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坎：如何破解“卡脖子”难题

看完了。好书啊，跟近代史的阅读体验有一拼，一定要安利给所有人，不能我一人心里不痛快（不是）[奸笑]不痛快直接拉低了我的阅读速度，中间儿还得看点帅哥缓解一下[旺柴] 原来卡脖子第一人是小荷，卡的小英的脖子[捂脸]然后“修昔底德陷阱”代代相传。学国际政治这些人很有东西啊，比学历史的还猛呢，历史很容易出没有战斗力的腐儒，但国际政治确实没有一个好人（不是） 1）如果说一战奠定了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那么二战则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二战后，美国成为最大受益国。 2）对于中国在海外其他国家的投资活动，美国也常常插手干涉。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因濒临破产，中国公司欲参与收购。2019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出面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推动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否决收购案。 3）如果不计银行利润，那么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22亿美元左右，与美国非银行企业的平均利润——63亿美元相比，约是其1/3。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企业“大”是大了，但是“强”却未必，特别是科技型制造公司在榜单中还不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DIN标准涵盖了机械、化工、汽车、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门类，超过3万项，是“德国制造”的基础。引进德国设备、零部件和工艺，却不能造出原装（德国制造）产品的质量。“德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参照物。 5）2010年以后，全球机床行业的龙头地位长期被日本、德国、韩国、美国所占据，我国机床企业无一在列。 而我国工业机床行业因为起步较晚，一直面临落后、模仿、追赶的困境，因急于求成，始终没有建立一种自给自足、技术原创、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又受到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北约严格且体系性、多层级、脉轮似的限制。因此，从战略布局上，我国必须心平气和地去研究事物的根本，脚踏实地地聚焦基础研究，在“863”“973”项目布局上向基础研究进一步倾斜。 6）回顾过去数十年，美国在重要领域的技术突破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先进技术计划、国家竞争力计划、国家纳米计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国家量子信息科学战略计划等。在最近数十年里，美国政府持续投入了巨额资金和人力、物力。仅针对2011年的国家纳米计划，就安排了400多亿美元的持续性国家投入。对于我国来讲，真正意义上较为系统的顶层设计始于2015年，而从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出发，想要培育先发优势一般需要提前20年布局。从经费投入上看，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了1倍，2019年达到133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支出的比例突破6%。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7）美伊金融战是美国通过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对敌对国“卡脖子”的经典案例。在长达40多年的金融战中，美国对伊朗先后实施了封锁伊朗相关人员财产、禁止美国主体与伊朗进行贸易或投资、对伊朗能源部门制裁、对伊朗非能源部门制裁以及对伊朗金融业制裁等全面经济制裁战略，而这些金融制裁也使伊朗国内的经济发展遭受重创。究其根本原因，伊朗的国内经济过于依赖石油，而国际石油的定价和交易恰恰要通过美元，因此，美国对伊朗的一系列金融制裁将其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支付体系之外能够正中其要害，达到美国“卡脖子”的目的。 8）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抢夺国际数字市场、主导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着手，抢占发展先机和谋求垄断权。必须客观承认，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而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封锁、规制。主要方式有：设置实体清单，限制数字科技技术出口，并将技术出口制裁从行政法令上升至法律层面等。比如，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并出台《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相关行业和领域外资准入。2018年特朗普政府签署并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这一法案识别并审查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关键技术。日本和欧盟均效仿该法案提高相关行业、领域的技术准入和出口门槛。采取上述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建设网络强国，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制导权。 9）保障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已经达成世界共识，但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工程师们保留对互联网无国界的愿景，美国政府逐渐明确了维护并控制互联网的立场，1998年美国政府将互联网管理权从科研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移交至美国商务部。这标志着“互联网无国界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尤其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主权越来越成为各国积极角力的领域。

