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尚书》学研究

　　伏生于《尚书》有存经、传经、解经（传道、授业、解惑）之三大功。伏生于秦焚书之际，壁藏《尚书》，其后求得廿九篇，乃汉代欧阳、大小夏侯三派尚书学之本，为今文《尚书》之祖，开创了汉代尚书学。伏生“以教于齐鲁之闲，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使尚书学得以发扬光大。此外，伏生还对《尚书》进行说解，或讲明大义，或疏通训诂，为全面训释《尚书》之第一人，解经之功甚大。故有人誉其为“汉代第一位经学大师”。伏生解经之作，今名《尚书大传》，清人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可以入其门。书中云：「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之庠序学校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君子圣人谋义，不谋不义，故谋必成。卜义，不卜不义，故卜必吉。以义击不义，故战必胜。是以君子圣人谋则吉，战则胜。」皆振聋发聩。 　　西汉景帝程姬之子刘余封为鲁恭王后，为扩大王府，侵占一部分孔子旧居，在屋壁中发现暗藏的《礼》《论语》《孝经》《尚书》等简书，因其字体远在先秦，时人称为蝌蚪文字。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以伏生所传校定，多出二十五篇。《商书·盘庚》分上、中、下，伏生合而为一，《周书·顾命》与《康王之诰》则合在一起，《秦誓》上下两篇，亦合在一起。又多出四篇，总共五十九篇。孔安国向朝廷献古文尚书，刘歆请把它和其它三部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反对，从此引起了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 　　东汉初年河间献王得到《古文尚书》。又杜林得漆书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并授门徒，传下同于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杜林传卫宏，再传贾逵、马融、郑玄等，先后都做了传注，马、郑本并将《盘庚》、《泰誓》各分为三篇，《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 　　马郑之后，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石经也遭破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这就是伪古文二十五篇，用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有标为《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尚书》就以这部《孔传》作正注，孔颖达撰的《正义》作疏，成为官定本颁行全国，其经文并刻入《唐石经》中。宋代把《孔传》和《正义》合成《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 　　宋代，有了与汉学不同的学术思想，经过吴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总括两百年间探索成果，撰成《书集传》一书，明清时刻在《五经大全》中。它是宋学的代表作，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了《尚书》学史上的两个时代。 　　有当代学者提出：“汉唐尚书学在今、古文之争渐归《伪古文尚书》的背景下大体属于随文释义之学，至宋代才真正走上帝王经世的轨道。拙见以为，这一时期的尚书学以‘二帝三王之道’为中心，其主流有义理经世派和道统心传派，王安石父子《尚书新义》和蔡沈《书集传》是各自的代表作。义理经世派尚书学，视《尚书》为二帝三王法度之书、帝王致治之书。……道统心传派尚书学，在义理经世的基础上视《尚书》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心之书” 　　清代以前的尚书学，围绕着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与宋·蔡沈的《书集传》展开，二者虽有汉宋之别，而无今古之防。至清代，马、郑今文尚书是否就是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孔安国古文尚书与东晋伪古文尚书之间的关系如何？考据与义理的尺度如何把握？二帝三王之道为何道？诸如此类问题，争执不断。其中，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惠栋著《古文尚书考》，经过乾嘉汉学吴派、皖派诸人的考辨，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所谓孔安国《传》之为赝作成为定论。如人所云：「自阎百诗《古文尚书疏证》出，而伪书灼然，虽以毛西河之辩，亦不能推翻铁证。继起彰阎氏者，则有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段玉裁、丁晏、俞樾、王先谦诸家，皆考核精密，多有心得。右毛氏者，则有王劼、张崇兰、洪良品、吴光耀诸家，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攻伪与辨诬两派之尤著者。」攻伪如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辨诬如洪良品《古文尚书析疑》、吴光耀《古文尚书正辞》。 　　吴、皖之外，又有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宋翔凤、孔广森、龚自珍、魏源等人，以发明《尚书微言大义》为宗旨。庄述祖云：“《尚书》疏通知远之教，三代帝王大经大法略具，窃不自量，欲采集西汉以前诸儒传记为一书，以留微言大义于万分一。”《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对策云：“勉强学问则见闻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还至而立有效者也，《书》云‘茂哉茂哉’，勉强之谓也。”这大概就是常州诸子所说的西汉儒者之“微言大义”。常州诸子喜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在蔡沈《书集传》已开其端。蔡氏自序云：“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进一步而言，常州派的微言大义是承《书集传》内圣理路的外王之学。《尚书大传》记录孔子之言云： 「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蹊，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这正是内圣外王圆融不分的二帝三王之道。 　　晚清时，理学复兴，有戴钧衡《书传补商》、刘沅《书经恒解》、方宗诚《书传补义》等，以《尚书》发明宋明理学。方宗诚说：“阎氏力辨其伪，则愚所不敢信。夫生千载之后，其伪与否虽不敢知，而其理之精，义之确，词气之正大恺恻光明俊伟，可以修己治人，守之无疵而行之无弊，即后人作之，其益人如此，圣人复起，不能废也。而况乎后人决不能为也。”方氏有言：“‘钦明’二字，尧圣德之本也。程朱论学，以居敬穷理为宗，居敬所以希圣之钦，穷理所以希圣之明。钦明者，生安之德也；居敬穷理者，学利困勉之功也。及其至之则一也。此程朱之学所以为自尧以来圣学之正脉与！”可窥一二。 　　更进一步者汉宋兼综，如姚永朴之《尚书谊略》、简朝亮之《尚书集注述疏》。 　　晚清评点学大兴，故又有吴大廷《读书随笔》、吴嘉宾《今文尚书说》、李景星《书经管窥凡例》、孙鑛《批评书经》、任启运《尚书约注》、雷学海《尚书批》等从文法上切入《尚书》的著作。 　　综上，研读尚书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站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上，而今读《尚书》，首先以刘起釪《尚书学史》、程元敏《尚书学史》疏通学史，译注可选王世舜《尚书全注全译》、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或者复杂一点的顾颉刚与刘起釪合编的《尚书校释译论》，注疏则杜泽逊的《尚书注疏汇校》或者粗略版的尤韶华之《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在此基础上，有精力则可读历代的单行本注疏。这么一看，活他三百岁也搞不定四书五经，更谈不上整理国故、再创中国之道了。那该怎么做？我一直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