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王国维
本书为王国维先生经典论著,论述了殷周相关制度变革。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近代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全文开篇即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以此为纲展开对殷周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比较。王国维结合当时新出土的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运用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系统论证了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立子立嫡之制,并由此衍生出宗法及丧服之制,进而形成封建子弟之制与君臣之分;其二为庙数之制;其三为同姓不婚之制。由此,周人成功构建起一个“纳上下于道德”的统治共同体,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道德型政体的转型,其制度创设被誉为“万世治安之大计”,评价极高。 然而,这并非一部提供确切无疑答案的著作,而是一部以其开阔的视野和精准的判断力开启百余年学术讨论的著作。自郭沫若誉其为“轰动了全学界的大论文”以来,它既是后世学人进入殷周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根基,也是“新旧史学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臬”的经典。一个世纪以来,“剧变说”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部分学者对其核心论点提出挑战,认为从青铜器等多重考古资料来看,殷末与西周之间“并看不出有若何剧变”。其文末流露出的政治与文化立场,也令论者触及到更复杂的思想史维度。 综观全文,《殷周制度论》的永恒价值并不在于其是否为后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绝对定论,而在于它为殷周史乃至整个中国古史研究划定了一个基本问题域,所有后世讨论都绕不开它所构筑的宏大视野。正如有学者所言,此篇讨论的“商、周之变”,其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后来广为人知的“唐宋变革论”。它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制度起源与文明特征的百年探索。在这部仅有万言的论文中,王国维以深邃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提炼出了殷周制度变革的核心框架,并以此为支点,撬动了对整个中国文明早期形态的重新理解。其以制度变迁为枢纽贯通政治、社会与思想史的写法,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典范性的方法论启示。即便百余年过去,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材料和新问题,重读此文依然意味着与一位史学大师对话,并在这场持续百年的学术辩论中寻找我们自己的位置。
一点疑惑和一点体会。 1、疑惑。 本书提出了卿大夫士不世袭的观点。这个着实意外。按以往,分封制之下,诸侯的封地叫国,卿和士大夫的封地叫采邑。二者名和等级不同,但都属分封,卿和士大夫在封地之内按宗法世袭。但王国维的意思是,若按春秋后世的世卿制(即宗子世袭大夫职位),支子因无法继承宗法地位,便无需为宗子服丧。然而周代实际存在“大夫为宗子之服”的礼仪,说明当时卿、大夫、士的职位并不世袭。 但支子为宗子服丧和宗子世袭,按说应该是两回事。正如“周人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所以不出五服的支子给宗子服丧既是尊尊的要求,也符合亲亲之意;而对于出了五服的支子,不服丧也不会影响大宗的继承。总之,支子尽服丧义务(且义务还有限——五服和亲尽庙毁)和卿士大夫的世袭,似乎并不冲突。 2、体会。 礼其实并不是社会普遍规范,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工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庶人并没有礼法的要求(礼不下庶人)。礼法规定了各级贵族的权责利,规定了蛋糕怎么切,将贵族铸成利益共同体,然后共同面向庶人。 礼法之内,有君统和宗统两种秩序,其中君统支配宗统,而在君权以外,所有人都受宗统。(按本书,庶民没有嫡长制:惟在天子诸侯,则宗统与君统合,故不必以宗名。大夫、士以下皆以贤才进,不必是嫡子,故宗法乃成一独立之统系。)因此,《礼记》是给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用的,礼不下庶人;《尚书》是讲经纶之道统治之学的,所以谈庶民。 礼法是统治工具。但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却并非没有义务。统治者靠对礼法的执行和示范,来统率庶民。统治阶级,尤其是君主要以身作则,做道德的最高典范,然后下面各层才能依次站立,民众才会接受并遵守国家的法律和刑罚,君主的威严才能显赫。 礼不下庶人,但刑罚规范了社会秩序;刑不上大夫,但礼法规范了统治秩序,整个国家在秩序中稳定下来。 由此对比中西,周礼对君主的道德要求确实很高(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这是两边封建的根本区别之一。
虽不通俗,但易懂,言简意赅,廖廖几笔,描绘出殷周之政的核心区别🤣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王国维先生以一篇《殷周制度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走进商周之交,让我们对商周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有了深刻的理解。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之交的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先生的经典论著,论述了商周相关制度的变革。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深刻洞察的结晶,更是理解华夏文明何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一把钥匙。后世学者在探讨周代制度、周人文化及周公思想时,时常引用。 🤔 在这篇经典论著中,王国维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殷商至西周时期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他如同一位历史的侦探,细致入微地梳理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转型,对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礼乐制度等核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对于后世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展现了中华文明由神权向人治、由部族向国家转变的壮丽图景。 💟《殷周制度论》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在于其严谨的学术论证和丰富的史料支撑,更在于它揭示了这些制度变革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和社会动因。王国维先生指出,商周之际的制度变革,不仅仅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更是对“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政治理念的深刻实践,这些理念奠定了后世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基石。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深入探讨了宗法制度的核心——“立子以嫡”的继承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解决了兄弟争位的问题,更通过血缘关系确定了各级贵族的权力与地位,使得整个社会在宗法制度的约束下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整体。 