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马斯·皮凯蒂
媲美马克思的《资本论》,热爆全球的经济学著作,引爆各国思想市场!美国亚马逊销售排行榜第一名。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洛鼎力推荐。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
皮凯蒂利用全世界多个国家300年的收入数据,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简单地说,就是穷人更加穷,而富人更加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呢?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要素的贡献: 一是资本,包括机器、厂房、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体现为货币或金钱; 二是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关键在于,由于资本的回报率超过劳动的回报率,因此主要依靠资本赚钱的富人就会变得更富,而主要依靠劳动赚钱的穷人当然就会更穷。 问题在于,为什么用资本挣钱比用劳动挣钱更快呢? 这就要理解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根本区别。 皮凯蒂指出,资本可以买入、卖出,理论上还可以无限积累,比如一个人的资本可以到达富可敌国的程度。但劳动只能供本人使用,不能被别人拥有,而且使用有限,毕竟每个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资本和劳动在性质上的区别,决定了使用它们挣钱的快慢。 使用资本挣钱的企业主、投资者和股东,可以通过银行借款、股权融资、公司上市以及其他方式,将别人的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实现积少成多,然后再利用资本的规模效应,投资到收益率最高的行业去,这样通过“借钱生钱”的方式,就可以不断放大自己的财富。 反过来,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农民、工薪阶层,只能使用自己的劳动来挣钱。 与资本相比,劳动在挣钱方面有三个缺陷:一是投入有限,没法突破24小时的极限; 二是缺乏规模经济,普通人不可能调动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除非是资本家; 三是很难从一个行业转移到最赚钱的行业,毕竟每个行业都有进入壁垒。比如说,你本来在餐饮业做大厨,一个月能挣两万元。但是如果哪天餐饮业不景气了,你没法立即转移到电子商务行业做直播。 而资本的转移成本很低,投资者可以把餐馆卖了,找一家电商企业投资,或者在股票市场上买入电商企业的股票。 这样,我们发现了“穷人之所以穷,富人之所以富”的第一个原因: 穷人靠劳动挣钱,富人靠资本挣钱。
为什么书名叫21世纪资本论呢? 先回顾下资本论的核心公式,剩余价值公式。 W = c + v + m -W (Wert):商品的价值总额。 - c (Konstantes Kapital):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的价值,仅转移自身价值,不创造新价值。 - v (Variabiles Kapital):可变资本,即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 - m (Mehrwert):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v)的那部分价值。 假设w增速为1%,当(c+v)增速<1%时,则m增速>1%。 将W的增速替换为g,m的增速替换为r。 即r>g,根本原因是分配比例会向资本拥有方倾斜。 21世纪的皮凯蒂用有迹可查的历史经济数据对马克思纯思想推演的资本论做了一次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过于繁琐,r>g这条规律也可以通过简单的道理来阐明。 从经济角度看,人类社会只有生产和分配行为。g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而r的增长主要源于分配。资本的本质是权力,控制资源的权力。谁掌握权力,谁就能利用权力扩大分配比例,所以长期看r必然大于g。 长期r>g会导致权力集中,分配失衡,财富差距扩大,继而引发社会矛盾。 解决社会矛盾即可以用相对法,也可以用绝对法。 相对法即通过内部改革(缓和改革即变法,激烈改革即革命)或对外掠夺缓和分配比例失衡。 绝对法即不解决分配失衡的比例问题,专注于提高底层收入的绝对值。既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也可以通过对外掠夺实现。 当代社会主要使用绝对法来解决问题,一旦技术进步停滞或对外掠夺停滞,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困境——在封闭体系中,高增长会加速毁灭! 幸好人类社会又迎来了AI革命和太空探索,deadline又延后了!
