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荫麟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那时候的历史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而张荫麟在写这本《中国史纲》的时候，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一　　显然，一本通史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那样无非形成一本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本通史教材。那么，如何筛选史料，即拿什么样的“笔削”做标准？ 　　在《中国史纲》中，张荫麟给出了五种标准：（一）新异性的；（二）实效的；（三）文化价值的；（四）训诲的及（五）现状渊源的， “以上的五种标准，除了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 　　这五种“笔削”标准，实际是著者的通史方法论，而在《中国史纲》的写作之中，著者一以贯之，把所择的一切史料加以融会贯通，而不只是史料的堆积，很好地实践了这一方法论。 　　《中国史纲》可谓通史之模楷。 二　　张荫麟学贯中西，这本《中国史纲》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文笔之粹美，令人惊羡。 　　书中对比楚人和北人，楚人优游闲适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让人心生向往： 　　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 　　言辞生动优美、让人陶醉，史学家叙事之笔华美如此，让人叹为观止。 　　张荫麟为一本通史书注入了诗意与生气，赋予了灵魂与神采，让历史鲜活起来。 　　这本《中国史纲》，实在是通史中文辞最美的一本。 三　　《中国史纲》前言部分有一段华族献辞，其中一股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唯我华胄，卓居族群；导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极；启文明于榛狉，播光华于黯黮。大任既已降于斯民，大难所以鼓其蕴力。屡蛮夷而猾夏，终德义之胜残。否臻极而泰来，贞以下而元起。斯史实所炳垂，凡国民所宜稔者也。 　　张荫麟在这段献辞里所表露的满腔热忱让人血脉偾张： 　　若乃势当危迫，志存忠节。蹈东海而死，义不帝秦；抗绝岛而兴，誓将恢汉；耻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敌斧；凛天地之正气，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诏今？某也摧锋无技，深惭择术之乖；操翰为生，爰尽激扬之力云尔。 　　“凛天地之正气，凌日月而永耀”，一本通史却有如此豪迈气象，忍不住要击节称叹。 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通史教材编著蔚然成风，吕思勉《中国通史》 、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都是其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吕著《中国通史》 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方面极具优势，专业性极强，却也提高了阅读门槛。 　　钱穆讲演能力强，钱著《国史大纲》行文一如其演讲，情怀热烈，动人心弦，《国史大纲》一经出版，盛极一时。但钱著旨在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偏重历史传统，偏重以史载道，其“温情与敬意”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客观冷静处如吕思勉，激情澎湃处又如钱穆。但从通史书籍总体而言，《中国史纲》面向高中的青年读者，书籍整体性相比于吕著和钱著稍显薄弱。 五　　梁启超和张荫麟颇有渊源。 　　1923年，张荫麟求学期间就曾对他的广东老乡梁启超的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他得到的不是驳斥，而是当时名声久著的史学前辈梁启超的激赏。此后，梁本人成为了张终生敬仰的前辈学人，而张也被认为是梁的薪传的接承之人。 　　梁启超晚年提倡通史，梁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实为中国通史学之奠基石，而张荫麟的代表作就是半部通史作品《中国史纲》。张荫麟那种充满艺术性的史书笔法，也被认为是对他的这位同乡前辈的接承。 　　三十年代藏书家伦明为他的八女伦慧珠物色一位国文教授，梁启超就向伦明推荐了张荫麟，几年后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萧一山说，“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有张荫麟这样的接承之人，想必梁启超是很欣慰的。 六　　1942年，37岁的张荫麟在病痛熬煎中离世，身后留下了一本尚未完成的《中国史纲》。 　　“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实为中国史学史之一大损失”，当年张荫麟发表在《学衡》上悼念梁启超的文章中的这名话，用来悼念张荫麟，却也是如此合适。

