门槛降低，教育成为新精英产生的生产力工具。但门阀转向士绅以后，宋代的宰相家族呈现出三代衰变的迹象，需要持续通过科举、联姻等方式来巩固既有地位。 另外北宋和南宋之间在政治、权力、精英多个层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北宋以开封为单一的中心，都城可以吸纳全国的人才，从而在周边形成辐射联姻，官僚体系也呈现开放性；而南宋因为国土面积狭小，精英多扎根地方，道学兴起，因此在地方出现多个中心，形成了区域性的封闭式婚姻网络。 作者还关注到女性在联姻中的枢纽角色，女性在家族联姻中常扮演决策者，婚姻网络围绕女性展开，从而引入“家取向”概念，血脉比家族对个人的成长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作者以2000余份墓志铭为核心，综合量化分析与个案研究，但局限性是案例集中于婺州，又依赖墓志文献，难免使其理论要打个折扣。

《权力关系：宋代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核心观念与详细思维导图 一、全书核心观念 本书是美国宋史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的代表作，属于宋代社会史/区域史经典研究，和邓小南聚焦朝堂政治文化的视角完全不同——它从精英家族的地位再生产切入，重新定义宋代的权力本质： 1. 权力不是单向的国家控制，而是国家与精英家族的双向动态博弈 国家通过科举、官僚体系吸纳和调控社会精英；精英家族则通过科举、婚姻、地方根基等策略主动经营、维持自身地位，二者互相依存又互相塑造，共同构成宋代的权力秩序。 2. 唐宋变革不是“门阀彻底崩溃、平民崛起”的简单叙事 唐代旧门阀并未完全消失，而是转换了生存逻辑：从靠血统世袭维系地位，转向靠科举功名+婚姻网络+地方资本的组合策略再生产阶层优势。宋代精英地位不再天生世袭，必须每代持续经营，否则就会衰落。 3. 南北宋是权力结构的关键转折点 - 北宋：精英以中央权力为中心，宰相家族通过联姻、科举深度绑定国家权力，追求全国性政治地位； - 南宋：精英转向地方化扎根，不再执着于中央高官，转而经营地方经济、文化、公共事务，地方身份可脱离朝廷官职独立存在，奠定后世士绅阶层的基础。 4. 婚姻网络是权力维系的核心枢纽，甚至重于父系宗亲 高官家族通过互相联姻构建政治联盟，地方精英通过姻亲编织地方势力网；女性在家族联姻中扮演关键决策者，母系、妻系的姻亲资源，对家族地位的支撑作用不亚于父系血脉。 5. 宋代的社会等级是连续的流动体 不存在固化的世袭阶级，科举提供了社会流动的通道；但精英内部有精细的身份分层，阶层优势可以通过策略代际传递，流动与固化同时存在。   二、详细思维导图 总纲：问题与视角 - 核心问题：唐宋门阀崩溃后，宋代新的精英阶层如何生成、维持地位？国家与家族之间是怎样的权力关系？ - 研究对象：两组对比样本——北宋宰相家族（中央顶级精英）+ 南宋婺州（今金华）地方精英（地方中层精英） - 核心方法：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以家族、婚姻、科举为切入点 - 学术传承：在郝若贝“职业精英/地方精英”二分、韩明士抚州精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更连续的权力光谱 上篇 宰相家族：中央权力中的家族策略（北宋） 第一章 唐宋转型：从门第世系到个人成就 1. 身份叙事的转变 - 唐代墓志：重点记述祖先世系、门阀门第，身份来自血统 - 宋代墓志：重点记述个人科举功名、政绩，身份来自自身成就 2. 旧门阀的转型 - 五代战乱没有彻底消灭世家大族 - 老牌家族主动调整策略，从“靠门第”转向“靠科举与婚姻” 第二章 北宋宰相家族的地位再生产 1. 三大核心策略 - 科举策略：家族投入教育资源，培养子弟应试；科举是官位与身份的核心来源 - 婚姻策略：宰相家族之间互相联姻，构建跨家族政治联盟；姻亲网络对仕途的助力超过单纯宗亲 - 荐举策略：高官援引有潜力的后辈，巩固人脉网络，同时维持阶层开放性 2. 内在困境：三代衰变规律 - 没有世袭制度保障家族地位 - 若连续三代无人中进士、无人出任高官，家族就会快速衰落 3. 典型案例：永康胡氏等宰相家族的兴衰 第三章 皇权与宰相家族的互动 1. 宋初：皇室与宰相家族世代联姻，互相依托巩固统治合法性 2. 北宋中期：皇权通过科举制度、人事任免调控精英阶层 3. 双向关系：宰相家族依附国家权力获取地位，同时也通过人脉、家族网络影响朝政运作 下篇 地方精英：地方权力的生长（南宋·婺州个案） 第四章 南北宋之际的转向：精英地方化 1. 转型背景 - 靖康之变，中央政权崩溃，政治风险升高 - 北宋党争冲击，中央仕途不确定性大增 2. 核心转变 - 精英的人生目标从“追求中央高官”转向“经营地方根基” - 全国性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下降，地方声望、地方权力的重要性上升 第五章 婺州地方精英的生存策略 1. 