《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即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导致财富会不断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而非阶段性产物。 📊 核心逻辑与关键定律 支撑这一核心观点的,是书中基于大量历史数据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和定律: · 核心不等式 `r > g`:这是全书最著名的公式。其中 `r` 代表资本收益率(如投资回报),`g` 代表经济增长率。历史数据显示,r 长期保持在约4%-5%,而 g 约为1%-2%。这意味着资本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超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 两个关键概念: · 资本/收入比 (`β`):衡量一个国家资本存量(如房地产、金融资产)相当于其多少年的国民收入,用于评估资本在一个经济体中的重要性。 · 资本收入比重 (`α`):指资本产生的收入(利润、利息、租金等)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 三大基本定律: · 第一定律 `α = r × β`:资本收入比重等于资本收益率乘以资本/收入比。 · 第二定律 `β = s / g`:从长期看,资本/收入比由储蓄率 s 和经济增长率 g 决定。低增长社会更容易积累大量资本。 · 第三定律 `r > g`:这是驱动财富分化的核心动力。 📈 主要结论与主张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几个重要的历史判断和政策主张: ·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20世纪中期贫富差距的缩小,是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以及高累进税政策等特殊历史条件导致的“异常时期”,并非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结果。 · 对未来趋势的预警:如果放任不管,21世纪可能会倒退回19世纪那种贫富极度分化、由继承财富主导的“世袭资本主义”状态。 · 核心政策主张:必须通过政治和制度手段,特别是 民主制度对资本的制约,来扭转这一趋势。他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具体方案是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并对最高收入人群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但作者本人也承认,这在政治上实施难度极大。
我只能说,不要被书名里冠上的“资本论”这三个字给唬住了。皮凯蒂的这本《21世纪资本论》,和马克思的那座思想大山之间,差了不止一个维度的厚度。 我是带着看马克思和韦伯的向下一级心理建设去翻开它的。我知道它会弱一点,但合上书时,我发现自己还是很难忽视差掉的那一口气。皮凯蒂更像是在极尽职守地完成一本应当完整的学术期末作品,他把所有力气都花在了搬运沙石、罗列数据上,却唯独丢了那个能让人脊背发凉的、独属于伟大思想家的深刻洞察。 不过,他在书里把巴尔扎克《高老头》和简·奥斯汀的小说拉来当解剖工具的段落,倒算得上是整餐枯燥饭食里唯一的亮色。 他像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试图用一种更具现代社会生态的视角去回望过去。那些古典小说里的红男绿女、遗产争夺,不再是虚构的文学桥段,而是被皮凯蒂冷峻地量化成了十九世纪资本收益率的活体标本。 如果把这本书里最核心的内容用最干脆的线条勾勒出来,其实只有两件事: 一个是那个著名的公式:r > g。这里的 r 代表资本收益率(比如炒股、买房、吃利息的钱),g 代表经济增长率(比如我们起早贪黑出卖劳动赚来的工资涨幅)。皮凯蒂用漫长的数据链条力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资本生钱的速度,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里,都远远快于劳动生钱的速度。 这就导致了财富必然会像磁铁一样,加速向极少数原本就拥有资本的人手中集中。 另一个则是“食利阶层”的还魂。正如《高老头》里那个老谋深算的伏脱冷对青年拉斯蒂涅的教唆:你即便娶了有钱人的女儿,靠当律师一辈子拼命,也赶不上吃一份丰厚遗产的利息。皮凯蒂指出,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退回那个拼投胎、拼继承的世袭资本主义时代。 但这恰恰也是本书最让人乏味的地方。他陷入了对“数据化”的过度依赖,以为把几个世纪的税收账本摊开,就能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病灶。 马克思剥离的是资本对人性的异化,韦伯拆解的是工具理性编织的铁笼,他们看到的,是机器运转时齿轮咬碎骨血的惨烈。而皮凯蒂,只是站在机器外面,不知疲倦地给你读仪表盘上的数字。 他告诉了你 inequality(不平等)在加剧,却无法告诉你,在这冰冷的趋势背后,人作为存在的尊严正在如何被消解。 看完这本书,你不会有深夜被刺醒的饥饿感,只会觉得像看了一场漫长的统计学汇报。 到头来,他给出的那剂对抗不平等的解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资本税,更是散发着一种未经世事的书生气,在冰冷的国际政治博弈面前,轻飘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风撕碎的纸条。 这或许就是现代学术作品的通病,用日益精密的工具去捕捉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对于渴望走向更深处的灵魂而言,它那厚重的数据外壳之下,究竟包裹着多少真正不可替代的智性价值,恐怕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必须得吐槽一下翻译水平,文笔一般也就算了,居然还有错漏,给阅读造成了不少麻烦。话说中信出版的业绩压力这么大吗?实在不应该,有点砸招牌。 不过本书也有点盛名难负,忍不住也要吐个槽。 皮凯蒂研究的核心就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拆分一下的话,包括资本收入、劳动收入和财富,以及这些项目在0.1%、1%、10%和50%分位人群中的占比,以此来说明两极分化的严重性。 为此,实践上他研究了三百年来欧美诸国的数据,理论上他则提出了两个定律——第一定律:β=α/r和第二定律:β=s/g。前者是说资本收入比(β)=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占比(α)和资本收益率(r)的比;后者是说β同时还等于储蓄率(s)和增长率(g)的比值。 然后用数据来反复、从各种角度、和诸多国家,来证明不平等的情况,即: 1、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财富集中度都呈现U型,即1910-1950年是β最低(表示公平)的阶段。