卡脖子确实是个要命的事儿，但其根本还是大国竞争必不可少的对抗环节。我认为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一厢情愿。未雨绸缪，准备充分，该打就打，才是王道

想找这样一本全面分析全球范围内“卡脖子”难题的书很久了。 我认为，本书与很多单纯分析当前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技术等冲突的书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本书从分析千百年前的文明与国家冲突开始，暨意识到国家间的战略冲突实际上就是各类核心资源的争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核心资源从土地、水源、人口、资本，逐步增加到石油等基础能源、规模工业化能力、关键科学技术直至当今的网络与数字经济、宇宙空间等资源。 末尾处，对各领域的建议以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比较客观的剖析，我认为可以让我们在保持爱国情怀的基础上也可以多很多理性思考。值得反复阅读的一本书。

“大国的坎”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卡脖子”。谁来卡，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以“美西方”统称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面临被卡脖子的，按大类分有几十项，如果再往下分，仅技术类按技术束或产业链细分，那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各类基础设施、规则、制度。对我国实施卡脖子的有居于垄断地位的跨国企业，也有国家。中国发展要转型升级，要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就只能直面各种各样的“卡脖子”，与这些先发国家竞争。有没有破解之道？有是有，但需要时间。所以，中国人要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 大国崛起，何其难也！崛起之路，不仅需要勇气和艰苦奋斗，还需要理性、定力和智慧。

很优秀的一本书，提出很多明确的建议，尤其是最后一张章，和刚开完的两会导向相当一致。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发展科技，重组的科技部重任在肩啊！ ★MLCC（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突破卡脖子困境： 1、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关键材料技术、提升设备仪器配套能力、健全产业配套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2、应用研究领域：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产学研联合创新体系。 3、产业化创新领域：培育优质企业、强化产业链深层次合作、提升智能化水平。 4、应用场景创新：支持重点行业市场应用、提升质量品牌效益、加速创新型产品应用推广。 5、政策创新：加强标准化工作、优化市场环境、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分析评价平台、科技服务平台、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6、机制保障：加强产业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卡脖子=国家垄断 1、资源垄断：能源、矿产、材料、自然资源。 2、科技垄断：科教、研发、专利、工艺、人才。 3、规则垄断：产业分工、标准制定、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规则。 4、交通垄断：重要的进出口交通运输路线。 5、平台垄断：关键数据的生成和管理的网络交互平台。 ★卡脖子的破解之道 1、自主替代：内部市场、自主创新。 2、国际替代：寻找外部替代、创新外部交流、建立外部联盟。 3、交换制衡：建立反制体系，实现交换博弈。 4、夺取控制：先加入、再贡献，渐进式地参与，条件成熟时再谋求主导。

这本书里得出一个结论：面对疫情嚴重的考驗，面对未有之大变局，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加快科技创新的需求，这本书里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投资就认清“卡脖子”双方的意愿，两个国家往往存在着彼此认知的不对称性和目标的冲突。

本书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能源、规则、数字经济等领域“卡脖子”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阐述，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卡脖子”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垄断，涉及科技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和平台垄断，打破国家垄断需要短期的务实之道与长远的战略之道，分析“卡脖子”的短板环节，建立关键环节的多供应替代与备份，消除独供环节，从“反垄断”逐步积累到“防垄断”。同时，依靠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不断夯实全球资源控制力、创新能力（科技交流+多元化思维+多元化人才吸引力，学习模式与领先模式）、转化能力（市场经济体系：产业与资本体系）、国际联盟能力（共识与规则制定）和执行保障能力等，最终实现垄断突围。

国家之间竞争主要的“卡脖子”手段涵盖产业的各个环节，既包括技术环节，也包括战略资源、交通要道和国际规则等环节。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短期内超越，中国也不会放弃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在地缘、经济、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制定系统应对的组合拳。后浪超越前浪的经验彰显，以工业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强大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支撑。主要发达国家成长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靠着制造业的强大。例如，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这使得19世纪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世纪”。