经济基础：购置土地、经营地方产业，积累家族财富 2. 文化资本：推崇道学、创办地方书院，建立文化与道德声望 3. 婚姻网络：地方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形成相对封闭的地方精英圈层 4. 地方权威：主导赈灾、修桥、办学等地方公共事务，建构地方社会领导力 第六章 地方身份与国家官职的分离 1. 大量地方精英拥有财富、文化声望和地方影响力，但不追求进入中央官僚体系 2. 地方社会地位可以脱离朝廷官职独立存在，形成“士绅”阶层雏形 3. 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需要借助地方精英的合作，而非直接控制 核心专题：婚姻、女性与权力网络 1. 婚姻不是个人事件，是家族之间的政治与资源结盟 2. 女性是联姻的核心枢纽，常常参与婚姻决策，维系家族间关系网络 3. 母系、妻系的姻亲资源，是家族地位的重要支撑，重要性不亚于父系传承 结论：宋代权力关系的本质 1. 宋代的权力不是“皇权-官僚”的单向统治，是国家与精英家族互相建构的动态关系 2. 精英地位是经营出来的，不是天生的；科举提供流动通道，婚姻与地方资本提供固化阶层的手段 3. 北宋到南宋的转型，是从“中央绑定型精英”到“地方扎根型精英”的转型，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   三、和邓小南《祖宗之法》的视角差异 维度 邓小南《祖宗之法》 柏文莉《权力关系》 核心视角 朝堂政治文化、制度话语 社会史、家族与地方权力 权力主体 皇帝与士大夫官僚 精英家族、婚姻网络、地方社会 核心逻辑 祖宗之法是君臣共同塑造的政治共识 权力是国家与家族双向博弈的结果 关注重心 中央制度、政治理念、朝堂博弈 家族策略、社会分层、地方秩序

诚然,本书第二章开篇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许多宰相家庭非常成功地使子孙数代成为高官。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现象在11世纪后半叶尤其突出。当时,参知政事韩亿的两个儿子韩绛、韩缜成为宰相,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参知政事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韩琦之子韩忠彦亦是宰相。但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北宋:南宋时史弥远既是宰相史浩之子,同时又是宰相史嵩之的叔父;宰相钱象祖是参知政事钱端礼的孙子;宰相赵葵则是一位从二品高官之子。 或许,对于一些高官家庭长盛不衰最有力的证明,是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宋朝痛入骨髓的政治创伤——残酷的党争和北宋灭亡的能力。在开始讨论宰相家庭如何延续他们的权力这个更普遍的问题之前,这两种现象的影响值得考虑。

读的精选版。 作者的第一手材料来自于墓志（无一不属于“精英阶层”）及相关材料，她着重在唐宋两代撰写的风格区别、以归纳统计方法系统的研究“宰相”（除了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人），以及以“婺州”一地为样本的“地方精英”的分析。 也许身为女性作者的关系，她找到了一个相当独特非常有意思且真实的视角，通过“联姻”的方式，女性在宋代权力关系和社会地位中的“隐性作用”。 同时提出了地理空间对两宋之间权力关系变化的重要性：从北宋的以都城开封为核心的“中心化”，到经过了“靖康之变”大范围剧烈变化之后的南宋的“去中心化”和“地方圈层化”…… ……以家族为单位，官员阶层利用姻亲关系维持自己权力地位的途径分三种：向上，把女儿嫁入皇家；“门当户对”，同等级别之间联姻通婚；向下，选择已经或将来大有希望考取功名，以自身实力获得一定政治资本和前途的“新贵”。 这些家族彼此之间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网络，而政治特权则由后代（中的佼佼者）继承和延续。 作为新鲜血液输入的“寒门子弟”，“才能”和“品格”可以在正式科举之前，就形成声望（明德）式的政治资本从而获得“赏识”和“举荐”，为科举助力甚至避开科举这一残酷的竞争，直接走上仕途，而这些策略又和前面的社会网络是夹缠不清、互相助益的。 作者通过严肃史料和笔记轶事佐证和说明了这一复杂的关系。并且，总结出：“寒士——伯乐”的主题及其反映出的社会行为对人们如此具有吸引力，这很可能源自宋代仕途通达的不确定性。 有权势的高官和“新贵”家庭即有合作又隐含竞争，这一点在之后如何影响延续政治权力的长盛不衰的努力的叙述中多有体现，比如：党争、国难……勋贵人家因为各种原因在官职上的没落，为“寒门之子”提供了上升的空位。在其后的章节中，以两朝的宰相及其家族为研究对象，做了数据上的整合和介绍了具有代表性且有趣的例子。 