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十二讲

2023·24《明史讲稿》By 樊树志本书是樊树志老先生给复旦大学研究生开的明史专题的讲座。讲座分12集，各主题下面细化观点，彼此冲突或者对立。这是因为讲座重在启发，罗列对立的资料，可以让学生回去之后，翻阅查对自证。不提供标准或唯一答案，重在启蒙启迪。 作为线上旁听（阅读），梳理一下： 第1讲：朱元璋如何处置功臣良将，保护权柄。朱元璋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他从一个讨饭的和尚。逐步成为起义军的偏将，依附作为叛军首领的丈人，最后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在开始的时候，他能够以谦卑的姿态招揽各路人才。但到了他成为皇帝的时候，或者是出于他自己回顾权利得来的不易，也可能是担心子孙后代，如何保护江山。他对功臣几乎是一网打尽，反复进行了各种手段的清洗。 之前以为明朝是以恢复宋朝为追求，联合民族大义（非现代概念）。但是明朝一代和宋朝是截然不同的，即使这两个都算是汉族士绅所拥护，或者是为统治依托基础的皇朝。因为朱明一朝对于武将是不信任的，这个和宋朝有点相似，兵权不外放，但是他对于文官也是极为不信任的，这个和北宋截然相反。 明朝有非常庞大的宦官系统和特务系统就是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而这种特务机制之下造成的反向效果，就是无论在武将或者是文臣，他们心中并不会把朱明一族家族的这个利益放在首位，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是把皇帝高呼万岁，放在心中却是没有的。 这种情况在崇祯皇帝煤山上吊清兵入关之后，就特别明显：各地的明朝将领，无论文武很大概率，以一个很小的抵抗的代价就和清兵协商投降，投靠了清朝。即使是那些还在拥立明朝朱元璋后代的官绅或者是武将，目的不为了延续朱明王朝的统治，只是借着朱明王朝这样的一个大旗来谋取自己的实利，这种情况是在明朝后期（南明朝）是非常普遍的，包括郑成功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朱元璋还有一个搞笑（可悲）的事情，是建国初期颁发了很多免死，免罪铁劵给功臣，但几乎无一幸免，也没人能够用得上：无论是否真的有罪。明朝这种对待功臣良将的大清洗不是独有的，基本上所有的皇帝在登台前和登台后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在朱明王朝，蓝玉案也好，刘伯温也好，胡惟庸也好。只不过是名字更换，然后在历史的规律当中重新在发生一次。 这个是皇权的诱惑，也是皇权的特质。 第二讲 皇权的争夺，在朱明王朝发生了两次。 最大的一次是朱元璋死后他的继承问题，本来是没有争议要传给他的孙子建文帝。可是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有夺取皇权的野心。所以朱棣就以靖难的名义向建文帝发起了进攻，进行夺权。当然在这之前建文帝也已经先声夺人。用削藩的名义把其他他的叔叔背的潜在的竞争者逐步清除。 或者是由于建文帝麻痹大意，还是朱棣先生夺人更胜一筹，总之在这个互相争夺的过程当中呢，后来是朱棣燕王夺取了皇位。而建文帝不知下落。 皇权的突然变更，不只是势力的此消彼长，而更重要是国家政策的走向。 例如朱元璋是保守近于锁国，到了朱棣完全开放，六派郑和下西洋，而朱棣之后又重新闭关。 第二次就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祸起宦官，当朝精英近乎全军覆没。 明英宗，明代宗两代君主，以及中间夹杂的于谦等统帅团队，经此一变，改拓展为内防，明长城就是自此修建起来的。 第三讲是关于郑和下西洋。 明朝的海禁以及朝贡体系是前后互相矛盾的，甚至是彼此截然相反的。皇权的（骤然）变更，国防，外交的政策天翻地覆大调整。 在朱元璋延续到燕王朱棣这个时期过程当中还是以向外宣扬明朝的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朝贡招辅体系为主要的对外关系政策。所以呢就派郑和七下西洋去东南亚，甚至到中东远至非洲进行明朝国力的展示，招抚四方。 这当然不是现在国际贸易的一种雏形，而是国力的展示，或者皇帝个人的喜好。这其中的矛盾就在于明朝当时的经济实力，并不足以说以铺张浪费的代价来展示实力。可是为什么明朝特别是朱氏宗族要这么执着于派郑和七下西洋。这当中牵扯到一个国库和内库的区分。对于国库来讲，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或者说把这笔本来应该用于民生，用于国防的这么一笔费用，放在装饰国家的门面方面。但对于皇帝来讲他不在乎。他通过派遣这些以宦官郑和统帅的团队七下西洋，在心理层面他得到了莫大的满足，同时把在他眼里可能看来用不上的那些绫罗绸缎，粮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物品（因为都是收支搜刮民脂民膏。