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精装版）

2026年1月成都｜读书笔记：读《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僵化的制度与失衡的治理 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 “大历史观” 为视角，跳出单纯的制度罗列，深入剖析了明代财政体系的深层矛盾。这本书不仅还原了十六世纪明代财政的运作细节，更揭示了传统帝国 “以农为本” 的保守治理逻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根本冲突，为理解明代衰亡提供了关键线索。 明代财政制度的核心特征是 “保守性” 与 “僵化性”。开国之初，洪武皇帝确立了以田赋为核心、实物征收为主的财政框架，将税收定额固化，此后两百余年基本未做根本性调整。这种制度设计旨在维持帝国政治统一，通过压制工商、均衡各地发展水平，避免经济差异威胁统治稳定。然而，这种短视的政治目标牺牲了长期经济活力 ——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兴起、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固定的田赋定额与僵化的税收结构已完全脱离实际，南方富庶地区与北方贫瘠地区的税率失衡，大量新增土地与工商收入无法纳入税收体系，国家财政收入长期停滞不前。 财政管理的分散化与低效是另一突出问题。明代没有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系，缺乏统一的国库与会计制度，财政权力分散于户部、工部、兵部及地方政府，甚至宫廷宦官也掌控部分财权。税收征收采取 “侧面收受” 模式，地方政府需将物资直接解运至指定部门，缺乏中间层级的统筹调配，导致运输成本高昂、损耗严重。田赋与盐课、杂税界限模糊，资金挪用成为常态，正如黄仁宇所喻，“明朝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好像一条注入沼泽的河流，它有无数的分叉与会合”。这种混乱的管理模式，使得财政数据失真，中央无法准确掌握全国财政状况，也难以进行有效调控。 货币制度的崩溃加剧了财政困境。明代初期推行的宝钞因滥发迅速贬值，铜钱铸造量不足且质量低下，最终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朝廷始终未建立白银的统一标准与管理体系，税收折银比率混乱，地方可随意调整，导致农民负担不均 —— 有的地区粮食折银比率远低于市场价格，农民为完税不得不贱卖粮食；有的地区则借机加征 “火耗”，额外剥削民众。货币体系的失序，使得本就复杂的税收结构更加混乱，进一步削弱了财政制度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改革未能触及根本。从周忱的 “平米法” 到张居正的 “一条鞭法”，改革者试图合并税收项目、简化征收流程，但由于缺乏制度支撑，最终流于形式。“一条鞭法” 虽尝试将役摊入田赋、统一折银征收，却因地方利益阻挠、财政分权未改，未能解决税收定额僵化、货币标准不一等核心问题。黄仁宇指出，明代财政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 “数目字管理” 能力 —— 无法建立精准的土地、人口统计体系，不能制定灵活的预算与税收调整机制，只能在旧制度框架内修修补补。 这本书的核心启示在于：传统帝国的财政制度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治理逻辑的集中体现。明代财政的僵化与低效，本质上是 “以农为本” 的保守治理理念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之间的深刻矛盾。当制度无法适应时代变化，既不能为国家提供足够财政支持，又不能公平分配负担时，王朝的衰亡便成为必然。黄仁宇通过财政这一微观切口，展现了传统中国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其思考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作为不是这一方向研究人员的读者，看这本书实在容易觉得无聊无趣，至少没有看《万历十五年》时那种“故事性强”的体验。为什么非要看完它呢？因为放在书架里很久了，总觉得不看完书架里的书实在是太对不起书本身了hhhhh 黄仁宇老师认为，明代的财政管理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保障中央集权优先于提升技术能力。明朝力图在一个广大的帝国内强制推行其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这种做法超出达到这种程度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货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至官员的心态。 第二，治国理论同实践相分离。从一开始，财政管理就显示出简单、生硬的特点，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祖制”时有意为之。朱元璋希望长期保持低水平的税收，而这仅仅在开国之君对外和平、对内厉行俭朴的情况下才或许成为可能，再辅之以健全的货币体系和严格的贸易（例如土地典当和租佃）监管作为低税收的配套保护性措施，从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提供政府的运作经费。 