作者提到大量证据表明，族亲对个人政治命运的影响通常不及外祖父或岳父的作用。从姻亲关系来看，世宦家乃至皇室宗亲的女儿，无论是“向上”或者“向下”，她们的择偶标准和选择权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首先为了延续甚至上升政治特权和社会关系服务的。 而缔结姻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作者用一则轶事，生动地揭示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宣抚使（从一品）安丙的孀妇、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女儿，轶事言及人们争先恐后要娶这个孀妇为儿媳，因为他们认为她与两个重要家族有亲戚关系是一种资产，而并未将她曾经已婚视作缺陷。” 地理因素是作者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两宋宰相籍贯和居住地之间的差异，结合互相联姻，变化为“婚姻网络的地理维度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拉大”，因为他们总体倾向于“使其子女同社会和政治地位相似的家庭之人婚配”。此时，地理空间上的远近似乎被放在远远谈不上是重要的位置。即使作者反复重申南北宋官员婚姻结构上的地理区别——北宋更多与“外地”结亲，而南宋在本地寻找姻亲的情况更普遍，但根据书中提供的例子和资料，官僚们缔结婚姻的边际依然是政治和社会地位带来的人际关系的范围，而非地理因素的远近。 姻亲关系和地理位置的复杂网络以及两宋之间此方面的差别，作者专门花了两章篇幅以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案例做了细致的对比，并且强调了宋朝政治地位的巨大流动性和随之而来的不稳定性。和前面的唐朝相比，“才、德和运气这些无形之物在决定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包括他或她在婚姻市场的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除去剧烈的改朝换代的影响不谈，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宋朝仕宦人家用以维持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种种策略方式，很明显一直被沿用至明清，作者举出的个人例子，我们甚至可以在《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中找出极其相似的佐证。 这种巨大而快速的社会流动，也随着在南北宋交替的战乱影响、南宋的临安作为都城中心作用作用的弱化，在颇具代表性的婺州一地得到体现：南方的地方家族或个人如何“起家”，如何从本来的相对单纯的社会力量深入庙堂之上从而进一步攫取到政治权力的。 不过，虽然作者注意到了各层官员（尤其是位高权重之人）在地理上与家族（旁支）、家乡甚至姻亲之间相对密切的纽带关系，但关于官员之间的举荐和提携倾在地域上相较于异地是否更倾向“同乡之谊”——所谓“乡党”是否见于两宋，没有提及。 最后的总结，作者宋代的社会变革是渐进式的，带来这一缓慢变化的契机是经济扩张、城市化和人口大量增长为标志的发展，以及科举的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而“另一个深远的影响是全国文化整合——识字人口日益增多使整合成为可能，科举制度则使整合更加容易，而社会和政治网络相互交织孕育了这种整合”。这一“成果”的后续也体现在其后的明清时期。

从新史学的角度来审视柏文莉的《权力关系》这本书，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学术价值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这本书堪称宋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典范，充分体现了新史学范式的特点。 以下是从新史学角度对这本书的分析： 1. 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 · 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宏大的政治叙事、典章制度、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研究宰相，可能更侧重于其政治主张、政策得失和宫廷斗争。 · 新史学（本书）：柏文莉虽然以“宰相”为切入点，但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宰相背后的家族网络以及塑造这些网络的社会结构。