或者是民间进贡，那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他眼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东西）换取南洋那些他心里想要的东西，所以在他皇帝的眼里来看，是一个合算的买卖，甚至是不在乎的买卖。 就是拿民脂民膏换取内庭的收入，还可张显皇帝声威。皇帝既然都已经首肯了，经手的这些太监臣僚们肯定愿意呀，用的不是他的钱换来东西呢，自己可以分一份。何乐不为？。 这种的装点皇帝门面，实际是中间操作的臣僚中饱私囊的行为，并没有同期带来民间贸易的良性发展。 后来或者是国力不足以继续延续这种铺张浪费的朝贡，也或者是因为在各种财政支出有更急迫的需求之下，朝贡体系逐步停止。但民间贸易这种大的趋势却是不可再遏制。因为对外的联络是民间，特别是沿海地区进行谋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了，因此带来海上走私贸易商人转为海盗的矛盾的产生。 通过政府的，正式的贸易体系本来就已经要征收高额的关税，而且还被层层盘剥。民间的贸易通过海上的贸易慢慢就更多地转向地下。这种矛盾在政府进一步严控或者禁止之后，催生了更多以海上走私贸易为生的海盗。 讲起明朝的海盗很多都会把它指向是日本的倭寇。认为是日本，由于迫切需要跟明朝进行贸易，从而强行通过海盗甚至是冲到沿海地区进行掠夺的方式。但其实这当中的大部分都是明朝自己的子民，只不过是因为对外贸易的通路被堵塞了。只能采用走私贸易的方式，并且寄生在日本的岛屿或者是中国沿海岛屿作为根据地，形成了实力不容小气的一种一种军事对抗的局面。 第四讲 晚明中国的全球化贸易。 既然对外贸易的这种潮流不可遏制，而且实实在在正在发生。明朝已经成为当时全球贵金属流入最大的流入国，也是全球贸易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以白银为例 中国输入中国的白银已经占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或者1/3。 所以当时是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中心。白银的产地有日本和美洲，中间的贩卖者是欧洲的贸易商人。通过从东亚特别是中国贩卖丝绸，瓷器到西方，如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兴起英的国，法国。 进行牟利的早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把这种贸易获利的信息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以此带来了两个不同的结果：第一是对于西欧大陆，通过类似东印度公司这种合约形式的实验，把合约与拓展精神贯彻到了更深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当中。让普遍的欧洲人产生了东方是一个富饶可以轻易获取更多财富的拓殖目的地，吸引了后来更多的探险者前来获取更多利益的。 也给这些东方古国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和国防备战的压力。 非常可惜的就是明朝即使坐拥这么多贵金属，也没有把它同等的用在发展经济科技，或者是军事这些方面。这些贵金属绝大部分变成了各种获利阶层的财富象征藏之于室，而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能够体会到的放在各种投资或者说科技升级等等方面（当然条件是否具备要更冷静看待，此处只是倡发幽情），所以明朝的全球性贸易仅仅是停在表面。而且这种全球性贸易随着后来海禁的开展，变成了军事安全重于贸易需求，又反过来激发了和欧洲远程贸易商人的矛盾。在求财不得的情况之下，这些贸易商人就需要采用更多的军事掠夺的方式来取得贸易上面的投入或者是盈利。明朝的这种贸易现状从历史的长镜头的角度来看，也是催生后来列强要往东方去拓职。入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开始阶段。国运的调整，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动。 别人打我们，当然是别人的不对，但是除了谴责之外，更主要还是内练武功。 第五章 明朝的思想。文化艺术主要的一些成就。 抛开皇权本质，明朝延续宋朝，依然是以儒教儒学作为整个国家思想的核心。在本讲中举了如李梦阳，康海这些古典的儒学大家事例为证。 但明朝的思想创新最深刻的，还是王阳明的心学，以及前导者陈宪章。他们对于传统儒学最大的挑战就是怀疑精神。跟以往熟读圣贤书背诵四书五经，或者一切依从古籍为评判依据不同，王阳明提倡从心来判断周围，建立起东方版的唯心主义。能够以怀疑态度作为学术研究这当然是对思想解放的一个重大推力。而王阳明之后的后继者，如李贽，更是颠覆传统儒家对过往历史人物的固有评价重新提出了有别于当时主流的见解。