张荫麟，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18岁考入清华大学，在校读书期间，与钱钟书、吴晗、夏鼐一同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颇得钱穆先生赏识。本书原本是张荫麟受聘编写的高中历史教材，计划要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史，并写完了东汉以前的部分。但“天不遂人愿”，他年仅37岁，就突发肾病去世，只留下了这部残稿，和几篇有关宋史的文章，《中国史纲》，也就成为张荫麟传世的唯一著作。 关于本书 在《中国史纲》这本书中，作者张荫麟把从夏、商、周一直到东汉之前的史事进行了严格的筛选，用讲故事的方式，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商业发展三个角度，勾勒出彼时中国社会的变迁，并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观点相结合，既不失学术性，又不缺趣味性。 核心内容 从夏、商、周到东汉之前，中国社会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商业发展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1、封建社会是如何从建立到崩溃的，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又是如何逐渐得到巩固的。 2、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期间学术思想的具体变迁，和产生这种变迁的原因。 3、从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到秦汉之际对商业的打压，再到汉初放任的商业政策和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第一部分 制度变迁 东汉之前，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周朝建立封建社会； 第二个阶段是从战国晚期到秦朝建立，封建社会逐渐崩溃，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初步设立； 第三个阶段是汉朝郡县制的逐渐巩固。 我们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封建，几乎成为了整个中国古代的代名词。但事实真是如此吗？中国古代真的都可以统称为封建社会吗？封建社会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 作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算得上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周朝，一个社会要成为封建社会，肯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下，分为金字塔式的几级诸侯；每一个诸侯对最高统治者俯首称臣，但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又是世袭的统治者，也是世袭的地主；土地属于统治者，而农民更像是农奴，只有耕种土地的权利。根据这个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以分封建国的周朝，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在周朝，周王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但实际上，他仅仅管理着一小块叫做王畿的地方，也就是一个一千里左右的方形区域，剩下的土地，则都先后分封成130多个诸侯国，让各个诸侯王去实行区域自治，而诸侯王的义务，只不过是向周王纳贡、朝觐，出兵帮助周王征伐和救济王畿内发生的灾患罢了。 周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周王将王位传给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让他成为新的天子，而剩下的儿子，则都受封建国，成为诸侯王。诸侯王同样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就建立起了封建社会。这种分封建国的统治方式，看起来万无一失，因为诸侯跟周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说起来都是亲戚，按理说应该互相照顾，和谐相处。但俗话说，时间会冲淡一切，宗族和姻亲的亲情，也会随着世代的越来越多，逐渐变得越来越淡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微妙。封建社会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阶段。 最迟到了东周初期，这个大宗族里就产生了不少冲突。起初，他们还顾及着亲情，在周王室东迁后的300年间，虽然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但还容易和解，也都给对方留有余地，不会赶尽杀绝。这个时期，被后世称作春秋。整个春秋时期，300多年，虽然也有不少诸侯国被灭掉了，但大多都是被蛮夷所灭，姬姓之间相灭的并不多见。 宗族间的感情总会越来越淡，而君臣上下的名分，也会随着周王权力的削弱而逐渐变得界限模糊，周王不再神圣不可侵犯，诸侯们对于周王的位子也虎视眈眈。于是，周王的权力自然而然地旁落了，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爆发，逐渐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魏、韩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这就是战国七雄，这个时期，被称作战国。战国时期的到来，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 历时250多年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对抗最为严重且最为持久的时期，也是制度最为混乱的时期。很多诸侯国都进行了变法，无论是制度、货币，还是度量衡，都各不相同。因此，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大一统之后，除了要建立版图统一的大帝国之外，急需要做的，就是统一各种制度。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甚至还统一了车道的宽度。在政治制度层面，秦始皇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管理民政、兵事和监察。这就是后世郡县制的雏形。不要以为这是秦始皇的发明，他实际上只是遵循了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惯例，就是将掠夺的土地，大的置郡，小的置县，其长官也并非像以前那样实行终身制。 到了汉朝，这一制度虽然曾经一度被废除了，但最终还是逐渐得到了巩固。