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冬是一道禁令。朱元璋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限制人口流动、禁用白银、路引制度、海禁、开中法……他想要一个没有商人的世界。讽刺的是，他为了军事控制和行政调度而修建的交通网络（驿站、运河、道路），恰恰成了后来商品流通的基础设施。朱元璋的禁令本身就是欲望的催化剂，禁止白银，白银就越成为真正的硬通货，限制流动，流动就成为最诱人的冒险。最反商业的政权，为商业准备了最好的硬件。 春是一次退场。土木堡之变后，中央权威像退潮一样断崖式减弱，市场像野草一样在权力的真空中自发生长。白银回来了，明朝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货币。印刷机转动起来，书籍不再是士大夫的特权，廉价读物进入坊间，大众文化被生产出来，知识第一次变成了商品。士人与商人的边界逐渐模糊了，四民秩序出现了裂缝。 夏是一场泛滥。美洲白银跨越大洋涌入中国，全球经济的潮汐被这个东方的月亮牵引着，那时的帝国就是全球化中心之一，因为明朝生产着全世界最想要的东西（丝绸、瓷器、茶叶）。江南的园林、古董、书画、时尚、乃至色情文学，一切都在被消费。身份逐渐与出身解绑，和财富联姻。士大夫一边写文章痛斥世风日下，一边通过购买彰显自己的地位。这是一个快感与焦虑并存的时期，人们在享受物质丰裕的同时，又在恐惧传统价值的解体。书名的含义或许不是指快乐本身让人困惑，而是快乐摧毁了以往用来衡量快乐的标准。 秋是一种腐烂。商业越繁荣，国家越虚弱，因为明代的国家机器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从商业社会中汲取财政资源，它的税收体系仍然建立在农业税的基础上。商业财富大量沉淀在民间，国家却在财政危机中饿死了。江南的富商可以修园林养戏班，而国库则空虚到发不出军饷。帝国需要静止，资本需要流动，可以说明朝的灭亡始于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的根本性错配。 张涛写出四季论，或许是期盼着四季轮回，秋季过后就是冬季，秩序会恢复，淳朴会回归，但他并不像我们现代人那么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从来不走回头路的。

卜正民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小见大，从下而上的分析视角印象很深刻，比如在《维米尔的帽子》里，一幅画里的军帽，瓷盘，就看到17世纪的全球贸易网络（不过我觉得写的一般），可以说，全球化的动力往往源于一些微小的世俗的欲望，比如对一顶体面帽子的渴望，或对下午茶瓷器的追求，这种欲望导致了跨越半个地球的链式反应，比如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流入欧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种植园，可以说，这是一种微观和全球史的结合 而回到《纵欲的困惑》依然是这种基调，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解释明代社会结构变化，比如卜正民认为，晚明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消费文化的扩张，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贵族，也扩散到士人和富裕平民，衣服，比如苏州丝绸刺绣越来越普遍，文房器具的消费增加，园林书房摆设越来越讲究，已然，消费成为社会身份的表达方式，很多人只要有钱就能模仿士人，文化人，就像《金瓶梅》里西门庆，即便没读过书，请的家奴都是以“琴棋诗画”为命名，由此，晚明士人秩序受到冲击，很多士人不断批评社会“纵欲奢靡”，这里的纵欲最让我印象深的是张岱讲述了他听到的这样一则故事，一个无赖买下了城隍庙东侧的几间空房子，做成男性妓院，几乎无人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来到帘子胡同外，后来才知道“解褥乃女子也” 很多类似例子，底层都在利用消费来挑战秩序，最重要的，商业化的进程已经使主仆关系发生了变化，到了明朝后期，更多的佣人仅仅是雇佣性的短工，靠给人打短工为生，不受同样的契约性义务的约束，只要能圆满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拿到佣金，他们也无需对雇主过分忠顺 这时候，士人阶层就不自觉地想建立无形壁垒以保证“阶级永固”，他们利用自己的话语来进行道德批评，而整本书的“困惑”就来源于此，崇尚节俭的儒家道德完全理解不了市场化，快速消费的明代社会，当晚明社会的现实生活与传统道德秩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缝后，人们理解和评价这种变化的思想框架却仍然是旧的 但从这本书可以看到，这种更深层的原因其实还是上层建筑出了问题，因为道德文化话语都是制度的生产实践结果，如果政治制度是僵化的，自然社会基层的道德话语也是僵化的，社会结构变化很快，但政治制度基本没有变化，明代国家仍然是重农抑商，依然以科举为核心的社会流动，依然是严格的礼制等级……这种结构性的错位，使人们很难用旧的思想解释新的现实 但你会问，难道社会控制不了这种市场化吗？