可惜这种新的见解是不能够被当时社会所接纳，李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思想解放的代价是多么的重大。 明朝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是两大成就。 第一就是在明朝，小说得到了重大发展。如《西游记》（明中期万历)，《水浒传》（明初嘉靖) 还有《三国演义》（元末明初)，都是在此期间成书。说明了市井文化蓬勃发展，印刷技术，纸张成本各方面的条件下。 另外比较熟知的就是如江南四大才子唐寅，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和徐桢卿。唐伯虎牵扯到科考作弊案，一生没有拿到功名，此后他纵情于诗酒之间，反而激发了创作才情。。 祝枝山背后总有一大批追债的人，所以他的形象或者真如《唐伯虎点秋香》里面的被追债的老赖。 文徵明是四人当中活的最长，甚至活到了快90岁。 最后的一人徐桢卿并不是青藤老人徐渭，徐文长，而是另外一个不太知名的徐桢卿。 徐渭的一生，在明朝艺术史中可圈可点。他从早年以幕僚的身份为胡宗宪做军师，倒台之后，陷入牢狱。与目前艺术史还不能够得出确切原因的考虑。徐渭，徐文长在牢狱之灾的几年之中，也正是他正当中年之时，接近疯狂癫狂的面貌和状态。 幸运的是，在他中年已过的53岁，终于理智恢复正常。经过惨淡的人生。和杀妻入狱等重大人生挫折之后，他创造出大写意的中国画新技法，被后来的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等追捧，而名扬中国画艺术史。 第六讲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在黄仁宇《万历15年》的书中，把能臣张居正和万历皇帝之间的师生，君臣关系，描绘分析的非常透彻。 纵观明朝。两个政治和经济的高峰期。第一个是郑和七下西洋，第二个就是张居正的万历新政。 首先在思想控制方面，推翻言官把持舆论的传统，实行一言堂。 其次是在皇帝的权力支持下，彻查全国田亩。堵塞贪污漏洞，整顿吏治。 财政经济改革的成效显而易见，在张居正主政时期，明朝财政赤字显著消除。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富有的一段时光。 但张居正私德不行，加上因为各种改革的推行，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连海瑞都感慨。张居正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的成功正是说明在皇权集中制的体系下，所有的改革成功是上下一心的结果。而张居正的失败也说明皇权和相权的平衡，非常困难。经过建朝初期的功臣大清洗，以及阉党儒生等形成的各种派系纷争，皇帝和他的成员们形成一种非常奇特的共生关系。皇帝不信任他的臣僚，臣僚也并不真正忠心于皇帝。在太平盛世，大家相安无事，各取所需。到了兵荒马乱，王朝危机时刻就出现太多临阵叛逃。 第七讲 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 随着贸易商人的往来，西方基督教向外传播的神职人员也随之进入东方中国和日本，其中最为人知是利玛窦。 利玛窦能够结合中国儒教，并改变基督教偶像崇拜的原则。允许中国信众尊奉祭奠先祖。他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传教，首先就要先影响并转变上层有知识的中国人信教。他穿儒生冠服，熟学中文。以先进的天文知识和钟表等机械设备，来打动和说服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上层人士。 在他的影响下，中国也出现了，如徐光启这些既通晓中国传统儒学，又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官吏。 和当时较先进的欧洲进行早期接触的科技启蒙运动，受海禁等国防政策影响，非常可惜的停止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先进的技术只是停留在上层精英，而没有通过资本的转化落地到民间，技术启蒙运动的传播后继乏力。 第八讲 1590年代的朝鲜战争 历史进程中总是有太多偶然性，和在此之上产生的必然结果。 日本在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时期，实际统治者转为丰臣秀吉，他有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国家构想。在此思想之下，他开始攻占朝鲜半岛，并寄望于尽快打败明朝军队，占领整个东亚大陆。 虽然整个战役与封臣秀吉的死亡而终止，明朝却因为屡次海禁，加上朝鲜战争的拖累，更降低对外贸易和对外接触的意愿。