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阶段。刘邦建立汉朝后，并没有采用郡县制，而是重新恢复了分封制，分封了7个异姓诸侯王，和130多个功臣为列侯。后来，异姓诸侯王逐渐被刘姓子弟所取代。刘邦原本以为，清一色的刘姓诸侯王要比宗室跟异姓杂封的周朝好管理得多，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到了刘邦的儿子惠帝时，中央对诸侯国的控制已经出现了问题；文帝即位后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到了景帝时，吴王刘濞纠合六国举兵造反，这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 这次叛乱，意外地成为了汉朝政治制度改革的大转机。在景帝下决心平叛之后，仅用时三个月，就平定了此次叛乱。借此机会，景帝将诸侯的大部分权力收归中央，诸侯国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直辖的郡县。武帝即位之后，继续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巩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权力，其中也包括了诸侯的经济特权。依据汉例，每年八月皇帝要“饮酎”，就是在宗庙举行大祭，而届时诸侯需要“酎金”，也就是献上黄金。武帝在位期间，将诸侯所献黄金以成色或分量不足作为借口，前后共剥夺了100多个诸侯的爵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酎金夺爵”。通过酎金夺爵，武帝实际上已经废除了汉初的分封制，巩固了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此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中，都可以看到郡县制的影子，甚至到了今天，郡县制依然为现代的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二部分 思想变迁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出现；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朝焚书坑儒，独尊法家； 第四个阶段是汉朝儒家学派逐渐成为正统。 第一个阶段：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出现。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往往是一个思想迸发的时期。早在西周时，封建等级秩序十分严格，贵族拥有几乎所有的好处，无论是权力，还是土地，甚至连知识都是专有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等级秩序也不再那么坚不可摧了，部分贵族的后裔沦落为老百姓，把知识带到了民间，知识就渐渐普及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倡“有教无类”的孔子和儒家学派，便应运而生了。其实孔子是怀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的，他希望能用仁和礼来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他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希望能够陶冶人的性灵，改变社会的品质。但事与愿违，孔子的学说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带领弟子四处游说，希望能够被诸侯赏识，却四处漂泊。虽然孔子的名气逐渐变大，学生也遍布天下，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挽救这动荡的社会，在他死后76年，社会更为混乱的战国时期到来了。这就进入了思想变迁的第二个阶段。 在作者看来，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而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则是墨子。孔子是传统制度的坚决拥护者，而墨子则是新秩序的追求者。墨子认为，一切的道德礼俗，一切的社会制度，都应当是以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一个小阶级和一个国家的私利。他提倡兼爱、非攻，呼吁和平友爱，反对战争；又提出了“上同”，希望进行普选，让百姓来选举天底下最贤能的人来做天子，这样一来，全国上下都会按着天子的指令行动，社会也就会安定了。——【确实伟大，非常现代，很像新加坡】 儒家和墨家两个学派，是战国初期的显学，当时法家虽然已经出现，但规模还小，没什么影响力；到了战国中期，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像儒、墨、法等大的学派之中，又分出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如孟子、庄周、惠施等人；到了战国晚期，各个学派又表现出混合的趋势，出现了邹衍、荀子、韩非等思想家，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则成为了显学。 在这么多的学派中，哪一个最为特别呢？或许大家会说是儒家。其实，众多学派之中，最为特别的是墨家。跟其他那几个学派规模庞大却十分松散的状态不同，墨家学派是一个严格的、永久的、有组织的团体，不仅会给成员传授技术，而且有着职业的合作。这个团体就像是一个江湖帮派，有着自己的领袖，叫做“钜子”，钜子是终身制的，第一任钜子就是墨子本人；他们还有自己的法律法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具体由钜子宣判并执行。 在任用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进行了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最终统一了六国。随着战国时期的结束，思想变迁也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尝到了变法带来了一个新颖的看法，认为儒生诽谤秦始皇，并批评、否定郡县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导火索。