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全集）

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历史诸种现象，探寻中国万年文化史、五千余年文明史发展演变的内在本质和历史规律。现象，每个人每天都在触碰和感知，只是人们对各种表象及其内里本质的认识却各有不同。由此，可以发现人们洞悉事物发展规律的段位和层级。须知，今天经济社会或隐或显的诸种现象，无疑会演变成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基因和刻度。 《剑桥中国史（全集）》，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鸿篇巨制，可谓稀有且珍贵。好书推荐，理由如下： （一）汉学巨匠云集。全书共有16册，已出版11册，另有5册待翻译，50余位写作者，个个都像费正清和崔瑞德等世界级汉学界的顶级高手。 （二）专注历史研究。研究性的历史著作，不同于历史性小说，戏剧性和趣味性肯定不占优势。但是，充分占有材料，是把研究引向深入的必要条件。仅就本书引文和注释下的材料来看，可谓琳琅满目，颇有目不暇接之感。 （三）揭示研究之法。难能可贵得是，诸位汉学专家不仅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更是给出了他们具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这样特别便于读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四）穷究历史真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若想探究中国历史的真相，接下来的紧迫任务，就是阅读与这套《剑桥中国史》比肩、厚重而凝炼的《哈佛中国史》。 一读小记。🙂🙂

如果你刚好读完（二十五史简明读本）还是挺推荐继续花些时间去看一下（剑桥中国史）的，这样可以更立体地了解国史，基于不同角度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存疑解惑乃至分析判断，这两本书刚好让我们更加客观地了解国史真相，从而汲取先人赋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另外本书最值得推荐的是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这段史实的记述，如果说满清之前的历史我们甚觉遥远，因中国历史长河之悠远，华夏文明根系之磅礴，会让我们反复探究历朝历代的更迭变迁而寻宗问古；那么满淸之后至今的这段近代史则应该是我们更应要了解的，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都经历过怎样的磨难，从军阀割据到北伐战争；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又延续到解放战争，而最终迎来曙光之后的新中国却又被各种运动所负累，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从农村合作社到文化大革命；从斗私批修到批林批孔；我们一直走在各种斗争的路上……直至粉碎四人帮。剑桥中国史以大量史实为依托（包括政策导向、地缘政治、民生、教育、文学戏剧等）详细铺陈叙实了这些变迁，并以罗辑而推导令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新中国的每一足印并为之思考。书的最后一部分还详述了台湾的变迁与发展以及与大陆之间关系的离合，书中很多问题及见解也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真实的台湾并祈盼之早日回归。这应该是我耗时读完最长的一本书了（历时240天），也很值得反复阅读学习，阅后感觉很庆幸能生活在当时当代，而拥有这样的和平生活值得我们每个人要好好珍惜！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宏大、深刻的史学巨著，它以冷静的视角，细致的笔触，梳理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脉络。从远古的农耕社会到近代的风云变幻，书中的每一页都蕴含着时代的气息，带领读者穿越历史的长河，触摸那一段段厚重的岁月。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中国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国文化根基的深刻探讨。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中国，那个历经变革与冲突，却始终顽强生长的中国。每一章、每一段都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沧桑与辉煌，也让我们看见了今日中国的身影。 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今天，这本书给予了我们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它不是简单的历史叙述，而是对民族精神、文化自信的思索。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中，《剑桥中国史》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离，它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土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滋养了我们的灵魂。 “历史的每一刻，都是未来的起点。”这句话在书中似乎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过去与未来交织，历史的长河让我们在跌宕起伏中学会坚韧，也让我们明白，在世界舞台上，唯有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坚守，方能真正立足。 《剑桥中国史》不仅是对历史的追溯，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深刻启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智慧与力量。它提醒我们，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化的根基始终不容忽视；不论脚步多么匆忙，历史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杀人诛心，这套被吹嘘得无比公正客观的中国史书，深藏了一个个恶意歪曲历史、捏造篡改真相。比如朝代缺失，“隋唐史”后接“辽西夏金元史”，319年的“宋史”被隐藏得不见踪影，好几代人文、科技、事件和人物说抹杀就能篡改。又如粉饰王莽新政，认为部分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却忽略了托古改制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策多空想迂阔，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再如地图差错，2006年“重印后记”里的三幅中国地图，前两幅都没有九段线……（省略部分的内容，可参见单行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等的点评）。此外，编写者任意“加戏”，同样令人不齿，比如隋文帝60大寿拉上孔雀王朝等。阅读中每发现一个，如鲠在喉一次，以致无法抑制的愤怒，五年断断续续，直到愤然抛弃。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这些硬伤是人为所致。编写者像拿人手短替人消灾，又像一己私利另有图谋。他们穿上“剑桥”华丽外套“编”的中国故事，企图潜移默化心怀善意的中国读者逐渐对自己的昨天和今天产生错觉，以致怀疑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泯灭民族尊严与自信。这种卑鄙伎俩，宏大的《剑桥中国史》不是他们做的第一次，相信也不是“剑桥”和他们做的最后一次。对此，我们应保持警惕，一旦发现一本，敢于说“不行”。 为了不让我们的记忆成为拉圾，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像《史记》《资治通鉴》等一样，将中国历史带向未来！

在西方中国研究的学术星空中，《剑桥中国史》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这部由费正清、崔瑞德等西方汉学泰斗领衔主编的鸿篇巨制，自1960年代开始编纂至今，已成为全球中国研究领域不可绕过的权威文本。然而，当我们以批判性的目光穿透其学术光环，这部被誉为"西方认识中国最全面工具"的史书系列，实则呈现为一幅充满张力的知识图景——它既是西方学术严谨性的典范，又是东方主义凝视的产物；既开拓了中国研究的全球视野，又固化了特定的认知霸权。下文试图解构《剑桥中国史》的知识生产机制，揭示其如何在"客观学术"的表象下，实施着微妙却深刻的认识论暴力。 《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工程本身就是冷战知识生产的典型样本。首卷出版于1966年，正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烈重组时期，西方学界对"红色中国"的好奇与焦虑催生了这一庞大项目。费正清在总序中宣称要"提供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一貌似中立的表述实则暗含西方学术对东方历史的定义权争夺。该系列采用断代史与专题史结合的体例，表面上遵循中国传统史学编纂形式，实则按照西方学术范式重新切割中国历史时空。例如，秦汉、隋唐、明清等朝代的划分虽与中国传统史书一致，但其内在的叙事逻辑却完全服务于"中华帝国兴衰周期"这一典型的西方历史哲学框架。这种知识重构行为，恰如萨义德所言，是"西方为了自身，替东方做出的表述"。 在方法论层面，《剑桥中国史》标榜的"科学史学"实则建立在一系列值得质疑的认识论预设之上。编者们推崇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将中国历史简化为可供西方学界消化处理的"数据集合"。书中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历史现象，如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近代中国的转型，这种看似客观的理论工具实则将中国塑造为被动接受西方文明辐射的客体。更值得警惕的是，该系列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强调利用中文原始文献，但经过西方学术话语的转译与重构，这些材料所承载的本土意义被系统性置换。例如，在分析明朝的海禁政策时，西方编者们普遍忽略了中国朝贡体系的内在逻辑，而简单将其归因为"封闭保守"，这种判断明显基于西方海洋文明的优越视角。 《剑桥中国史》的叙事策略暴露出更深层的认知暴力。全书贯穿的现代化叙事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简化为"迈向现代性的艰难历程"，这种目的论史观实质是将西方发展道路普世化。