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人文与社会译丛）

本书在我大学期间就读过，现在又深入复习一遍。《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本书于1976年出版，是体现斯科特的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特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斯科特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受到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这本书中，斯科特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东南亚的水稻田与干旱地带，农民们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精于计算的理性人，而是站在齐脖深河水中的生存者，“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种生存境遇催生出“安全第一”原则：他们宁愿放弃高产但风险较高的新稻种，执着于低产却稳定的传统耕作；甘愿承受“自我剥削”的苦役式劳动，只为换取灾荒年景的微弱保障；甚至接受“饥饿地租”的残酷条款，只因这比彻底失去土地更接近生存底线。 斯科特提出了“道义经济学”这一概念，强调农民经济行为的非市场导向性。他假设“生存伦理”是农民道德的基石，这是一种优先考虑最低生活保障的理性原则。农民们并非努力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努力减少降到最低生存收入水平以下的风险，其首要目标是保障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食物、住房和社会地位等。因此，农民对剥削程度的检验标准极可能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 书中通过缅甸与越南的田野案例揭示，传统乡村社会的互惠网络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分摊机制，如富农对贫民的粮食借贷、村庄内部的劳动交换等。这种机制以“最低生存保障”为道德底线，形成了“剥削的合法性边界”：地主可以收取地租，但必须履行灾年减免、提供庇护的义务。这种道义经济学的运作，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中。 在斯科特看来，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当外部压力（如税收增加、地租上涨、市场价格波动）威胁到农民的生存底线时，即便这些压力在经济学上看似合理，农民也会出于自卫而采取反抗行动，如暴动、起义或逃避税收。 当殖民统治携资本主义市场与官僚体系降临东南亚，传统社会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土地私有化剥夺了农民的退路，单一作物商品化放大了市场风险，而殖民政府的税收机器则瓦解了地方自治，此三重结构性暴力加剧农民被淹死的风险。所谓的“绿色革命”与“农业现代化”，实则是将农民从有机共同体中剥离，使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上赤裸裸的劳动力商品。这种转变不仅摧毁了物质生存基础，更瓦解了维系社会人认同的道义纽带，当精英阶层不再承担“互惠义务”，反叛便成为最后的出路。 斯科特最具争议性的论断，是将农民反抗定性为“防御性”而非“革命性”。农民的反叛远非希望提高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相对地位，不过是为了维持饱受打击的生存安排而作出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农民暴力，或者力图强迫精英阶层履行农民所认为的精英义务，或者阻止他们侵犯农民的权利。这种恢复习惯上的阶级间关系的努力，可以恰当地表述为“保卫家长式统治的暴力”。同这恰好顺应了那种认为农民没有能力成为自为政治主体的保守看法，似有削弱农民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之嫌。这与他的研究对象的时空局限性有关，如果将视野扩展至20世纪全球农民运动，或许“防御性”就不再是唯一答案。 最后脑洞大开一下，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反抗，本质是“生存底线被突破后的防御性自救”，这种逻辑完美契合《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经典叙事。当然，梁山好汉有许多主动性越轨者，比如劫生辰纲的、开人肉作坊的、占山为王的，但即便是主动落草者，其行为也嵌套于更大的制度性压迫中。 而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血溅鸳鸯楼，这些经典情节本质上都是对生存伦理失序的应激反应。高衙内强占林冲妻子、张都监构陷武松，底层群众遭遇的不仅是个人冤屈，更是传统社会互惠契约的彻底崩塌，施暴者作为体制代理人，本应维护父权式庇护，却成为道义经济的破坏者。 从天而降的石碣既赋予梁山集团“替天行道”的神圣性，又通过108将的星宿排位重构了等级秩序。这种“造反天命观”不是要否定皇权，毕竟“忠”在“义”前，只是试图建立平行于体制的替代性伦理体系。但当这种体系发展到能与朝廷分庭抗礼时，其内在的儒家伦理基因又必然驱使其寻求体制承认，形成独特的自我悖反。 宋江的招安选择历来备受争议，但置于斯科特理论框架中却显现出特殊意义。当梁山势力达到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巅峰时，其暴力威慑已成功迫使朝廷回到谈判桌前。此时的招安已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重回“君君臣臣”各安其位的正轨，甚至将军事优势转化为体制晋升的政治资本。这种策略与东南亚农民暴动后要求减免赋税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防御性反抗的延续，甚至表现出“反抗经济学”的算计。 但当反抗者试图通过暴力迫使体制恢复道义责任时，其成功反而消解了反抗的正当性。朝廷通过“以盗制盗”策略，将梁山的暴力潜能导向体制维稳，最终完成对反抗力量的收编与瓦解。这种“体制吸纳反抗”的机制，在斯科特研究的殖民统治中并不常见，却在中国官僚帝国体系中高度成熟。 依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梁山那帮人怎能称得上“好汉”？ “如果我们发现土匪被说成民间英雄，被镇压的反叛者受到崇敬，偷猎者得到赞美，这就足以证明，违反精英阶层的规范，在农民中博得了由衷的共鸣和赞扬。”