之前是食利者社会,收入和财富高度集中;而一战二战大萧条改变了结构(财富被消灭);二战后收入和财富随着经济增长而重新集中。 2、但二战后的重新集中有2个特点:(1)β比旧社会要低,似乎有稳定的迹象(6上下,即资本总量是国民收入的6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有这个趋势;(2)跟旧社会的食利者社会不同,这次重起的β里面,高新的创业者/经理人比例很高,按皮凯蒂讲话,这是食利者社会变成了经理人社会。 3、在分析基础上给出解决不平等的政策建议:累进所得税,累进财富税,遗产税。此外,也涉及社会国家等次要手段(忽略不计)。 这里面的分析过程槽点就多了。 别的不说,就经理人社会——把不平等归功于工资不平等——这一点,就让人无语。 这不就是在说,社会矛盾跟劳资矛盾没关系么。 以至于皮凯蒂声称,美国“1980年以来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大规模加剧”只能“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1/3”。在他的描述中,“即使是在收入层级最高的0.01%中,工资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就十分反常识。 如果是真的,我只能说作者对劳动者和食利者(吃资本收益的人)的区分有问题。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按照皮凯蒂的分类,马化腾也不过是拿高薪的成功创业者,库克不过是拿高薪的高级经理人。 在把劳资矛盾转为劳动者内部矛盾之后,皮凯蒂又进一步。他分析了财富和年龄之间的关系,然后劳动者内部的不平等就又进一步变成了不同年代劳动者之间的差异。 这下大家可以认命了。 所谓不公平不过是因为年龄的缘故。反正大家都会老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不要闹,大家终将会有钱的。 乖乖,无语。 政策建议也同样离谱。 累进财产税固然好,但怎么设定税率呢?以国债(在金融资产中占重要位置)为例,你既想把国债卖出去,又想收人家的税,你到底是想发还是不想发?而且欧美一体,法兰克福巴黎伦敦这都是国际市场,如果是美国人通过美国银行买的欧债,你怎么收税?退一步,不收美国人,专收欧洲人?难道不怕国民骂街吗? 在两个互相冲突的逻辑中落实累进财产税,已经很难;但更难的是,即使是累进财产税也只能遏制不平等的趋势,而不能消灭不平等的趋势。所以,终究还是要功亏一篑。 其实,皮凯蒂的反复计算已经给消灭不平等划出了一条路,那就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你都已经能精确计算出什么所有人的所有财产,已经测算出什么样的税率能够维持精确的平衡,甚至都能知道他们的收益率了,那么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和国有化。 有了国有化,皮凯蒂顾虑的私人财富的集中趋势也即不复存在;有了计划经济,皮凯蒂的税率计算难题也就消失了。 但这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但这不可能不是因为皮凯蒂忠诚于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他的数据统计只是在阐述相关性,不能说明因果性。如果依据这个做决策的话,社会怕就直接宕机了。 总的来看,感觉皮凯蒂其实想通过百年历史数据来说明β会稳定下来,甚至是稳定在一个低于18-19世纪的水平。 但这显然又不可能是一个先验规律,所以他一方面用欧美和后发国家的数据来说明β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对β进行了预警,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很遗憾,牵强了。
《21世纪资本论》为理解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其核心观点是:当资本收益率(r)长期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g)时,财富会趋向于集中。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必然趋势”,而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包括资本所有权本就高度集中、继承财富比重较大,且缺乏强有力的再分配政策或战争等外部冲击。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也曾出现过贫富差距缩小的阶段。但原因并非简单的“经济增长一度高于资本收益”——事实上,战后西方多数年份里 r 仍高于 g。真正缩小差距的动因是:战争和动荡极大地消耗了存量资本;高额的累进税和遗产税;工会力量增强与福利国家扩张;以及快速的技术扩散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普通人通过劳动几年积累的财富,有时能超过上一辈的积蓄。如果赶上技术突破的起点并加入高速发展的产业,这种积累会更快。 然而,资本一旦积累到一定规模,会具备自我强化的能力。大公司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地钻研技术,仅凭资金优势就可以收购新兴的创新型小企业。将雄厚的资本投入技术设备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就能以更低成本生产更优产品,碾压竞争对手。在投资领域,散户拿一万元炒股往往像赌博,而富人用一千万元配置资产、聘请专业顾问,更容易实现稳健增长。资本还可以通过对教育培训的投资,间接提升人力资本。 当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且缺乏制度性制衡时,贫富差距的扩大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是一种趋势。 面对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不公,当前主要有两种应对路径。一种是大政府模式,扩大政府权限,实行累进税率,对富人多征税并用于再分配。另一种是激发企业创富能力,做大蛋糕,赋予穷人流动与选择的自由。这两种路径听起来各有道理,但也各有风险:大政府模式若与特权垄断结合,可能导致权力寻租;激发企业活力若与新自由主义联姻,在一些国家曾伴随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实现“劫贫济富”的反效果。 在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的时代,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极低,年轻时攒下的钱五十年后依然值钱,可以安心养老,余钱还可留给子女。今天的法币时代则完全不同,每年持续的通胀,让2000年存入银行(未买房)的钱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央行理论上可以无限印钞,但为了避免金融混乱,通常以每年2-3%的速度进行温和通胀。 