实际上，秦始皇之所以进行焚书坑儒，主要目的是树立起法家的思想正统地位，避免因思想多元而增加统治的不稳定因素。焚书坑儒之后，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束了，法家成为了正统。这又是学术思想的一大变迁。 秦朝因为实行法家的暴政而早早地灭亡，取代它的汉朝统治者不得不有所反思。这就到了我们要讲的第四个阶段。当尘埃落定后，百废待兴，严酷的法家思想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现实，汉朝统治者于是便选择了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这个学说一用，就是将近70年。在这近70年里，儒家学派一直被道家学说所压制，但是也在逐渐复兴。到了汉武帝时，儒家才终于抬起了头来。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国家已经渐渐恢复了元气，因此他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巩固国家的统治。而要想巩固国家的统治，就需要先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来作指导。但拿什么学说来作为指导呢？当时的显学主要有儒、道、法、墨四种。先说墨家，墨家的思想过于质朴，其所推崇的兼爱、非攻主张，显然不符合胸怀大志的汉武帝的胃口，所以被排除掉；其次是道家，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在西汉的前70年里起到了休养生息的重要作用，但决心大展宏图的汉武帝是不能赞成“无为”的，所以道家思想也就不能用了；再说法家，法家又过于严酷，秦朝便是因为暴政而灭亡，前车之鉴摆在面前，汉武帝自然不敢明目张胆抬举法家学派。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儒家学派。而儒家的大部分思想，像是孝悌、仁爱，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未受到根本地动摇，依然在影响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就这样，儒家学派最终脱颖而出，坐稳了中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第三部分 商业变迁 东汉以前，中国社会的商业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秦汉之际对商业的制约和打压； 第三个阶段是汉初商业的放任发展； 第四个阶段是汉武帝新经济政策对商人的打压和对商业的控制。 首先来看第一个阶段。商业在中国古代起步是非常早的。早在商代，商业就已经发展到了使用货币的阶段，当时是用一种咸水贝和小块的玉石来作为货币的。通过殷墟遗址中这些器物大量的出土，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春秋时期，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国的国都，也就是首都，都发展成了政治兼商业中心。最晚在春秋晚期，各国的国都里就可以见到不少香车宝马，衣着华丽的富商了。这些富商，拥有着令贵族都羡慕的珍宝财富，缴纳着比小诸侯都要多的赋税，甚至还会涉足贵族控制的政治舞台。比如郑国的商人弦高，就曾经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化解了秦国偷袭郑国的计划，保全了郑国，这就是“弦高犒师”的故事。但这个时期的商业，更多的只是局限于各国国都内，并且商人所贩卖的大部分货物，还只是类似于牛皮和五谷杂粮等农作物，以及少数丝绸、布帛等家庭工艺品，那种依靠雇佣劳动力的工业，还没有出现。 到了战国时期，使用奴隶和雇佣劳动力的大企业就出现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家，像是有“商祖”之称的白圭、制盐大王猗顿、冶铁大王郭纵，畜牧大王乌氏倮，等等。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货币的使用也逐渐进步了。在战国初期，铜钱就已经得到了大量地流通和普遍地使用，黄金也开始成为一种货币，用来贿赂和赏赐。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都市的增多和扩大。商业逐渐遍布在各大都市，不再仅仅局限于国都内。在春秋晚期，除了各国国都之外，人口超过千户的都市已经算是超级都市了，但到了战国时期，人口超过万户的都市都已经很普遍了。 秦朝的建立，宣告了商业变迁从第一个阶段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法家学派对商人可以说是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既不外出打仗，也不下地耕种，白白浪费国家资源，因此主张加以严厉地制裁。早在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就提出要按照军功限制人民私有土地、奴婢的数量和服饰房屋的享用，给商人造成了严重打击。秦始皇时，仍然是采用法家的方略，重视农业，对商业和商人进行严厉打压，甚至在征发兵役时，都会先征发商人。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确保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却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秦汉之际的暴乱，对于商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解放。 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立马颁布了这样一道指令：“商人不能穿华丽的衣服，也不能乘车骑马，更不能为官。”传统观点认为，这反映出刘邦重农抑商的政策，导致了商业发展的停滞不前。但我们要学会用逆向思维看待问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富商的数量众多和商业的繁荣。因为如果商业落后，商人寥寥无几的话，刘邦也就没必要特意颁布这样一道指令了。