恰恰相反，如果熟悉《万历十五年》就明白，明代中后期其实是中央非常松弛的，财政上是相当无能，其实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前，明初的国家运行还算正常，但年轻的皇帝“北狩”，本身就是皇权神圣性被破坏的标志，更不用说之后即位的并不像最初的几位那么励精图治，像正德耽于玩乐，嘉靖忙于炼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地方财阀建立的贸易来维护区域的财税流转，这本书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地方的学堂，都是地方自己人搞，当然，地方上也愿意配合政府举措，因为他们自己或后代是可以因为各种关系而成为新一代的士大夫，这种中央松弛反而加速地方的商业化，但这种结构的隐患是人口流动加速，严格意义上说，传统小农社会其实根本不存在，流动始终在的，只是朝代比较下，有流动多少程度区别，但始终在一个快速商业化的过程里，财富垄断严重，土地兼并等等，社会生活就呈现不稳定，而整个王朝国力因区域性不平衡但产生衰微 商业的繁盛本身也会被政治僵化而拖累，想想一条鞭法怎么嗝屁的，任何积极的市场财政政策都需要中央强制监管的税收制度，监管缺乏，那明代中下层官吏腐败就不用说了，商业繁荣最后反而滋生腐败，最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必然导致民不聊生，所以想想今天的反腐问题实则是一个系统问题 而卜正民在结尾处也意味深长 “他们学会了将商业吸收到他们的生活中，在秋日荣耀灼人的光芒中并未使自己被击得粉身碎骨；相反，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光芒，使自己在那种生活中并不落伍。他们置身其中的清代士绅很快会继续为道德的沦丧而烦恼，上层社会时常如此，但是他们不会将这种烦恼清楚地表达成一种对于商业社会道德沦丧的苦恼。1644年的危机并不能构成对商业的价值判断。假如没有商业网络的话，许多士绅就不会在王朝嬗变的过程中生存下来，清代士商的融合就不会发生。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或许张涛是正确的：姑且不论商业本身是不是罪恶、中国是不是应该返回到洪武皇帝时的“冬”季秩序中，但他希望“季节”重新变换，在这种变换中重新恢复父权家族、等级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正义等中庸价值体系，正是这些东西维系着中国——而不仅仅是明代——的社会结构秩序” 这种流动的商业和固定的稳定政治之间的张力貌似又好像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南宋以来的牛马传统：轿夫与挑夫，比驴马更廉价 1、为什么浙闽古道用挑夫不用驴驮？ 曾在小红书看到浙闽古道，那个仙霞关，以前都是挑夫，一人挑120斤，四天三夜！我就问，为什么不用骡子？ 资料显示，明代弘治年间，一匹好马的价格大约是十二两银子，而一头驴的价格大约是六两银子‌。 不过，也有说驴贵于马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3年的北京：在中国，驴的价钱比普通的马贵，因为驴吃得少，能做的活多。 《马可波罗游记》提到波斯的状况也是驴贵于马：波斯王国因为马匹而著称于世，大量的马匹运往印度贩卖，价格十分昂贵，每匹通常超过二百利佛托洛。这里还是躯体庞大，体形优美的驴子的养殖基地。当地驴子的价格还在马匹之上，原因是驴子容易饲养，可以驮较重的物品，走较远的路，这都是其他动物赶不上的。 2、南方以轿代马/驴，依赖南宋游民的廉价劳动力 先来看看历史上“以轿代马/驴”的案例吧。 《清明上河图》的北宋，有人计算过，在这幅画卷中一共出现了九十多头牲畜，其中近五十头牲畜都是驴，占了一半还多。图中，有的驴拉车，有的驴驮货物，还有的驴被人骑着。可见在北宋的经济生活中，驴的作用是十分广泛的。 普通百姓租驴使用的时间较短，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如果是需要长途跋涉去外地的话，也可以租一头驴，这种方式叫做“驿驴”。 明代《广志绎》记载：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陶渊明病足，乃以意用篮舆，命门生子弟舁之。王荆公告老金陵，子侄劝用肩舆，荆公谓，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轿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读到过，以轿代马，既是因为南方无马，又因为宋代游民涌入城市，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明代，1488年《漂海录》：江南陆路行用轿，江北或马或驴。江南无良马，江北马大如龙。 