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度丛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看完了。这个作者的书也也也也贼多[捂脸]我真的服了（羡慕）你们这些高产的渊博的人。本书选取的16个历史横断面，既呈现制度的连续性，也揭示每一次演变的来龙去脉。整体可归纳为四大阶段、六条主线。 ​​1）奠基期：商鞅—韩非的法家蓝图​ 1. ​​第一章​​（商鞅的理想国、韩非的理想民）：以“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奠定中央集权与等级控制的理论基座，强调外儒内法的双面性。 ​​2）秦制确立与震荡​ 1. ​​第二章​​（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展示严刑峻法与官吏—新民未驯化导致的迅速崩塌，说明制度化伤害是秦亡的结构性原因。 2. ​​第三章​​（白马之盟的玄机）：刘邦借“无为而治”与“白马之盟”暂时偏离法家轨道，形成“外儒内法+诸侯制”的混合体。 ​3）汉代及以后的“回归—修正”循环​ 1. ​​第四章​​（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汉武帝以“求贤诏”“罢黜百家”重新把游士排斥出权力核心，秦制再次抬头。 2. ​​第五章​​（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盐铁会议与《盐铁论》（我还没看[破涕为笑]），让知识分子首次系统检视秦制弊端，提出“天命—人事”双重视角。 3. ​​第六章​​（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王莽以“复古礼”赢天下却因改革伤及利益而速败，揭示理想化改制的风险。 4. ​​第七章​​（皇权、宦官与士人）：东汉外戚、宦官、士人三足鼎立，暴露秦制在晚期对利益集团的高度依赖。 ​​4）制度“进化”与最终崩解​ 1. ​​第八章​​（如何自群雄中胜出）：袁绍、曹操对比凸显资源汲取能力决定成败，为魏晋南北朝奠基。 2. ​​第九章​​（控制与汲取的“进化”）：科举、盐铁官营、均田制等不断强化中央对人与财的控制，也不断制造新的矛盾。 3. ​​第十章​​（王朝的盛世潜流）：唐玄宗、太宗的“盛世”背后是沉重徭役与隐逃，显示繁荣与危机并存。 4. ​​第十一章​​（另一个造极之宋）：宋代物质文明高光，但“百代之利”“仁宗无仁”揭示皇权与士绅、财政之间的深层张力。 5. ​​第十二章​​（明太祖猛于虎）：朱元璋以极端手段重塑秦制，强调“猛”治官、吏、民和思想，奠定明代高压政治基调。 6. ​​第十三章​​（东林挽歌）：东林党与宦官、皇权的冲突折射出晚明党争与财政困局，也说明思想舆论开始成为政治力量。 7. ​​第十四章​​（雍正密折治国）：密折、正面/反面榜样并用，把科举官僚彻底驯化为皇帝个人工具，同时皇帝本人深陷丹药与自困。 8. ​​第十五章​​（同光中兴的逻辑）：1861 年政变、恭亲王与慈禧的有限改革、洋务与立宪尝试，显示清帝国仍在秦制框架内做修补。 9. ​​第十六章​​（清王朝灭亡的原因）：西狩、新政、谘议局等连锁反应削弱中央权威，地方督抚与士绅崛起，最终在辛亥革命中秦制走向终结。 ​​六条主线​​ 1. ​​理论奠基​​：商鞅—韩非的法家国家观。 2. ​​暴力奠基的秦帝国​​：严刑峻法与快速崩溃。 3. ​​汉代“外儒内法”混合体​​及其内部张力。 4. ​​隋唐至明清的“进化”​​：科举、财政、监察不断调整，但汲取与控制逻辑不变。 5. ​​盛世表象与民生痛苦​​的结构性矛盾。 6.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修补与终结​​：同光中兴及清末新政无法挽回秦制颓势，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崩解。

本书是一本反思“秦制社会”的力作！秦制社会的特点无非包括：无止境地强化皇权；无止境地汲取民力；无边界地监视官僚百姓；追求臣民的原子化偏平化；任用酷吏，奸佞当道；因循守旧，没有社会活力，反进步；从而创造周期性的颠覆和重建，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遭极大破坏。 如果说秦制有什么优点，那就是创造了一个世界史绝无仅有的苍老无进步的“木乃伊”式的社会。可恶的是，有人还引以为傲。

总结: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私货满满的书，从头看到尾，可能会颠覆你对绝大部分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认识；作者全篇围绕秦制这一核心思想去阐述，佐证，应该说绝大方面我都是认可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看历史的视角，当然也有一些观点不是很认可，尤其是明代那一章，但是整体很不错，还是给出推荐的评价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用当今的目光审视任何国家的任何朝代，恐怕其制度都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学会去伪存真，辨证的看待，批判的接受；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社会，只有法家思想才能做到统一中国诸侯割据！ 法儒之争自春秋战国伊始，法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韩非，乐毅，剧辛，李斯等，在战国七雄中寻求变法，而秦变法最为彻底而取得统一，而所谓的焚书坑儒使法儒正式对立，战败国的贵族集团对秦亦是恨之入骨，当然亦有秦二世的荒诞不经，赵高卑微无耻，在王翦六十万大军南拒百越，北有蒙恬四十万大军抗击匈奴，咸阳空虚轻易被灭！