这让之前所提到的技术启蒙以及先进技术通过商贸转入民间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第九讲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与北宋时期的元佑党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曾在处于政治打压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但东林党本身如元佑党人并不存在，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性质上面的宣言。被称为东林党，是因为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给东林书院这些积极的分子罗列了108个人的名单。这就北宋党争时期，把苏东坡等人刻入元佑党人碑形式类似。 历史上因为阉党的罪大恶极，同时就把对立面东林党人拔高了。但是东林党人后来翻身执政之后，也只是追求表面的政绩清名，并没有做出什么挽救明朝与危难的作为。例如东林党第二代核心，明末的钱益谦，柳如是的丈夫。 这种政治上的互殴，带来的国家统治上的混乱，往往被历史上的清名所误导。 第十讲 魏忠贤阉党专政 魏忠贤是宦官干政历史当中非常突出的奇葩，他本身不识字，是成年成家后才净身当宦官，攀附着明熹宗的奶妈，乳母，迅速辉煌腾达。 魏忠贤手下有非常多的孝子贤孙。虽然他是宦官。对他的吹捧，到了偶像崇拜的顶峰:生祠。 从魏忠贤的畸形被崇拜侧面说明明朝皇权的畸形发展: 皇帝荒于朝政，蒙在鼓里，文臣武将也不予揭破，只是附和。 魏忠贤的倒台也非常奇特和迅速。 崇祯皇帝一上台，马上派出特务官兵前往追捕。此时，魏忠贤正在退休回乡的路上。 魏忠贤的徒子徒孙并没有为他誓死搏斗，能做到的最大孝顺就是给他送来密报，魏忠贤在接到密报之后，在投诉的旅店当中悬梁自尽。 由于皇帝纵容而造成的阉党独大，同时就打压了以东林书院为核心的东林党人，这种局面是明末党争白热化的表现。 国家统治忽左忽右，彼此势如水火不容。 第11讲 明朝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 明末皇帝崇祯朱由检算是一个励精图治，行为果断的君主。但他的命确实不好，同时也因为不信任身边的文臣武将。最终落得吊死煤山。亡国之君的下场。 崇祯初年起源于陕西黄土高坡的民变，滚雪球般声势逐渐浩大，李自成率领大军向北京进发。 而此时崇祯皇朝面对的是内忧外困。在关外努尔哈赤率领的清军磨刀霍霍，新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提出必先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 集中兵力先打击退李自成的起义军，同时以优厚的岁币，安稳北方的满洲清军。 但无论是时局不如计划也或者是因为崇祯皇帝本身的猜疑性格导致，他把精锐部队依然留在靠近北方满洲驻防，又没有能够及时击退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最后错失迁都南京，保留明朝统治的机会。 张岱对于崇祯一朝灭亡有精辟分析: 指出“先帝”两大失误。一是过分吝啬宫中内帑，导致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何以羁縻天下？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迄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作“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 明朝的灭亡原因，责任推到崇祯皇帝身上，当然有失公允。不过他的统治，整体就是凸显三个字:瞎折腾。 崇祯皇帝还是有几个能打仗的武将的。就是，结局都不太好。比如袁崇焕，被碎尸万断。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先后投奔满洲清军。皇帝既然不相信自己的文臣武将，以自身利益为考虑首选的将领当然只会见风使舵。 第12讲 明朝文臣的代表钱益谦 明末清初 东林书院派文坛领袖，在崇祯朝17年四度为官，南明朝因为举剑马士英，阮大年铖等阉党成员，被自身东林党人所唾弃，南明之后投入清朝，又担任了一年的官职。 以传统的儒家忠君爱国，或者是民族气节的角度，他无疑是一个反面典型。 但他的一生其实就是渴望从政，升官，却因为书生气太足而玩不转政治，反被政治所玩弄。直至被政治所抛弃，这是文人从政的悲剧样板。 无论是在崇祯时期前，他处于东林党和阉党两派之中的漩涡中心数次起伏，又被数次排挤打倒。还是在南明朝中，为了迎合当时手握实权的马士英，写下号召全体东林党人与阉党和解的文章，他都以一个书生式的天真，想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获得相应政治地位。 说他恋栈权位也好，说他贪图政治清名也罢，最终的历史评述是由胜利者的所描写。像他这种，仕途进取屡战屡败，常常站错阵营，除了拿来当反面典型，没有更大作用了。