她将政治人物放回其社会根源中，探讨的是“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实现了从描述“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到解释“历史为何如此发生”的深层转变。 2. “自下而上”的史学视角与精英群体的再审视 · 传统史学：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视角集中在顶层的权力核心。 · 新史学（本书）：本书巧妙地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 研究宰相家族是“自上而下”，看权力顶端的景象。 · 研究婺州地方精英则是典型的“自下而上”。通过观察一个具体地区的精英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如何与国家互动，揭示了宋代国家权力渗透到地方社会的具体机制。这使得历史图景更加完整和立体。 3. 问题导向与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 新史学强烈反对单纯的历史叙述，强调提出问题并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解答。 · 本书的核心问题：在科举制度导致官僚地位无法世袭的背景下，宋代精英家族如何实现跨代的地位延续？ · 采用的理论与方法： · 社会学（社会网络理论）：书中对婚姻网络的分析是重中之重。柏文莉通过大量数据，揭示了婚姻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家族维系和扩张其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的策略性工具。这直接借鉴了社会学的网络分析。 · 社会流动理论：全书都在探讨宋代社会是“开放”还是“封闭”的问题。通过分析宰相出身和其后代的命运，量化地研究了宋代的社会流动率，挑战了简单的“科举造就平等”或“士大夫固化为新贵族”的论断。 · 个案研究（微观史）：对婺州的深入研究，是一种微观史学的方法。通过“深描”一个特定区域，来反映整个时代的宏大进程，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泛。 4. 对“长时段”与结构性变化的关注 新史学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注重研究历史中几乎静止或变化缓慢的结构。 · 本书的关注点：柏文莉关注的不是某个宰相的短期政策，而是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长达数百年的唐宋变革中，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科举制），并发展出新的生存策略。她研究的是一个跨越数代人的、缓慢但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即从依赖门第的“贵族精英”向依赖文化、政治和社会策略的“地方精英”的转变。 5. 跨学科的资料运用与“史料扩张” 新史学主张“史料扩张”，即利用一切人类活动的遗迹来研究历史，而不局限于正史。 · 本书的史料：柏文莉为了回答她的问题，必然要超越《宋史》等官方记载。她大量使用了： · 地方志：用以重建婺州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人物活动。 · 墓志铭、行状、文集：这些私人文献包含了关于婚姻、亲属关系、财产、社会交往等官方正史忽略的宝贵信息。 · 族谱：尽管需要谨慎考证，但族谱是研究家族世系和婚姻网络的核心材料。 这种对多样化史料的挖掘和互证，是新史学研究的典型特征。 总结 从新史学的角度看，《权力关系》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宋代宰相和婺州精英的书，更是一次精彩的方法论实践。 它展示了如何： · 用新的问题（社会流动与家族策略） 去审视旧的题材（政治精英）。 · 用新的视角（自下而上、社会网络） 去重构历史图景。 · 用新的方法（社会科学理论、个案研究、量化分析） 去处理旧的史料。 因此，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关于宋代社会的具体结论，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帝制时期社会结构的成熟范式，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它完美地体现了新史学将历史学从“叙述的艺术”转变为“分析的科学”的追求。

