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去年考研，一志愿没上线，调剂到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关于这个专业我是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个连地都不会种的人，现在要去研究农业经济，我很怀疑自己的能力。当然第一个学期进校后，发现自己完全没必要有这份担心，因为不止身边的同学都不会种地，连师兄师姐也不会种地，甚至导师也不会种地😂😂…现在明白了，研究农业经济，会不会种地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运用经管科学思维，结合实际，分析和归纳当下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给出解决思路。但是，重点来了，在我周围，包括我本人，读这个专业大多只是为了有个学上，对农业问题认识的程度，就像城里长大的孩子去思考农村的问题一样，层次和水平可想而知，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基本都是写论文的方法论以及经济管理学理论。反观自身，我就是缺乏特别对中国农业农村现实情况的认识，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农村的各类现实问题以及农民的所思所想，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这个动机下，我便翻开了这本书，到现在看完回想感触，真的是一本好书，完全符合我的预期。 本书作者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这本书便是他总结多年来调研成果，对近年来中国农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接地气，对我这种对农村实际不了解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文中尤其是关于中国土地承包制对于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历史性作用、中国农村的地域以及内部阶层分化、关于解决土地细碎化和村庄活力不足的思路等，让我茅塞顿开、醍醐灌顶！ 另外，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村礼金来往方面，突然激发了我的灵感，然后去找数据跑，目前跑了两篇论文的数据，都已通过并开始着手写，希望到时候能顺利通过，再次感谢贺雪峰老师的启发🙏

干货满满，有点烧脑，非口号党，非程序猿。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们之所以关注三农问题，不仅因为中国有着长久的农业基因与农业国传统，更因为三农问题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面对农民的苦难、农村的贫穷、农业发展的种种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扭过头去、置之不理？ 面对当下现状，作者指出的破局之道始终紧扣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他主张通过“三权分置”重构村社集体，将退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纳入集体收益分配体系，既保障农民退路，又激活村庄内生组织能力。针对资本下乡的乱象，他提出“适度规模经营”应优先由“中坚农民”承接，这些留守农村的青壮年通过流转土地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农业收入不低于进城务工，成为稳定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在养老困局中，作者尝试分析“互助养老”的可行性，以村庄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互助养老，能以极低的成本实现高质量养老，破解“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困境……这些都不失为解决问题的好方法，需要尽量尽力推动落地实践。 作者常强调一个概念，农村是现代化的“稳定器”，这“稳定器”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其本质是农民用苦难筑起的支撑。长久以来，这些在土地上扎根的人，自认为自己是“最卑下的人”，他们承受着现代化进程中最沉重的分量，他们用一辈子守护土地，却在城市化浪潮里成了边缘人；他们把子孙送进城市高楼，自己却守着空荡荡的村庄，日复一日等待着亲人的电话……他们是土地的孩子，是粮食的母亲，是撑起这个国家，却总被遗忘的根基。他们背负着世世代代的苦难，却依然年复一年地播种希望与未来。

中国乡村研究中心的书阅读了不少了，贺雪峰的书也读过几本，总体给人感觉就是，都是论文集改成的书籍，重复内容太多，反复啰嗦是最大的缺点，读来挺浪费时间的。 总体感觉： 对农村农民分类挺准确，半工半农家庭是主流，全部进城和全部留村是少数，留村中又有有能力和无能力的，有能力的又有青壮年和稍微年长有余力的，这部分中农是乡村振兴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要么有需求，要么有热心。 对农村的分类也还挺好，中西部和沿海是经济划分，南北方是村庄结构划分，小宗族和大家族。 对农村政策的解读，我觉得增减挂钩这个理解还不够透彻，虽然没有产生新的财富，但是转移财富本身也是经济手段一种。况且很多地方并非是简单的拆房复耕赶农民进城，大部分还是集约用土地，建立农民聚居点和小高层，部分保持了农民生产生活原貌。通过减少每户的宅基地形成新的建设指标。 关于农村的治理能力，的确是每个时期治理能力不同，现阶段由于农民不需要缴纳税费，村集体的作用可有可无，如何再造村集体，作者参考国营农场的方式，建议将经营权上交村集体统一发包，将承包权虚置而不确权，这样农民不种地可将经营权退还给村集体获取租赁费，由村集体统一招标，这样解决了无法大规模经营耕种的问题，又让村集体有了处置权和资源。 关于乡村文化建设，互助养老倒是一种可行思路，但是可持续发展性存疑。如何移风易俗，用好老百姓空余时间是当务之急。 还有关于扶贫开发和低保系统的阐释让人眼前一亮，过去在基层参与扶贫，对这个问题倒是思考不多。

