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20）

—— 读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学人自信的不断增强。1988年秋天，在后来大名鼎鼎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序言中，刘东先生写到，“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它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忧心忡忡溢于言表。读《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20）》，看一众中国学者纵论海外中国学短长，原来早已今非昔比。 海外中国学，天然立场不同。随着对于海外中国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今天的中国学人已经能够分辨出其与传统中国学观点的异同，辨析其底层逻辑，品评其水平优劣。读《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20）》，名为清史研究，实则可以一定程度上概览海外中国学源流脉络，收获非常之大。 新清史强调用满族的视角来看待清朝，认为中国只是汉人的国家，清朝皇帝不是中国的统治者，进而提出“中国”只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认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帝国，满清入主中原是征服吞并而非入主统一。在《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20）》一书中，国内学者对新清史的诸多观点从各个角度展开讨论，当然，主要是批驳。以下简述。 一、清朝是否中原王朝？ 清朝是否中原王朝，要看清朝自己如何看待，中原如何看待，周边民族如何看待，而非今天的西方学者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者，从立国伊始，就对中华历史一脉传承的政统和道统表示自觉认同，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政权是中华政统和道统合法、合理的承继者。清朝承继明朝政治制度，传承汉家文化传统，祭拜明陵、黄帝、孔子，满清皇帝当然自认其是与唐宗宋祖一样的中国皇帝。 在西藏统治者写给清朝皇帝的信中，常常称清朝皇帝为“转轮王”、“文殊菩萨化身”。在藏传佛教当中，转轮王是佛教对统御一方、护佑佛法的理想世俗君主的称呼，而文殊菩萨化身，必须先为中原之统治者，方可获得此称号。统御汉蒙藏三地的忽必烈，被称为“转轮圣王”、“文殊菩萨化身”，而其后的元朝、明朝皇帝，也常常被冠以“转轮王”或“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在对朝鲜和日本等国历史的考证当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清朝被视为典型的中原王朝。 至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人民，早已将满清的崛起视为正常的王朝更替，否则南明哪里会这么容易被消灭。 由此，结论显而易见。 二、满清入主中原是征服吞并？ 第一，东北满清龙兴之地自古便是汉地； 第二，满族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的民族共同体，除了包括海西、东海等女真部落外，还包括索伦、达斡尔、锡伯等民族，也包括蒙古族与汉族。追溯满族先世，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满民族作为一个区域性民族共同体，其各部族、民族成员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吸收和融入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 由此可见，满族并非外来民族，满族入主中原，不能以现代国家之间的征服、吞并等而视之。 三、清朝是什么样的“帝国”？ “帝国最基本的特征，依照通常的解释，是其好战和对外扩张的特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疆域的多层次和不稳定，其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取向，其人口构成的多族群、跨文化特征，及其对其属地、殖民地或朝贡国的间接统治及奴役和剥削关系” 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清朝，多族群、跨文化特征，疆域的多层次是可以对应上的。但清朝300年，在边境地区其实是保持了长期和平的，并没有体现出不断扩张的倾向。满清对于蒙古、新疆、西藏的疆域整合，更多是为了加强对于核心区域的控制，令核心区域处于战略优势，而非出于对极限扩张的渴望。满清的疆域概念是相对明确的，清朝统治者对于哪些领土由自己控制，有着清楚地认知，即便是对于海外，也一直恪守着明确的界限。朝鲜等朝贡国与满清的关系也谈不到奴役和剥削关系，以至于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西方国家不能接受朝鲜是清朝属国，而是将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待。 这些同与不同，只能说明我们并不能将清朝进行简单归类。也许，我们可以将清朝视为一个“介于传统军事帝国与近代主权国家这两极之间的一个‘疆域国家’”。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清朝虽然没有能力对抗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但又能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韧性，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疆域的完整。 四、为什么要反对“汉族中国论”？ 从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当然要反对“新清史”的一些观点。换一个视角看待历史，当然有其价值所在，但正如书中所说，美国史家，绝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角度去书写美国史，大英帝国的“内”，也不可能不是英伦三岛，对于局部的认知，不能影响对于整体的判断。 但我们同时还要反对汉族中国论，这同样是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强调汉族中心，反而会让“满族中心”、“蒙族中心”有了空间。在民族主义国家诞生之前，“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华夏’概念，从来不是族属意义上的，而是文明意义上的”。强调“汉族中国”，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背叛，还会为分裂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提供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不是某一个民族同化他族形成的，而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涵化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汉族起到了载体和联系核心的作用，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主人。一些西方学者的不理解，是非常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强调黑人不是美国人呢？ 另外，在我们阅读近代历史的过程中，要非常注意当时的国际环境与今天已经大不相同。 “根据当时西方国际法学家的解释，‘半文明’国家不适用于‘文明’国家的国际法，也不是‘文明’的‘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成员，而这正是欧洲列强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法理依据。”今天一些学者批评清朝不能遵守不平等条约，所以导致损失更大利益，这种观点，其实反而是不符合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苏格兰法学家詹姆士·洛里默在其《国际法概要》（1883年）中谈到国际承认时，将人类社会按“文明”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性区域。他说：“人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以其现状可划分成三个同心圆区，即文明人类、野蛮人类和蒙昧人类三个区域。”野蛮人类和蒙昧人类的权力自然与文明人类不可同日而语，也就绝不可能谈什么现代文明世界的规则，进攻乃至于屠杀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要看清，近代西方的很多价值观，早已被今天的世界所摒弃。今天的我们普遍认为再弱小的国家，也不能被强国欺压凌辱，即便是太平洋上或者是非洲的原始人，也有与我们同样的人权。 认识到一些西方人脑子中，可能还残留着近代落后思想余毒，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形势。 【思考历史学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重温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主要包括：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的传统，探索历史规律的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求真的传统，历史研究是科学活动，必须讲证据、讲规范、讲方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经世的传统，历史研究与其说是面对过去，不如说是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职业道德、科学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在历史上，求是、求真、经世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中国史学世代相承的学术精神，从不同的侧面赋予了中国史学理性而充满活力的学术特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学者只能提供历史材料，理论则由他们来建构。一些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只是引用《考古》《文物》这些杂志，很少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就暗含着一种学术傲慢。但在20世纪，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的接触中，并未有这样的态度。王国维去世后，伯希和立即把他的成就介绍给西方学术界，如今一些新秀汉学家忘记了他们的老师们对待中国学者的态度。让东方学回到东方，汉学研究回到其故乡，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学者在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当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时，当其学术著作在中国出版时，他们就应接受中国学者对其研究的讨论和拷问，汉学家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非常过瘾 含金量很高 权威性也很强 对于清史进阶学习和清史基本定性都非常有帮助 只可惜没搜到2019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