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下无新事

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际，宏观经济的轮回永远在重复：通胀—过热—调控—降温—通缩—刺激—复苏—再过热，周期循环往复，矛盾从未变过。 所有争论：财政该不该发力、货币该不该宽松、汇率该不该升、投资该不该控、产能该不该去、债务该不该防，几十年反复争论，没有新问题，只是历史重演。然，每天太阳都会升起，但每天的天气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要带着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读书笔记: 百年宏观周期不变的五大规律（书内总结） 1. 经济永远在通胀与通缩、过热与萧条之间来回摇摆 2. 通缩环境下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是主力 3. 经济过热通胀时，必须货币+财政+产业+土地多政策协同收紧4. 开放经济下，汇率、资本流动、外部需求直接决定国内宏观走势 5. 短期宏观刺激只能托底，结构问题只能靠改革，靠放水解决不了。 在短缺经济时代，宏观调控主要是管供给，控制投资和信贷，防止通胀；但在过剩经济时代，宏观调控必须管需求，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防止通缩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往往和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不能只看国内因素，还要看国际因素的影响 1. 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守住经济增长的底线。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不能单打独斗3. 短期宏观调控必须和长期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不能只顾眼前 货币政策在通缩环境下的局限性:1. 流动性陷阱的问题 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3. 通缩预期的自我强化 积极财政政策是克服通缩最有效的手段。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四大后果:1. 资产价格上涨：房价、股市轮番走牛2. 实体经济投资过热、结构失衡3. 通胀压力持续攀升4. 宏观调控陷入被动。治理思路:1. 用货币政策对冲：提准、加息、发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2. 用结构性调控：限制过热行业信贷和投资3. 长期根本解法：提高居民消费、降低过高储蓄、完善资本市场分流多余资金。 通胀形成的两层传导逻辑:1. 上游：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投资需求暴涨2. 下游：成本向消费品传导，食品、日用品价格跟进。经济过热+通胀并存时，不能单靠市场自发调节，必须货币、财政、产业、土地、信贷多政策协同。 汇率稳→出口稳→投资和就业稳；汇率大幅波动→外贸动荡→国内产能、投资、物价全部跟着波动；在开放经济下，汇率政策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一环，不能孤立只看国内通胀和增长。 2003-2007年 两大政策的分工:1. 货币政策：管总量 调节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利率水位，负责降温总需求、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2. 财政政策：管结构 压减低效基建投资、优化支出结构、向民生、三农、短板领域倾斜，不搞大水漫灌式刺激。 当时政策搭配的痛点 1. 货币收紧容易误伤中小企业，大企业、国企仍能轻松拿到贷款；2. 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始终压不住，土地财政+招商引资驱动，天然有扩投资、上项目的动机；3. 货币管得了资金总量，管不了资金流向，钱多依然容易往地产、资产领域扎堆。 2003—2007这几年，正式成型了中国成熟的宏观调控框架：逆周期调节+货币财政双配合+产业政策结构性调控+汇率政策外部平衡，这套框架后续十几年一直沿用至今。 此前2003—2007年一直防过热、防通胀，2008年下半年形势瞬间反转：外需断崖崩塌、经济快速下行、通缩风险卷土重来，宏观调控从从紧防通胀立刻切换为全力稳增长、扩内需、防衰退。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能任由经济自由下行，必须用强力扩张性财政+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托底经济，于是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刺激，也就是市场说的四万亿。核心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水利、保障性住房、农村基建等短板领域。2009—2010年，刺激政策见效，经济快速V型复苏，但随之带来两个新问题：通胀快速反弹 + 资产价格暴涨 + 产能过剩加剧。 通胀反弹的三大成因:1. 国内大规模投资拉动原材料、工业品需求暴涨2. 全球量化宽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输入性通胀抬头3. 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流动性再次过剩，钱多追逐商品与资产。 宏观调控永远的两难：救市容易退市难。每次都卡在何时退出、收紧多猛的博弈里。 降息、降准、发国债、搞基建，只能熨平短期经济周期波动；解决不了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地方债务、产业低端这些长期结构性问题。想治本，必须靠深层次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社保改革、产业升级改革。 政策范式新变化:1. 财政不再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施策、民生短板、产业升2. 货币不再简单宽松收紧，强调稳健中性、精准滴灌、避免大水漫灌3. 从行政一刀切调控，转向市场化、法治化调控4. 把防金融风险、稳债务、控地产泡沫放到和稳增长同等重要位置。 延伸补充: 疫情后十年 经济变化情况 这次不一样，全球通胀的逻辑变了。 过去通胀多由投资过热拉动大宗商品再传导至消费品；2021—2023年则主要由三股力量叠加：供应链断裂（港口、芯片、运费）、美西方等财政直接给居民发钱（需求瞬间爆发）、地缘冲突推高能源粮食价格。结果是全球通胀创40年新高，各国央行被迫暴力加息，但加狠了怕衰退，加慢了压不住，进退两难。 中国的新困局不是 过热 而是 通缩边缘 ，且老药方失灵。 降息降准释放的钱在银行空转，企业和居民不愿借钱（不敢扩产、不敢买房）；基建刺激受制于地方债务高企和传统项目饱和；消费刺激只能托底，因为居民收入预期差、预防性储蓄高企。 核心循环是：房价下跌→资产缩水→不敢消费→企业卖不动→降薪裁员→收入再下降——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地产、投资）同时乏力，新能源等新产业体量尚不足以补位。 百年不变的五大规律依然成立（尤其通缩下货币政策失效，财政必须主力），但全球周期不同步、债务天花板、收入预期崩塌构成了新困局。未来不是简单重复 刺激—过热—收紧 的老剧本，而需要在低增长、高债务、弱信心的夹缝中，靠深层次改革（收入分配、社保、民营经济信心）来破局。 增长才是硬道理。

