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以国家和南方祀神之风互动为焦点

“王权没有永恒”，无论凭借武力 血脉还是天授神权，借以位列凡人之首，王权的耸立与坍塌都不过转瞬之间。那么作为“永恒存在的诸多神袛”呢？本文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     本文题材偏冷门但确非常有趣，对中国唐宋两代间国家与祠祀、地方神袛关系的变迁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背后因果的探究。与普通宗教视角下有所不同，中古时代中国民间信仰除了体系化的佛释道外，大量以庙祀等形式存在的民间信仰散落其中，既有民间因功感恩而立，更有怪异灵验山川湖河。就这些民间信仰与神袛与国家的关系而言，本文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切入视角，由于唐代经济与文化政治中心位于传统的中原地区，中原一带民风习俗开化较早，民间信仰土壤并不充沛，且唐王朝作为大一统朝代，其制度与文化上的自信使得其从地方到中央官员对民间祭祀活动（除个别淫祠外）处于漠视与两无互动状态，少数的如泰山封禅等中央与神袛的互动，也并没有造神或崇神，与借助许多神明的威望塑造王权相比，汉唐的封禅甚至更像一场以表演为目的的自我追认。中央政府在信仰上关注的更多则是体系化的宗教活动，对其统治根基与财政根基进行挑战的各种力量，而非散落民间的庙祀信仰。  强大的政府，统一的疆域以及以北方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宦结构，都是有唐一代对民间祭祀信仰漠视与淡漠敌意的根源。 而这一情况，在接下来另一个大一统王朝宋朝发生了变化，北宋时期，无论是对西北封疆大吏（如范仲淹冲氏等）立祠建庙，还是对吴越本地信仰的逐渐正视，都说明除了对以往体系化佛道宗教的重视外，地方信仰第一次大规模走上朝堂，这其中相对于唐一代的变化，本书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随着北方持续的战乱与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方知识分子大规模走上北宋统治中央舞台，因此也带来了南人视角下的民间信仰；二是由于五代十国中南方长期的分裂，导致各地割据王权都以拥抱本土信仰作为自身合法性与权威的来源，从而刺激和加速了地方信仰的在地与体制化。以上俩论点，本文则通过南宋一代中央与地方信仰更大程度上的互动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南宋一代中国经济 政治中心的彻底南移，使得中央以赐庙额，赏神爵的行为介入地方信仰更发普遍，而被赋予官方色彩的信仰则为地方民间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不再使得民间庙祀信仰拘泥于一地。典型例子如城隍庙信仰由于地方神格被纳入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旱涝天灾不光是地方官的责任，更是当地神袛治理不力的表现）而扩散至全国。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中央对地方信仰的介入，并不是另立神袛的过程，而绝大部分都是在地方祀典名录的基础上进行封赏，通过王权 封爵下乡的形式与民间信仰神袛发生关系，而对地方祭祀典之外的各种“淫祠”，则甚少有所互动，特别是对地方一些落后的习俗与无功无德受崇拜的偶像，更是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因此中央在对地方信仰进行良性互动时，也将自身的价值观与统治秩序进行了植入，更有意思的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士大夫也开始渐渐推崇对先哲和当代信义之士进行神话与立庙祀的方法进行引导和崇拜。本文中有意思的地方还有，无论是官方引导的祭祀或者民间信仰，出发点与落脚点都甚为功利，祈求是否灵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神袛地位的高低，与其用虔诚来形容这些各式各样的民间神袛信仰，还不如将其作为一面面直映凡人的明镜。 也正是如此，和那些反复诉说来世轮回的神袛不同，这些成长于斯地的信仰，依旧是服务于现世，这是为何会多言及“酬神”而非“祭神”的原因，也正是王权与神袛能够产生良性互动的根本原因。      王权自然没有永恒，而这些泥塑的神袛们呢?

本書考察唐宋之間國家與祠祀信仰關係的變化，有一點和既有研究不同。筆者認為，此時兩者的關係涉及國家對祠祀活動的態度和作為根本性的變化。就在宋代，我們也看到另一種令人矚目的歷史變化：朝廷和士大夫官僚階層開始主動通過大量的祠祀活動進行政治操作。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宋代開始大量出現的旌忠廟和賢人祠。前者是通過建祠賜額的方式表彰為國死事的忠臣，後者則是以建祠的方式表彰儒家理想的賢人典範。以往這兩種祠祀因官方色彩濃厚，很少進入學者討論國家與祠祀關係的視野，然而，如果稍微鳥瞰宋世以後旌忠廟與賢人祠的發展便會發現，祠祀在近世政治文化領域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宋代以後，官方大規模以祠祀操作政治，有三種現象說明此一歷史變化：一、出現承載特定政治價值和政治理念的祠祀類型，例如旌忠廟、群賢祠；二、湧現出大量從無到有的創祠旌忠、祀賢之舉；三、官方開始積極操作祠祀，對地方社會傳播政治價值和理念。 宋代以後，朝廷不僅大規模涉入祠祀信仰，同時也出現積極以建祠立祀操作政治行動的變化，這意味著此時統治階層對祠祀的態度和作為，已經發生重大的變化。明白此點，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重新審視唐宋之間國家開始大量涉入地方祠祀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