我想这应是“天下苦秦久矣”和“暴秦必亡”的根本原因吧！ 汉立国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占据上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弟子司马迁编《史记》，法家及秦被贬一无是处！无人提及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车同轨，秦直道，郡县制留下的辉煌，对历史的向前推进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的封建制正式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结束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也就是始自周朝建立，止于秦统一六国。 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指政治制度，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要开始于战国时期，结束于土地改革。）正式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于公元1911年。也就是自秦朝建立开始，至清朝灭亡结束。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权力游离于土地关系之外，地主个人一般不享有西方封建领主的政治特权，政治权力由国家行政机关掌握，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由专职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权制。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西方实行等级制，中国实行官僚制。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在西方，宗教与教会占有特殊地位，政教合一比较普遍，宗教在麻痹劳动人民，维护领主制经济和分封割据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把儒家思想宗教化。并与以族权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相结合,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思想与制度。统治阶级以此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和统制、压迫劳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批判的接受历史，辨证的看待历史，去伪存真，同时空的分析、研究，才更具有说服力吧！

1.文献引用太过于局限，史料支撑单薄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读的时候直觉作者不是史学出身。 一查，果然。腾讯系历史专栏作家。 2.犯了媒体人爱耸人听闻的错误，用文笔掩盖了很多推理上的逻辑漏洞，本书内容其实各大历史学家已经探讨得很全面了。 3.引导情绪的动机大于阐述问题本身。 仅我本人而言，我厌恶暗戳戳的影射行为。 能说明白就说，说不明白就别说。 这捅咕一下那儿捅咕一下，是不是觉得自己老机智老嘲讽老帅气了？ 总结：聪明但懒惰的作者，下意识的坏。 判决：逐出出版界得了。 作者适合跟渤海小吏去哔哩哔哩battle，最好再开一个充电月度会员，你真不适合搞学术。 PS：个人看法，非常偏激，别喷。 提前给大家磕头。

读《秦制两千年》见帝制底色，悟时代新章 ——破盛世迷障，照千年正道🌙🏡 谌旭彬的《秦制两千年》，从不是一部平铺直叙的历史读本，而是一柄淬了史料锋芒、凝了逻辑重量的解剖刀，直直剖开帝制中国两千年的肌理，让那些被正史裹上锦缎的制度真相，裸露出最本真的底色。翻读此书，最振聋发聩的，莫过于戳破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盛世幻象——原来被奉作圭臬的治世荣光，不过是秦制逻辑下，皇权登顶、官僚分肥、百姓匍匐的权力图景，是“国强民弱”的极致演绎，是两千年帝制跳不出的宿命轮回。 秦制的核心，从来都是深入骨髓的“弱民驭民”，自秦扫六合定一尊，这套以君主集权为根、官僚代理为爪、利出一孔为术的制度，便如附骨之疽，贯穿了此后所有王朝更迭。汉承秦制，文景二帝的“轻徭薄赋”被史书大书特书，可拨开文字的迷雾，三十税一的田赋不过是浮于表面的虚名，算缗告缗的财富掠夺、盐铁专营的资源垄断、豪强士族的土地兼并，早已将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农夫终岁劳作于田亩，却连糟糠都难果腹，稍有天灾人祸便家破人亡；而皇室宫苑的犬马，竟能食粟米而肥，官僚阶层借着皇权的荫蔽，层层盘剥，坐享其成。这所谓的“治世”，不过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适度让利，换来了对百姓更隐蔽、更高效的汲取，百姓越柔弱，越无力反抗，权力的秩序便越稳固，这便是秦制盛世的底层密码。 被赞为“海晏河清”的贞观之治，不过是秦制的精致化升级。