《金瓶梅》里西门庆常骑着一匹大白马，是身份的象征，非富即贵，且处于山东临清，北方。对于普通人家来说，马不能劳作，又没有彰显身份的需要，所以马是无用的。 3、明朝劳动力有多廉价：一个脚夫每天挣50文钱，能买2.5斤猪肉20斤米 《宛署杂记》一书中提到万历年间的油漆工、轿夫、清洁工的工资非常具有代表性： 一、在诸王馆选淑女、宫女, 打扫夫每名 0 .03 两； 二、装钉匠二名 ，每名每日工食银七分； 三、油漆匠三十八工 ,银二两二钱八分； 四、万历十六年谒陵 , 搬运男夫每名 0 .12 两 ,女轿夫每名 0 .48 两。 …… 总的说来，凡是能够粘上为皇帝服务的行业，收入通常都还不错。 如果只是在市井间工作，少的每天30文钱，多的每天70文钱，而给皇帝工作，哪怕是打杂，可能每天就有几百文钱入账。比如替皇帝搬运的男夫每名 0 .12 两，可是，根据《纵乐的困惑》中说，1570年徽州商人黄汴出版的一本导游手册《一统路程图记》，如果你是携带行李旅行的话，码头上随时可雇到脚夫，每次只需十五个铜板。镇江以南，船费每20里（11.7公里）仅两个铜板。 一两银子等于1000文，即一个铜板是0.001两银子，那么民间脚夫是每次0.015两银子，一天好几次，就像出租车来来回回，那么每天30-70文的确差不多。 取个中间值，按照每天收入50文算，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是20文钱左右，米价是2.5文钱一斤。我的结论是：明朝的民间脚夫每天挣50文钱，大概能买2.5斤猪肉，20斤米。 为皇帝打工的脚夫工资要高2-4倍。 《宛署杂记》：案查女轿夫林凤妻王氏等一百九十三户，原籍福建闽、侯、怀三县人，洪武年拨送南京应当女户，永乐年间随驾北都，专供大驾、婚礼、选妃及亲王、各公主婚配应用。给与优免，下帖令其男子在外供给，免其杂差，属大兴县。 女户，世世代代做女轿夫！户籍制度就是皇家圈养廉价劳动力！当然，对他们来说，皇家权力赋予的利益，比一般的谋生更容易！你情我愿，就像农奴制度，农奴不自由，但游民更悲惨。 鲁迅说，古代所谓的治世与乱世，是“从做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此时老百姓感到真是“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4、以驴马代挑夫，会像裁撤驿站导致李自成失业造反 已知一头驴的价格大约是六两银子‌，饲养还有草料钱呢。 《宛署杂记》记载明朝皇帝谒陵：正牛一只，价八两，草料钱每天0.08两银子。副牛，0.06两银子每天草料钱。公卿牛的饲料钱，每天0.028两银子。女轿夫，每名四钱八分，0.48两银子…… 一头为皇帝服务的牛，饲料28文钱，一个民间脚夫每次搬运只要15文钱，每天平均算50文钱，人不如牛！ 另一方面，《纵乐的困惑》中说：在商业交通繁忙的路段，商业性的旅游服务既方便又便宜。每个渡口都有成队的游船供人使用，有大批的经营旅游和货栈的商行牙人和有组织的运夫。 浙闽古道上的挑夫，必然也是有帮派组织的，提供给那些游民廉价劳动力一口饭吃，倘若以驴马代挑夫，就会发生裁撤驿站导致李自成失业造反，铺设山东火车导致义和团造反一样。 看来，牛马是我们的命数，传统。特别是在南宋，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矛盾中激化。 古代社会，以廉价劳动力堆积起浩浩荡荡的盛况场面。 《宛署杂记》：万历十六年，潞王之国，原派抬内钱粮夫贰千捌百叁拾贰名……潞王之国，2832个人抬东西！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马戛尔尼使团也是浩浩荡荡，光大运河上的纤夫就有一千人！“遇到逆风或逆流摇不动桨或者力量不足的时候，就用纤绳拉着船走。在其他国家，这种劳动多是用驴马来做。而在中国，因为人工便宜，所以全都由人来拉纤。”

这是一本明代的社会文化史著作，作者采用了四季（冬、春、夏、秋）的结构来模拟整个明代商业与商业文化的思想演变，涵盖了从贸易、交通、市场、时尚、出版、消费到价值观的全貌。 书名的“纵乐”一词指的是从商业活动中攫取利润的这一行为，更指商业繁荣带来的感官享受、消费升级和物质丰富，之所以带有贬义的成分，是因为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从事商业活动、满足物质欲望是一种道德崩坏的表现。而“困惑”则是指当明朝士大夫们穿着高级丝绸、品着名茶、收藏着古董这些商业繁荣的产物时，他们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儒家等级秩序正在崩溃。这种既享受物质文明、又恐惧道德滑坡、阶级优越感消失的矛盾心理，才是困惑的来源。 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商业似乎天然对立，虽然作者没有对这背后的原因做很深入的探讨，但是我从书中也大概了解到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统治成本。对于古代政权来说，土地是动不了的，但商人是流动的，对田亩征税的成本远低于对流动的商品和利润征税，因此商业行为并不被鼓励，而且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更便于管理，商人四处奔走流通，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来源（正如洪武皇帝自己是僧人出身上位后就限制了全国僧人的流动）。 