美国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工业立国”的思想，1890年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后，美国正式成为工业第一的世界强国。1870—1913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比重上升到15.7%，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日本作为后起之秀，通过“赶超”战略，大力发展工业，终于跻身世界强国之林。这四个在不同历史阶段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发展本土强大的工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美博弈本质上是又一次前浪对后浪的遏制。130年来，美国始终不能容忍超越。根据统计规律，美国往往会在第二经济大国的经济总量接近本国70%时，通过制度战、贸易战、金融战等多种形式，诱导第二经济大国进入经济衰退周期，使其丧失竞争优势，从而保持美国的绝对领先地位。从“冷战”时期的“巴统”到现在的《瓦森纳协定》，西方国家对高技术出口的控制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在不断加强，其本质是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通过管制出口与限制进口、强化高技术公司并购审查、阻断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式，试图切断中国高新技术源头，阻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卡脖子”的根本目的。美国对中国“卡脖子”是全方位、多层面开展的系统性行为，既有行政命令，也有法案与法律；既有直接的出口管制，也有从科技源头上的阻断；既有美国自身的行动，也有与盟国的共同行动。其核心是遏制中国高技术发展，保持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中国对美国最根本的反制措施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主要的“卡脖子”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1、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器，主要有车床、铣床、刨床、钻床、镗床、磨床、制齿机等，简称为工业机床。它是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处于基石的地位。作为工业制造产业链最核心的环节，工业母机的技术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甚至是国家之间的综合竞争力。目前我国机床行业核心“卡脖子”产品在于高档数控机床，如五轴五联动加工中心，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的特点，工件一次装夹就可完成五面体的加工。在核心零部件方面，如高强度的铣刀、镗刀、金刚钻头也制约着我国机床行业的应用，特别是加工具有超高强度的板材、管材及复杂构件等。高精度微米丝杆和高精度微米导轨是机床加工精度的核心保障，将直接影响机床加工产品的精度和品质。在数控软件方面，尽管国内也有很多企业正在自行研发，但是在稳定性、兼容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还是与国外先进的机床制造厂商有一定差距。原因在于材料科学、工艺、规划上的距离使国产机床的丝杠、导轨、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电主轴、编码器等首要功能部件大部分还要依赖国外产品。 2、集成电路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集成电路产业链可细划分为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测等五大环节，集成电路核心技术仍然被“卡脖子”，尤其在EDA工具、关键集成电路设备与材料、先进制程与特色工艺等领域。在核心架构知识产权方面，我国高度依赖海外公司的知识产权（IP）授权。主流 IC设计商基本采用海外 IP授权，终端主要依赖 ARM授权。设计基础差，芯片架构依靠的海外授权和EDA软件被海外厂商垄断。EDA是电子设计自动化的简称，是集成电路设计必需也是最重要的软件工具。芯片设计中的IP核（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通常指应用在系统芯片（SoC）中且具有特定功能的可复用（Reusable）的电路模块，具有标准性和可交易性。通过产业化验证的IP电路模块可以被系统设计工程师直接植入芯片。IP大体上可以分为软核、硬核和固核三种。芯片制造可分为硅片制造、场效应管制作（前道工序，FEOL）、布线（后道工序，BEOL）和封测四个环节。其中，前道工序及后道工序使用设备价值量最高，从历史数据看，占比接近80%。在半导体制作流程中需要用到大量设备，如硅片制造过程需要长晶炉、切割、CMP、清洗等设备；前端工艺（场效应管的制作）需要CVD、PVD、涂胶器、光刻机、显影机、蚀刻机、CMP、离子注入设备，后道工艺（布线）与前道工艺设备相似；封测环节需要用到单晶圆热处理系统、晶圆探针、研磨机、切割机、芯片焊接机以及终测设备等。前端工艺和后端工序由于“制作难度较高+需重复多次”，设备价值量在整个工艺流程中最大。美国是集成电路设备领域的霸主。我国整体上国产化水平不足20%，光刻、刻蚀等关键设备与海外差距大。ASML的光刻机成为美国卡脖子的手段与工具。中国是否能独立制造光刻机，特别是什么时间能生产低纳米级的光刻机呢？ASML的光刻机成为美国卡脖子的手段与工具。中国是否能独立制造光刻机，特别是什么时间能生产低纳米级的光刻机呢？ 3、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信息技术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也是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全力布局的竞争高地。电子元器件是支撑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也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电子元器件按电信号特征可分为主动元件与被动元件：主动元件是一种具有增益，或是依靠电流方向的电子零件；被动元件无法对电信号进行放大、振荡、运算等处理和执行，仅具备响应功能且无须外加激励单元。被动元件应用范围极广。几乎所有涉及电子产品的领域都能看到被动元件，下游应用领域涵盖消费电子、汽车电子、LED照明、智能家居等。RCL元件，即电容、电阻、电感等。