李世民“纳谏如流”的姿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慨叹，从来都不是对民本的真正敬畏，而是对统治术的深刻洞悉；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垄断，却非为了阶层平等，只是为皇权筛选出更忠诚、更驯服的官僚代理人。国库的充盈支撑起征伐四方的赫赫武功，长安的繁华见证着帝王的无上权威，可底层民众依旧是权力链条的最末端，是徭役的承担者、赋税的缴纳者、秩序的顺从者。他们的“安”，不过是在皇权高压下的被动隐忍，是“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的无奈，所谓盛世，与普通百姓的福祉，从来都是两条平行线。 至于那被称作“落日余晖”的康乾盛世，更是秦制驭民术登峰造极的产物。康熙的宽仁、雍正的勤勉、乾隆的雄才，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皇权的绝对集中。文字狱锢住了思想的火花，保甲制锁住了人身的自由，密折制掌控了官僚的言行，整个社会被打造成一座沉默的牢笼。人口的激增并非民生富足的证明，只是“重农抑商”下百姓被束缚于土地的无奈结果；疆域的辽阔亦非文明强盛的标志，而是无数底层民众的血汗堆砌的帝国荣光。当西方世界正借着工业革命与思想启蒙奔向现代，秦制下的大清，却在对百姓的层层束缚中，耗尽了最后的生机，这盛世的繁华，终究只是少数人的狂欢，藏着万千百姓的心酸与卑微。 两千年秦制，王朝更迭如走马灯，汉承秦制、唐袭汉规、明清循古，看似各有革新，实则从未跳出“汲取—崩溃—重建同构”的循环。所有的盛世，不过是这循环中“汲取适度、驯服有效”的短暂阶段，一旦权力的汲取越过了百姓的承受极限，便会迎来王朝的崩塌，而新的王朝崛起，又会迅速捡起秦制的工具，重新开启新一轮的轮回。这无解的困局，根源便在秦制的本质：权力无约束，民众无权利，国家的强大，始终建立在百姓的贫弱之上。 直到1945年的延安窑洞，一场跨时代的对话，才划破了这千年的历史阴霾。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直指秦制的核心症结，而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答案，字字千钧：“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回答，是对秦制两千年逻辑的根本颠覆，秦制以“驭民”为核心，而窑洞对以“靠民”为根基；秦制追求皇权的绝对集中，而窑洞对倡导权力的人民监督；秦制的国强必然伴随着民弱，而窑洞对的初心，是让国强与民富同频共振。 从窑洞对的“人民监督”，到新时代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而现行的制度体系，更是对秦制的彻底摒弃，对窑洞对初心的坚定践行。我们打破了“利出一孔”的垄断，让市场的活力与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我们坚持依法治国，用制度划定权力的边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从医疗教育的普惠到民生福祉的提升，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个人。如今的国强，从来不是建立在民弱的基础上，而是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国家的根基才愈发稳固；如今的安定，也不是百姓的被动顺从，而是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主动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 读《秦制两千年》，不是为了沉湎于历史的批判，而是为了看清历史的陷阱，守住当下的正道。它让我们明白，那些以“盛世”为名，牺牲民众利益的权力游戏，终究会被历史抛弃；而唯有以人民为中心，让权力受监督，让民生有温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走出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这便是这部书跨越时空的价值，让我们在回望千年帝制的底色时，更能珍惜当下的制度选择，更能坚定前行的方向。 ——✨书海星辰📚

本书“秦制两千年”通过经济、军事、文化等维度，展示两千年帝制运行逻辑，说明王朝循环兴衰的深层根源，并反思底层民众长期困苦的原因。揭示帝王权力规则，理解中国封建政制如何延续两千余年。

读完《秦制两千年》，合上书的那一刻，心里只剩下一种很凉的清醒： 我们过去熟悉的历史，大多是被包装过的道德故事； 而这本书，拆掉了所有粉饰，把两千年统治的底层逻辑赤裸裸摊开。 我印象最深、最颠覆认知的，是这几条： 一、盛世从不是贤君创造，而是死人堆出来的。 以前总以为，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是皇帝仁厚、治理有方。 书里却冷酷地指出：每一个盛世的起点，都是上一轮改朝换代的人口锐减。 土地没变少，人少了一大半，于是人均土地变多、社会暂时安定。 所谓盛世，不过是乱世之间的喘息；哪怕在盛世里，依然有饥饿、有流离、有易子而食。 史书只写天下太平，不写底层血泪。 二、蜀汉的繁华，是靠通货膨胀抢来的。 最让我意外的，是刘备、诸葛亮治蜀的真相。 以一州之地连年北伐，靠的不是仁政，而是发行“直百五铢”，用官方通货膨胀，悄悄稀释百姓财富，支撑战争机器。 诸葛亮越是军纪严明、社会安定，汲取效率越高，百姓被“温柔地盘剥”，却还要称颂千古贤相。 三、越是秩序松动、快要乱世，反而越显得繁华。 这是我读完最震撼的一点：真正稳定、管制极强的时代，往往冷清、压抑、毫无浪漫可言。 严格的坊市制度、严厉的宵禁，一到夜里，街道空无一人。 