刚放下作者的《弱者的武器》，接着便拿起这本《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来读了。自然是对作者的著作感兴趣，虽然这本书跟前者不是一个专业类别（这本被列为经济学），但实际上两本书还是很像的，作者的观察视角、分析逻辑及政治态度一望便知。总体上，逻辑严密且往往能够跳出“缸中之脑”的局限。虽然你可能不认同共产主义，但斯科特的说服力还是让人找不到太明显问题的。 本书其实是本经济伦理学著作，其写作根据是作者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实地调查分析。作者把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中的阶层伦理用经济伦理学的观念给出了充分分析，同时又分析了这种阶层矛盾与殖民政府政策的关系，最终作者得出结论，殖民政府的非可持续的税收压迫导致雇农的生存受到威胁，从而被迫（有时候是共产党组织的）发起暴动，同时将殖民政府和地主裹挟其中，以争取一个无税（税收是主要压迫形式）的社会。但无一例外，农民暴动终因力量不如政府武装而缕缕失败。至此，读者一般会觉得农民的遭遇是绝望的。但作者没有固守“阶级矛盾”的死胡同，而是进一步看到这一“阶级死结”可能的出路。作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发展，社会上的行当也更多样化了，而且农民本来也有“找副业”的习惯，那么留给农民的出路就在这些“副业”中了。 其实这本书是在2013年翻译来的，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和农民间的矛盾虽然没有书中那么突出，但是有些相似的。中国农民也在资本主义中遭遇了相似的问题，但好在资本主义给农民“堵上一道门”的同时，也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作者是位“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作者其实并不完全排斥资本主义。至少本书中，作者是把矛盾限定在一个阶段间不平衡的矛盾上的。也就是说，作者认为，从属阶级和精英阶级的矛盾在典型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有一套内在稳态系统的，但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旧的稳态结构被打破，而社会制度没有意愿或没有意识到要建立一个新的稳态结构，问题就发生和激化了。而没有诉诸“资本主义太坏了”的陈词滥调。 其实这就类似于我之前在本书里评论的或者一直在说的那个观点：社会要发展，但不要自顾自的大步向前，在向前走的同时也要帮助普通人站直并跟上。 最后，我认为本书及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都不是激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政治矛盾的（显然，作者书中并无意于此）。其主旨是围绕两派都关心的一个人类共同的善好的理念开展的。而没有上升到阶级对立，所以，读这两本书是可以摒弃政治立场的。

斯科特擅长各类次等社会，无政府主义比较研究，对于各种抵抗统治的策略研究很有把握，尤其东南亚农民，还有《弱者的武器》与《逃避统治的艺术》都是东南亚农民，而这本书是因为秦恽《传统十论》而来的，多次提到这本大著，因为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之争。对于农户的行为目前有两种比较经典的解释，一种是“经济人”假设，认为农户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代表人物为波普金。即“理性小农”，而另一种是“社会人”假设，认为农户的行为是更广泛的社会行为的一种类型，经济行为嵌入于道德之中，受到社会习俗制度以及规范情感和意志的制约，代表人物为斯科特。即“道义经济” 所以这本书的东南亚农民研究情况一目了然，斯科特从社会性角度分析农民反抗，提出了农民处于生存水平线上的“生存伦理”准则，首先考虑“安全第一”的生存准则，而不是追求效用或者利益最大化。因为根据前景理论，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他们对损失比获得更敏感，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避免经济灾难而不是冒险去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平均收益。他们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而不是那些收入回报较高但同时也有较高风险的策略。由此，“生存伦理”构成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的原则和基础。 比如根据“生存伦理”原则，斯科特认为农民由忿恨而反抗不仅因为其生存需求未能满足，而且因为生存权利受到侵犯。促使农民造反的是过小的剩余数量而非被拿走的数量（二者显然是相联系的，但决不是同一的）。最大的剥削是使其生存面临危机的索取。对农民而言，放债者或国家对于农民从来就是索要者，但斯科特注重探讨在农民的感受中这些索取什么是可以忍受的和什么是不能忍受的。而且他将农民反抗的本质视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反抗，即旨在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应，而非希望借此提升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这是斯科特力图超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解释的一部分。 由此联系中国农民情况，可以根据斯科特的分析，看到农户缘何不愿流转土地的行为原因，虽然非农就业越来越普遍，土地功能虽然越来越完善，但越来越多大量农户不愿流转土地，虽然新农村改革将农户基于“成本—收益”考虑把农业生产不同环节外包，以帮助农民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农民生活成本的压力持续，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依然低，生活成本提高，未来生活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遇到金融危机，城市疫情生产萧条，就有农民工因企业倒闭而返乡，所以越来越依赖土地，并且从文化角度讲，土地也是农民的精神世界。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分析到农民为何常常成为保守分子，根据斯科特分析，在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关系中，是地主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佃户家庭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经济交易。根据安全第一原则，农民希望了解的关于租佃制度的头一件事，就是年成不好时它能为自己做些什么。佃户们对于“怎样才算好地主”具有共同的标准概念，在这一关系中，为了使权力合法化，精英们必须在危机来临时给被保护人以生存保障，而另一方面，佃户们则要出让利益和权力以作为得到保护的代价。所以农民愿意接受保护和愿意付出代价 以上分析，虽然是农民行为解释，但也适用不断内卷的打工人行为分析，……整本书的理论性很强，但阅读需要耐心