在近代史卷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鸦片战争被建构为"传统与现代的首次碰撞"，辛亥革命则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模式的尝试"。这种叙事不仅遮蔽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更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解释权。布罗代尔曾警告："历史研究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某些民族的历史可以成为其他民族的未来图景。"而《剑桥中国史》恰恰陷入了这种错误。 该系列标榜的"全球视野"同样值得质疑。虽然各卷邀请了不少东亚学者参与撰稿，但核心议题设置和最终解释权始终掌握在西方主编手中。这种"包容性"表象下的知识等级制，形成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模拟殖民"关系——本土学者被迫使用西方概念工具来表达自身历史，导致中国历史经验在跨语际实践中被异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卷册间存在的明显价值断裂：古代史卷相对客观平实，而近代史卷则充满意识形态紧张，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浪漫化想象与对"现代中国"的政治化解读之间的认知分裂。 在当代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剑桥中国史》的影响力已超越单纯学术领域，成为塑造国际社会对华认知的重要话语装置。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中国背景研究多以其为参考；欧美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普遍采用其作为标准教材。这种权威地位的建立，使得西方定义的中国历史叙事通过教育体系、媒体传播和政策咨询等渠道不断再生产，最终形成难以撼动的认知霸权。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陷入两难困境：要么接受西方范式获得国际学术认可，要么坚持本土视角面临边缘化风险。这种知识领域的非对称权力关系，比经济政治层面的不平等更具隐蔽性和持久性。 要解构《剑桥中国史》建立的认知霸权，首先必须承认其学术价值与局限性并存。我们不应全盘否定这部巨著的贡献——它确实汇集了西方汉学百年研究的精华，在史料考证、专题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但更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认识论自觉：西方学术生产的中国史终究是他者之镜，可能扭曲也可能照亮，但永远无法替代中国历史的自我表述。建立真正平等的中西历史对话，需要打破"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的学术分工，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理论框架，同时保持开放的跨文明视野。 历史写作从来都是权力与知识的交织场域。《剑桥中国史》的深层意义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文明对话的平等性仍然是个遥远的理想。中国学界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要写出超越《剑桥中国史》的国史著作，更要解构其背后的认知霸权结构，让中国历史重新成为中国思想的载体，而非西方理论的注脚。只有完成这种认识论上的去殖民化，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何谓"中国的历史"，而非"关于中国的历史"。

读《剑桥中国史》，只觉得它在各种历史书中是那种特别理性、可靠、顺畅的类型，阅读起来非常容易让人深入进去，你需要紧跟它的思路不停地思考，所以走不了神，会越走越深，会很入迷很兴奋也会很劳累，所以不能整天整天长时间连续阅读。但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这种感觉。直到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剑桥中国史使用的是逻辑演绎的方法论，这是在数学、物理、经济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研究中的完全归纳法，而传统历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实证法，实证法是根据某一现象推出结论，实证法的问题是很容易以偏概全。逻辑演绎法是，给出前提A，从A推导到B，从B推导到C，如果A是可靠的，那么B、C也是可靠的。这真的像科学一样可靠了。这也就解释了读剑桥中国史为什么会让人感到入迷，兴奋，同时不能像《明朝那些事儿》一样轻松愉快地连续三天三夜阅读，因为你需要高度集中精力，不停进行逻辑思考，像是在解一道数学题。 下面是我读到的这篇文章的原文，把它引用过来是为了日后不失联，也方便随时过来学习。原文未见标注作者，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如需删除请告知。 正文 对历史爱好者来说，《剑桥中国史》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甚至是一等一的，远超国人所编写的中国通史，更不要说历史教科书了。 