而我们印象中灯火通明、夜夜笙歌、自由热闹的“盛世景象”，比如《长安三万里》里李白与友人彻夜宴游、市井放纵的画面，其实都出现在朝廷控制力下降、管制失效、礼法松弛的时候。 越像盛世，越近末世。越繁华，越危险。 所谓繁华，不过是权力管不住了，是秩序松垮的表象，不是强盛，而是回光返照。 四、都城，都是靠全国吸血的空壳。 唐宋明几个朝代的都城，长安、开封、北京，看上去繁华无比，其实几乎不生产实业，只负责消费与统治。 全国的粮食、财富、人力，被一层一层盘剥，输送到都城。 人人都往京城挤，不是因为那里美好，而是因为离开权力中心，就没有活路。 五、从唐到明，皇权连装都懒得装了。 唐太宗还会演纳谏、演仁政，因为皇权尚有制约；到明朝，朱元璋废丞相、删《孟子》，把“民贵君轻”统统砍掉，皇权彻底裸奔。 两千年秦制，就是皇权不断吃掉所有制约、走向绝对专制的过程。 六、慈禧最在乎的，从来不是天下，是她自己。 庚子之变，慈禧向十一国宣战，闯下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入京，她仓皇西逃，美其名曰“西狩”。 议和时，她唯一的底线是：不追究我本人的责任。 只要能保住权力与性命，国家尊严、百姓财富、巨额赔款，全都可以出卖。 读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秦制走到最后，皇权已经彻底自私化。 这本书没有温情，没有结语， 却用最硬的逻辑告诉我：两千年历史，循环远多于进步。 不是比谁更仁义，而是比谁更会汲取； 所谓治乱兴衰，不过是同一套模式的反复重启循环。

首先，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就是我说的不对。 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说清楚到底什么是“秦制”。作者似乎对“秦制”进行了重新定义。将其中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削弱贵族，以官僚进行统治，打散社会结构，抑制社会活力，愚民控民害民的部分拿出来进行单独的封装。并以此为线索讨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如何在这套制度上修修补补，以便更好的实现自己的“大业”。 　　一方面，历朝历代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对古往今来的“盛世”、“明君”进行一番祛魅；可以帮助我们坚定一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信念。但另一方面，作者先预设论点，在从历史中找论据的写法倒是和书中提到的李世民「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让“四夷自服”，然后再反推出“治安中国”」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无意为“秦制”辩护，因为这套制度当然不是好制度，因为作者就是把中国政治制度中不好的这一部分拿出来进行了批判。中国历史上这套从各个方面禁锢、压迫、剥削百姓的制度当然让我等草民看的心里愤怒且无奈。作者的批判是有力的，如此多的历史史料让读者更清楚和明白的看到了这套制度的坏处，甚至还能展开一番自己的思考。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历史让我们如此渴望总结出一套有用的经验教训来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但历史又是复杂的，仅仅将苦难的原因归结为“秦制”就可以解决问题，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么？所以愤怒和无奈之后，我们又应当看到，或者想到些什么？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只有“秦制”这一条线索，一种内容？若是，为何中国没有崩溃，没有分裂，还能维持几千年的国家一统与文化稳定？（当然似乎也有人认为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百姓与知识分子是否都对这一套制度逆来顺受、无动于衷？若是，难道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暗地里对皇权唯唯诺诺的小人。（当然似乎也有人认为历史不过是胜利者愚民教化的手段，“小人”才是英雄们真实的样子。） 　　但我不相信历史如此简单，我相信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自有其复杂的内容与演化逻辑；我相信中国从不缺少对政治制度发出不同声音，勉力改进的大臣甚至百姓；我也相信中国自古以来从不缺少仁人志士为百姓的幸福生活，国家的统一繁荣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智慧甚至生命。 　　最后，我看很多人评论“读史使人明智”，我想明智的意思应该还包括能看见自己不喜欢的历史或者不同意的观点。如果你只看的地进，看地到和自己一样的，或者想要看到的观点，那大概率应该不够“明智”。