明初风云变 🖊️ 《明史十二讲》的第一部分为我们呈现了明朝初期的风云变幻。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朱元璋，一路逆袭，登上皇位，开启了大明王朝的辉煌篇章。他的故事就像是现代的草根创业成功案例，从一无所有到坐拥天下。“靖难之役”后的明朝政局更是动荡不安，燕王朱棣把侄子赶下皇位，这就好比一场激烈的家族企业权力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势力角逐，权谋之术尽显。七下西洋，扬天朝国威，郑和的壮举如同现代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展示了明朝的强大实力。土木之败则让明中期政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就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重大挫折，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 明中多故事 🖊️ 明朝中期也是故事多多。差强人意的成弘治世，让我们看到了明朝在经历了一些波折后的短暂稳定和发展，如同企业在困境中找到了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明武宗与“豹房政治”，这位皇帝的独特爱好和行为方式，就像是一个任性的企业领导，做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决策。“大礼议”与明代官僚队伍的大撕裂，这场争论如同公司内部的重大分歧，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观点激烈争吵。王阳明与“左派王学”的出现，为明朝的思想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就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创新的理念和方法。 明晚多波折 🖊️ 明朝后期更是充满了戏剧性。怠堕贪婪的万历皇帝，就像一个不务正业的企业老板，导致企业逐渐走向衰落。多灾多难的短命天子，命运多舛，如同企业在困境中不断挣扎却难以摆脱困境。事事关心的东林党议，展现了当时文人的担当和责任感，就像企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努力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有“道”无“福”的崇祯帝，虽然努力想挽救明朝，但最终无力回天，就像一个努力拯救濒临破产企业的领导者，却无奈大势已去。利玛窦带来的“西学东渐”，则为明朝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冲击，如同企业在困境中接触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读完《明史十二讲》，给人一种穿越时空，梦回大明的奇妙之感。这本书就像一道丰盛的历史大餐，呈现了明朝的十二道独特“风味”。从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到荒唐偏执的帝王，从腥风血雨的官场斗争到先进的“西学东渐”，仿佛一部精彩的历史大剧在眼前上演。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明朝的历史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权力的争夺、人性的复杂和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梦想和权力的道路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忘历史的教训。

看了一半，有些失望，不读了。 内容浅近通俗，以论代史，学术性低，很多地方的考证（刘基之死、建文帝踪影、王直褒贬等）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野史资料大量使用，说服力不强。 我明史著作所读不多，只能用不同断代史研究大家作比，窃以为本书专不如田余庆，博不如邓广铭，若仅作为明史通识读物，晓畅又不如当年明月，读之无味，弃之可惜，实在鸡肋。 总而言之，作者虽为大家，但本书学术性低，失之于浅，消遣尚可，所获实少，有志于学者，不如不读。 仅我一家之言，见仁见智吧。

开头就讲朱元璋“骤登大宝，缺乏自信，疑神疑鬼”，已经奠定了作者轻佻的写作风格，这种作者不看也罢。文科生为什么不好找工作，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师傅都是这种玩意儿啊