《剑桥中国史》固然有作者因为语言的隔阂，出现人名、地名、年份等个别错误，但总体来说并不影响全局。因为对历史爱好者来说，读历史不是为了掌握这些细节，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这方面，《剑桥中国史》比起国人所编通史，可以说是超出太多，主要有这么几点： 1、直言不讳。所有的国人所修的史书，都难免带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史料有意选择上，总是多讲功绩、少讲问题，这就会非常误导人。读这样的历史书，读的越多，脑子越糊涂。《剑桥中国史》在这方面要强得多，特别是对历朝历代的失误着墨多、分析深。而朝廷的一个失误，就带来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生存挣扎甚至是死亡。 与历史教科书描述中国历史如何光辉灿烂不同，剑桥史实际上对中国历朝历代失误花了很大笔墨，而且不给情面。 但恰恰是这种论述失误的历史书，对普通人才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相当于把历史上的“坑”给明明白白列了出来。无论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明白这些“坑”，可以让人少走很多弯路。 对普通人来讲，《剑桥中国史》堪称一本“乱世生存指南”，教人如何在危机未发之时，就能体察到苗头，从而提高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几率。 2、冷峻克制。国人写史书，要么想着“教育后人”，要么想着“明辨忠奸”，有时候则是怕被后人骂，于是总要“拔高”一下，混进了一大堆国家叙事和民族感情，反而导致对事物分析出现扭曲，使人很难认识到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剑桥中国史》就完全以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丝毫不带感情，这种冷峻的笔法，反而能够让人看清历史发展的本相。 以南宋权相史弥远为例，历代史书都称其为奸臣。然而《剑桥中国史》综合分析南宋当时的状况后指出，史弥远虽然名声不佳，但是他守住了南宋江山，使得人民免受战争之苦。相反，喜欢喊口号的文臣武将（在历代史书上名声都不错），导致外交一系列的失误，最终断送了宋朝的江山，并使得生灵涂炭。 这里，《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由于是外国人，所以根本不考虑王安石、辛弃疾、叶适等人在国人中的美名，也不考虑贾似道、史弥远等人的臭名。《剑桥中国史》完全无差别对待上述人物，仅采取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成败对错，给出了颠覆式的结论。这是国内历史学家根本无法下笔深论的。 同时，《剑桥中国史》的冷静笔触，在描写政治斗争时候尤其出色，没有慷慨激昂的感情叙述，只有冰冷如刀的利害分析，这反而符合马基雅维利开创的现实主义政治学的逻辑，使人进一步明了历史大局。 3、明澈世事。《剑桥中国史》引用资料广泛，博采众长，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古人论述出现。如《剑桥中国史》论述明代经济时候，引用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指出，国家为了均贫富，就去操纵经济，这是许多改革者为了干预所常用的理由，丘对此表示反对。丘指出，迫使商人退出市场不会消除贫富的差别。同时，又指出了官办经济的弊端，强调国家要退出干预（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这观点与现代经济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 此外，《剑桥中国史》不仅是一部政治史，更是一部风俗史和对外史。国内史书多重政治，少谈社会，剑桥史则对小民生活着墨很多。同样，由于是外国人所撰写，所以对历朝历代对外的历史，也花了很大的笔墨，这是国内史书所缺乏的。这就能使得读者对该朝代获得一个全景认识。 举个例子，《剑桥中国史》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海南琼州府编方志，编修者38人，担任主编修、副主编修、编修的都是官员，而且排名在前。但实际撰稿人只有7人，仅仅是县学堂的教师、助手和生员，而且名字排在最后，名字大小只有其他人一半。“清澈的现实音符在名单的末尾敲响”，《剑桥中国史》作者特地记下了这个事例。 所以，《剑桥中国史》的全景视角，使得人能够领悟各行各业的规则，比如如何经商、如何致富、如何避险、如何读书成才，等等。《剑桥中国史》总结了先人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社会生存指导。可以说，对中国各个行业的人来说，阅读《剑桥中国史》都是有帮助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 阅读方法 最后，谈谈《剑桥中国史》的读法。要理解《剑桥中国史》，必须理解一种叫做逻辑演绎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思路，某种意义上和“实证”方法论是完全相反的，或者和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是完全相反的。 逻辑演绎的方法论是，给出前提A，从A推导到B，从B推导到C，如果A是可靠的，那么B、C也是可靠的。 这种方法论，最常见就是在数学、物理、经济学等这些科目。如物理学，是从光速不变推出狭义相对论。只要光速不变成立，那么狭义相对论就成立。 “实证”方法论是这样的，找到证据A，推出结论A，发现新证据B、推翻了证据A，那么认为结论A也是要被推翻的。