《秦制两千年》书评 谌老师这本书就是对“秦汉唐宋明清”的秦制统治技术中的典型情况做了分析，并将其进行集结，以期说明秦制的真实运行逻辑，这个在学术专著和畅销书中都是少见的。但是本书仅仅是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没有对表象之后的深层结构进行足够的分析，以至于一些典型的统治技术在没有理论框架支撑的情况下，反而像故意寻摘的孤例。而且本书里全部是以统治者为基准来分析秦制，没有谈到长期的秦制统治对被统治者的改造，因此读起来如同食鸡子而未食蛋黄，难有尽兴之感，也是一大缺点。 由于以上两个缺点，这本书的读者定位其实很尴尬。熟悉经济史思想史常识的读者阅读此书，只能补充一些关于秦制的史实，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早有人讲过的，因此读这本书就显得很鸡肋；对于历史小白来说，在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情况下，想仅靠一点不太充分的史实来让其认识真实的历史逻辑，更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想以补充这两个缺点为出发点，把自己对秦制的更多的看法进行一个总结，同时也作为此书的书评。 近十年舆论有粉饰古代社会的风气，网络上讲起中国古代史来，不是称秦皇汉武天朝上国，就是说传统美德礼仪之邦。似乎古代人以儒家治国，大讲仁义礼智信便可对民众、官吏、皇帝进行政治教化，使其“仁义礼智信”，选官用官有文官考试制度，朝堂上人人都是贤者哲学家，德才兼备，服务人民舍我其谁。除了“科技不发达”这一的缺点之外，一切都是玫瑰色的，温情而美好。更有相当多的人拿中国古代史和国外尤其是欧洲古代、中世纪历史做一番简单的对比，拿一些未经订正过的秽史和孤例作为依据，便断言在古代，我们各个方面都比西方强，比西方文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的历史真的那么美好，那么何以近现代宪政民主、科学技术没有出现在中世纪下的中国，反而出现在西方的“化外蛮夷”之国呢？何以在晚清那段糟糕的历史中，不仅军事上被西来的列强反复吊起来打，连仁义道德这种在嘴上挂几千年的说教，也相形之下变得虚伪而野蛮呢？何以在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官逼民反”此起彼伏，能从一个王朝建立一直持续到王朝灭亡呢？何以“岁大饥，人相食”、“易子而食”这种地狱一样的惨剧充斥二十四史中呢？如果相信前述的“2000年持续先进论”，那么又如何理解这些史实呢？这最后不是陷入了“文明反而落后，野蛮反而先进”的悖论吗？这是历史沙文主义的困境，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历史，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上可谓是贻害无穷。 其实对我们的历史还有一套更合理、更符合事实的解释，即在“君舟民水、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儒家意识形态表象之下，还隐藏着另一套真实的统治逻辑，亦即“百代皆行秦制度”。 按传统的说法，可以称秦制统治技术为申商之术、法术势等。秦制有一大特点就是信奉性恶论，认为人和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善，哪怕父子之亲夫妻之爱也是不靠谱的，爱只会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恐惧和利益（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故日月晕围于外，其贼在内，备其所憎，祸在所爱。《韩非子·备内》），并以此为基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用来解释走出三代的先秦社会现实，构建出自己的合理性。 但是正是性恶论的出发点，隐含了申商之术的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因为秦制能有可行性，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人性皆恶，而恰恰是因为普遍的人性局限。说清楚些，正是人心性中善的一面导致恶的一面可以肆无忌惮，因为如果人性中没有任何善的成分，那么得到的结果只会是两种，一种是毫无秩序人人为狼的季世，一种是互相妥协、约束、制衡的社会。法家想要建构的是整齐划一、兵强马壮、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毫无约束掣肘的君王权力，很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法家愿意看到的。 其实基于人性局限造就出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我们的传统独有的，这一点马克思在对封建社会的论述中说的很清楚。在前市民社会之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物的联系，而是人身依附关系（一种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超经济的关系纽带）。例如中世纪的农民无法脱离集体独自生存，因此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既表现在他们需要天然首长的保护上，也表现在天然首长对他的束缚上，保护和束缚是人身依附的正反两面。在西欧的封建社会，这种依附关系一般表现为领主和农奴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宗法制的农奴世世代代耕种名义上属于封建领主的土地并上缴贡赋，而领主则享受农民的奉养并为其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农奴不仅无法摆脱奉养领主的义务，甚至在遇到暴虐的领主时，往往会被折腾的很惨，而领主则可以尽情的向农奴索取，并轻易的推卸保护农奴的责任。在秦制社会，领主的地位直接被中央朝廷所取代了，不过这两种相对的责任和义务还是存在的，其身份不平等导致权责不对应的特征也依然存在。