👉此外,王国维还详细阐述了同姓不婚制、分封制以及刑律与道德的关系等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周代独特的政治文化体系。 🌟🎗除了政治制度外,《殷周制度论》还涉及到了文化演变的问题。王国维先生认为,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殷商时期的文化特色是鬼神观念和卜辞文化的盛行,而周代的文化则呈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倾向,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伦理。这种向礼乐文化上的转变与周代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施密切相关,共同推动了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 🌈读《殷周制度论》,仿佛穿越时空,与先贤对话,感受周人那份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探索。它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勇气,更启发我们思考: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如何汲取古代文明的精华,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此外,文中对周公思想的独到解读,更是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周公,这位被尊为“元圣”的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其治国理念与制度设计,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殷周制度论》作为王国维先生的经典之作,对后世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而具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研究方向的开辟:王国维在文中提出的商周制度变革理论,特别是关于周代政治、文化和宗法制度的深刻见解,开创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制度比较的视角:《殷周制度论》通过对比殷商和周代的制度差异,如立子立嫡制度、庙数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制度比较研究的范例,促进了对中国古代制度变迁规律的理解。 3. 宗法制研究的深化:文中关于周代宗法制度的探讨,对后世研究中国宗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君统与宗统的关系上,引发了持续的学术讨论。这种学术争议和讨论不仅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4. 文献与考古结合的方法:王国维在研究中运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古文字材料,将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相结合,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启发。 5.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殷周制度论》对周代制度的阐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促使后人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些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6. 文化自信的提升:王国维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学者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心,鼓励了更多人投入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 7. 为后世学术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殷周制度论》所引用的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史料。 8. 学术流派的形成:《殷周制度论》及其研究方法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新史学、古史辨派等。 🌆《殷周制度论》是一篇集学术性、思想性、启发性于一体的经典之作。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在文化传承、学术方法论以及历史观的形成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必读文献,更是每一位对中华文明感兴趣的读者不可错过的精神盛宴。让我们一起跟随王国维先生的笔触,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探寻华夏文明的根与魂。
观堂先生此书,虽百年后读之,仍字字珠玑,启人深思。 中华文化和制度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先生此论点,个人是深表赞同的。以下为结合本书读后的感想。 其一,嫡长继承制的产生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现实背景。周人自称小邦周,而商人则是大邑商。无论从文化,科技,人口还是国力,周人都不是对手。为了翦商,必须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其它异姓部族。联姻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为了适应联姻而发展起来的。首先要在诸多配偶中确定嫡妻,这个嫡妻的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有了这种机制保证,外戚一族就成为了利益相关方,是嫡长子的有力支撑。同样,外嫁的女儿获得嫡妻身份,生了儿子,也有了继承权。通过联姻形成部落联盟,在嫡长子继承制下,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完成翦商大业。太公所在的姜姓部落就是利用联姻联合起来的。在这种机制下,同姓不婚也就成为了铁律。可以说,嫡长子继承制及背后的联姻策略是周人为翦商而进行的重要战略筹划。 其二,毁庙代表的祭祀简化。以及背后神权被王权彻底压制,最后退出政治舞台的历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件事都是非常消耗资源的。周人资源少,只能用在关键的军事上,祭祀必然就得简化。周天子立七庙,只祭祀最重要的七位先祖,多了就毁庙。而不像商人按天干祭祀先王,消耗大量人牲和资源。禁酒也是节省资源,有利军事的手段。还有就是简化占卜流程,用卦象,而不是用甲骨,昂贵且繁复。解卦也是凭借标准化的《周易》,而不是任由贞人主观评说。祭祀的简化使得国力专注于军事,是周人翦商的经济基础。 其三,人力资源的运用。基本消除了人祭人牲,而是充分利用刑罚,将战俘等转化为奴隶,再结合礼制教化,获得更多可用的人力,以提升国力。商人的酷刑主要起震慑作用,令观礼的各部族心生恐惧,不敢反抗。而周人的刑罚主要是维护礼制的作用,立五刑,分层级,对不合礼制的行为也加以规范。通过这些树立文化优势,利于统治。 其四,同姓诸侯国的封建以及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大宗,庶子封邦建国,自己去打拼。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入朝为卿,一方面为天子办事,一方面作为人质。封国可以自己建庙,开枝散叶,按宗法祭祀即可,提升了各自的建设积极性。相比商人的异姓诸侯国,周人以血缘为基础,但本质更依靠宗法礼制,形成文化扩张,统治策略更加高级和牢固。 周人建立的机制中,王权压倒神权,宗法礼制强于血缘,联姻胜于征服,文化扩张优先,经济和军事手段为辅。 说周公奠定了中华文化数千年之基调,并不为过。
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篇幅不大,但立意深邃,论述了商周时期的政治演变以及过程,周朝的“亲亲”“尊尊”“贤贤”“男女有别”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虽然读得磕磕绊绊,总算是读完了,虽然对其中的观点有点迷糊,比如周朝的卿、大夫不能世袭,有点颠覆我的认知。第一次认清了“礼不下庶人”的真正含义,以及商周时期的姓氏,服术,通婚,分封等印象模糊的厘清,可谓正本清源,耳目一新。再次致敬王国维大师!