这就是传统史学（史料学）的套路。这种思路由于贴合中小学教育（特别是科学实验教育和唯物哲学教育），使得几乎99.9%的人会自然接受这种思路，并深信不疑。 “实证”思路的问题就在于，第一，史料是永远挖掘不完的，如果依靠史料，就会发现永远得不出稳定的结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史料，是支持、还是推翻原来的结论。第二，史料并不能代表历史全部，因为史料只是历史的微小片段。依靠微小片段去分析历史，本质是以偏盖全。第三，史料本身就存在真伪问题。第四，史料的上述缺陷，导致分析历史如果强调“以史导论，论从史出”的史料主义的话，就会出现非常局部和片面的结论。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杀岳飞的究竟是皇帝还是秦桧，都有史料证明，为此历史学家争执不下。 所以，物理学家就干脆抛弃了这种思路。如牛顿构建万有引力定律，不是靠扔很多次苹果，而是直接开展理论推导。因为所谓的实验（实证），本质是不完全归纳法，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只有理论的逻辑演绎，才是完全归纳法，因此，在演绎前提可靠的情况下，逻辑演绎的方法就可以做到更可靠，并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在预见未来上。 下面，运用逻辑演绎的办法分析岳飞死亡问题。因为岳飞是大将，而要杀死这个级别的大将，就必须有皇帝的首肯才可（基于政治学的绝对君主权力体系的逻辑演绎）。因此，不管史料如何记载，声称岳飞是秦桧陷害，运用逻辑演绎可以直接判断，岳飞死于皇帝之手。声称岳飞是秦桧陷害，本质是书写史料的古人，为皇帝遮丑。 这时候，历史科班所信奉的史料实证主义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因为史料（史书）是人写的，必然会混入人的因素(观察视角、观察范围、所处立场），对分析造成干扰。 《剑桥中国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运用了逻辑演绎的方法，使用的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尽可能排除了这种人为的干预因素，或者说，运用了大量跨学科的抽象理论去展开逻辑演绎，去分析历史。《剑桥中国史》对史实，实际上着墨并不算多，有些细节部分甚至会有错误。但是，只要逻辑演绎的方法是准确的，哪怕是历史细节出现错误，并不影响基于逻辑演绎的结论的准确性。 现在，先就历史上的最重大问题，王朝兴衰作一个简单分析，虽然中国历史书对王朝兴衰分析非常多，但是《剑桥中国史》对王朝兴衰的理论分析，目前来看是最清晰的。 《剑桥中国史》对古代中国的分析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绝对君主。绝对君主导致权力的滥用，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这个结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背后至少运用了两个重要学说，去展开逻辑演绎。 第一个是政体的分类学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提出，政体可以分为“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的统治。这个分类看起来显而易见、极其简单，但是极为经典，把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体分类的实质给揭开了，不管形式上如何变化。“一个人”的统治典型形式之一，就是绝对君主。 古代君主虽然是“一个人”的统治，但是君主自称“天子”，利用古代人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对天的敬畏，使得古代人以为君主只不过是代天行事，忽视了“一人统治”的本质。更多时候，君主自称是民众的“父母”，这里是巧妙利用人对父母的天然生物情感，通过一系列的儒家经典来进行灌输植入，从而建立君主与民众的感情纽带，使得君主的“一人统治”不至于被民众抵触。 又如，古代大力宣扬的“天地君亲师”，特地把“天地”放在前面，以减少人们的思想抵触，但是实际上真正要强调的是“君”。这从“君”在“亲”之前就可以看出，为了“君”，可以牺牲民众的亲人，以供奉“君”。这个蕴含的道理，一直到黄宗羲才明确提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第二个是权力的滥用学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既然是一个人的统治，那么权力滥用是必然的。哪怕是贵为千古明君的唐太宗，遇到心情不好、或者自身利益所在，也是会滥杀大臣的。 权力的滥用导致对民众的盘剥是根本没有底线的，最终导致社会的全面崩坏。偶尔君主（明君）的“善心”并不能改变这个悲惨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说，“绝对一人君主制”从建立开始，就注定了灭亡的基因。 《剑桥中国史》直接绕开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喜欢讨论的各种学说，比如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地方问题，直接指向王朝灭亡的核心实质：君主的一人统治，正因为是君主的一人统治，导致连带发生这些不可收拾的问题。特别是费正清写的总论部分，反复强调此点，是《剑桥中国史》精华之所在，但是由于理论性实在过强，对读者的基础知识要求太高，被绝大多数人所忽视。 