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

纯阳书评（豆瓣:纯阳子/公众号:纯阳书评／微信号:chimbusco88）第492期《大变局中的机遇》写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书不少，这本很值得一读，其最大特点是三个“一点”，即看得多“一点”，看得深“一点”，看得远“一点”，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这本书看得多“一点” 事物往往是多因素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演化很少是单因素的结果。所以能否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切入并从多个方面中找到影响因素和结果的显性逻辑关系，直接决定了看的多少和看的水平。能够从历史经验、文化传承、经济逻辑、文明特性、现实局面、重大事件等多个角度思考和把握，其所做的解释、所得的结论和所做的预判就会显著好过只能从某个或者是某几个角度得到的结果，会比后者全面的多、符合实际的多，因而也就科学的多，理性的多，靠谱的多。比如为什么中国的抗疫要好于西方的抗疫，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是中国的体制机制有优势，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的举国体制所展现出来的效率、速度、质量在应对大灾大难方面是碾压西方体制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抗疫成功仅仅归结到体制机制显然又是不够全面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受益于全球化分工所催生的抗疫相关物资的巨大产能，可以想到如果没有这些巨大产能的支持，没有抗疫物资的充裕供应，抗疫肯定会受到一定影响。 作为一本讲趋势的书，能够看得多“一点”，让本书对各种事件的解释可以更为多维，更为立体，更为贴近逻辑本身，从而为更好地分析现象的逻辑原因、抓住规律创造条件。 第二、这本书看得深“一点” 从具体某个单一视角来讲，看得多“一点”和看得深“一点”没什么关系，前者对后者没什么帮助，但是从对事物整体剖析的角度讲，看得多“一点”显著有益于后者，能够为看得深“一点”提供基础，创造条件。所以本书的看得深“一点”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单一视角下的深度很见功力，比如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难题，作者竟然能够深入到中国知识体系，进而切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很显水平；二是体现在基于看得多“一点”而产生的看得深“一点”，这种深“一点”是整体上的深“一点”，是融会贯通之后深“一点” 第三、这本书看得远“一点” 高瞻远瞩其实有一个前提，即正确性或者是相对正确性，远是正确基础上的远，如果没有正确或者是相对正确，那样的远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无异于说胡话，所以真正有意义的远必须要确保一定的正确性。正是因为作者能够看得多“一点”、看得深“一点”，所以作者可以相对更好地厘清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影响因素对事物结果的因果关系，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抓住演变的主要逻辑，并形成有一定正确性保障的、因而质量相对较高的趋势预判，所以可以认为本书看得远“一点”。 总之，这本书具有三个“一点”的特点，推荐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阅读。

