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讲唐史·唐高宗的真相

唐高宗李治生于贞观二年（628年），贞观五年封晋王，在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相继被废后，于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李治即位 唐高宗上承贞观李世民，下启女皇武则天，所以注定是个尴尬的存在，但是关于他的生平功绩，只是未能得到世人的清楚认知罢了 前面一直提到的垄断四代皇位的关陇贵族集团，是高宗一手摧毁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是高宗亲自培养的；唐代极盛时的疆土，是高宗时期实现的… 李世民在临终前嘱托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辅佐李治。随着长孙无忌对朝野的控制到达巅峰，李治虽然不能在朝堂上有所作为，却能借后宫力量的变化，巧妙将之转化为影响外朝的契机，所以李治决心废掉属于关陇贵族集团的王皇后立没有背景的武昭仪为后，遭到了同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墙裂反对，最后因为李勣的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坚定了李治立武昭仪为后的决心，随后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先后被流放，长孙无忌在流放地被逼自杀，褚遂良在流放地孤独终老，他们至死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对手武昭仪日后会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大事！

本是因游戏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兜兜转转找到了孟教授的这本书。 感谢孟教授在尽量还原有关李治和武曌历史真相所做的努力，只能说后世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胆小鬼过于害怕武皇，以至于颠倒黑白添油加醋塑造出一个妖女形象抹黑。 老师在书里说，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历史评论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后者，叫作历史学。距离历史越远，历史学越发达，自由施展的空间越宽广。 虽然本书中，也有不少牵强之处，强行自圆其说的嫌疑，但在妖魔化武则天和李治的大背景下，有人能站出来澄清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对于书中李治与武则天姐姐及外甥女，以及导致废后风波那段，绝对是后人杜撰，韩国夫人的孙子、贺兰敏之的儿子贺兰琬的墓穴出土，他的墓志铭上说了他娶了李贤的女儿陇西郡主。如果李贤真的是 韩国夫人所生的话，贺兰敏之的儿子又怎么能娶李贤的女儿。）

评价：7.5 / 10 看完此书大致上有两个收获： 其一是唐高宗本身的性格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过于“软弱”。成为太子和皇帝前受到李承乾和李泰的太子之争影响，需要他表现出“软弱”以避免受到政治波及；成为皇帝后被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文官集团架空，需要他表现出“软弱”以暗中积蓄力量夺回权力；后世为了防止再出现武则天之流的人物，对唐高宗也多持负面评价，进一步加剧了“软弱”的印象。但从与长孙集团的斗争过程来看，高宗能在恰当的时机做出正确的抉择，拉拢支持自己的官员打击政治对手，实际上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般软弱无能。 其二是废王立武这一事件的影响非常深远，远不止高宗夺回权力、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这么简单，也标志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关陇贵族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书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论证结论时的严谨。本书所采用的史料均为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且结论均从真实史料出发，对高宗时期很多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特别是武则天杀女和二圣的分析论证，严谨且有力，颠覆了很多以往对于武则天的一些看法。但本书的缺陷也基本在此，受限于史料的部分缺失、前后矛盾，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难以从文字中直接获取，所以作者采用了大量的逻辑推理，这一部分中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主观判断，而作者本身的立场是高度赞扬唐高宗及武则天的，导致不少的论证过程及结论可能有失偏颇，较为武断且主观；且论证过程中有一些结论作者并未详细论证或者展开，所以本书中的观点及结论并不能完全采信，只能作为参考。其他的缺点在于本书的内容有些重复，部分章节显得有些啰嗦，且作者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立场过于正面，对于在位期间的执政失误等则完全没有提及，个人觉得对于这两位的个人形象塑造是片面且不立体的，不符合标题中所写的“真相” 总结一下本书，关于唐高宗废王立武、武则天杀女和高宗武则天合称“二圣”的部分可以仔细看一下，能够为看待高宗和武则天提供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其他部分的结论和论证仅供参考即可