—— 《明史十二讲》是樊树志老师在明史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所谓十二讲，其实就是樊老师选择的十二个角度，其中既有重要历史事件，也有经济社会现象，还有重要历史人物。笔法简练生动，观点毫不含糊，读了非常受益，一些对于明朝模糊的认识得以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点思考，以下简述。 一、朱元璋的暴虐，逻辑何在？ 元朝的倒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系统性的严重腐败。朱元璋熟悉基层情况，对这一点有很清楚的认识。朱元璋痛恨贪腐，对治下官员锱铢必较，动辄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甚至是剥皮填草，就是意图整治官场风气。 第二则是统治传承的需要。太子朱标劝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太滥，朱元璋将一根长满刺的树干仍在地上，让朱标捡起来，朱标面露难色。朱元璋这才说，我正在为你除掉树干上的刺。 后者，针对的是勋贵元老，前者，针对的则包括了大量基层官吏，两者出于不同的逻辑，不能混为一谈。 朱元璋晚年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特别在《皇明祖训》中留下一段话，希望子孙皇帝不要“法外加刑”。但明朝官员待遇太差，这种情况之下，只靠高压打击，除了导致人人自危，还是无法解决官场腐败问题。 到了靖难之变时，开国功臣已被朱元璋屠戮一空，燕王起兵，建文帝“无一人为拦门之犬”，这才真是报应不爽。 二、真的奴化了吗？ 建国十年，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朱元璋说，谁敢再提议任命宰相，杀头！ 朱元璋建立了检校和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的使命，就是监视满朝官员。 廷杖据说源于东汉，金朝和元朝普遍实施，但到了朱元璋手里，才真正成为官员们的噩梦。大棒是用包上铁皮的栗木制成，铁皮之上还有倒钩，裤子要扒掉，一棒下去，顺势一扯，血肉横飞…… 朱元璋继承了很多元朝的做法，很多研究者提出，皇帝与官员的关系主奴化，与此有关。 那么，可以对明朝官员简单以皇帝奴才视之吗？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一次，朱元璋在阅读《孟子》时，读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大为不快。决定废去孟子在孔庙的“配享”地位，并且声称：如有臣下反对此议，以大不敬论处，立即命令御前武士射杀。刑部尚书钱塘，抬了棺材进宫，冒死进谏，并且袒露自己的胸膛，听任武士射箭，大声喊道：“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见他态度诚恳，当即命令御医为他疗伤，不得不撤回废除孟子“配享”的圣旨，退而求其次，下令删改《孟子》，由一班儒臣把《孟子》中有碍皇权的字句，诸如“谏不听则易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段落一概删去，编成一本《孟子节文》。特别要强调的是，政府并没有禁止《孟子》全本在民间发行，只是规定，在科举考试中，不允许涉及到删节的部分。 崇祯朝满人围困松山、锦州长达两年时间之久，朝堂之上皇帝与大臣议论和战之策，崇祯来了一句：“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结果舆论沸沸扬扬，言官们各种不满、弹劾。于是只能作罢。战事不利，朱由检动心把首都迁回南京。结果遭到朝堂上大臣们的各种反对，于是皇帝只能选择死守北京。李自成就要打过来了，形势危急，朱由检想调动部队“勤王”，内阁首辅、兵部尚书百般辩解，反对征调。“内阁大臣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来刁难：宁远放弃后，山海关如何防守？撤退的军民如何安置？一定要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提出实施细则，才可以行动。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总兵吴三桂先后表态支持皇帝的调令，陈演等大臣依旧拖拉敷衍。二月初八，太原陷落，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联名上疏，提请征调吴三桂保卫京师。朱由检把王、杨的奏疏给阁臣陈演、魏藻德过目，两人相对愕视，一言不发。退出宫来，两人窃窃私语：‘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他们的内心独白是：‘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结果是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挂到树上，吴三桂的部队才刚刚进了山海关。