但是刘邦的抑商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他死后没几年，道家的放任主义就成为了社会的潮流，抑商政策也被他的儿子汉惠帝取消了，顺带着还将限制商人的种种指令也一并撤销了。这就到了商业变迁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惠帝等人还开放山泽，允许百姓随意开垦耕作，又废除了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这种种放任的政策使得汉初六七十年里的商业繁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这种放任的政策也带来了恶果。文帝本着“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想法，取消了“盗铸钱令”，也就是不允许私人铸造钱币的法令。这一法令的取消，直接导致了商人们自己大量开设“造币厂”，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飞升，全国上下深受其害。 面对祖宗留下的混乱局面，汉武帝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加强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一举扭转了先前的不利局面。这就是商业变迁的第三个阶段。说到武帝的管理方法，具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实行新的货币政策。武帝先是发行了成本低但是定价高的新货币，却因为造假币的太多，只能放弃。于是武帝决心实行彻底的币制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禁止地方铸钱，并且统一货币，由中央重新铸造新的质量好的货币，把之前的钱全部收回来熔掉。这样一来，造假币的无利可图，慢慢也就不再造假了。另一个方面是创立国营的工商业。武帝将盐、铁和酒的生产经营权收归中央，并且颁布法律，规定将地方贡品换成现钱；在中央开设“国立贸易局”，网罗天下货物，“贱时买，贵时卖”，以此来防止商人搞价格战。通过这两方面的措施，武帝将商业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商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商业却并未停滞发展，实际上只是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朝时的私营商业模式，转型为国营的商业模式，仍然获得了稳定的发展。 节选自得到听书 撰稿胡允康

《中国史纲》读完了，用时将近6个小时。本书微信读书一共也才600多页，没想到看了这么久。 先说感受，在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有一种突然戛然而止的感觉。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防备。即便在开篇有所准备，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在开篇已经说过了，虽然张荫麟先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钟书齐名。但是遗憾的是他的英年早逝，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是《中国史纲》多卷本著作的第一部。这部未完之书竟然成了绝响，成为史学天才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著作。 回到本书，整本书读起来有点难，是因为内容读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一点历史基础，这本书读起来跟看天书也没啥区别。因为是一本纲领性质的书，所以很多重要人物连个名字都没有出现，重要事件也是一笔带过。但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看起来还是收益匪浅。 这本书不是仅仅局限于从人物，从时间来进行，而是结合了整个大时代背景，结合了文化，经济，制度等等方面，所以虽然是一个大纲，但是内容涵盖很丰富。所以我基础差，我先去读了林汉达先生的《前后汉故事》，进行了大量补充，然后再回头看张先生的史纲，感觉有了一定收获，也容易理解一些了。 对于历史的评价，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经验，张先生同样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总结和评价，比如对于整个春秋国家之间大战模式的总结：“这八十多年的国际政治史表面虽很混乱，却有它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起先晋楚两强，来一场大战；甲胜，则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甲；乙不肯干休，和它们算账；从了乙，甲又不肯干休，又和它们算账，这种账算来算去，越算越不清，终于两强作直接的总算账，又来一场大战。” 比如对春秋战国的总结：“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论世变的剧繁，战国的十年每可以抵得过春秋的一世纪。” 最后，正如张先生开始所说：“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同样的，我们每个人能力有限，时间有限，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内，学到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就值得了。

如果未来有了时光穿梭机，也许我们不再需要艰难地考古与考证，但历史思考永远是需要的，就象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天，就会思考一天诸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存在”之类的问题一样，在我们已经经历、正在经历和将来经历的历史里，永远需要客观审视的目光、属意全局的考量、深切真挚的情感和不断思索的探求。（阅读时间：2020年4月27日-5月1日；自评：8.0；推荐指数：★★★★★） 