电容的主要功能是旁路、去耦、滤波和储能，产值占到被动元器件总体的66%，其中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占比93%；电阻普遍用于分压、分流，滤波和阻抗匹配，产值占比约9%；电感的主要用途是滤波、稳流和抗电磁干扰，产值占比约14%。MLCC是最常用的被动元器件之一，被称为“电子工业的大米”。MLCC行业集中度高，日系厂商独占鳌头。MLCC产业链涵盖上游陶瓷粉体、电极金属，中游电容器及下游消费电子、工业等诸多领域，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包装材料、设备折旧及人工成本。电介质陶瓷粉体等材料技术、介质薄层化技术、陶瓷粉料和金属电极的共烧技术被誉为MLCC行业最核心的三大技术，也是制约我国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4、微球，一般指尺寸在纳米到微米级的球形粒子，由于具有独特的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生物相容性等特性，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中，是诸多新兴产业、战新产业发展的共性基础材料，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作为极为重要的缓释载体，微球可包载一种或多种药物，实现持续数周到数月的缓慢释放。与传统注射剂相比，微球制剂具有治疗周期给药剂量少、药物释放速度可控、体内药物浓度波动小、药物暴露导致的副作用少、患者顺应性好等诸多优点，为当下制剂创新的焦点赛道。微球与磁性材料聚合可制备磁性微球，作为靶向释药系统载体，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将药物定向至靶区，提高治疗精准度。进一步与抗体结合，可制备免疫磁性微球，用于神经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骨髓瘤等疾病的治疗。在光电领域微球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光电领域微球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基础原料和生产设备的瓶颈。 5、玉米、大豆、蔬菜、猪种、白羽肉鸡祖代鸡等。技术“卡脖子”的风险不仅来自工业，也包括农业。技术“卡脖子”的风险不仅来自工业，也包括农业。玉米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性状，目前大部分转基因性状都是欧美企业的，如果要使用这些转基因性状，就要支付高昂的知识产权费用。进口占比高的还有“菜种”。在“蔬菜之都”山东寿光，菠菜、绿菜花、胡萝卜等“洋种子”市场占有率达到6成以上；彩椒、大红果番茄在8成以上；绿萼长茄达9成以上。此外，花卉种子的对外依赖性也须注意。我国本土猪种市场占有率从90%暴跌到只有2%，来自国外的猪种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市场，大量本土猪种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约占我国肉鸡产量一半的白羽肉鸡，种源一直从国外进口，核心种源明显存在“卡脖子”技术瓶颈。6、资源“卡脖子”与交通“卡脖子”。战略资源的组成要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科技引导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某一时代占据重要地位的战略资源可能在之后的时代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今世界，被广泛认同的“有形”战略资源主要包含能源与矿产资源。而判断一种资源是否为战略资源则主要根据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广泛性、重要性以及短时间内的难以替代性等。人们对于已经在世界上应用了数百年乃至更久的石油、煤炭、铁、铜等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已经有较多了解，对于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才开始广泛应用于民用设备生产的稀土等金属资源则知之甚少，稀土有“工业维生素”的美称，尤其是其在制作半导体的核心超导材料中的应用以及难以替代性，使得稀土资源在当下不断走向“数字化”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与之相对的是，锂和钴均为制造锂电池的核心原材料。结合储备的“先天优势”和产能产量的“后天实力”综合来看，可以发现当今在全球能源矿产战略资源领域话语权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中东（石油），中国（煤炭、稀土），美国（石油、煤炭、天然气），巴西（铁），澳大利亚（铁、锂），智利（铜）等。这些国家因此也拥有对他国实施资源“卡脖子”的实力。作为全球“工业之母”的石油及其“近亲”天然气，则顺其自然地被大量拥有它们的国家用作地缘政治博弈中对竞争对手“卡脖子”的利器。中东危机与石油美元，俄欧博弈下的乌克兰：小国的悲哀，作为世界头号天然气出口国，手握欧洲能源命脉的俄罗斯，自2006年以来频繁对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进行“断气”，以达到对欧盟战略警示和威胁的目的。战略通道、战略要地应该算是“卡脖子”的最早起源。在当今的国际贸易路线中，相比陆路和航空，海路航运仍然是运力最大、成本最低的方式，海路方式运输的商品占全球贸易的80%以上。世界上主要的海运航线有八条：北大西洋航线，亚欧航线（即苏伊士运河航线），·好望角航线，北太平洋航线，巴拿马运河航线，·南太平洋航线，南大西洋航线，北冰洋航线。其中北大西洋航线、亚欧航线、好望角航线和北太平洋航线这4条航线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是世界最繁忙的海上运输路线，好望角航线是石油运量最大的航线，被称为西方国家的“海上生命线”。而这8条航线中，具有“卡脖子”地位的要道有英吉利海峡、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丹麦海峡、圣劳伦斯海道、直布罗陀海峡和曼德海峡等10处。海峡、运河、入海口、重要港口、岛屿、基地，以及陆地上的山口、河流、公路、铁路和运输管道等各种交通通道和关键点，不但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更具有巨大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 7、规则“卡脖子”。不同于以往的全球霸权，美国更倾向于通过主导设立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规则与秩序，并结合自身在国际货币支付和清算体系中的垄断优势，通过金融制裁的方式对挑战国进行“卡脖子”。此外，除了运用传统的“硬实力”对竞争对手的发展加以限制，美国及其盟友还发展出了庞大的、覆盖多个领域的跨国非政府组织（NGO）网络，并通过这些组织发展、传播美欧的“软实力”。