该书记录了余永定先生几十年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历程。从中既可以知悉中国经济从1990年至2019年的整个过程，亦可以看到余老师的研究思路跟学养。能全然读懂这本书之于经济学可以称得上是登堂入室，有资格对当下中国经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余老师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不囿于成见，不被经济学的门户所框，且勇于承认过往的认知偏见跟由此造成的形势误判。余是八十年代末的海归派，同国内绝大多数国内经济学家一样学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那套，因而早期也是用货币数量论来分析经济。这派把所有的物价上涨现象都归结为货币问题，全副身心都放在控制货币数量跟防范通货膨胀上。可贵的是余很早就发现了谬误，并且与之划清界限，算是实现了实事求是的自我革命。 同时，余把供给侧跟需求管理结合的特别好，没有搞二元对立。当下的中国经济急需要提振需求。

本书记录了作者自1990年开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逐年分析。 虽说都是一些过去的事情，但这本书好就好在这里，因为过去的事情才是可以验证的事情，过去的观点才是经过检验的观点。 本书可以相当于一本范例集，给一些学了宏观经济理论，但却不知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情况的人，以示例。

书名和内容一样，很值得去复盘一下，就像看历史，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看看以往那些数据和历史资料事件反而更能理解现在的情况，本来想买一本来看看，结果发现二手书都卖到168以上，只能在微信读书反复听一下了😀