史料学派问题就在于，基于史料，会鼓吹唐太宗、唐玄宗（前期）的英明，并认为这是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但是没有根本从逻辑演绎上去分析：恰恰是这种君主制（一人统治），蕴含了天然衰败的种子。 总之，对《剑桥中国史》的阅读，应当首先抓住理论主干去阅读，否则就会入宝山而不获。《剑桥中国史》的理论分析极为出色，基本把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写清楚了，而且写得非常有条理。 然而，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生，主要功夫是去数地上有几只蚂蚁，认为老外数错了蚂蚁数目（搞错了人名、地名、历史细节），说明《剑桥中国史》这书就是不行。 但对历史爱好者来说，看《剑桥中国史》就能明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哪些“天灾人祸”，从而指导学习、工作、生活，这就是《剑桥中国史》的真正的实用性。 不少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除了聊天侃大山可以用，实际上并无用处。 补记 此外，另一位态度很认真的阅读者给出了一些评论。考虑篇幅关系，这里就捡其中一条来说。 这个评论者认为，中国也有很多反思的历史书，包括竹书纪年、春秋、战国策等等。然后认为剑桥是代表老欧洲势力，有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是不客观的，证据之一是清朝晚期的天量白银到哪里去了。 下面分三点分析： （1）事实不清。所谓的竹书纪年、战国策真的是反思的历史书吗？熟悉典籍的人知道，这些书就是记事的，根本不是反思的。而且，就算资治通鉴这类的“反思”，问题也很大。为尊者讳是官方史官在书写历史时，不可避免的问题。更不要说古人由于缺乏相关社会科学知识，导致所谓的反思分析出现各类错误。 （2）逻辑混乱。评论者认为，剑桥出版的书就是代表老欧洲势力，有中国有很深的利益关系，所以是不客观的。 实际上这个逻辑是很难成立的。按照牵涉利益关系就是不客观的逻辑，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不客观的。因为本国人有本国人的利益，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利益。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没有可以看得下去的历史书。 事实上，这位评论者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对剑桥史用的词是“旁观者”，而没有用“客观者”。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绝对客观”的史书。 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客观这个东西。只要人去写书，必然是带有人的视角，哪怕是看上去极其“客观”的物理定律，也是如此。举个例子，牛顿认为引力是力，然而爱因斯坦认为引力不是力，是空间扭曲。而评论者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原因是受到了国内初高中政治教科书的主客观概念分类的影响。然后又进一步误以为，客观就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客观就是真理的标准。 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通过阅读去比较。比较哪一种历史书写得更好，对比出哪一种历史书的说法是比较差的（这就像波普尔指出，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否定过去的错误结论，我们只能知道什么是错的。我们认识世界，是依靠目前没有被证明为错的规则去认识的）。而比起国人写的通史，以旁观者身份写的剑桥史，是更胜一筹。或者借用这些评论者的标准话语来说，是更“客观”。 评论者的另一个逻辑错误是，把剑桥出版的书等同于老欧洲势力（然而主编费正清之一是个美国人，剑桥作者更是来自欧美日等各国，也有华人学者参与）。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翻译著作和学者全部变成了外国势力，比如柏拉图代表希腊势力，孟德斯鸠代表法国势力，托克维尔毫无疑问是法国的叛徒，因为他吹捧美国，等等。这种思维其实是“知识国界论”的翻版，类似前苏联坚持“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批判孟德尔的遗传学。因为后者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 评论者之所以形成上述思维模式，是因为国家叙事在日常教育中的强化，使得其习惯于把所有事物都套到“国家”这个概念框架里去分析，再加以自我发挥，而根本不考虑事物的逻辑关系。 （3）乱归因果。评论者认为，正因为老欧洲的作为，使得晚清的天量白银消失了。 这个思维模式，估计是这么推出来的：因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说过，清朝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欧洲拿了清朝的赔偿白银，所以清朝的白银消失了。 但是，把剑桥出版社等同于老欧洲本身就已经是硬凑。更不要说把欧洲拿了清朝的赔款白银，当做清朝白银消失的根本原因，就更是离谱。因为，虽然清朝给出了巨额赔款，但是这些赔款数量，由于是分期给付，而且后面又有返还（如庚子赔款返还），并不足以使得清朝出现流通白银“消失”。 