2.从事商业是本末倒置。儒家思想认为农业是“本”，而商业是“末”，商人不从事生产却占有了大量财富，本质上是在剥削生产者。 3.商业会对等级秩序带来冲击。当一个腰缠万贯的商人可以穿上只有官员才能穿的绸缎，可以用金钱买来知识、主导知识传播，甚至通过捐纳获得官职时，儒家苦心经营的“礼”就失效了。金钱打破了权力的垄断，这才是士绅阶层最深的恐惧。 所以书中列举的很多传统士大夫视角一直以小农经济为政治制度基础，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冲击了这一基础，所以这些士大夫感觉天下大乱、礼乐崩坏。 然而很讽刺的是，无论明代的君主、士绅阶层如何警惕贸易、警惕流动，最终还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被动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这是因为当时国内关闭了绝大多数的银矿，银价很贵，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外国商人用海外低成本获得的白银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当时国内市场里流通的白银的来源基本来自于日本和西班牙，白银的流入带来了轻微的通胀，刺激了商品的流通，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使明朝士大夫们悲痛的社会后果。而明朝将税收折算为白银的“一条鞭法”的改革，也标志着国家最终向商业逻辑低头：既然我无法消灭货币和市场，那我只能加入它。 这本书很好的地方在于，即使书中引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以及古典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讨和剖析，那些士大夫的思想都带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但也许是因为作者是外国学者的原因，他的目光更为中立和审视，因为没有那样的文化基础，所以也不会将自己代入到中国古代那些酸儒的喟叹以及酸儒那种“思故国”的无病呻吟当中，中国读者读这本书也不会轻易陷入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中，而是能从作者冷静但精准的语言和反问里，作为一个现代人去审视这一经济议题，审视那种过时又滑稽的思想。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以晚明士人张涛编写的《歙县志》为导游，带领我们完成了一场明代商业社会之旅，从洪武时期四民秩序沉寂的冬天直到中后期商业发达而喧嚣混乱的春夏，反映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中所出现的困惑和阵痛，以及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道德秩序的冲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不是一本明朝经济史，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 作者感慨道，从洪武到万历的变化与当代的改革开放颇为相似，商品经济从固定僵化的社会之中逐渐破冰，人、货物与文化开始极速流动，于是时至今日我们似也面临着当代的“纵乐的困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商业上的繁荣并未使社会制度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并没有产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在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我从没有读到著者的作品，只是想了解一下明代的历史文化。打开书我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此书以冬、春、夏、秋来描绘明朝，可以说得上内容丰富且旁征博引，书中还穿插着许多木板插图，画工执笔已心游，稍稍蘅皋引杜洲。对明代商业的成长与发展叙述得十分详细。卜正民凭借他那高超的叙事技巧，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面。 明朝社会的发展让我惊叹，看完后不得不佩服作者对冗杂史料的驾驭能力以及巧妙的叙述能力。