作者曾经提出传统史学、新史学、公共史学这三个概念。传统史学为新史学提供史料，但新史学有着不同的立场与方法。历史小说等公共史学受传统史学影响较大，而新史学对其影响有限。 套用这三个概念，本书是站在新史学的立场上，驳斥传统史学妖魔化武则天、弱智化唐高宗的倾向；试图面向大众传播一些专业可靠的历史学知识，又属于公共史学这一领域的作品。 后记中谈到作者与吴宗国先生的一段对话： 有一天，我战战兢兢地问吴先生：“历史研究如何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吴先生微笑，而微笑之后，吴先生通常会反问：“这要问你啊。”但这次，先生没有反问而是简单有力地说道：“转变为常识。” 在作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也援引了吴宗国先生的观点，可以作为“转变为常识”的进一步解释： 史学作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是正常现象。学者不能满足于稳坐学术象牙塔，普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历史学常识是历史学界的社会义务，是回馈社会的重要途径。 作者也批评了专业研究者不重视普及工作的倾向： “大多数历史学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对历史的通俗运用，把精力花费在公共史学上，已经偏离了重构和解释历史的真正任务。至于向社会大众讲解历史新知，既不是学术规定动作，也不是组织下派的任务，反而容易留下不务正业的印象。新史学不仅不能组成一个思想统一的阵营，更对公共史学的影响缺乏兴趣。比较起来，与其影响民众的史学认识，他们宁愿躲在象牙塔中重构历史。或者，他们经常把历史研究工作和历史普及工作当作不可兼得的矛盾事物，所以他们懒得去书写具有学术水准的通俗作品。因为专业史学工作者以象牙塔自荣，公众不了解专业史学的工作，甚至怀疑其存在价值。” 他认为： “当今史学的发展，公共史学应该是一个重要增长点。公共史学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传播的渠道，也是史学影响社会、实现史学社会价值的方式，是史学研究更能够发挥培元固本的良好途径。” 强调史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专业研究者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这个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有些学者习惯于高居象牙塔之中，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只有学术论文和专著才是有价值的。 而一些面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业余人士，又非常不严谨，听众却把这些人奉若神明，甚至觉得他比历史学家懂得还多。 相比起来，本书为唐高宗、武则天所作的辩诬，是严谨、有说服力的。比如通过比勘《唐会要》、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还原事实真相，并揭示出历史叙述“层累”地形成过程，越往后的资料叙述越详细，那么其真实性就是可疑的了。同时也注意到学术规范的问题，援引雷家骥等前辈学者的观点，并在书末列出了参考文献。 我听到的一种对历史学研究的质疑是：你们的研究有什么用？对于现实社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书作者对新史学与公共史学关系的讨论，对我回应这种质疑很有启发。

以扎实史料为刃，划破千年脸谱化叙事，还原了一位藏于柔弱表象下的成熟政治家，彻底颠覆“懦弱昏庸”的刻板印象。 长期以来，唐高宗李治被夹在“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与“武周代唐”的惊世变局之间，沦为历史叙事里的模糊背景。世人多视他为受制于权臣、惧内怕妻的傀儡皇帝，却忽略了他执掌大唐三十四年，创下唐朝疆域极盛、民生安定、法制完善的治世实绩。孟老通过这本书戳破这层历史滤镜，揭示“软弱”面具下的深谋远虑。 李治并非无能，而是极致隐忍的权力操盘手。即位之初，他受制于长孙无忌等关陇勋贵，皇权旁落。他没有硬碰硬对抗，而是以“废王立武”为政治突破口，借立武则天为后，精准打击门阀势力，一步步收回皇权。这场看似后宫风波的变局，实则是帝王收回权柄的顶层设计，尽显隐忍与果决。后世为贬抑武则天，刻意矮化高宗，才造就了他“软弱可欺”的虚假形象。 从平定西突厥、解决辽东问题，到完善《唐律疏议》、推动科举发展，高宗承贞观之遗风，开盛唐之先声。他用低调内敛的统治方式，把大唐推向国力巅峰，却因沉默内敛，被历史轻慢书写。 这本书不仅是为一位帝王正名，更教会我们警惕历史的选择性叙事。历史从非非黑即白的脸谱，藏在文献缝隙里的细节，往往比定论更接近真实。那个被误解千年的李治，终于走出阴影，以清醒、克制、有作为的帝王本色，重回我们的视野。 另，这本书我买的是布面精装刷边豪华签名版，贵是真的有点贵，下回还是买普通版本吧😢

被误解了千年的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位皇帝，守成之君，22岁登基，在位34年。唐朝在高宗的带领下，上接贞观之治，下启武则天时代以及李隆基时代，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力进一步提升，史称“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在贞观时期藏拙，登基之后逐渐显露锋芒，借废王立武事件搞定了权臣和外戚，使得自己真正地掌握了朝廷权力。 唐高宗的功绩：文治方面：有继承、有发扬。统一儒家经典，改进科举制。武功方面：平定西突厥的叛乱，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征讨吐蕃，使唐朝拥有辽阔的疆域。社会治理：吏治良好，成就卓著。 唐高宗是继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位去泰山封禅的帝王。感谢孟教授分析新旧唐书还原唐高宗李治真实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的很多观点挺有意思的，解读也很详细，值得一看。但说是唐高宗的真相，更多的是解释他的行为，以夸奖居多，几乎把高宗写成完美皇帝了，没怎么写他在执政中后期做的事，大兴土木，宠信奸佞，杀降将，还爱封禅……要不是身体不好去不了，他打算五岳全去了，闹饥荒呢，关中地区都出现人相食的情况了，他还想着去封禅，盖宫殿，这些对皇帝来说当然高兴了，对百姓来说就苦了，但关于这些书里完全略过没提，说是真相好像也不全是真相