这本书的代序我读了四五遍后，再读后面的章节，作者很坦诚地回顾过去中国二十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当时的预判和事后的反思，特别是数据背后的逻辑和相关理论的论述，受益匪浅。更加全面理解了不少现象，比如2008年四万亿导致的深远影响，地方城投以及影子银行的产生扩张；中国经济增长连续下滑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和目标；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危机应对的主次。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提岀，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6个经济成长阶段：一是传统社会，其特征是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农业居于首要地位，消费水平很低，存在等级制，家庭和氏族起着重要作用。二是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成长的推动力。三是起飞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解释，起飞就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实现起飞需要3个条件：①较高的积累率，即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②要有起飞的主导部门；③建立能保证起飞的制度，例如建立使私有财产有保障的制度；建立能代替私人资本进行巨额投资的政府机构等。罗斯托认为，一国只要具备了上述3个条件，经济就可实现起飞，一旦起飞，经济也就可以自动持续增长了。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公共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运输系统、环境卫生系统、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以及其他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等。这些投资，对处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阶段，以至于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是不可少的。在经济发展的中期，政府投资还应继续进行，但这时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无论是在发展的早期还是在发展的中期，都存在市场缺陷，这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GDP中总投资的比重是上升的，但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会趋于下降。而罗斯托认为，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不断增加对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且这方面的支出增长将大大超过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长，也会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大萧条是总需求的崩溃造成的，赫伯特·胡佛总统和后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应该推动大规模财政赤字——借钱消费以对抗萧条。奥地利学派则完全不同意，他们认为1929年的经济崩溃源自之前美联储一手策划的“繁荣”。根据他们的观点，胡佛和罗斯福实施错误的干预主义政策，人为地拖延大萧条长达10年以上。奥地利学派反驳凯恩斯主义的赤字理论，指出胡佛和罗斯福当政时期创造了和平年代财政赤字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经济恢复的过程却是史上最缓慢、最痛苦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反驳说尽管赤字如此巨大，但“显然”政府的借债与消费还不够，不然失业率不会长期居高不下。 如果按流派来划分的话，本书作者余老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的特点是相信自由市场是有缺陷的。他相信宏观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当然，宏观政策有效有很多内在原因，例如短期内价格具有粘性、市场上各有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等，也许解决这次通缩问题上还是依赖着凯恩斯主义。 从本书余老的观点来看，他基本上不太关注长期问题，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短期上了。他的主要诉求就是怎么通过恰当的宏观政策来消除产出缺口，尤其是消除负向产出缺口。他的观点是，潜在增速究竟是多少很难判断，但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就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经明显下降了。事实上，应该通过通胀指标的变动来辅助判断当前的产出缺口究竟是为正还是为负。例如，他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正负推出的财正四万亿刺激本身没有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中国正负过早地退出了政策刺激。余老认为，如果短期的失衡迟迟得不到纠正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长期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些人在短期内失业了，但由于当前技术进步很快，一旦失业时间足够长，想重新找到工作的困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短期失衡导致了长期结构性问题。余老觉得，只要增长足够快，短期债务问题没那么重要。中国正负应该为每年的GDP增长定一个稍高一点的具体目标。他认为GDP增速目标是一个有效的指挥棒，可以协调正负各个部门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 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一定要有独立的货币正策。独立的货币正策指的是什么？首先，一国的利率水平应该是自由浮动的，且由国内市场供求来决定。其次，一国的汇率水平应该是自由浮动的，且由该国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前提是不能让其大起大落。要防止利率与汇率超调，就必须搭配以适当的资本账户管制。异常的短期资本流动会对不够完善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扰动。 余老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大量借钱给M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他认为，中国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是一个很大的失衡。过去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再叠加央行对汇率升值速度的限制，导致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大量的外汇储备既是一种扭曲，也是一种资源浪费。如何消除上述扭曲呢？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变动既会通过改变进出口来直接影响账户余额，也会通过改变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消除国内居民、企业与政府部门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失衡。 从企业部门看，过去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速在零附近徘徊，而国有控股投资增速维持在10%上下波动。2014年开始，房地产投资衰退，波及到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一大批传统支柱产业，这些产业下游需求的衰退引起了产能过剩，伴随产能过剩一方面带来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营业收入减少，没有实力也没有市场去扩大再生产，严重影响居民就业，最终影响预期收入与消费。另一方面，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减少了债券与贷款的融资额，不得不借新还旧、甚至变卖资产，进而进一步导致投资的衰退，形成恶性循环。金融机构也会因为担保品价格下跌、企业现金流状况不佳导致提高风险贴水、追加担保品或者惜贷，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经营状况。金融机构本身由于存款利率的刚性，房企还款困难而自身难保。所以货币政策发力，无论是降准还是降1年期LPR，都是在降低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让金融机构好过一点。但由于预期转弱，货币政策效果有限，中国“双顺差”货币政策的无效性，货币政策的放松，利息率的下调并未达到刺激实体经济的预期效果，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新增加的资金仅仅流入了证券交易所而未流入实体部门，今年Z央对货币政策比较克制。抛开一些技术细节不谈，货币政策之所以失效主要是因为银行“惜贷”和企业“惜借”。而银行和企业行为的这种变化又同体制改革、不良债权处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对宏观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有关。此外，通缩情况下，价格下跌又导致名义负债额不变，而实际本息增加，进一步加重企业还款负担。由于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总水平并不算很高，故通过让地方与中央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对称性提高来改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例如，今年二会提出财政预算中决定中央财政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近期央行官宣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买卖国债，放开国债自由买卖的同时，央行对于地方债的输血通道也在悄悄打开。另外继续给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特别债的额度，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成本。 按照余老的看法，我国实际已经陷入了“产能过剩-投资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陷入了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周期，那么目前最有效的手段，通过财政来刺激经济，扩张性财政政策， 从政府决定开始实施公共工程建设到工程真正全面展开，再到形成最终投资需求并使GDP的增长速度得以加快，是需要花费相当一段时间的。希望一蹴而就、立见功效是不现实的。余老还提出，与其通过浪费来刺激经济，还不如通过 ‘用直升飞机撒钱’的办法来刺激经济（这一点好像老M一直在用）。除了继续执行过去已有的一些的财政政策之外，重点应该转向刺激经济，让经济有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开支，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目标应该是刺激投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挤入”效应，带动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投资。他强调称，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保证经济增长，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太阳之下无新事，以史为鉴！也许这个世界就是个韭菜局，既然“长期之内都是死”，那么在死之前，至少也要做个清醒的《随时漫步的傻瓜》。 20240509xw