嗯，这本书我之前的话就很想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是在微信读书上把它给读完，但是我是泛而阅之。 本书的写作视角属于微观历史，不同于中国学者或一些通俗明史读物，在论述明代的时候常常只是关注于政治角度的层面。这本书的绝大的关注点和切入点都是截取明代的一些地方志，包括一些处于明代大环境下的小人物以及风俗日常来描述明代商业的变迁。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 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从社会底层看历史发展，重点是明代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全书以冬春夏秋四个季节来分别对应和安排，明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如何发展为在被商业浪潮的冲溃破灭，以及明朝一步一步走向覆灭的结局，并且以冬春夏三部分为主体，秋只是附带的叙述。 我只挑了其中感兴趣的一些章节和对应的历史内容来看。总的来说，就是其中论述的一些地方虽然也是颇有考据，但在逻辑上难以自成体系，更倾向于散文式的结构论述，而且并没有很严谨的扣题，对明代商业放纵与困惑之间有更深一步的这种剖析和论述，感觉和自己的阅读预期不太符合。 当然作者的话，他是学文学和哲学出身，后来主要倾向于历史研究，所以这个历史的功底稍欠火候，而且又是海外汉学家，虽然视角可取，也可供中国学者做一些参考，但总有点儿隔靴瘙痒的感觉。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本书的评价只能是一般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感谢粥粥送了本书。 本书从商业和文化的角度介绍了明朝的社会生活。书中将明朝压缩到一年四季之中是源自歙县知县张涛在编撰地方志时的创作方式。开篇的冬季是1368年到1450年，此时的明朝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凋敝的民生，让大片荒地重焕青春，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 张涛更习惯鸡犬相闻的生活方式，对商业带来的道德问题表达了担忧。当然，把明朝的灭亡直接归咎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片面，毕竟末期的明朝面对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大多数王朝和皇帝恐怕都无能为力，《进击的智人》《明朝那些事儿》中，都对明末经历的大旱和大雪带来的人间惨剧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更何况，商品经济也并不只带来坏处。 将社会现状具体到人，即经济方面的商人和文化方面的士绅，对比《万历十五年》中通过几位大佬的生平展现明朝，本书中的出场人物多为小人物，如张涛、福建官员张岳，朝鲜官员崔溥等，最出名的大概是生于万历十五年的徐霞客和在湖心亭看雪的张岱。 经济方面，吴钩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中提出：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明朝初期是“低收入+低消费”。本书对明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比较好的佐证了这一说法，从初期朱元璋时期希望建立的静态的理想国到中后期说走就走的旅程。明朝并不是一直都如初期一样封闭，伴随经济发展，即使是女子出门找男人也可能发生。除了旅行，包括追求时尚的穿着打扮，寄快递，交笔友等看似现代的文化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同样存在。明朝的社会比我想象的复杂，消费水平也远比想象中的高不少。 文化方面，依托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时尚为核心，一方面商人和士绅创造出时尚单品，其中包括漆器、瓷器、家具等各类手工制品以及古董、字画、衣物等常规奢侈品，外加性的时尚，都成为士绅们制定时尚规则的载体，以此区分和其他阶层人不同的生活、审美、身价等，当单品引发众人追捧，再次刺激了消费和流动，越来越多人能买得起时尚产品；另一方面，当单品下沉到了底层，时尚风向又发生变化，出现新的消费品和人群隔阂，士绅成为反对时尚发展的主力，他们害怕有新的商人暴发户通过突然的财富积累进入他们的圈子，影响到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需要用时尚来来区分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大家频频提及的消费陷阱，早在明朝已经形成系统。关于新老贵族在社会上量子纠缠的画面，《纯真年代》中同样存在，社会发展中，大体经历多半雷同。 关于明朝在经济方面的措施，应对考试时，记住的观点主要为两点： 一是抑制商业。书中介绍，尽管朱元璋对各阶层有了明确划分，并采取措施防止人员频繁流动，但到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张翰为代表的官员，认可商品流动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刺激市场，有福建地区的官员直接不征收商税来推动商业的发展。