通过对跨国NGO网络的构建、影响和操控，美国得以在“软实力”层面进一步对竞争对手“卡脖子”。美国特色：金融控制与长臂管辖，美国看到了通过战争方式遏制竞争对手崛起的巨大成本和风险。因此，在登上全球霸主的宝座后，美国极力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并致力于设计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方式来维持它对世界的影响力。美国在二战结束后通过创建并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核心国际政府间组织实现了自身对世界金融经济的低成本控制。美国在战后先后通过绑定美元黄金和美元石油发展出来的美元霸权使得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除美元的统治地位外，美国还垄断了全球的支付清算系统。在这些支付清算系统中，至关重要的有两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其中，SWIFT是全球最大的安全报文交换服务机构，总部设立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其网络中连接了1.1万家金融机构客户，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全球货币的电子报文交换，是跨境货币能够顺利支付清算的核心前提。CHIPS是总部设立在纽约的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美元清算支付网络，承担了全球逾95%的银行间同业美元清算和全球超90%的外汇交易清算。美国对其他国家或主体实施金融制裁的方式主要包括四种：冻结或没收被制裁方在美金融资产、取消或大幅限制被制裁方在国际市场中的债权和股权融资、切断被制裁方的美元清算渠道、禁止其他非美金融机构与被制裁方进行交易。美国还可以通过认定其他国家或地区为“汇率操纵国”的方式，对该国货币汇率进行施压并迫使其对美元升值，降低该国对美贸易顺差，并同时降低该国在国际贸易出口市场中的竞争力，直到美国认为该国对美的经济威胁消除为止。对比美伊金融战和美俄金融战可以看出，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制裁策略和方式几乎如出一辙，但俄罗斯通过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以及美国与其欧洲盟友间的利益隔阂，成功地将美俄金融战拖入拉锯战，并伺机突破。俄罗斯的应对方式也为我国如何应对与美国潜在的金融战提供了些许启示。美国得以通过金融控制和“长臂管辖”对全球其他国家乃至个人实施威力无比的制裁的基础，是其在二战以来精心设计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政治体系、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和以世界银行、IMF、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经贸体系。通过对这些体系中规则的设立、裁判以及执行施加影响，美国可以在全球政治和经贸等多个领域施加控制，将其霸权的势力范围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当代跨国社会组织和团体的主要载体，NGO已经将其原始的基于公益目的的职能，慢慢拓展到了参与更广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制定和执行层面。而美国作为全球最积极发展和支持跨国NGO的国家，早已通过立法开展对NGO的系统性资助来影响并控制跨国NGO网络，并利用它们向对手国民众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甚至煽动“颜色革命”来破坏对手国国内的政权稳定，来辅助美国其他“卡脖子”策略的有效执行。 8、数字经济时代的“卡脖子”。有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主要生产要素为数据，不仅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也包括由此衍生出的第三产业。数据的无消耗性、边际成本为零，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资源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定义无法完全适用于数字经济。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必然带来海量信息数据，无穷尽、无实体、无疆界的大数据与有限、有形、有范围的管制形成天然矛盾。数字经济由平台、数据和底层算法等融合而成，技术、标准、规则的竞争日益凸显，同时，平台竞争常常表现为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竞争。网络域名和根服务器是网络空间主权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国家主权标志，掌控网络域名和根服务器，就可以控制网络空间的物理基础及应用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掌控网络通信数据源和操控网络空间“开关”的主导权和话语权。IP即“互联网协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球共有13组根服务器（IPv4体系内），其中10组位于美国，2组位于欧洲，1组在日本，中国没有相关部署。目前进入IPv6加速改造与渗透阶段，我国希望在IPv6时代不再出现上述两个底线问题。在发展IPv6技术上，我国积极参与对话、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最大变化是在我国大陆境内拥有了根服务器，即中国IPv6的主根。软件和芯片是攻击我国数字经济技术发展的“软”“硬”两把剑。遭遇封堵或限制的软件主要涉及各种操作软件（如桌面操作软件、云操作软件）、数据库、中间件、编译器等。相比传统的关系数据库，图数据库具有更善于处理数据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可视化展示和更充分满足多种实际场景需要的优点。作为承载数据资源的“容器”并能对外提供查询和分析能力的工具，图数据库也变得越发重要。此对于中间件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稳定性要求极高。在桌面办公操作系统、关系数据库与图数据库、中间件领域，我国自主可控水平大为提升。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虽有华为鸿蒙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我国本土公司的操作系统仍有较大差距，在美国等国家实施极端政策的情况下，终端产品的竞争力仍将遭受严峻挑战，期待我国“信创”战略实施尽快取得积极进展。