以下是对郑永年所著《**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中信出版集团）的系统梳理。本书写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初，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全球化退潮、技术革命加速、疫情冲击、气候危机等多重叠加挑战，郑永年提出： > **危机中蕴藏转机，中国能否化“危”为“机”，关键在于能否以清醒的战略认知、坚定的改革开放和包容的文明自觉，主动塑造未来而非被动应对**。 --- ## 一、全书核心观念（Central Theses） ### 1. **“大变局”的本质是秩序重构，而非简单衰退** - 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瓦解； - 但并非走向“无序”，而是**多极化、区域化、价值观分化的“新秩序”正在生成**； - 中国既是**被塑造者**，也应成为**积极塑造者**。 ### 2. **最大的风险不是外部打压，而是内部误判** - 误判一：“外部围堵=全面脱钩” → 盲目闭关； - 误判二：“崛起=取代美国” → 战略冒进； - 误判三：“内循环=自给自足” → 放弃开放。 > ✅ 正确姿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扩大“朋友圈”**。 ### 3. **全球化不会终结，但将“区块化”** - 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效率”双轨； - 未来是“**三个平行市场**”并存： - 美国主导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圈； - 欧洲的绿色与数字规则圈； -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圈。 > 🌍 中国优势：**唯一能同时深度参与三大板块的经济体**。 ### 4. **科技竞争的核心是制度与人才生态** - 芯片、AI、量子等“卡脖子”问题，表面是技术，实质是**基础科研体系、教育制度、创新文化**； - 不能只靠“举国体制”攻关，更要培育**容错、开放、自由探索的科研环境**。 ### 5. **中国未来的最大机遇在“制度型开放”** - 过去开放：商品、资本、人员流动； - 未来开放：**规则、标准、制度对接**（如CPTPP、数字经济协定）； - 通过**主动改革国内制度以适应高标准国际规则**，倒逼高质量发展。 ### 6. **文明对话比意识形态对抗更可持续** - 西方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只关心**发展实效**； - 中国应避免陷入“民主 vs 专制”话语陷阱，转而倡导： - **发展权**（Development Rights） - **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 - **共存共荣**（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 ## 二、思维导图（结构化框架） ``` 《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郑永年 ├─ 一、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特征：秩序重组、技术颠覆、信任赤字 │ └─ 误区：将变局等同于“西方衰落+中国替代” ├─ 二、全球新挑战全景 │ ├─ 1. 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 │ ├─ 2. 经济格局：全球化退潮，供应链重组 │ ├─ 3. 技术革命：AI、生物、能源重塑生产力 │ ├─ 4. 非传统安全：疫情、气候、网络攻击 │ └─ 5. 意识形态：西方对华“制度性敌意”上升 ├─ 三、中国的战略定位 │ ├─ 原则：不争霸、不结盟、不输出模式 │ ├─ 角色：世界和平建设者、发展贡献者、秩序维护者 │ └─ 路径：**以开放促改革，以合作谋安全** ├─ 四、化危为机的六大方向 │ ├─ 1. 深化“制度型开放” │ │ └─ 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规则 │ ├─ 2. 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合作”科技体系 │ │ └─ 强化基础研究 + 国际科研合作 │ ├─ 3.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 │ └─ 聚焦绿色、数字、健康丝绸之路 │ ├─ 4. 打造“双循环”新格局 │ │ └─ 内需靠中产壮大，外循环靠制度开放 │ ├─ 5. 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 │ └─ 在气候、WTO改革、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方案 │ └─ 6. 开展“文明对话”替代“制度对抗” │ └─ 讲好“发展故事”，超越意识形态叙事 ├─ 五、警惕三大战略陷阱 │ ├─ ❌ 民族主义亢奋：对外强硬 rhetoric 替代理性外交 │ ├─ ❌ 闭关自守倾向：以“安全”为名过度限制开放 │ └─ ❌ 制度自信蜕变为制度封闭：拒绝学习人类文明成果 └─ 结语：在不确定时代，做确定的自己 └─ “**中国最大的机遇，始终来自自身的改革与开放**。” ``` --- ## 三、关键概念解析 | 概念 | 解释 | |------|------| | **制度型开放** | 从边境开放（关税、准入）转向边境后规则开放（国企、劳工、环保、数据流动）。 | | **区块化全球化**（Block Globalization） | 全球经济分裂为若干基于价值观或安全联盟的区域经济 bloc，但 bloc 间仍有有限连接。 | | **多元现代性** |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文明可基于自身传统发展出独特现代路径。 | | **发展权** | 郑永年强调：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生存与发展是首要人权，高于抽象政治权利。 | | **双循环** |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内循环靠社会公平，外循环靠制度开放**。 | --- ## 四、现实政策呼应 - **对“脱钩断链”论的回应**： 主张“**去风险**（de-risking）≠ **脱钩**（decoupling）”，中国仍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替代节点。 - **对“新冷战”叙事的破解**： 指出全球南方国家不愿选边站队，中国应深耕与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 - **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化**： 强调“自立”不等于“孤立”，必须保持国际科技合作通道。 > 🌐 郑永年警示： > “**在大变局中，最大的危险不是风浪本身，而是因恐惧而放弃航行，或因傲慢而偏离航向**。”

首次看郑永年的书，对比兰小欢、黄奇帆对时政、经济模式的解析，有些悬在空中之感。 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需要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治理理论共识，这需要降低文明冲突和具备哲学理论创新，且符合中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审美和价值观念。 书中一边驳斥国内过多研究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一边带有极强个人倾向的点评美国、特朗普等总统，相比于解决中国问题，看起来更能指点美国江山，从内政到经济到总统到民众。 以中美中产为例，书中讲，美国中产占比时，结论是，美国中产锐减；对比中国更低比例的中产时，以人数对比美国总人口，表达的是溢美之词，和就低于美国的自我辩解，我们低是有客观原因的，美国减少是社会有病、治理有问题。 关于新冠的抗疫，如果最初消息不被封锁，吹哨人不被训诫，后果会不会波及全国？再看层层加码的防疫和最终走向群体免疫的放开，以及方舱建设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如今的政企负债，真的就是绝对正确的应对么？ 如果承认差距和不足都如此艰难，大概率也是在继续闭门造车。哪怕开放，也是带着固有的本位主义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判断力和决策建议。 如果学者都是如此的认知，不是太看好其假定事实分析下的结论。