此外，书中多次以福建地区的情况作为时代典型，借以作证明后期商业化发展的水平。此处有一个疑问，福建是非常特殊的地方，宋元时期的泉州是当时最大的港口，其海上贸易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其人员流动性同样可以想象。故而即使遭遇了明朝初期的商业压制，但是其后来的市场发展未必是源自整个大明的社火发展的推动，也可能是福建人的经商天赋又一次爆发，毕竟如今福建商人的经商能力依然有目共睹。 二是实施海禁。关于海禁，本书讨论的不多，但明中期，丘濬注意到明律只是禁止未经认可的贸易，而不是禁止海上贸易，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建议，因而能理解沿海地区的富裕原因和时常面对的海盗倭寇袭扰。 纵乐的困惑，是士绅即需要通过商业带来财富来享受生活和区分同其他阶层，但又对商人的身份表示嫌弃的矛盾心理，是大明需要商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以提高国力，但又对商业发展带来的道德风险的矛盾。

意外的比我想象中要短，大概说的是明朝时代的商品经济，从张涛的一些做法，比如下令让富裕的人家捐粮食，并且下调价格，到后面的一些快递驿站的传递，比如利用回乡的旅人还有一些商人进行传递——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多月，并且信件经常丢失。 在明朝之前，乘轿旅行是身份的标志，而且明成祖朱元璋其实一开始就有意识的限制人口流动，这样所有人都能守着这一亩三分田播种，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外流，还有抑制经商——但是由于利润非常丰厚，所以即便禁止并且有意识将经商的人按照下九流处理，但是认为阻挠还是缺乏一定的力度。 来自殖民地葡萄牙的白银流入，极大改变了交易进行时候的数值还有支付手段，并且沿海一地的海盗行为已经很严重了，大概到了明朝中期，有不少妇女发现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衣服的区别只会出现在帽子材质上的不同。 并且士大夫乡绅这个群体其实对富商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排斥，不只是将东西潮流分成三六九等，还包括一些器具上面的选择上，主人可能会不记得仆人的名字，直接用数字称呼，书里面还有一些妇女地位的变化，大概城市中重男轻女现象很多，计划生育不成功，所以女婴经常会被杀死，男婴稍微会少一点，性别比例非常离谱。一开始织布时女性的工作，后来男性进入之后，女性失去了这份工作，很少会有女性文化，大概这不是重点《闺塾师》里面倒是有不少的补充。资本化开始出现，但是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且饥荒到了明后期非常严重。书本的价格下降很多，很多明令禁止的书其实有不少流传的………………

作者运用大量的地方志及其他文献呈现着明朝从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的全过程。其中，张涛的《翕县志》是本书中提到最多的,它既是本书的一条线，也代表了一群像张涛这样的士绅阶层对明朝社会变化及经济发展后期所持有的困惑，不满与批判。 明代始于冬季，经历春夏的更替，于秋季覆灭。从交通到商业，从商业到文化，看似是一部明王朝的商业经济发展史，其实更像一部明王朝的社会文化变迁史。人口的急剧增长，土地资源的稀少，多数人不得已弃农从商，零售贸易的发展保证了明朝初期经济的顺利运行；里甲制度的建立（干预土地所有制），缓解着贫富差距；贸易通商的畅通（景德镇的瓷器出口量尤为甚），欧洲及日本的大量白银涌入明王朝，开启了明代后期经济异常活跃的白银时代；随着明代后期经济的鼎盛，商人与士绅阶层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转换，化解了商业与学问之间的矛盾，商人渴望得到士绅身份，部分士绅也开始投身于商。与此同时，“多元文化”的呈现，又展现着明朝后期一个纵欲享乐的时代：对时尚及奇装异服的过度追求，艺妓文化的出现；上层士绅间的男性同性恋现象；所以才有了像张涛，李乐这样的一群士绅阶层对明朝前期社会的怀念，及对明朝后期这种商业社会状态和道德问题的审视和困惑。也许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借用书中的大意，如果没有商业网络的形成，士绅阶层也无法从朝代变迁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士商的融合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种困惑是必然的！ ps:大半夜的睡不着，赶来写书评也是有毒吧，不过一个老外能把明王朝的经济与文化，写得如此丰富，易读，也是超级赞了。强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