但是在西欧的封建社会，因为层层的封建和“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因，即使是最强大的领主，直属的封地也非常有限的。所以直接与某一个领主发生联系的农奴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些农奴一般还是在宗法制下有血缘联系的农奴，因此，这些非常有限的人群在经过几代人的重复博弈之后，会形成一种制度之外的约束机制，即“熟人社会”。在这种机制下，极端暴虐的领主虽然不受法律的约束，但是还是要受到人情世故的约束，因此胡作非为的领主是非常少见的。当然，要实现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相对和谐关系，能发挥作用的不止这一种机制。比如农奴可以主动脱离土地成为自由民（相当于所谓的“用脚投票”），基督教观念等等，都对领主权力有约束作用。但在秦制社会不是如此，朝廷要维持其长久稳定，必以破坏朝廷之外的独立组织为能事（贵族领地、宗族或类宗族的组织），并发挥其人身束缚的天性，对农民编户齐民并禁止其自由流动，不仅要让其变成一盘散沙，还要把他们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丧失议价能力，朝廷才可以肆意索取。在这种社会，不仅没有和皇帝争夺统治权的贵族，而且民间自生自发的组织（一般最多的就是基于血缘的宗族）也是极度萎缩的。换句话说，没有与农奴相熟的领主，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没有土生土长权力来自于其威信的家族长老，只有对上负责为皇帝服务的皇权代理人。因此前述的西欧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的两种约束机制（人情社会、社会自组织能力）都不存在了，秦制社会的统治者因此也不会受到来自底层的任何约束。秦制统治逻辑如此，它所要做的事也就非常清楚了，其大略无非就是利用人性局限来奴役人，在技术层面上比现代管理学的水平差远了。 说完秦制的统治逻辑，再来谈一谈秦制对社会的影响。秦制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显著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即为严重的专制控制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抑制了商品经济。考察长期的历史，当发现社会发展的速度，是指数型递增的。在比较早先的年代，往往是先有文化艺术的创新突破禁锢思想的藩篱，逐渐改变社会主流的观念，整个社会则向着文明的方向前进一步，社会发展的速度较慢。在比较晚近的年代，因为文明的基础已有前人打好，因此后来的每一样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都能对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以古典时期乃至中世纪人文发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的每一次进步，即使从技术史上来看，是很小一点推进和创新，也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现代文明的基础会在欧洲大发展，而不是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呢？原因就在秦制的统治逻辑之内。秦制政府摒弃了贵族这一中间阶层，权力的毛细血管可以延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控制是无与伦比的。而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不仅在纵向上存在上下各自为政导致法理上的最高统治者无法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的问题，而且在横向上也存在地方诸侯互不统属的权力交界地带（俗称三不管地带）。因此在欧洲封建社会，与旧思想下的统治秩序相冲出的新思想新观念的火种，总有发展成燎原之火的机会和空间。但在古中国的秦制社会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况了。这里统治者的统治之术过于高明，在秦制肇始的秦朝就明白“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的道理，到了后来此安宁之术变的越来越高明了，从秦朝的一禁了之逐渐发展成了汉唐宋明的官学传统，最后在异族统治者手里达到高峰，建立了以汉学制汉人的文化统治政策。用如此高明的手段和强大的能力来控制社会文化，以至于新思想新观念在铁拳之下无处可逃，禁忌的知识总是会随着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肉体毁灭而成为遗书。而这个民族没有了新思想的启迪，整个历史的发展都像是在不断的轮回一样，进步缓慢，久久无法走出中世纪的困境。 秦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也有相似的逻辑。西欧封建主们对商品经济的威力认识不足，放任市民阶层的发展，最终被掌握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贵族们革了命，但在世界的另一端，奉行秦制的统治者们却极有远见的看到了市场带来的“自由主义瘟疫”的危害，他们很清楚，放任商业的发展有害于自己的统治。