一本梁启超、陈寅恪、钱穆推荐的史学著作。 书的作者张荫麟，一个在当今时代极为陌生的名字，却和钱钟书、吴晗等并称为清华四才子，曾执教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只是英年早逝，在35岁就因病离世了。 《中国史纲》是应当时教育部委托为高中编写的历史教材，整部书读下来真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水平真不低啊，学者也是真学者，真做学问啊！全书从先秦讲到了汉朝，附录讲了一点北宋初和南宋末的内容，虽然不是完整的中国史，却精彩至极。

2020-55。这是一本繁简有度的历史书，也是作者张萌麟计划中的中国历史鸿篇巨著中的第一卷，耗时五年完成于1940年，可惜天妒英才作者早逝，是我们的损失。 张荫麟是民国时期的天才史学家，具有极高的天赋，思想深刻、功底扎实，曾经受到梁启超、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家器重，给予相当高的期许，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张荫麟与钱钟书齐名，他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国史纲》虽说是个未完成的作品，但却使中国新史学别开生面，使中国历史的书写与重构走上正轨。 张荫麟生于1905年，号素痴，广东东莞人。 即被一些八卦人物列为清华“文学院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为钱钟书、吴晗和夏鼐）。 1934年回国返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哲学系讲师，兼任北大历史、哲学系课程，成为当时国内新史学的中坚人物和学术新秀。 按照作者的计划，《中国史纲》是一部多卷本著作，现在留给世人的只是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可惜作者英年早逝，天不假年，这部未完之书竟然成了绝响，成为史学天才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著作。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 张荫麟在抗战那个特殊的艰难日子，随改任的浙江大学迁往黔北遵义，于1940年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七岁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 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 楚、吴、越三国有一重要的共同点：三国的王族都不是土著，而是从北方迁来的。 楚和诸夏发生密切的关系最早，自西周初期以来，便是周室的劲敌；吴次之，入东周一八五年（前583年）始与诸夏有使节往来；越则直待前473年灭吴以后，始有机会与诸夏接触。 土神和谷神。前者关系土壤的肥瘠，后者关系五谷的丰歉。土神叫作社，或后土；谷神叫作稷，或后稷 后面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知识点，有时间慢慢整理。 对历史感兴趣的荐读，挺经典的。

《中国史纲》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单一视角，将普通人的生活、社会变迁与重大事件相结合。例如，在描述商鞅变法时，不仅讲述政策内容，更揭示其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让我意识到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共同书写的壮阔史诗，而非少数英雄的独角戏。 推荐书籍: 《国史大纲》（钱穆）钱穆先生的这部著作以宏观视角梳理中国历史，强调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书中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充满人文关怀，注重从文化、思想层面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与《中国史纲》一样，是了解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中国通史》（吕思勉）吕思勉先生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书中注重对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阐述，内容全面且深入，适合对历史有广泛兴趣的读者，可与《中国史纲》相互补充，帮助读者构建更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

《中国史纲》献辞 或曰：“稽古励文，本承平之饰；怀旧寄兴，乃闲逸之娱。值陵谷之倾翻，宜儒柔之丕变。抱孤主而讲《论语》，固无救于沦胥；处围城而习《春秋》，亦奚裨于捍御？况乃巨劫所被，文物斯坠。兰台之守；取作胡囊；石渠之藏，践于羯马。赵德父之仓皇奔命，卷轴尽抛；祁幼文之慷慨捐生，缥缃荡散。守残缺于荒陬，望中兴于来日。尼父之归洙泗，始述麟经；子长之在笮邛，畴稽凤纪？勉赓弦诵，只存告朔之饩羊；宣诲文章，有类禳凶之刍狗。是则史纲之刊，毋亦可以已也？” 对曰：“子言有见于史之华，无见于史之实；有见于史之敝，无见于史之用。若夫明国族绳绳之使命，庶无馁于任重而道艰；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舍读史而末由。唯我华胄，卓居族群；导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极；启文明于榛狉，播光华于黯黮。大任既已降于斯民，大难所以鼓其蕴力。屡蛮夷而猾夏，终德义之胜残。否臻极而泰来，贞以下而元起。斯史实所炳垂，凡国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势当危迫，志存忠节。蹈东海而死，义不帝秦；抗绝岛而兴，誓将恢汉；耻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敌斧；凛天地之正气，凌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诏今？某也摧锋无技，深惭择术之乖；操翰为生，爰尽激扬之力云尔。” 中译中，搬运。 