小池骤雨水平堤,万顷沧波望欲迷。面对通胀,富人与穷人的感受也是截然不同的。金融杠杆又放大了这种感受。 相关阅读:《资本论》 《资本论的读法》 《国富论》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当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于2013年横空出世时,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全球思想界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涟漪。这部厚达千页的巨著,以其冷静的数据、历史的纵深和宏大的命题,不仅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叙事,更重新点燃了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公共辩论。皮凯蒂以近乎“财政考古学”的严谨,为我们绘制了一幅跨越三个世纪的经济不平等图谱,其结论清晰而震撼:资本主义的“常态”并非渐进平等,而是财富的加速集中。 皮凯蒂最根本的颠覆,在于他用历史数据的长镜头,粉碎了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库兹涅茨曲线”迷思——即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会自动先升后降,最终实现繁荣共享。他通过“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WTID)揭示,20世纪中叶欧美社会的相对平等,实为战争、萧条和激进政策催生的“历史特例”,而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回归承袭制资本主义”,财富向金字塔顶端聚集的趋势日益显著。 全书的核心,在于那个简洁而致命的公式:r > g。当资本收益率(r)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g),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凭借存量财富的复利增值,其财富积累速度将永远快于依靠劳动收入的普罗大众。这个不等式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资本主义深层结构的“铁律”。皮凯蒂证明,在长时段历史中,资本每14-20年即可翻番,而经济总量翻番则需要35-40年。时间,这个看似中性的维度,成了不平等的放大器。世袭财富的力量由此超越个人才智与努力,社会流动性悄然冻结。 皮凯蒂的方法论革新同样值得称道。他摒弃了脱离现实的理论模型与有缺陷的抽样调查,转而挖掘尘封的税收记录、遗嘱档案,让数据自身说话。这种“从下而上”的数据构建,使研究摆脱了对富人财富长期低估的困境。他巧妙地将经济分析与文学洞察(如援引巴尔扎克、奥斯汀小说中的财富观)相结合,使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浮现出鲜活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得《21世纪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关于权力、社会结构与历史命运的政治社会学巨著。 然而,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全球累进资本税——恰恰暴露了其理论的理想主义边界。他主张对巨额财富(如超过1000万欧元部分)征收高达80%的年度税,并通过全球金融透明合作堵截避税。这一方案在道德上颇具感召力,旨在从根源上抑制世袭财富的无限制传递,重塑机会平等。但在政治上,它近乎一个“有用的乌托邦”。在民族国家竞争、资本全球自由流动、数字加密资产兴起的今天,缺乏全球主权者的有效执行与协调机制,该建议显得脆弱不堪。法国曾试水“富人税”导致资本外流的教训,便是明证。 批判声来自四面八方:左翼(如大卫·哈维)指责他未触及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与生产领域矛盾,陷入“分配决定论”;右翼则警告高额资本税将扼杀投资、创新与经济增长活力;技术乐观主义者则认为,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可能打破r>g的魔咒,创造新的财富分配格局。这些批评揭示了一个核心困境:皮凯蒂精于诊断“是什么”与“为什么”,却在“怎么办”上显得力不从心。 《21世纪资本论》的局限,亦在于其视角的某种“西方中心”色彩。它对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独特路径(如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扶贫政策)缓解不平等的能力分析不足。同时,它将资本过度同质化处理,未能充分区分生产性投资资本与投机性、寻租性财富的本质差异。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划时代意义不容置疑。它如同一座思想的灯塔,照亮了被新自由主义话语长期遮蔽的贫富鸿沟。它使“不平等”不再是一个模糊的道德议题,而是一个可用数据精确丈量、用历史规律深刻阐释的核心政治经济问题。它迫使各国政策制定者、学者与公众严肃思考:在一个r可能长期大于g的世界里,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无论是改良的税制、更强的工会、普惠的资产建设,还是对技术的民主治理)来驯服资本,捍卫社会正义与民主根基。 《21世纪资本论》不是一部提供完美答案的教科书,而是一部开启新问题的启示录。皮凯蒂的伟大,不在于他找到了通往经济平等的康庄大道,而在于他以实证的利刃,无可辩驳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下财富集中的顽强趋势,打破了技术官僚的沾沾自喜与自由市场的永恒神话。它提醒我们,经济规律并非自然法则,而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民粹主义抬头、社会撕裂加剧的今天,这本书提供的不仅是对过去的诊断,更是对未来的紧迫拷问:我们究竟要选择一个被世袭财富统治的“承袭制资本主义”,还是一个能让努力与才华绽放的“机会社会”?答案,仍在历史的书写之中。