世界多元共存、反对单极霸权。拒绝文明冲突、零和博弈；全球秩序不应由单一国家垄断，推动多元文明、多元发展模式共存；全球化不可逆，保护主义是短期倒退。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必然，取决于大国选择对抗还是开放共存，美国主动围堵才会激化冲突，中国单边开放是跳出陷阱的关键路径。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总结当年雅典快速崛起，实力不断变强；老牌霸主斯巴达感到巨大威胁，双方猜忌持续加深，最后无法避免爆发大战。 亚当·斯密、古典自由贸易学派，论证开放、市场分工、全球化红利，而西方如今背弃自身自由贸易传统，走向保护主义，是全球失序根源。 斯密理论缺少社会治理维度，中国要兼顾市场与社会公平。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不认同文明必然冲突，但承认西方单一文明霸权思维加剧对立；提出文明对话、多元共存替代文明对抗。 大英帝国依靠单边开放构建全球贸易体系，不靠单纯武力维持霸权；为中国“第三次开放”提供历史范本。 19世纪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是全球唯一“世界工厂”，工业品成本、质量碾压所有国家。 1846废除《谷物法》、大幅简化关税，上千项征税商品压缩到几十种，基本取消出口税 。 外国如果加高英货关税，吃亏的是他们本国消费者与商人，倒逼各国主动降低壁垒、和英国通商。 我工业有绝对优势，放开进口压低原料成本。 英国后期收缩、贸易保护最终衰落，反向证明封闭无出路。 美国二战后秩序构建者前期靠开放规则掌握全球话语权。 当下美国推行“四全围堵”（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全世界），主动撕裂全球化，透支自身制度信用。 明朝中后期主动闭关、重农抑商、抑制民间活力、社会治理停滞。 深圳特区、大湾区改革实践者代表开放、制度创新；前两次开放靠特区引进外资技术，第三次开放靠深圳探索制度规则输出；特区之“特”是改革责任，不是特殊政策特权。 民营科技企业家（华为等）直面美国科技封锁，证明内生创新、产业完整度可以对冲外部打压；提出企业必须具备国际政治视野，不能只盯着短期利润。 从全球大国博弈，落到双循环、湾区产业，再下沉到中产、社会保障、个体道德，层层传导，论证国际变局最终落脚国内治理。 先识别危机（围堵、封闭风险、贫富分化、数据孤岛），再追溯根源，最后给出可落地政策路径，不单纯做现象批判。 全球大变局，西方保护主义+对华围堵，外部发展红利消失。 机遇无法外求，必须内生创造，封闭只会落入明朝陷阱。 推进第三次制度型开放，以单边开放破围堵。 推进第三次制度型开放，以单边开放破围堵：面对欧美联合脱钩、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的外部围堵，我国开启第三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核心不再只靠关税、商品流动，而是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改革国内制度；不靠谈判对等交换，主动单方面放宽市场、准入、规则，用超大市场与制度红利拉拢全球企业、分化封锁阵营，打破外部围堵链条。 完善双循环，统一国内大市场，平衡国家、市场、社会，壮大中产、补齐社会保障。 科技创新双端突破，打通数据要素，依托大湾区做制度试验田。 参与、重塑全球规则，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大国和平共存。 完成从经济大国到制度强国的转型，实现可持续现代化。 …… “从开放的性质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为被迫开放，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开放是主动开放，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 “连续的战争失败使得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其拥有的经济总量，甚至也不在于单纯的军事力量，而在于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政治制度。” “实际上，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 “美国（西方）与中国之间从往日的‘拉’和‘推’的关系，已经演变成‘挤’和‘退’的关系，即美国（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而中国自己也在无意识地‘退’出这个体系。” “在缺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或者一个强有力的执政主体（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统治阶级）的情况下，民主已经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必须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要给年轻人以机会。”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论阻力多大，中国都应坚定信心、坚持理性，继续站在风口上。换言之，世界越封闭，中国就应越开放。” “中国的经济一直未获得独立地位，它始终呈现为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即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中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底层才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层市场。” “人工智能本来就是人类知识积累的产物，但知识似乎扮演着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因为沉迷于社交媒体智能手机而日益愚昧化，这更在强化着人类为技术所取代、所控制的恐惧感。”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说，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 “印度的追求，至少是一个区域大国。它的野心并不是就对中国不利。把世界‘两极化’，才是对中国最不利的。”