这是贺雪峰教授的有一本著作，关注的是是乡村振兴战略问题。可以说这本著作是紧跟时代脉搏、直面当下现实问题、关注未来农村发展走向，这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也是一个学者的担当。一如既往的遵循贺雪峰教授提倡的“田野的调查、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本著作关注当下农村的社会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等诸多农村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毛主席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还要解决完成任务的办法，这就是桥和河的关系：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船，我们就不能过河。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给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书中的很多观点我深表赞同，比如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关于当前农村社会的失序和文化失调问题，关于当前农村土地碎片化影响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适度规模经营等问题，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出现的民主有余而专制不足导致基层政权治理效能低下农民组织不起来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当前，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农民价值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文化价值的缺失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的深刻变化，严重冲突了农村社会结构，“集体观念”几乎瓦解，“个人主义”抬头，这些都是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因为这些变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

在田野尽头，没有繁荣的草长莺飞，葱翠的大树，在田野尽头，只有破旧的砖房，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田野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农村留守老人?高龄农民工? 亦或是庄家老汉?不，我不想用这样冰冷的名字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的昵称，扶着他们的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他们从小生活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在山野的风中，他们奔跑着，憧憬着。风从祖辈指间吹过，吹在了他们肩上。为了生计，为了土地，他们抗起锄头，在田野尽头扎下了根。于是，习惯了吃苦的身躯，七十骨龄了仍然奔波于二月寒霜八月热浪之中。他们不知道几时真正退休，死亡的脚步伴着身体的劳累悄无声息靠近，现代老人的享福不曾降下半分。这一次，他们将生命榨干最后的价值。      他们背起几十斤重的药水桶，小心翼翼地行走，可是却在“年轻人”疑惑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原材料和生产品的差距。他们把一生的辛酸都奉献给了土地，给了那些农作物啊，却不得不看清“种田是收益率最低的行业”这一事实。     是，他们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不能从事脑力活动；是，他们大多白发苍范，体弱骨脆，不能应聘体力工作。他们“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锄归"般辛苦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家里的屋顶破旧不堪，但愿明天他们看病不会因舍不得钱而拒绝住院。       可是，在他们日益佝偻的身体上，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自立自强。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年过八旬的娭毑：“年老后为什么不找子女赡养？”，老奶奶脱口而出：靠自己！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自己捍卫的尊严。      记起他们曾经俗气而亲切的语调：“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失靠祖宗，不算真好汉！”“活人还能用尿憋死?”“不想出汗，休想吃饭!”“粗饭养人，粗活益身。”他们仍旧勤劳而坚强。告别暮夜的年华，又将开启朝气的五更天。       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收入而苦恼；虽然,还是要晓看天色暮看星光；虽然还有很多政策不够多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有保障。