说得更具体一些，“在明代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吏俸给过低，政府工作人员不足，对于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明代的户部与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财政部迥然不同，不仅被其他军政机关乃至地方政府分割财政权力，而且其职能近似于一个负责盖橡皮图章的会计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权通过户部宏观调控全国的经济运转，各地、各行只能各自为政、划疆自保，增加经济运转的不稳定概率。 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严重束缚乃至扼杀了后世君臣们的主观能动性），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这一策略为洋务运动时期提出“求富”口号的清政府所接纳），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甚至后起的清朝“几乎完全承袭”了明朝的财政制度。在上层，皇帝（或慈禧之类的皇太后）拥有不可分割的财政权力，如慈禧为过寿“挪用海军经费”；留给下层的只是财政责任，相关官员只需完成定额税收即可，至于用何手段、名目都不重要。 或许是因为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对于维持庞大帝国机器的运转并无良策，仅仅出于对农民的高度且纯朴的同理同情心才试图以低税收安抚农民。他想要的或许是老子在《道德经》中畅想的“静态小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正如黄仁宇老师所说，中国明朝所处的16世纪是一个关键时期，是来自欧洲的力量将各地连接起来、将世界改造成“动态大社会”的时代。朱元璋希望打造的“静态小社会”只能继续停留在《道德经》的字里行间以待来日了。

干货满满。好专业。感觉只看懂了50%，需要二刷三刷，自然也没什么可置喙的。没有想到明朝的经济这么羸弱。本来我还以为明朝经济很发达来着，现在看来，明朝就只剩文化发达了。看完这本书，明白为什么说清朝是历史的倒退了，因为他全盘接受了明朝的制度，只有小小的修改。而在明末分明是有思想家提出改良意见的，但清政府完全漠视了。而且，前代确实有更先进的财政制度，明朝的财政制度与唐宋比本身就是倒退的。但我觉得形成这种局面还是中央集权帝国发展的必然吧。对于能独揽大权于一身的人来说，谁会放弃明朝这种超稳定的政权结构，而选择一个风险更大的，会让自己丧失皇权的制度呢？而且，虽然有黄宗羲这些人的先进观念，又有几个百姓愿意接受呢呢？设想只是设想，离形成一套有效的新制度还远得很。再说了，黄宗羲和顾炎武本身也不懂经济啊，他们能横空出世地想出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几近痴人说梦。不过呢，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萌芽还是萌芽。漠视还是漠视。清政府的财政制度还是和明朝一样僵化。而对萌芽的漠视还是意味着倒退。无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必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能相比罢了。 ————- 思考片刻之后，我又觉得，其实这些明朝倒退理论，清朝倒退理论，都只是理论上有意义。实际上，明清的经济还是比唐宋发达。唐宋理财观念发达有个卵用，活得不如明清久，人口没有明清多，就说明他没有明清成功。

黄仁宇老师的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而这本书是读懂另一本大作——《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

相比于《万历十五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名气小很多，但是依然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 本书主要梳理了16世纪明代的赋税结构和征税方法的变迁，并对明朝赋税中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明代岁入主要依靠田赋（和徭役）、盐税和杂色收入（诸如关税、商税和输捐等）。明代岁出主要是军费，除此以外宗室费用、兴建各类建筑设施等也占了很大比例，相比之下，官僚的俸禄就比较少了，这也导致明代的田赋的征收在16世纪就无法维持下去，而且由于明代奉行原额主义，要求赋税体量保持不变来“藏富于民”，导致官员工资赶不上物价变动，运行愈发困难，结果基层经费的缺失导致官吏必须依靠各种额外的徭役来苛征附加税。同样，对盐税等各类赋税也面对管理和征收成本不断增大的事实，因此和田赋一样征收愈发困难。而且由于明朝从未进行全国性正式的田册清丈，朝廷对基层实际赋税主体情况一无所知，后者随着时间变化极大，而且对于大型地主富商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很容易导致赋税无法均摊，老百姓怨声载道。 京城的户部和今天财政部和度支部权力不可同日而语，更多的是会计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对监督征收和使用赋税无可奈何。而16世纪最重要的改革张居正变法，虽然将徭役固定为正额田赋试图扩大基层的财政收入，同时限制官僚滥征，一定程度上改善明代财政状况，为明朝续命。但是张居正变法并没有真正改变基层官僚收入不足的事实，在集权体制下为了完成上级的征税目标，附加税是必然加征的。张居正也没有改革明代政府结构，尤其是没有对户部权力进行改革，导致明代中央和地方财权划分不清楚，对基层财政管理监督有限，很多苛捐杂税在张居正变法之后又卷土重来，加重了明代百姓的负担，最终导致农民起义。除此之外，张居正变法前后明代都没有建立应对紧急状态支出的制度，随着宝钞的失败，加之明代对民间金融机构的不信任以及铸钱不多，明代实际上丧失了紧急筹款的能力。