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撤了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制。各个部门，高级官员，全部直接对着皇帝负责。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即便是以朱元璋的勤奋，也根本扛不住。于是没过两年，便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朝政。到了朱棣当了皇帝，大学士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渐渐的便开始以“内阁”来称呼，大学士便成了“阁老”。朱元璋哪怕是千防万防，但明朝还是出了如严嵩、张居正这样权倾一时的大臣。 看来看去，觉得儒家还是牛逼的，秦汉唐宋元明，在君主、权相、外戚、权宦们坚持不懈的打击之下，传统的科层制政府，儒家大臣们居然还可以对皇帝形成有效制约。 当然，也就是仅此而已了。 失去了宰相这个外朝中枢，当朝堂之上不再有强人来发挥协调枢纽的作用，朝政就会陷入党争和无休止的扯皮。儒家也没有能力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 樊老师在书中提到了一件事情。2005年，浙江丽水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带着斧头和榔头来到安徽歙县，热血沸腾地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 在本书“海禁·朝贡·走私·倭寇”一讲中，樊老师认真的介绍了“倭寇王”王直的故事。中国人提到倭寇，无不咬牙切齿。但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倭寇的出现与明朝封禁海外贸易有关，倭寇的成员甚至是首领都以中国人为主。王直，一个投身海外贸易的知识分子，直到死，都希望明朝能够开放贸易，希望自己得到皇帝的赦免，做个阳光下的生意人。在被胡宗宪砍头时，王直叹息，沿海的老百姓，要受苦了。果然，失去了“倭寇王”的制约，倭患愈演愈烈。 记得在读宋史的过程中，看到一个掌故。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神道碑》，写到吕夷简起用范仲淹时说“二公欢然，相约平贼”。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坚决否认，请欧阳修修改。欧阳修坚持说这是他亲眼所见。最后，范纯仁擅自修改了碑文，拿了拓片送给欧阳修。欧阳修大怒，说“非吾文也！” 后人推测，欧阳修是有感于当时严重的党争，希望通过这篇文章，鼓吹树立良性的政治风气。 欧阳修的表达，背离了历史真实，但符合当时的价值观。这种背离，其实反而体现了时代精神。 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其实是传统价值观的总集。所有的历史结论，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但将影响未来。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有时可以从时代精神去反推当时的学者为什么会如此表达。进而，我们可以做的是，用今天的时代精神，重新认识历史，重新定义历史。 时代在前进，我们的时代精神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去砸掉王直的墓碑，那才是愧对华夏民族的史学传统。 四、民族主义是个重要的观察纬度 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赵鼎新先生认为，之所以欧洲没有形成如中国秦汉的大一统局面，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明末满族入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来玩味其中的一些现象。 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上了树，那天，李自成进了紫禁城。第二天，之前坚决反对朱由检“南迁”、“勤王”的陈演、魏藻德便拜谒李自成，要改换门庭。三月二十二日，朱由检的遗体被发现，和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李自成赏了口柳木棺材。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灵。明朝大臣们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连看都不看一眼。 