重读《大变局》，结合一路探讨深感震撼： 西方近代以政经分离崛起，科技经济快速发展，却在全球化下陷入资本独大、政经脱钩、社会撕裂的困局，北欧全民基本收入仅是福利修补，无法根治结构性失衡。 东亚奇迹源于儒家文化圈“发展是国家责任”的治理传统，强政府引领、政经合一、培育中产，部分地区效仿西方后渐失动力。近代废除科举造成知识与官僚百年断裂，导致知行不一、思想依附西方。今日中国唯有立足自身文明与实践，重建文化自信与自主政治想象力，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郑永年聚焦后疫情世界大变局，立足中国国情，从双循环、第三次开放、中美关系、规则竞争四大维度，拆解中国如何在外部压力与内部转型中，将危机转化为机遇，为国家未来路径提供清晰分析。 核心观点 - 第三次开放战略转向：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开放”阶段——第一次解决“挨打”问题，第二次解决“挨饿”问题，第三次核心是赢得规则与话语解释权，避免“挨骂”。开放不是单向让步，而是通过高水平开放倒逼内部治理、制度规则现代化，重塑系统透明度与可预期性。 - 双循环的关键定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为支撑，绝非“闭关锁国”。核心是降低外部战略依赖，同时激活市场潜力；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是筑牢内循环“承重墙”的关键，决定经济结构与社会稳定。 - 中美关系与技术竞争：中美无法彻底脱钩，但“相对脱钩”不可避免。高技术领域“以市场换技术”路径已近终点，需转向**“市场换规则”**，在数字经济、新兴产业中以规模优势主导标准制定。 - 两大陷阱需规避：警惕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群体预期不稳、消费收缩）与修昔底德陷阱（避免战略误判引发对抗），以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 - 政治想象力与治理：需构建自洽的价值与制度解释体系，向内讲清改革合理性、向外说明发展正当性；治理要优化激励与容错机制，让“想干事的人”敢作为、能成事。 价值与读法 - 价值：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关切，不空谈口号，紧扣现实问题给出可落地的路径，适合理解大变局下中国战略逻辑与规则竞争本质。 - 读法：优先读“第三次开放”“双循环”“规则竞争”三章；结合自身行业（如科技、外贸）思考如何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规则与合规能力。 一句话总结 大变局的核心是规则之争，中国的机遇在于以高质量开放推动内部升级，在双循环格局中稳住基本盘，通过规则主导权赢得长期发展空间。 袁晋 2026年3月14日

引：学国际关系的都熟知两句话，第一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第二句是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但政治学中还有一句话，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把这三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战争的原因都是来自地方政治。

中美关系来说，结论也是清晰的。 第一，两国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决定的，即中国已经崛起到被美国视为真实威胁的程度。 第二，美国可以围堵中国，围堵也可以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遏制不了中国的继续崛起。 第三，中美两国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中国也取代不了美国。 第四，中美两国的问题是共存问题。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会和美国的共存，应当是人们思维的起点。

只要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就能为自己创造更多全球化红利。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郑永年先生谈到，从开放的目的来看，第一次开放是求生存和解决“挨打”问题，第二次开放是要解决“挨饿”的问题，而第三次开放则是为了解决“挨骂”的问题，即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在国际治理过程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如果“规则”是中国“挨骂”的一个重要根源，那么我们就要从“规则”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中国需要通过第三次开放解决“挨骂”的问题，而只有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才会彻底改变被动挨骂的局面。第三次开放会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不是仅仅解决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而是重在竞争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实际上，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