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田野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我很认同这三个观点，一是深知当今不存在抽象而统一的乡村，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村，产业兴旺显然不可能是发展乡村工业，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也只有十分有限的发展空间，甚至适度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也只可能是农业中的小规模现象。这就意味着，农村产业的发展必须脚踏实地，不可好高骛远。二是在城市化背景下，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是雪中送炭的问题。也就是说，姿态要放低，不要总想着一下子把农民的财富提上来，而是要先把保障工作做好。不要盯着总体数据，而要把数据分拆来看。三是现行农业政策为农民集体保留土地所有权，对于农民来讲，当前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重要的并非致富，而在于保底。农民致富的主战场在城市，而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或进城失败退路的则是农村。正因为有了“保底”、有了“退路”，中国才没有像亚洲、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农民在城市打工如果不如意，他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这一政策优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总之，没有繁缛艰深的理论推演，也没有太多数据表格，而是始终如一地聚焦真现象、真问题，明了剀切，发人深省。

原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看完这本书，总算对国家的三农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观点鲜明、语言通俗、讲求层次和逻辑，可读性比较强。很多分析、判断和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掷地有声，具有一定说服力。 没有太多官话，用逻辑娓娓道来，知识性和思考性都很强。推荐

总的来说，本书描述的农村现象和问题比较有启发性，但对作者的解决方案尚存疑虑，作者反对农民获得比较完整的集体土地权利，主张给村集体赋权，从而解决农地细碎化的问题，并建立集体有能力调节动员各个成员的机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对接国家资源，使得日益空心化的农村能够保持生产生活秩序的长期稳定。 这种权力和利益重新集中于村集体的机制不会导致新的不理性吗？至少从目前看来，乡村建设和改革的方向依然是赋予农民更加宽松稳定的土地权利，对村集体的权责加以规范，当然也没有走向完全私有化自由市场化的方向，采取比较中庸的政策导向。 以下是各个讨论主题的收获 村庄社会结构差异 从村庄内血缘共同体考察，北方：相互独立的血缘小亲族集团；南方：宗族；中部：原子化程度高，缺乏以血缘为基础的结构性力量。 从经济分层考察，东部：村庄工业化使一部分农户因办厂或经营变得更加富裕，村庄中出现了收入远高于普通村民的富人群体。中西部：也有能人致富，但一般是在城市中完成的，村庄内部均质化，基本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东部农村又可分为苏南、浙江、珠三角模式，浙江模式的社会结构与此最一致） 从经济发展模式考察：人口流入型的、已经完成工业化的、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主的城市化了的农村；人口流出的、农业型的、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传统农村。 乡村振兴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有些观点简单地将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具有特殊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而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乡村，当成大多数中西部普通农村振兴的标杆。但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是不可复制的，三产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只能在极少数农村实践。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缺少发展农业以外产业的条件。 贺雪峰认为，在全国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当下，农民致富的主阵地在城市，而乡村振兴重点不是也无法把农村打造得比城市更好，更不是为城里人提供满足“乡愁”的“田园牧歌”，是要在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农村日益空心化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无力或不愿进城的农民、进城失败的农民、进城农民家中老人子女等群体，提供比城市底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无力为大规模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兜底保障）更安定、自足的退路和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 只有当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达到了较高水平，进城农民都能够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中国才有条件进入逆城市化的阶段，使农村成为疗愈城市人的“乡愁”场所。 