后来满清打进山海关，打过长江，明朝兵败如山倒，明朝大臣望风而降，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子的抵抗。一些人在南明小朝廷当官，存的是提高身价，有利于未来投降的打算。 明末大臣们为何如此表现，很多学者做过分析，常见的观点有二，一是明朝皇帝对待臣子太苛刻；二是明朝大臣的道德水平低下。 有道理，但不全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多尔衮摄政后，下旨“剃发易服”。结果清朝统治区反抗蜂起，导致多尔衮只得宣布政策暂缓。直到一年之后南京被攻克，多尔衮才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江南爆发了大量起义，就是为了对抗“剃发易服”令。清朝以大屠杀回应这些反抗，比如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 异族统治可以，但“剃发易服”不行。这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文化传统要比民族区别重要的多。朱元璋曾经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既然明朝承认元朝是正朔，那天命有变，满人来做皇帝，又有何不可呢？ 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确实缺少了一种很重要的力量。 先写到这里吧。

垃圾中的战斗机，通篇带着主观情绪写历史，外国的都是好的，东林做什么都是对的，壬辰倭乱的明朝军队一无是处，等等。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当上教授的。

本书从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挑出十二个最精彩的片段来讲。从朱元璋的铁腕集权到朱棣的“靖难之役”，从张居正力挽狂澜的改革到东林书院里的文人风骨，再到晚明与世界的碰撞，每一讲都像一个独立的故事，却又串起了整个王朝的兴衰脉络。作者没有堆砌枯燥的史料，而是用生动的细节和通俗的语言，让历史人物活了起来——比如唐伯虎的洒脱、魏忠贤的猖狂，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书中还特别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侧面，比如“倭寇”背后的海禁政策矛盾、白银流入如何影响明朝经济，让人看到历史的多面性。对于想了解明朝历史又怕专业书太晦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既有趣又有料，读完能对明朝有个清晰又立体的认识。

整个明朝给人的感觉是帝国初期设想的坏局都应验了，什么天子守国门，什么东林硬汉，什么父父子子忠君爱国，都是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只是被裹挟着一些肮脏的政治交易！

很推荐的一本明朝历史入门读物。 全书并非是对明朝历史的时间线性排列讲述，而是从这200多年的历史中选取了十二个专题，用专题串联时间，用专题讲述王朝。只是为了更好的作为普及读物，樊先生删去了四讲。 剩下的十二讲里可以说包罗了明代大部分值得一讲的内容：明朝是如何建立和灭亡的，明代的皇位继承问题，明代的军事力量以及战争中的文武协调问题，明代的经济贸易以及海禁的施行和开放，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明代最具代表性的党争等等。 太史公著《史记》，实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著史者虽然要尽力做到中立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记述，但还是要有个人的理解在内的，不然太史公也不可能在每篇后面都加上一句“太史公曰”。这本书中樊先生也提出了很多他个人的见解和理解，比如东林非党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对不对，首先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印发我们的思考，在思考中就可以对“这个命题正确与否”提出自己的理解，真理自然越辩越明。这才是我们读史真正的目的所在。

封建体制，王朝兴衰，百年读书人的休戚荣辱，也都只系于高高在上的皇帝一家，深刻体会，这种体制下，都是惴惴残喘而已。 文人有修身报国的节操，为自己私利，也能将诺大的朝廷国家弄得乌烟瘴气。有人值得敬爱，有人让人恨不得穿越去打人。 何以如此？无论皇帝还是文人，都首先是人而已，有欲望，有私心，有亲疏，有感情用事，有偏听偏信。只要人治为主，封建时代，就没有好时候。皇帝没那么快乐逍遥，臣子总是提心吊胆，只总是苦了黎黎百姓。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