万历三大征直接耗光张居正的遗产，面对不断扩展的军费，明代官僚缺少足够的应对策略，没法发行国债或者通过通货贬值获取收入。而清代延续了明朝总体的赋税结构，因此同样在近代遭遇困境。 说到底，明清时期财政共同的问题是以土地税为主的原额主义制约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原额主义要求土地税征收保持不变，以土地税为主的财政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弹性，这二者也共同制约了基层行政能力——施坚雅估算过中国历史上每个县管理人民的的数量，在明清两代每个县管理的人数因为人口大爆炸远超帝制初期——按照180年的县一级管理人数，1586年需要4000个县（实际上只有1000多个县），1850年需要8500个县（实际上依然只有1000多个县），这必然带来基层政府行政能力的不够。而想提高行政能力，就必须扩大财政收入，曾小萍认为雍正时期如果想让每个县管理的人数和帝制初期差不多，那么官僚的总花销几乎要耗光所有的地丁银，虽然曾小萍搞错了施坚雅的数字（施坚雅说法是1850年需要8500个县，曾小萍记成了雍正年间），但是火耗归公前地方俸禄支出占田赋总收入比例和黄仁宇记载的都很低，如果真的扩大县一级的数量，能否获得等比例增长的田赋是存疑的，因此关键是如何大幅扩大岁。而明清土地税为主的原额主义限制了这一趋势，打断了宋元以来的间接税扩大、财政理性化的过程。不过，反过来说，原额主义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常状态下农民负担的加重，有具体指标的制约下，各地税收都没有随便加征，明代常态下农民负担相比于两宋应该是下降的。 通过对明代财政的分析，黄仁宇纠正了一些误区，例如明代田赋并没有当时文人和后世学者吹嘘的那么重，但是农民负担依旧因为不平衡等原因而很重。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明朝保守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政策不可能真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 这本书对于理解明代财政很有帮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清代的财政。推荐配合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周健《维正之供》、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年》、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等人的书阅读，对理解明清经济和财政的共性很有帮助。

非常详尽的列举了明朝的税收结构和财政管理，内容过于专业化以至于读起来生涩难懂，书中引用了很多地方志，罗列了大量数据，从明朝财政结构的顶层组织出发，再到地方实际执行的方方面面。 谈谈个人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大致结论就是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一套税收制度为基础，然后在帝国运行的过程中，不断修修补补，到最后无可挽救。朱元璋作为贫苦出身，有一定的仇富情结，特别仇恨贪官污吏，因此一开始就给官员们设定了很低的俸禄，以勤俭节约为原则，确定了各项开支，结果就是预想的开支很低，也对应的设置了很低的税率，但是这套制度在建立之初就是存在很大问题，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几乎没有考虑工商业的发展，本着收支平衡的思路设定低税率，但是对开支设定的太低，没有考虑支出后续的增长，特别是朱元璋又规定了皇室宗族不得工作，由国家供养，到王朝末期，皇室族人数量爆炸到上百万，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个是朱元璋没想到的，然后王朝末期的军事开支也是一个填不完的窟窿，随着支出的不断增长，历代皇帝依然守着朱元璋那一套基本思路，既没有来源，也做不到节流，顶多在征收当面搞点创新，比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种，短期内奏效，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长期来看，实则是不断积累矛盾，最终民众不堪重负，明朝这艘巨轮，在敲敲补补中行驶了200多年，最后无法挽回的沉默了。 另外说说个人思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代的经济基础从建国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遏制工商业发展，也没有完善的货币市场，这样的国家能运行这么久只能说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容错性，这种别扭的政策是基于朱元璋对国家稳定的考虑，但是也同时极大遏制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倒退到不如唐宋时期，因此也错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窗口期，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慢慢在世界落后了，明代真的太穷了，主要靠农业收税，勉强覆盖支出，难得剩下一点就想着盖宫殿去了，而不会去考虑投资一些长远项目，缺乏一些有眼光有魄力的皇帝，僵化的制度到最后再怎么打补丁也适应不了时代的变化了。