当局称迷，傍观见审📚 看待周遭要学会跳脱出自己眼界的局限，了解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去往他国，而是要了解他国的社会生存法则，站在他山的角度去审视自身。 只有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会知道要往何处去。也许这就是社会学有意思的地方。

这书读的很慢，可能是最近沉迷红楼梦有关意境吧，导致读别的正经书变得如同挤牙膏一般了吧。但是用它的理论来审视红楼梦里乌进孝交租是能看出一些门道的。乌进孝说天灾连连，大幅度歉收，可是贾府的人对农民佃户没有丝毫关心，不仅仍然征收固定的税赋，而且反而基于自身阶层的奢侈无度询问东西怎么这么少。可以想见，这在灾年会对农民是怎样的压迫。固定租赋和人头税对农民的生计简直是喘不过气的压迫。这本书还提到，前现代对农民具有保护性，农民在牺牲(或者说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参与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于德政的要求，也就是地主官僚应该出于平等原则适当均分出产以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卷入会破坏前现代社会结构，从而使农民产生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不会导向社会主义，而是会有自发向封建社会倒退的倾向。这和正统党史的结论有所不同，但是也解释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农村宗族复兴(极左政策和剪刀差导致农民生存状况恶化)，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大量进城才加速了宗族社会的解体。此外就是农民的反叛主要是看国家机器的镇压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学。如果国家机器出现松动(比如乱世)，农民的反叛会如烈火燎原，无差别焚毁一切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程度。这里还印证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论断，在发展中国家，谁能将处于复杂市场环境下的农民动员起来，谁就能占据这个国家的支配权。再考虑到后发国家官僚制度的不健全，那么政党，尤其是农民政党无疑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致敬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群体！

两个收获： 一是意识不到阶级的人，意识不到阶级剥削。 农民们往往只能从地主的人品来评价其善恶，根本看不到这一切苦难都来自于剥削阶级系统性地压榨。 而这种阶级观念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目前对于伤痕文学的追捧——农民的后代纷纷为反动文人笔下的「好地主」落泪，自杀式地落泪。 二是传统农村犹如一块低效但稳定的蓄水海绵，充斥着不成文的人情关系，而经济发展（以殖民或资本的形式）就像一根高效但冷酷的光滑管子， 把市场契约插进来，不仅吸干了剩余财富，也吸干了小农生产的自由度，使得农民的生活快速倒退到崩溃边缘， 或者像书里的比喻一样，使得水位从农民的脖子上升到了鼻子甚至眼睛，那么农民起义就必然要发生了。 但整体上不够深刻，不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简言之，这是一部从农民生存底线出发批判市场资本主义冲击底层保障的经典社会学著作，核心贡献是提出"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概念，缺陷在于对传统村落略偏浪漫化且样本有限，适合结合 《​弱​者​的​武​器​》对照阅读。

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提出，东南亚农民社会长期奉行“生存伦理”，认为人人应有最低限度生计权。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互惠的“保护人-委托人”关系，只要农民能糊口，秩序就稳定。殖民化引入商品化和官僚税收，破坏传统互助，当农民感到道义被侵犯，便以“日常抵抗”或起义反抗。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告诉我们，社会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类处理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是用一种精英主义的恩赐和通情与农民和谐相处，而一旦精英展现出凶狠、残忍的面目，农民就会起来反抗，去反抗这种不平等。这也就揭示了，其实资本主义进程中被遮蔽和掩盖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