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读这本书，源于一次现场聆听马晓河老师的课，讲的是新冠疫情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国际国内宏经济形势。课上马老师提到了这本书。该书内容很扎实，通过大量经济数据和国外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分析了我国所处的中高收入阶段的现实状况，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向高收入阶段攀升，提出中肯全面且比较务实的建议。 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无疑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各方都有所转变，付出努力，承受改革代价。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政策举措正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迈进——“放管服”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等等。其他社会部门、普通民众都应该积极参与到这个跨越和攀升的历史进程中，携手走向高质量现代化之路。

对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部分写的很好，对中国的借鉴性很高。

吾辈当自强！摘抄些许笔记： 1）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既有规模因素，也有结构变动因素。但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结构变动获得。经济发展在不同收入阶段有不同结构变动特点。世界各国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只有极少数国家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结构成功转型。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计划经济制度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动结构强制转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选择投资带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连续跨越两个大台阶。目前，中国已经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下一步能否实现成功跨越和攀升？本书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较大可能性，也面临诸多困境，只有重新选择发展方式，用改革开放推进结构转型，才有希望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2）在这个重点研究课题中，我承担了第二章“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的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在完成此项课题任务的过程中，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阶段期间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变动等问题，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 3）这是本书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中国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关系将如何演变。简单地说，1978年以前，中国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是依靠计划经济制度，超越经济发展阶段，选择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推动结构强制转型，实现了“贫困式”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制度，选择投资带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连续跨越两个台阶，迈向比较富裕的中高收入阶段。在中低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实现了矫正式和深度化转型，这种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经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最后区域，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此时恰恰是结构转型高风险区，也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笔者以为，这个时期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有较大的可能性，也面临诸多风险和困境。只有重新选择新的发展方式，用新的改革开放推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向高一级转型，中国才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稳定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为此，今后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必须要有重大突破，经济增长要有新动能支撑和基础性制度供给。 4）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介绍本书频繁应用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后面章节的基础理论准备。主要讨论了结构、结构转型、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陷阱等概念内涵，以及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第二章分别介绍了日本、韩国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实践。第三章分析了巴西、阿根廷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第四章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背景性研究，为改革开放后的路径选择和策略推出做了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制度，改变发展方式，推动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的情况，并对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和结构深度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变动关系做了深入性解析。第七章对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讨论。在分析讨论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和看法后，笔者提出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区域的认识，并给出了判断依据。第八章到第十章，分别从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等方面，研究和揭示了中国在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区域，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第十一章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探讨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中国通往发达经济体的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实现中等跨越向高收入国家攀升的新发展方式，以及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方面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方向与政策措施。 5）结构转型既代表事物发生结构变化的过程，也代表着结构变化的结果。比如经过38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城乡人口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1978年相比，201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上升到59.58%，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0.42%。[2] 相对1978年，2018年的城乡人口构成是变化了的动态结构。我们能够从上述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分析中获知很多信息。 6）一个是发达国家集团，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外围。从整体上讲，中心国家集团组织和主导了这个体系，并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处于外围的国家以原料生产和自然资源同“中心”产生交换联系。这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4] 钱纳里、鲁宾逊和塞尔奎因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研究的结果表明，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需求和贸易变化可以像要素供给变化一样影响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会引起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 7）在我们的社会系统里，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结构，有宏观结构、微观结构，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也有区域结构、人口结构、资源要素结构，还有材料结构、技术结构、文化结构、思维结构等，这些结构的分析逻辑和观察方法不尽相同。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方面，以及为了探索这三种结构所要涉及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和资源要素结构等方面。 8）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来自于两种力量。一种是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带来了增长。比如某一经济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需求所占比例保持不变，但三大需求规模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了，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另一种是结构变动带来了经济增长，这是指经济增长是以结构变化为动力取得的。比如，从1990年到2015年，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7.4%下降到76.5%，投资占比由24.72%上升到27.23%；中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9.5%下降到66.6%，投资占比由29.26%上升到31.59%；而同期内，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5.6%上升到77.6%，投资占比由24.64%下降到20.38%。[7] 该组数据表明，过去25年里，中低等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而高收入国家则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持续上升。在经济实际运行中，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既有规模因素，也有结构变动因素，但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结构变动获得。 9）经济结构转换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钱纳里把经济发展按照结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是主要特征，这从需求方面制约了制造业，使其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产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是农业，其增长速度缓慢，可供交易的商品量也有限。在所有附加值中农业具有很高比重，使得这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该阶段供给方面的突出特点是资本积累低速或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极为缓慢。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快于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高于初级产品的贡献。