在农村日益空心化的今天，仅靠村庄内生力量难以维持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近年来国家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投入了大量资源，为保障性的乡村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资源不应该用在有优势条件而率先发展起来的个别农村，也不应该用于打造难以复制或违背规律的示范样本。 乡村的生产生活秩序中，当前很突出也难以解决的是文化问题，包括消费不合理（人情太重、房车攀比、赌博），闲暇无意义（低俗文化），道德问题（老年人对养老消极预期甚至自杀）等问题。 乡村振兴的主体与村庄组织再造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但不是个体农户，而是组织起来的农民集体。 当前，国家向乡村转移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要么直接分散发给个体农户，要么由上级部门进行“项目制”统一建设。乡村振兴（按贺雪峰的概念即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进行保障性建设，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物质基础显著丰富。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广大，各地差异也很大，统一的项目往往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村实际，分散的资源更造成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公共事务。 乡村振兴要有资源，需要有能力的主体对接好、用好资源，即具有统一行动的能力和表达偏好、意愿的能力。当前乡村振兴的资源比较丰富，但主体还不够有力，需要再造村社集体，把农民组织起来。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行动，村社集体应当有能力“算平衡账”，即能够和每个成员结算收支往来或者说权力责任，由此形成集体和成员间紧密的利益联系，集体才能有效发动成员共同利用资源。这种算平衡账的能力，可以依托土地集体所有制来建构，农民的利益和土地紧密联结，目前农民手中的土地权利比较完整，集体应从中收取一部分来进行协调和分配，即所谓“确权不确地”或农地经营权不可由农户私人转让，这样也可以一举两得地解决小农生产条件下农地细碎化的问题。 如果要使集体能够组织农民表达对资源的偏好和意愿，还需要集体建立起资源和农民利益相关联的机制。（个人理解这种机制应该对利益关联的方式有一定限制，不然可能容易出现珠三角农村那样村庄集体地租收入都用于村民分红而不用于公共事业的情况） 村干部 影响村干部专职化程度的变量：地方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村庄事务繁杂程度，地方和国家基层治理思路及体制机制 影响村干部任职意愿：收入或其他收益，工作量和自由度，对务工等其他工作的态度 村干部的稳定性：某地区农村是否存在某类群体，其对村干部职位的期待与当地村干部职位的特点相符。 村级管理 贺雪峰对一些地区村级管理中实行的“政社分离”、四套班子、四议两公开等复杂制度持消极态度，认为复杂制度虽然能遏止权力寻租，但容易造成复杂利益主体的无序斗争（尤其是当前中国处在快速发展变迁、利益集中复杂的阶段），导致村庄事务决策、落实效率低下，制度运行成本过高而治理效果不理想。如此，只能采用不正式、不规范乃至私人性的非正式制度对规范、清晰、复杂但运转不畅乃至无效运转的正式制度进行简化。“制度需要在复杂和简约之间、制衡和效率之间达到平衡，这个平衡点与制度运转的时代和环境有关。” 周其仁则大力支持“政社分离”，反对村庄各项事务权力集中于村委的“政社合一”，但他理想的“政社分离”是经济权（主要指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彻底私有化，与贺雪峰所说不同权力主体掌握但经济权仍然集中决策、集中行使的了“政社分离”不一样。 复杂制度除了分化组织外，也包括规范流程。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仍是传统农村（虽然相比于人民公社时期乃至土地承包初期有一些变化，比如空心化、“中坚农民”和家庭负担不重的老年人群体成为重要建设性力量），村庄社会仍然是乡土性很强的礼俗社会，事务不规则（重复性差、专业性可分性差）、发生频度低、利益密度低，且不同地区农村情况差异很大，用自上而下的统一制度规范进行治理，成本高昂，还很可能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导致严重的形式主义、资源浪费以及村干部主动性主体性的丧失。 精准扶贫 贺雪峰认为，扶贫应当是中观的、开发式的工作，在宏观经济发展但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国家给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发展政策上的扶持帮助，使得客观上缺乏发展环境的地区和群体享有平等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 而微观层面上的困难群体中，有些人即使有了发展环境，也还有其他的客观因素限制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或者是不愿参与经济活动，或者是参与经济活动失败了，这部分人群应该由国家无条件提供托底式社会保障。这种保障的水平不能太高，只能是所谓的最低生活保障，否则会容易出现大量有条件劳动而不劳动、依赖国家福利为生的“懒汉”。 但是，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因为要全域全员消灭贫困，所以低保户等社会保障群体的保障线设得和参加经济活动且有一定收益的脱贫线一样高，这种政策的混淆背离了最低生活保障的托底本质，本来经过规范化而干部群众普遍认可的低保扶助，在与扶贫混淆后造成了治理混乱和社会矛盾。 贺雪峰认为，除了最低社会保障、扶贫不应混淆以外，二者也不应该和其他社会救助政策比如大病救助或子女上学等混淆重叠。如果低保户和贫困户优先享受大病救助、子女上学优惠，那么，另一部分人因疾病、子女上学遭遇一定困难，但客观上有劳动能力而收入比低保线或贫困线高，因此没有优先享受医疗教育救助，他们的生活水平综合下来可能还不如低保户贫困户，这就会导致价值观的扭曲。 