这本书在业内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直到今天，“洪武型”财政体制也仍是明代财政史领域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在这一范式影响下进行的研究不计其数。尽管黄氏有很多观点今天已被推翻，但毫无疑问这仍是本很能启发人思考的好书，包括本人最近的申到的项目也是在本书启发下选题的。这次也是出于项目的原因，重读本书。看到很多书友在书中的评论，想写点儿东西以供诸君参考： 1.这本书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了，很多具体问题已经被学界的新研究给推翻了。所以阅读时希望各位结合一些学界最新研究，不要直接采信其中的观点。因为很多所谓的新观点，在学界其实早就被刷新了，没那么新了、甚至被淘汰了。 2.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书友仍然带着很多中学阶段学到的陈腐观点和刻板印象发表看法。至于有些表述，单看符合中学习得的认识，但其实它们互相之间就有些冲突、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因而希望诸位能尽量抛却这些旧观点来进行新阅读。 3.对于某些小的史实错误，不要揪住不放。这一点也是我在边读书边看评论区的过程中感触特别深的。任何一本书，有史实错误是很正常的（当然有的是有意有的是无意，暂且仅就后者讨论。），何况这是一本五十多年前的书，有个别史实错误非常正常，除非您认为历史学界在这五十年里、在对基本史实进行挖掘和清理方面是毫无建树的；特别某些具体史实的错误甚至于作者整体的论述逻辑根本无伤大雅，根本不影响阅读，也会有人因此弃书不读甚至大加挞伐（我读其他书的时候甚至见过那种从头骂到尾的......但他批评的内容恕我直言，无论是从事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很难绷......）。这不是读一本学术著作应有的读法。希望诸君在读书过程中，避免持一种纠错的心态进行阅读；而是应当在掌握一定学科知识和学术史概况的基础上，先尝试着去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可称之为是一种“圆谎式的阅读”，貌似是施展老师的一个提法，不过是针对哲学著作，记不清了，但道理是相通的。），然后方能有效理解作者的逻辑，并对其作出更为公允的评价；因为个别小错误而径直抛弃整本书，无异于因噎废食。何况一本有史实错误的书，也未必不能带来观点和思路上的启发；想从一本书中获得营养，并不是要求一本书毫无瑕疵，何况这样的书也从来不曾存在。私以为这还是一种“教科书心态”在作祟；在此思维指导下进行的阅读，大概率会继续囿于自己原有认识，难获新知。 4.对于明代财政，不要以诸位的想象对它进行评判。诚然，明代财政乍看是很抽象，但其实它有它的合理性在内的。实物财政体制其实并不一定落后，折银搞货币化也未必先进。在明代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物财政运作其实都是更为合理的选择（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折银式的货币化其实仍未完全摆脱白银作为“实物”的一面给财政运作带来的约束。）。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所谓的“反历史趋势”的洪武型财政，其实结合明代建国初期的特殊背景来理解朱元璋的国家财政建构，其实一切就豁然开朗得多了。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刘光临、丁亮等人的“军事-财政”视角的研究是最为妥帖的路径。不才本人也是持这一观点的。 以下为本人在书中回复另一位书友时所写的评论，在此直接复制过来，代表本人对本书的整体评价： “其实作为第一本阅读也是可以的。我就是做明代财政的，我研一的时候我导让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这个。不过确实有一点您说的很对，看这本书必须得带着脑子看，不能尽信。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其实在我看来不在于他的各个具体观点，而是黄仁宇第一个把明代财政做了一个整体梳理，在这一点上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很多值得关注的点黄仁宇都已经关注到了，虽然他没有展开，但是给后辈学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比如黄阿明的户部研究、刘利平的太仆寺研究、胡克诚的逋赋研究等等，都是在阅读黄仁宇时得到的启发，这在他们的书或者论文里都是亲口叙述过的。包括不才在下，今年刚刚申请到的项目，也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才想到的选题，不过也跟前面某几位一样，观点跟黄仁宇相左。但其实这样的书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真正让后辈学者在探讨这本书的时候产生了很多新观点，它的学术史意义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评价一本书，不止要看它本身如何，更要看这本书衍生出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所以这本书我还是觉得，是很适合作为第一本明代经济史专著供新入门的学生研读的，对于培养读者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有着重大的作用。”