究其原因，可能是国内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反复强调赔款总量之巨，使得人误以为，清朝因为一下子赔款这么多，而导致彻底破产，连流通中的白银都不够了，出现了“白银消失”的现象。 然而学者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林满红在《银线》一书中分析指出，是拿破仑战争使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墨西哥的银矿业，加上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所以在1790—1799和1820—1829年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因为拉丁美洲的白银减产，导致输入清朝的白银减少。使得从乾隆年间开始，就使得清朝出现了白银危机。同时，拉美各国的革命运动，导致茶和生丝等中国产品出口的下降（出口市场消失了），进一步导致顺差减少、出现银荒。 评论者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分析。但已经可以看出，这些评论充分暴露出了国内初高中文科教育的问题：阅读面不足，死记硬背教科书，硬套概念，不讲逻辑，缺乏方法论训练。

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断断续续花了两年多时间读完了这部欧美人视角的大部头中国史，简单谈几点感受。先说值得肯的方面。首先，与国人传统类似于“帝王家族史”的通史著作相比，本书视野更广阔、知识更丰富，可以让我们从王朝兴替的背后看到一个更鲜活、更饱满、更生动的民间社会；其次，本书使用了比较史学的方法，引入了主要历史时代国外的历史知识点，让我们知道同一时期别人在干嘛，不至于闭目塞听、夜郎自大，尽管引入的内容不多，但很有价值；再次，本书对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充满辩证思维，并善于启发读者思考，而不是单纯的灌输和说教。不足的地方。一是体系不完整。作为一部通史，没有收录已经出版的上古先秦，没有三国两晋南北朝，没有宋，没有清中前期，残缺太多。二是论述不严谨。书中不少论述缺乏史料史实依据，仅凭作者主观推测。三是思想有偏见。部分章节的作者治史态度堪忧，充满了近代以来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感情色彩浓厚，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固守的国家统一富强的信念不够尊重……

汉及以后的王朝用于教导君民的儒家经典是公元前221年重新统一以前的时代的产物，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崇尚渴望和平的意愿，长期的战争使和平成为当时的儒家和其他导师思想中主要关心的事。经典著作由于表达了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对稳定秩序的强烈的渴望，因而把统一的理想传到后世的千秋万代。总之，由于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统一，统一就成了以后中国政治中的至善事物。为认可大部分政体而创造的种种神话无疑地保持了支持这些政体最初掌权的合理内容。就中国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几个世纪的混乱成了以后两千年期间赞许关于统一秩序的理想的原因。

读完这一套书，像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老邻居突然说要搬走了，百感交集。断断续续读了两三年，耗时600小时，这一套的十一卷加上后面才翻译出版的两卷，共计九百多万字。记录一下自己的感慨。 谈不上喜欢历史，但近年来感觉读史和传记是塑造自己的有效方式。不成人难以治学，算是对自身重新审度然后锤炼吧。对于历史本身，咋一看是无聊地重演，伴随着每个朝代对前朝矫枉过正地改造。细究起来，又时时都是残破和补丁，臃肿与勉强的记录。像是离职的员工留下的垃圾山一样的程序，或者高级生物体里大量似乎可有可无的基因，凑合着用而已。但回味起来，却有无数的英雄在期间熠熠生辉。他们有的是顺势而为，有的逆命而行，或如千古长灯，或为点点萤火。无论你唾弃或自豪他们都成了今日之气象，周遭的草木，我们这一代人流淌着的血与汗中了。 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历史，《剑桥中国史》提供了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不仅限于帝王家事，在经济、文化、宗教、交通甚至是与外国的联系上都尽可能地详细描写。有宏观的概述，也有微观的代入，还突破了当代人不治当代史的限制。不过，有些部分或有或无地闪烁着意识形态的主观臆断，还要谨慎甄别，理性反思。由于成书较早，考古材料的缺乏，机密文件未公开等因素，今日需要调整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另外部分章节由于作者或译者的关系，读起来稍有艰涩的感觉。尽管有着这些不足之处，但它无疑还是一部好的作品。

汉学家洞见，始生东方学，谁人来著史，一纸三千年。剑桥中国史，体例很新颖，思想很深厚，视角很独特。正清瑞德系，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碰撞很激烈。此书千万言，日啃两百页，耕读五个月，方至民国前。革命未成功，初心还未改，吾须更努力，继续现当代。微读三百天，千本四千时，省钱已万元。读书治愚病，坚持战懒癌，书单藏书满，兼顾文史哲，以拓展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