这本书将我带去了三代那段圣王之治的时代,一个充满神秘的时代。 文明初建,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殷周之变奠定的周制何以巩固数百载,又因何成为“宪章文武”的美谈呢?这值得我们重新看看那段不曾仔细观察的时代,感受祖先们的智慧。 王国维老先生认为殷周之变不似以往朝代更迭那般只是江山易姓,而是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这应该从立子制度推开(为什么不承继商朝兄弟相及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何?为了避免商朝旧事?或是考虑到兄弟背心?毕竟大宝在此,兄弟相争在所难免。)。由于“天下之大利莫过于定,大害莫过于争”,于是“天位素定”,采立嫡长子制。 嫡长子继承制,必然就会令其他公子心生不甘,于是产生了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服制,于是庙宇制度,各种考究的名分制度(“后其位则必为其子”,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现象。《如朕亲临》讲到宋英宗因为想称其生父为皇考,满朝都闹得厉害,因为考虑到如此行事,无异于对逝去的仁宗的羞辱。我感觉很有意思,结合本书中当哥哥的鲁僖公得给弟弟鲁闫公当“后”当儿子,公孙婴齐因为后他哥哥的上卿之位就成了他哥哥的“后”,而被讥讽不应该称之为公孙婴齐,应改称为仲婴齐。这些故事真的让我感觉古人对于名分的看重,其中蕴含的伦理与继承理念或许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借鉴。) 这本书蛮考验我的文言功底的,由于对三代了解甚少,读起来还是不太轻松,匆匆过了一遍。不过作者对于一些制度的推演思考之精辟,给我还是留下一些启发的。 本书还提到一些此前从未了解过的知识。比如商周同出帝喾,舜禹也为颛顼之后,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也就是说,无论是尧舜禹禅让,或是汤、武之征伐,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有权执掌天下的,毕竟周制之前,天下不分嫡庶,只要是黄帝子孙皆可治天下。如此让我对禅让的故事产生了一些古怪的看法。上古时期的禅让真的是只注重贤名吗? 以及,从血缘来看,商周实为亲戚;从地理上看,夏商皆居东土,而周独起于西方,故文化上夏商略同。 总之,这本书很值得多看几遍,彻底掌握作者的推演过程,当是大有裨益于一些问题的认识的。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王国维认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是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殷周之间的变革是“民族代兴之故”;王国维的学生徐中舒则认为殷、周非但不是同一种族,而且两者之间有激烈的冲突。他说牧野之战实系两民族存亡之争,后来周人将这个事实掩盖起来,而儒家又吊民伐罪解释之。于是东、西盛衰变迁遂无闻焉。徐中舒和傅斯年(新文化运动健将)的观点与王国维(认为周是一道德团体|道出于二)不同说明了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背景影响使学者展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治学理路。 那么,殷周制度剧烈变革之后,周朝的制度是如何成为奠基制度的?又是什么样的制度能让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呢?它衍生与发展了怎样的中古社会?又产生了何种弊端?今天,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启示? 我们先来看王国维对周制度的态度,总体来说是称赞、承认的: 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接着,他考证了周制度产生之后的发展。大体说来,就是嫡庶制及由其引出的宗法、服术之制本质上确立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为消除内部纷争确立了原则。 是故由嫡庶之制而宗法与服术二者生焉。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 其中,嫡庶制是根本,宗法、服术则是通过确立尊卑关系、进行祭祀活动来实践这种原则,维护和加强其内部秩序: 其次则为丧服之制。丧服之大纲四: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男女有别”。无嫡庶,则有亲而无尊,有恩而无义,而丧服之统紊矣。 以及分封制: 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 分封制的根本目的则是通过利益均沾,使统治阶级内部结成既得利益集团,以便共同对付异姓势力乃至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此外,分封制还树立了周天子的权威,便于其自上而下地统治。 同时,周的统治者宣扬道德、礼教,则是给其统治披上华服,用以麻痹下层人民: 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指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为人民创设,且使统治阶级和底层人民共成一道德团体,由此看来,周的制度应该是近乎完美了。在内可以使统治阶级免于纷争,达成团结,共同对付被统治阶级;在外则可以使人民满足现实,接受教化,并在必要时予以镇压。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周天子绝对的控制力。否则这种表面上看来坚不可摧的制度必将土崩瓦解。 王国维也提到了周制的文化意义: 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 ——孔子说的文,含义大抵也在于此。 