尽管主权货币与非主权货币、政府与非政府、管制与市场、资本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但在数字货币领域，美国早已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方式尽可能地抢占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先机。伴随着数字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行业涌现出一大批行业巨头，国内有BAT（百度、阿里、腾讯）及字节跳动等企业，国外有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企业，以它们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主导的平台经济利用资本、技术、大数据和全平台生态逐渐建立起各自领域的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在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信等不同维度上呈现出“加速竞争”和“固化板结”的反向发展态势。数字经济领域垄断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商品垄断，其二是技术垄断，其三是规则垄断。商品垄断和技术垄断是表象，商品垄断影响是双向的，规则垄断则是话语权的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倡导建立新时代数字经济规则和制度，企图率先建立制度和规则游戏。一旦大规模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建立完备后，后发国家要想共振齐飞就必须遵守游戏法则，否则就是落后抑或被判为“异端”。从产业结构上看，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呈现出“中间强，两头弱”的特点：以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和智能硬件构成的核心层，以及数字赋能层较弱，这是当前半导体困境的现状。而以电商与数字金融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发展强劲，这反映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商业应用上，具有应用场景多、市场规模大、创新阻碍小的优势。 我们总结破解“卡脖子”的四种手段：一是自主替代；二是国际替代；三是交换制衡；四是夺取控制。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技术、智能技术、星际大航海、数字新空间是未来尤其是下次产业与科技变革的战略方向。因此，我们可以以此建立国家队、企业队和科研机构团队，充分发挥各方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产、学、研、资、政的多耦合、可持续创新体系，打破科技的国际垄断。

这两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卡脖子”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社交媒体中。大多数人知道我们被美国卡脖子，但除了AI芯片和光刻机外，我们对其他方面并不了解。 本书中详细列举了我国目前受到欧美国家“卡脖子”的多种技术，材料和产品等。读完不免一惊，原来我们受限制的地方涉及的领域和种类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虽然我坚信只要有足够的投入，我国最终能实现突破。但客观的说，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通过喊口号，凭借几个公司，几所院校能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法律到教育，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才能逐步实现。并且还要一定的国际分工，毕竟像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搞定所有事情。拿光刻机举例，美国虽然掌握了很多核心技术，但是镜头还是要靠德国蔡司提供，光刻胶还是需要日本提供。如果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解决，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那资金和时间投入量之大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另外，还有关键点一点，当我们解决这些难题后，欧美国家通过降价售卖他们的设备或技术，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卡脖子”是强国打击对手的一种手段，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是不断上演的。个人觉得，突破“卡脖子”还是需要融入整个全球经济，不能闭关锁国，用自己的强项去竞争，让自己变成整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我们才能有和别人谈判的筹码。而不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是一本对“卡脖子”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梳理剖析且给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意见的好书。 第一部分关于16次前后取代、大国争霸的历史对比分析颇具历史纵深感。第二部分对于卡脖子具体技术、设备、产品整理，对于我这种没有什么专业知识的一般读者，阅读起来还是很有点困难的。之后关于针对卡与被卡之间博弈给出的应对之策，也是很有见地的，有些论点也是相当出乎意料的。 作者说，大国容易被卡。其实更准确说是想从追赶者变为主导者、想从规则遵守者变为规则制定者的大国，才会面临别人要卡。从技术、产品、资源到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地缘、结盟等等。所以，破卡也并非只有技术、资源这一道难题。 “当前，科技成为“卡脖子”的热点领域……广泛而繁杂…其实都是围绕人类的根本需求，即生命生存方式的改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善。而支撑的底层是能源和材料。把握住人类这两条根本需求的主线，就可以梳理出人类科技的发展脉络。”我以为应该是能源、材料和数据算法。前两者是已知时代的核心，后者是未来时代的核心。 算法之争，不仅是技术设备能源人才之争的总和，还是文化观价值观逻辑观的总和。到了这个层面，卡是徒劳融才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