先说三点不好: 一是外籍汉学家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隔”，各种层次与维度的“隔”，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思维。主观或潜藏的逻辑里的。很难避免，也很难一一列举。 而作为旁证或反证，便是日本人的研究之作往往无此类感觉。 二是此册史料的不完整与不一定具备代表性(从所存的墓志与少量文集等为主)，导致得出的一些结论令人生疑。毕竟，作者是想去研究当时的整个社会的横截面与纵剖面。 三是本册的图表在“微信读书APP”里全是乱码。 再说此册之好: 一是研究我家乡，亲切-虽然隔着千年。 二是作者附录参考书目等资料，以后若要看宋史，很可以用，极有参考价值。大大点赞一下外国学者写书作文的严谨与规范。 三是命题、立意与切入角度都良不易，也有新意。一个外国学者，要从千年万里之外来搜集婺州的残存墓志与一些文集史料，结合正史来研究彼时之社会，了不起。 四是总体上还是循着史料讲话，立论也平和。 而关于墓志的“谥美”等等也考虎到了-当然，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因其谥美而不可信，一方面又因无从选择只能信它。 另外，本册也有一些错别字。

本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以宋代家庭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三者交互联系为研究主题，通过大量史料展示出南北宋时期士大夫如何从唐朝以来的贵族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过科举、婚姻、经济纽带相互扶持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柏文莉先生通过对大量唐宋墓志碑刻的搜集整理、以及历代文集的对照分析，梳理了宋代宰相级高级官员、中级官员以及地方精英的家族成员的姻亲网络，“重新审视宋代社会地位、政权与亲属关系之间的互动”。她指出： “宋代‘地方精英’的出现看起来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 “两宋高级官员的思维方式与官职低微抑或身为布衣的地方人士的思维方式,他们之间的差别远小于人们的通常理解。他们看似截然不同的社会行为,体现的并非(起家、守家)策略的不同,而是同一种策略在不同阶层的另类表现形式”； “识字人口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史学转型。随着人口膨胀,识字之人的数量同样剧增。他们本人入仕希望渺茫,但觉得值得记录和阅读那些并无功名之人的日常琐事。在南宋以及明清,这一发展与道学的日益流行密切相关,我认为,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宋代史学记载的状态”； “见于宋代史料中的史学转型,是两个互相关联过程的结果:人口中识字但非官员成分的膨胀,以及后世类似之人对于宋代记载的选择性保存。前一过程导致关于南宋社会仕宦以外史料的激增,而第二个过程则导致关于南宋朝廷的史料存在大量空白。合并后的结果则掩饰了宋代大多数社会变革连续性的特点”； “宋代文化精英膨胀带来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全国的文化整合——识字人口日益增多使整合成为可能,科举制则使整合更加容易,而社会和政治网络相互交织蕴育了这种整合”。 上述观点还有书中的其它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另外，要感谢本书译者刘云军先生的精准翻译。顺便在微读和百度都搜索了一下刘先生的相关资料，刘先生是宋史领域的研究者，目前有《吕颐浩年谱》和《内忧外患：东封西祀一场空》两本专著，准备搜罗来看一下。 再就是通过此书进一步激发了我想研究一下程朱理学或者说道学的发展历程，准备对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参考书目进行学习，如包弼德 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田浩 著《朱熹的思维世界（增强版）》、《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FLAG立在此处，不知何时能读完。本书和上述几本书有4本书均收入刘东先生组织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特此对刘先生和该出版社致以敬意。

本书大部分中心主题均围绕这些婚姻现象展开,主要讨论宋代家庭,研究关于宋代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包括父系亲缘,特别是婚姻和姻亲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