有人质疑说："考究古籍、钻研文章，本是太平盛世的装点；怀念旧事、寄托情怀，不过是悠闲生活的娱乐。当此山河破碎之际，本应改变文人柔弱的习气。抱着幼主讲解《论语》，终究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身处围城研习《春秋》，又何益于守城抗敌？更何况遭遇如此浩劫，文明典籍尽毁。国家藏书被胡人当作囊袋，皇家典籍遭羯马践踏。赵德父仓皇逃命时抛尽书卷，祁幼文慷慨赴死后藏书散尽。在偏远之地守着残编断简，却寄望于未来的复兴。孔子回到洙泗之间才修订《春秋》，司马迁困在西南夷地时如何考察历史？勉强延续文教，不过是保留告朔祭祀的虚礼；宣扬文章教化，犹如用草狗禳灾般无益。既然如此，编纂史书之事，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对此回应道："阁下只看到历史的华彩表象，未识其实质功用；只看到历史的衰敝时刻，不见其真正价值。阐明民族生生不息的使命，才能使人们不惧任重道远；彰显先辈烈烈雄风，才能有效振作颓靡精神——这正是当务之急，舍读史别无他途。我华夏民族卓立于世，开创中庸之道，树立人伦典范，在蛮荒中开启文明，于黑暗中播撒光明。既然天命降于斯民，大难正可激发其潜藏力量。虽屡遭蛮夷侵扰，终能以德义胜残暴。否极泰来，贞下起元，这些历史昭示的真理，正是国民应当熟知的。至于危难之际的忠贞气节：宁投东海不臣暴秦，坚守孤岛誓复汉室；耻于苟活而血洗孤城，酬报故主而身殉敌刃——这般充塞天地的正气，将与日月同辉。若不记述往事，如何启迪今人？我虽无冲锋陷阵之能，深愧所学非用；唯以笔墨为生，竭尽激浊扬清之力罢了。"

听完有点戛然而止，意犹未尽之感。 文字轻松自然，对更多了解有关历史很有帮助。

四星，一星扣给微信读书的错别字和排版。 中国史纲这本书是张荫麟写于卢沟桥事变发生附近。当时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大的动荡时期之一，一切旧的都要重新审视，一切新的都需重新塑造。张荫麟在这个时期写作中国通史的书籍，想来是想要处在巨大异变中的中国人民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张荫麟在本书中提出了他自己作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纲领。他认为，作通史选取历史事件的标准在于史事的重要性。而判断重要性有五种不同的标准。 第一种标准叫作“新异性的标准”。一件事情的新异性在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即该事件所容有的若干品质或所具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这条标准的关键在与事件的新和异。如果一件事在当时看来是新异的，但是后来又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就会减少其相异性。而新异性也是相对一个范围而言的，对于不同的民族、地域甚至全人类而言，一件事情的新异程度不同。另外，在比较史事的新异性时，不仅要注意其深度，还要注意其影响范围的广度。在该标准下，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 第二种标准叫作“实效的标准”。该标准通过评判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者的大小之不同来判断重要性。 第三种标准叫作“文化价值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文化价值越高的事物越重要。但是如何判断一件事物的文化价值，则需要作者本人有很高的艺术文化修养。且判断结果见仁见智。 第四种标准叫作“训诲功用的标准”。张荫麟认为这条标准在现代的通史写作中应该被放弃。他认为，这是因为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导致，认为相关事件的训诲是属于各个训诲使用范围所属的学科来进行研究阐明。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 第五种标准叫作“现状渊源的标准”。该标准用来判断史事与社会现状的关系。史事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越深，越有助于现状的解释则越重要。 经过以上五种标准遴选出的史实，如何将之整合进一连贯统一的系统中去呢？作者基于此，又提出了四个统贯范畴。 其一，因果的范畴。 其二，发展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又包括三个小范畴： （1）定向的发展； （2）演化的发展； （3）矛盾的发展。 剩下的两个范畴作者没有写明，不知道是笔误还是什么原因。 整本中国史纲阐述梳理了从夏商至东汉的历史脉络。基于以上的方法论，去粗取精，简要叙述了历史大事件，去除了繁复的史实考据，语言简要，易于阅读理解。 书籍的前两章，讲了夏商周封建制度的形成以及崩溃。 第三章，主要讲春秋五霸的崛起以及郑子产的功绩与政论。 第四章，主要讲了孔子的思想以及生平。 第五章讲战国时，君主集权制度的兴起以及法家的变法。 第六章讲战国时代，各家思想思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讲墨家、道家和儒家。 第七章讲秦国的大一统。 第八章讲秦汉之变。 九十章讲西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第十一章讲，西汉覆灭王莽专政和东汉的建立。 其中个人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章节。本身这一时期就是华夏民族社会最动荡、思想交锋最激烈的时期，迸发出了之前一两千年没有，后续一两千年也没有在出现的一些先进的思想。比如，墨子，是世界史上首次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人不应分阶级和三六九等的人。只可惜中国民族惯会忍耐。在墨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再也没有人提出这个关乎人人切身的问题。墨家是个挺有意思的组织团体，有兴趣可以读读这一部分。 总之，作为历史的入门书籍，好读易懂，不考据、只讲事件，对于了解历史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帮助。不足的地方在于，有一些古文的翻译有一些生硬，还不如原文照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