太阳之下无新事。2023年以来经济运行越来越大的通缩压力与1998年-2002年、2012年-2016年遇到的本质没有什么区别，都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去库存，第二个阶段是去过剩产能，第三个阶段是处理不良债权，第四个阶段是发现新的增长引擎，这是最困难和最重要的。2002年启动了房地产以及出口，同时激活了内外部需求，2016年为互联网，本次新的增长引擎大概率为“新三样”。但个人觉得此次通缩与前两次之间出现了新的特点，即本次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由重劳动税、轻资产税，重补贴企业、轻补贴居民等财税结构不合理引发的巨大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影响了普通居民的积极性（躺平思潮）；极高的房价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年轻一代不婚不育，总人口建国后历史性地下降，潜在增速中枢进一步下沉不可避免；一些非市场因素也让企业及居民失去了未来增长的信心。虽说太阳之下无新事，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不应该着眼于以上结构性变量，但此次要挽回居民及企业部门的信心，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涉及以上三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此次的经济复苏也许会较以往的周期（4年）更为漫长。

惊喜地发现微读收录了余老师的新书，冲！ 余老师谈到： 在整理自己横跨20多年的宏观经济文章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当前学界所争论的大部分重要宏观经济问题，在20多年前就已经争论过了。在宏观经济领域真是“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年轻一代学者在技术分析层面早已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但他们并未亲身经历两个（更不要说三个）以上的经济“周期”，如果他们能够通过了解我们的思想历程，感受到什么是“阳光之下，并无新事”，或许就可以不必再次回到原点，不犯或少犯我们这些过来人所犯的错误。 这正是本书的意义。

《太阳之下无新事》一书的主要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循环性与重复性 历史循环论：书中强调历史事件和现象往往以相似的形式反复出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存在规律和周期性，如权力的争夺、战争的爆发、社会的变革等在不同时期都会发生。 人性不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的基本情感、欲望和行为模式在本质上保持相似，这使得历史呈现出重复性的特点。 对“新”的重新审视 新的相对性：作者认为所谓的“新事物”往往只是旧事物的新形式或新组合，真正的全新事物并不存在。新事物的出现是文化价值关系变化的结果，而非对真理或本质的揭示。 新与传统的关联：新事物通常在与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关系中显现出来，依赖于文化运作的方式，才有可能被纳入社会认可的历史记忆中。 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 环境的重要性：一些版本的书强调环境对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20世纪主流的经济增长观念忽视了大自然的存在，而真正的环境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渐凸显。 环境史观：通过环境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揭示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和人类行为背后的环境动因。 宏观经济领域的反思 长期与短期因素：在宏观经济领域，书中指出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短期经济表现，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关注短期变化，而非仅仅依赖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推算。 政策实践的教训：反思过去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如通货膨胀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财政刺激计划的退出时机等，强调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正。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消费主义与社交媒体：书中批判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等现象，指出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和虚拟认同的过程中，忽视了内心的真正需求，导致精神上的空虚。 文化的平庸与创新：强调文化的原创性是特殊努力的结果，而平庸才是人类存在的常态，提醒人们关注文化价值转化中的经济逻辑。 这些核心观点共同构成了《太阳之下无新事》一书的丰富内涵，引导读者重新思考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如果看完不知道最终观点的。可以用余老先生自己在五道口金融会议上的讲话来总结。居民储蓄=投资+顺差，我们没必要依靠借钱发钱去拉动消费，这才是陷阱，而是要趁着现在的低物价去建设符合未来6大发展方向的基建，不要陷入基建投资过剩的桎梏，不要以市场短期回报的要求套用到公共设施建设中，要让公共基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劳动人民有更多劳动的机会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