有道理但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怎么设计出完全不重叠、不混淆的理想机制。 征地制度 当前《土地管理法》有减少政府征地范围，由农民出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来弥补用地缺口的修改倾向。这样修改的理由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不能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现行征地制度不够健全，导致社会矛盾突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够合理，土地资源要素利用率不够高。 贺雪峰认为，现在的征地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种冲突是可控的，且正是通过冲突，土地增值收益得到了比较合理的分配，实现了“地利共享”。如果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缩小征地范围，更多依靠市场配置集体土地，反而会造成特定地区地价高企且直接归于个人，这才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不合理不公平分配，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也影响土地资源用于公共事业。 但是，即使现行征地制度下确由利益博弈模式达成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实际上这个“合理”本身就各执一词），然而政府征地再卖地的迂回模式，土地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应当是不如市场化模式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修法仍有必要。至于修法可能导致的部分区位高额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问题，或许可以采取税收调节等配套手段予以解决。 增减挂钩政策 贺雪峰反对增减挂钩政策，认为中央不断收紧城市建设规划用地指标 ，推动地方采取增减挂钩的方式获取城市建设用地，同时限定特定区域的增减挂钩指标入市交易，如此才使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售出高价。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市场形式包装的转移支付行为，并不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还让用地者增加了增减挂钩指标购买费用，变相增加了全体进城农民的成本。

近年来，关于社会学层面的书读的不算多，原因很多，好书不算多是其中之一。 但是，贺雪峰的名声，是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就了解到了，当时我窝在大学图书馆二楼，层层书架之间，就借阅过他的书，毫不夸张地说，多年过去，我仍然关注农村、了解农村，最重要的渠道还是贺雪峰他的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置身其中，我也明显受益。比如说本书农村和农民的分化，农村不在是那个农村，农民也早已身份多样。 最明显一个特征是，乡土犹在，农村早已荒芜，年轻力壮者大部分进城，但仍然保留农村户口，老弱妇孺皆留在农村，少部分人依旧过着土里刨食的日子。 那么农村或者乡土，成为了老弱者唯一家园，不管城里是去不了还是不想去；同时，也是年轻人的靠山或者归宿，年轻时候勇闯天涯，失败了大不了回家种田。 然而，农村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多元和棘手。 首先，就是农村的结构。我们印象的农村，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诗篇，实际上的农村，沿海地区早已进入深度工业化，富裕程度不亚于三四线城区，但偏远地区，贫穷、懒惰、刁民……还有很多词来形容。 以长三角浙江和珠三角东莞两地农村对比，富裕区域的农村社会结构，同样复杂。浙江农村家庭作坊式的商业源远流长，东莞则依靠改革开放红利遍地都是招商引资的外来资本，造成了两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 浙江农村，少数富人特别富有，因此贫富差距大，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东莞东村，收益都来源地租，贫富差距小，社会结构呈扁平型。浙江富人不断攀比，导致人情竞争剧烈，而东莞则随性很多，不搞铺张浪费，以喜宴为例，浙江一桌四五千很正常，随礼也不断攀升，东莞喜宴则随性很多，随礼不拆开不记账，一般五十、一百意思一下即可。浙江农村干部竞争激烈，少数富人希望借此机会和政府打交道，一般不会在村委坐班，只能领取少量误工补贴，而东莞村干部呈现出职业化的状态，有固定工资，也需要坐班，同时造成浙江农村派系竞争激烈，国家政策比较容易落地，而东莞农村则少有派系，但国家政策容易遭到集体利益的抵制。 同时，浙江农村已经原子化，家家户户各自奋斗，而东莞农村则保留了宗族性，所以外来文化更容易被浙江农村接受，东莞农村更难进入，对富裕人群，浙江农村包容性较高，因为既带来了攀比，同时也带了就业，东莞农村富裕人群一般早就撤离，搬进了城区。 以上，都是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乡村建设、土地政策、乡村治理、组织再造还有许多深度的思考，值得我们去了解。 重复一下，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但解决好农村农民的问题，又是我们多年的夙愿和期盼，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本书的探索，不失为一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