从最根本的嫡庶制来说,它起初可以消除纷争,因为使得人们对后嗣的选择有了标准,但久而久之制度僵化,它的弊端也会暴露。嫡长子未必就是众子中最贤明的,这在有德才的庶子看来就是不公平的,特别当庶子的权力欲较强的时候,嫡长子的继承权就岌岌可危。这样,嫡庶制度反而成了纷争的源头。 其实当周天子控制力削弱的时候,纷争就会激化。嫡庶制度就会被破坏,宗法、服术之制也将随之破坏。到了诸侯这一级来说,他们的势力可以和天子抗衡时,就不愿意再承担对天子的义务,而只想享受并扩大他们的权利。这样,分封制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继而,统治阶级借助嫡庶制、分封制所宣扬的道德在下层百姓看来也并非天经地义的了。被统治阶级终将从麻痹中清醒,而春秋战国的历史正好是这一连串假设的证明。综上,周公设立的一系列制度有其合理性,对于巩固周初的统治功不可没,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当时势发生很大变化时,攻守之势易,好制度也无法起作用了。所以王国维对周制的极力推崇以及把这个制度的设计提升到道德高度加以赞扬,而忽视了其维护统治阶级的本心时,确实是一种上层精英角度而非民众视角。 最后,王国维总结道: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则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 读这本书之前内心有一个疑问,是先读了侯旭东的《宠:信-任》之后产生的:既然嫡长子制度这么差劲,那么聪明的古代帝王们,为什么要一直沿用呢?王国维在这本书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适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 也就是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然如侯旭东在《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提到的,贾谊试图用一套僵硬的嫡庶原则来彻底解决问题:上自西周,下到晚近的无数事例均证明,靠抽象的继承原则无法消弭矛盾化解纠纷。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难以消除的亲疏关系与单一继承人之间的矛盾。他引入新的视角来观察儒家文化与君主阶级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宠、信、任的个人情感,书写了一条新的写作理路。我们总需要新的视角来考察过去的历史及其相关的观点才能更有层次。 况且,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根据时势变更,也会被现实窒息: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历史并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的。比如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的起因,最主要的当然要追溯的汉代的察举制,但汉代察举制的原始用意,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古今中外,一切制度莫不如是。——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后记:王国维沉湖后,清华大学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而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为书里的语言虽然相较文言文已经算是比较简明了,但是里面大量引用了古代经典里的原话,导致在理解作者的意思时必须要先把这些翻译成我能理解的意思,再联系上下文,勉强猜作者的意图。读起来很累,最难过的是这一段读懂了,就忘了前面作者说的是什么了。 整本书基本是在论述殷商与周在政治与社会制度方面的对比与变化。里面我认为周朝最具突破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用“礼”的一整套体系,来规范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与文化生活,减少因为缺乏具体依据造成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 里面最惊艳我的一点是,他把公天下被家天下取代视为政治体制更成熟更完善的标志,而非曾经在历史课堂上被老师认为是历史倒退的措施。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变化,知道家天下取代公天下,知道嫡长子继承制等有依据的继承制度可以尽可能减少所谓选贤与能导致的争权夺利,但我从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看过。 里面将嫡庶制度与宗法制、服丧制、分封制与宗庙制等等配套的体系的搭配逻辑进行了梳理,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制度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是搭配起来使用的,互相打补丁,最终才能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大大提升了我的认知空间。
商周之交,周公建制,这两个话题不要说钱穆,即便陈寅恪都不曾碰过。因为史料的匮乏,更因为孔儒的种种伪造,真假难辨。中国上古史始终云遮雾障,历史地表被重重叠叠地覆盖在《春秋》、《史记》的伪形之下。要不是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无意间撕开了一道裂缝,很难找到揭开儒家话语表皮还原历史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