《资本论》是近百年里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财富分配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内在区别及发展趋势的重要著作,时至今日,《21世纪资本论》,研究分析了近代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分配不均衡的内在原因。 能研究这么庞大的宏观经济发展及分配不均衡问题,值得借鉴学习。 一、本书回顾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历史,利用20多个国家众多研究人员精心收集的最新数据,尝试梳理出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一部鲜活生动的人类历史。 二、本书指出,通过研究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财富极为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同时观察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爆炸式的财富增长趋势,对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三、本书主要数据来源有限—包括20世纪初已存在的诸多国家所收集的收入申报、财产继承文书档案(部分可追溯到19世纪初)以及资产及收入国民账户(有些国家从18世纪初开始就有记载),本书主要基于现今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国的经验为主。中国及印度等新兴国家在本书的全球视角中占据重要位置。前两章着眼于全球层面上的生产及收入分配,中国在其中自然是举足轻重。
经济增长是有限的,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r>g(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在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简之,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过去的财富不平等将自动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凯蒂认为,这就是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作者认为r>g将长期存在且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而且没有解决之道。r>g曾贯穿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中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积累增速重新洗牌,显著降低了资本收益的速度,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矛盾(r>g)已经克服的假象,时至今日他将卷土重来再度成为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作者提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累进资本税。简之富人税。这个办法连作者自己都说是乌托邦,要实现它难度无异于补天。首先它是一场高度的国际协作,其次是区域政治一体化。这种平均主义和天下大同的方案,暂且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方案。用图表表示是一张正U形曲线,纵轴代表基尼系数或分配状态,横州代表时间或收入状态。 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呈明显的U型曲线。1913—1950年之间,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下,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在这些事件的影响力消退之后,贫富差距又迅速扩大。在这里,皮凯蒂提出了他的“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这个定律的意思是,用资本/收入比去乘资本收益率,就等于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资本/收入比=社会总资本/国民总收入 资本/收入比*资本收益率=社会总资本*资本收益率/国民总收入=资本收入/国民总收入 假如资本/收入比是6倍,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是5%,那么,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等于6×5%,也就是30%,剩下的70%是劳动收入。如果把资本/收入比提高到7倍,而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仍然是5%,那么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等于7×5%,也就是35%,剩下的65%是劳动收入。所以皮凯蒂说,一个社会的资本/收入比越高,贫富差距往往就越大。 皮凯蒂认为,一旦资本/收入比上升到6~7倍,财富高度集中,就会出现一种严重的社会倒退:在18、19世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世袭资本主义”,将在21世纪卷土重来。根据皮凯蒂的计算,21世纪的资本收益率将重新回归4%~5%,而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回落到3%以下。到时候,r>g的魔咒就会重新显灵。在资本占有不平等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作用下,21世纪将成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纪。 本书译者巴曙松指出,《21世纪资本论》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提出了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这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在40年高度发展之后,贫富分化问题也开始显现。人是活在具体事物中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宏观设想,也不用太悲观,生活不会为情绪低落而停止。在北欧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丹麦和加拿大他们的福利待遇是很好的,但依然无法摆脱贫富差异大的困境。我们也要认识到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
媲美马克思的《资本论》,热爆全球的经济学著作,引爆各国思想市场!美国亚马逊销售排行榜第一名。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洛鼎力推荐。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对过去300年来欧美国家的财富收入做了详尽探究,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 他认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