本阶段供给方面的特点是资本积累的贡献一直较高，劳动力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同制造业能力的提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了发达经济阶段，在需求方面，制成品的收入弹性开始减少，制成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劳动就业中的比例都下降了。在供给方面，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减少了。资本增长的速度较慢，资本贡献减少，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减缓了。 10）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也证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也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从表1—1 可以看出，2018年低收入类型的国家消费率最高，农业比重最高，而服务业比重最低，但经济增长率还高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投资率高于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类型国家，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工业比重最高。高收入类型国家投资率最低，农业比重最低，而服务业比重最高。如果将一国经济发展分为不同阶段，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阶段）再到高收入阶段，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转型，经济增长率也会出现一些有规律的变化。 11）鉴于结构转型的范畴十分广泛，我们不得不在本书中做出下述界定。本书的结构转型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经济结构转型，主要探索经济结构的转型如何将国家从低收入阶段推进到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第二层是社会结构转型，主要围绕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城市化、社会阶层结构、公共服务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层是体制结构转型，重点研究行政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制度、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2）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如上所述，一国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GNI）水平为标准，将一国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其中把中等收入阶段又分为中低等收入阶段、中高等收入阶段。[10] 按照该划分标准，世界银行把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见表1—2）​。 13）通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有以下特征需要关注。一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支持经济增长的原有经济政策和制度难以保证经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经济增长对由技术、政治和社会综合因素构成的发展方式与在低收入阶段不一样了，要求更复杂、体制机制条件更高。因为，此时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转向更高层级，技术自主创新方面的要求重于学习模仿，而技术自主创新要求又有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高质量的制度安排，由此市民化社会必须跟进，中产阶层要相应成长有效等，这些都使得原有的增长机制难以适应。二是在增长动力转换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经济体在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成本比较竞争优势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所需要的技术创新，又无法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竞争。因此，经济增长夹在“低”和“高”之间徘徊不前。三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此时前期发展中的矛盾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新的矛盾又在叠加，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达到临界点，原有增长机制已经无法应对这种变化。 14）中等收入陷阱”与结构转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如前所述，结构转型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会发生，但“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它是对中等收入阶段的区间特征性描述，离开此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将无从谈起。这里中等收入阶段既包括了中低收入阶段，也包括了中高收入阶段。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又是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转型问题。比如，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在需求侧表现为，在临近高收入阶段门槛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供给侧表现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技术型产业为主。这些转变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带来了市民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迅速成长带来了橄榄型社会的形成，这几方面的变化又要求体制变革，体制变革又引起了政治结构的转变。因此，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会遇到不同于以往的矛盾冲突，也面临着新的结构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将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将徘徊不前。 15）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在这两章中我们将以日本、韩国为成功案例，并以巴西、阿根廷为徘徊案例，来讨论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在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三大结构是如何变动的。 16）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四个重要原因。一是发展方式选择合理，产业结构梯次转换基本顺利，逐渐实现了高端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橄榄型社会形成，市民化社会建立，中产阶层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四是政治体制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17）日本的现代工业部门不是从本土渐进培育成长起来的，而是在明治政府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支持下，学习引进欧美技术，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产物。日本现代经济增长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即纺织业起步的，主要标志是以动力织机替代手工织机，由此推动了纺织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18）埃德蒙·菲尔普斯提出，问题的重点是发展出口产业不足以将中国的工资水平拉高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如果想要达到发达国家同等水平，中国的技术水平也应达到同等水平，甚至需要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他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不乏高技术人才，但这些人才缺乏商业判断力；在私营部门，拥有很多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和良好商业判断力的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技术和商业运营的人才不匹配，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19）一个经济体即使迈上高收入台阶，如果发展方式不改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体制结构没有实现转型，最终还是会从高收入台阶上重新滑落下来。因此，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高收入台阶，并在高收入台阶上持续前行，必须改变发展方式，推进主要结构向更高一级转型。 20）所谓发展方式，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路径、一种要素组合方法。它涉及劳动、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配置、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体制选择安排等。发展方式的选择，既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内生需要，也要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考虑各种要素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获得性；同时还必须考虑需求市场和供给市场的动态均衡。侧重于供给和需求任何一侧的单向增长，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发展方式选择。从需求侧分析，在国际市场需求阻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需求增长的重点要适时转向国内。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既要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更要重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终极带动作用。当然，这种发展方式选择并不意味着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供给侧的结构转型和质量效益提高决定了社会需求满足程度。供给侧的重点是要解决传统产业改造滞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优质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终让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产业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概括而言，今后为实现中等跨越，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理性选择就是实行内需导向、消费引领、供给创新的发展方式。 21）在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选择新的发展方式，需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结构转型。一是推动需求结构转型，实现从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消费引领的结构转换；二是推动供给结构转型，实现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工业内部结构由中低端制造为主向中高端制造为主转变；三是调整要素配置结构，实现由粗放型资源配置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节约型方式转化；四是促进社会结构转型，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化社会转型，人群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化；五是推进体制结构转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由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有法治约束、企业有完全交换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调整社会管理与治理的关系，支持政府由纵向管理结构向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转型，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创新，建立公平透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实现中等跨越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基础性制度供给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