推荐！！ 这本书里面引用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有必要摘出来重新讲一下，感受一下皇权能够带来何等沉重的政治压力： 长孙皇后的亲舅舅是高士廉，此人可不一般。 长孙皇后和哥哥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其实挺长寿的（活了58岁，比李世民还长寿几年），但长孙晟生孩子很晚，43岁才生长孙无忌。所以，长孙晟死时，长孙无忌才15岁，长孙皇后才8岁。 高士廉于是把长孙晟这双子女养在自己家中，感情很深。他发现李渊次子李世民才华出众，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并且还是二人婚礼的主婚人。后来高士廉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比李世民早死两年，一辈子堪称完美……才怪。 高士廉的不幸和李勣一样——子孙出了问题。 高士廉有六个儿子，第四子高真行受到长孙无忌朋党案牵连，曾被贬官，官途起起伏伏，心惊肉跳多少年。高真行的儿子高政，论关系和唐高宗李治是表兄弟，他的职位是太子典膳丞，管管时任太子李贤的伙食，这个差事最终让他送命。 李贤卷入了谋反大案，高政身为太子东宫府的官员，而且和太子李贤过从甚密，离死亡只差唐高宗李治一句话了，然而唐高宗却决定不对高政进行处置，交由他父亲高真行带回家中闭门思过。 高政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回到家，话还没说一句，他父亲高真行一刀刺中高政的喉咙，伯父户部侍郎高审行一刀刺进他的腹部，堂哥高璇最终砍断高政的脖子。 最合理的猜测，如本书中言，高氏家族以为唐高宗放生高政，是对高氏家族的一次考验，如果不划清界限（多么耳熟的名词，五十年前重演过），整个高氏家族就要倒大霉了，发挥一下联想吧——为什么高氏家族要包庇高政？其心可诛！君不见长孙无忌的结局？ 于是，高氏家族上演了这一出人间伦理惨剧。 然而，唐高宗李治还真没有治罪高政的想法，李贤东宫里的官员除了两个人受到株连，其他人都相安无事。李治听闻此事，对高家这种做法非常厌恶，把凶手三人分别降职处理。 —————————— 本书中不乏这类精彩的引述和分析，武则天到底有没有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书中做了非常精彩，且让人信服的分析。 这类史书，不是“说着玩”的，看过之后，会让人有所领悟。 毕竟，千年过去，人性还是不变的，变的是环境，我们比以前更文明了。

长期以来，受宋明理学“女祸论”影响，唐高宗李治在历史叙事中常被简化为一位“昏懦”的守成之君，其在“二圣临朝”时期的政治作为亦被归于武则天的羽翼之下。然而，回归初唐政治语境，李治实则是具备高度政治理性的君主，他与武则天构成的并非主仆关系，而是一种深度的政治共生体。 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厘清了李治的“隐忍”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成熟的权力运作策略。面对贞观末年长孙无忌集团的权势膨胀，李治采取了极具耐心的制衡之术：借“废王立武”之机，引入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兴势力，完成了皇权的平稳回收。在此过程中，武则天充当了李治的政治代理人——她以更强的锋芒处理繁复政务与人事纠葛，使患有“风眩症”的李治得以在幕后把控全局。 书中对二人互动模式的剖析尤为精彩。无论是御驾亲征的进退权衡，还是对长孙无忌、上官仪等权臣的处置，皆体现出李治对政治风险的精准预判。上官仪因在帝后争执时贸然提议废后，触碰了皇权稳定的底线，最终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这恰恰反证了李治维护政治联盟的决心。此外，关于武则天“扼婴”以夺嫡的传统指控，若置于当时的政治成本与收益框架中考量，其可信度亦值得商榷。 总而言之，李治并非被武则天光芒掩盖的黯淡配角。相反，正是他提供的皇权合法性背书与政治包容，才成就了武则天后来的执政基础。理解李治与武则天的政治共生，是解开唐代由贞观之治转向开元盛世这一关键链条的锁钥。 恰逢今日乃李治农历诞辰，于冥冥中合上此书最后一页，仿佛穿过千年烟尘，触摸到了那位被史笔掩藏的、真实的唐高宗。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唐太宗在这里有四问：知饭乎。知马乎。知舟乎。知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