一个王朝的覆灭会和制度落后有关系。明朝能被覆灭，那么它的财政与税收体系必然面对崩溃，也必然会有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财政与税收只是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但是却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具有相关性，和组织管理、权责分配、利益分配、税率价格具体规定、财政收入和支出等有关系，也和政治、工业、商业、军事等有关系。所以，分析财政与税收体系，既要纵向分析又要横向分析。 明朝财政结构僵化，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和被动性，其目的是维持政府的稳定。清朝过分承袭明朝，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没有任何的活力。所以明清五百年来的社会没有太大的发展也与此有关。

通过对财政组织与管理结构、税收制度与改革、田赋与税收结构、税收管理与实践、盐专卖与其他收入以及财政管理与改革的全面探讨，揭示了明代财政管理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这本书黄仁宇是当做严谨的学术成果写的，特别细致，由于明代的财政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好设计，所以显得极其巨大、僵硬又冗长，可以参见16世纪晚期田赋的复杂流程图，因此这本书我翻的很快，其实没有试图仔细阅读所有细节。 明代并没有中央国库，各部、各省、各仓库各自为政，且皇帝私库与公库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分，是一套高度碎片化的财政分权制，整体来说是一个财政孱弱的朝代，历代非常重视的治水工程都因缺乏财力而无法大规模开展。第五章写的是明代盐业专营制度的失败，其中出现了征收税款不足以支撑征税机构运行的情况，以至于官员偶然在查阅唐宋两朝税收记录时，对当时的征收额度感到惊讶。 户部仅仅是一个会计部门，且南北两京的户部各自独立，无法对内承运库、广惠库、东裕库等无数子部门进行审计。在万历朝出现了皇帝下令在各部门间进行划拨，遭到官僚系统消极抵抗、延期执行，讨价还价的情形，部门之间竭尽所能避免库银流入其他部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在其死后迅速遭到推翻和清算，显然与这样复杂的利益结构有关。 明代财政高度依赖农业税（尤其田赋）而非商业税，最早的征收依据是洪武时期编制的鱼鳞册（田亩登记）和黄册（户口登记），每十年重编一次。但巨大的国家规模意味着地理和环境的巨大差异，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15世纪中后期黄册制度逐渐失真，隐田、逃户严重。全国性的土地清丈因技术限制更是完全不可能。出现了一个县800个税则，部分税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3位数，中央立法与地方执行永久脱节，变通与克扣成为常态，15世纪后期就逐渐出现实物税、力役大量折色白银的做法，且各地标准不一。 整套财政体系在地方执行层面是“铁板一块，不可更改”，各省份被要求自给自足，几乎不允许对周边省份进行协济（包括战争状态），中央不轻易允许跨省资金流动，以避免地方形成独立财力或打破定额平衡（不太希望地方手头宽裕，以抑制割据倾向）。 理论上，每个府、州、县每年必须上交的固定税额应该周期性调整，但从洪武之后一个多世纪，中央仍要求各地按明初原额完成任务，此时鱼鳞册、黄册已严重失实，只能向下层层摊派，这一点在明末的军费开支中体现的比较充分。 14-15世纪的军费主要是卫所制+军屯，军费负担极低，全国军费仅占财政支出的10%–20%；正德皇帝之后卫所制逐渐瓦解，军屯大面积荒废，募兵制逐步取代世袭军户；到明末，募兵数量激增，军费急剧上升，成为财政最大支出项目（万历后期占70%–80%），此时只能向江南地区无休止的增加田赋（按亩加派），户部无法有效稽查边镇普遍的虚报兵额和侵吞现象，于是加速了明代的财政崩溃。 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从财政的角度，理解现代与古代社会在治理结构与观念的延续性，我是和 The Red Dream 一起看的，结果很巧的是 Walter 也在附注中推荐了这本书，那就借 Walter 的原文总结：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将…经济描述为“蜂窝状”，即使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Local Gov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之间唯一的联系是通过首都“向上”的联系，而不是横向联系，地区保护主义一直都很强烈。这种地方主义在街道上随处可见：北京有现代，天津有达特桑，上海有大众和别克，重庆有福特，成都有沃尔沃；每个都与该城市的汽车厂绑定。在国家治理持续呈现自上而下特征，与预算收入层层涓滴下拨的分配机制下，地方却背负着缺乏资金保障的刚性支出责任。这种结构不仅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更从根源上推升了整个系统的财务杠杆…… 质疑中国为何会有这样的财政制度，就偏离了重点。中国并非选择了这样的制度，而是早已拥有这样的制度……正如今天一样，在整个帝国历史中，Central Gov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现状。其财政体系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整个国家可以被分解成相似的部分：从不改变所有权的农田……因此，1978年以后的实际财政实践一直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这只是事情的现状，从来没有被持续挑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