商业关系会取代人和人直接的联系，让人和人的联系，变成人——物品——人的连系，这对于瓦解人身依附，瓦解专制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非常有力的，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去腐蚀人心，人们经过市场的训练，观念将越来越多元，不会再认同唯一的权威，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消亡。 因此极有远见的秦制政府，必定会以打击商业及其从业者为要务，务必要将这种带来滔天洪水的灾兽除之而后快。但是秦制编户齐民下的小农家庭，实际上自己的产出也是不足以完全保证自己的需求的（所谓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原因见后述）。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人的生活所需是很复杂，但人又不是鲁滨逊，不是只有田就可以自给自足。生存必须的盐和衣服，以及从事农业所必需的铁制工具，都是田里种不出来的，非得进行交换活动才可能得到。因此进行商业交换的需求是人的绝对刚性需求，不可能被消灭的。 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历朝开国初期吏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高时，秦制皇权总会用尽各种手段来限制商业，必使其消亡而后已，但是民间私下的商业活动又总是无法禁绝，百姓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进行交换，甚至不惜为其造反。等到立朝若干年后，政府的统治失序，无法禁绝商业，统治者又看到商业中巨大的利益，忍不住用强权优势来与民争利，甚至连各层级的官僚，也有各自支持的红顶商人作为其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加速社会的腐化，并进一步打击民间自生自发的商业行为，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有人说中国古代在宋朝即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直到清末，这个萌芽好像也没有变的更强壮，是很有见解的。 第二方面是对社会道德体系的改造。秦制理论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总是以利用人性之恶，扭曲人性为强项。因此秦制政府的统治，总是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大崩溃。 贾谊在《治安策》中描述过秦朝社会道德水平大滑坡的现象（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其原因，当与秦制下违背人性使人做恶的律法有关。秦法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即分家）者，倍其赋。如此制定法律有两个目的，一是增加赋税，二是彻底抑制宗族。父子一旦分家，不在一个锅里吃饭，联系两者的利益纽带就会被瓦解，建构的血缘及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宗族自然也无法存在。 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和秦制政府相伴相随的事物，及秦制政府奔溃后，涌现出的暴民。这些暴民往往是被秦制政府逼上梁山的农民，但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往往比秦制政府更为剧烈。 这里引用刀尔登的一段话：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 秦制政府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献*****钟”化，正是秦制的一大特色。 第三方面是对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稳定性的破坏。前面讲了，秦制以瓦解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构造对帝国毫无威胁的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为能事。这种对社会的改造，其实也带来了更大的隐患。 社会上小共同体的自组织能力，是对抗外来风险，维持小共同体及社会稳态的重要力量。而外来的风险，除了大共同体对小共同体的侵害之外，还包括各种天灾和其他的人祸。瓦解了小共同体和民间结社形成小共同体的能力，对专制政府来说，当然是有利的了。但是这种改造，不同样导致了社会对抗天灾和其他人祸的能力的消弱吗？尤其是在权责不对应的情况下，秦制政府使用了对民间进行汲取的权力之后，总是能逃避为民间提高公共服务的责任。民间的资源被疯狂的榨取之后，对抗风险的能力变的更弱了。 这一点在历史上不难看出，秦制下的小农社会，是极易失稳的。中国历史上动辄出现的灾年地狱般的惨剧、此起彼伏的民变，即是无数的例子。 严重的专制控制堵死了社会向前发展走出中世纪的道路，社会道德体系的大滑坡又导致官和民的“献忠”化，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破坏又埋下了天下大乱毫无秩序的祸根，难怪治乱循环会是古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所以，劝君多骂秦始皇，因为秦制之祸不止会害草民，还会害国家，害民族，害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