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江湖卖艺与文学风骨》“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 这三次，应该大致分别对应，《昨天的云》之童年成长、《怒目少年》之少年幻灭、《关山夺路》之青年见证。最后，我们也终于走到终篇——《文学江湖》。 比起前三本中经历了人世间种种漂泊与震荡，然而回首看人生不过转了十余载，最后一本回忆录却是将从1949年赴台到1978年移民美国，这“三十年人间”浓缩进十几万字中。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文学江湖》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写作者在走到人生边缘时对往昔的冷静收尾。这一部中，这位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持记录的写作者终于把笔落在“写作”本身——文学成为刀刃，局部刻画出对大陆读者而言并不熟悉的台湾白色恐怖年代文学生态，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战后社会变迁下知识分子的另一段孤独之旅——一个人如何以文字安身立命。 1949 年，“侥幸”抵达台湾的王鼎钧，身无长物，也无可能重新选择人生路径。因此，他在人生的最低点重新拾起写作，某种程度上，并非为了文学梦想，而只是为了活下去。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至少在他初登基隆码头抓笔投稿的那一刻，写作记录的本能是超越谋生技能而成为一种自我确认和历史见证方式的。至于后来生活逐渐稳定，写作于他的意义，除了提供一份初到台湾可养家糊口的保障，更是让他在流离失所中确证了自己的存在：每一篇文章刊出，既是对不可捉摸现实的一种参与，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再次确认。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五六十年代台湾，作为输出语言的知识分子，如何以文字维持生存的同时维护文学尊严，守住表达的安全边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鼎钧的抗议方式并不是“英雄式”的——既不会主动唱犯忌讳的曲目，也不效法那些与体制正面冲撞的作家，他虽敬佩敢言者的勇气，却也认定一味谄媚或对抗皆写不出好作品。于是，他以《历代名臣奏议》式的传统经验，用更审慎克制的委婉曲笔保存言说空间，用他自己在采访中的话说——“知道怎样对君王说话，用什么样的腔调，什么样的姿势，他听得下去，纵然不悦也不致于杀人。” 这既是生存技巧，也是道义底线。 整体而言，与前三部相比，《文学江湖》的语言风格愈发冷静稳健，仿佛少年时代的激烈与青年时代的困惑都沉到水底，只剩一层浮在表面的疏离语调，而水面之下，是经过时代打磨之后的圆润卵石，克制却不失重量。 关于台湾那三十年的故事，过去读过的少量官方文字里，不免有一种宏大叙事的俯瞰感。但王鼎钧将这些历史场景通过一个个亲历片段的串联来呈现，如校园匪谍案的荒唐冤剧，到文艺奖背后的政治算计……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从战后凄惶到经济腾飞的台北社会横截面：五十年代初人心困顿茫然，白色恐怖时期人人自危屈辱惊惧，六七十年代冷战僵持下民众心理疲惫，直到后期现实逼人不得不“落地生根”接受分隔现状…… 这种以知识分子良知记录下时代的众生相，和来自边缘的清醒观察，让我想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写乔伊斯《都柏林人》书评，那时我对比了自述受其影响的白先勇作品《台北人》：前者是以近乎无情的社会洞察力和以目空一切的天才与傲慢将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刻画得精准而刺骨，将这座城市的瘫痪和麻痹呈献给无动于衷的公众；而后者则将物理环境放置于台北，遥远地与上海、南京等大陆城市建立记忆上的联系，时间则聚焦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战后经济腾飞的台北，将曾经满载荣光的国民党军官、从风光无限堕落尘泥的军官眷属、郁郁不得志进而扭曲放浪的读书人、似仙似鬼掠过人间的交际花，以及泥淖里摸爬滚打的卖腰舞女……共同组合成特定历史时期“台北人”的时代剪影。 都柏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精神流浪，来自外省的“台北人”在异乡更是难以安顿灵魂。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孤独抗争，也都在割裂的环境中竭力辨别自己的文化认同，却都无可避免地沉溺旧梦，迷失虚无，在夜色中踽踽独行。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借小说反映出国民政府退居台湾后所形成的“异质文化群体"与“本土化进程”的碰撞，以及个人的怀旧与时代的前行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其核心与《文学江湖》中以局外人的眼光所观察到的台湾社会与文学环境是统一的：政治/历史变动往往裹挟个人命运，形成无可挽回的缺憾。 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 客观来说，在长期戒严和反共高压下处处弥漫着紧张和荒诞的社会中，抛开个人情感，就创作者的角色来讲，作者的身份很适合在这个情报人员渗入文坛、文艺政策服务政治、作家处处自我审查的环境下积累创作素材。一方面，他在体制内担任报刊副刊编辑、广播电视编审等职 ，得以近距离观察文化掌权者的意图与困境；另一方面，作为“外省人”，他又游离于本省社会主流之外，能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角逐的矛盾。 关于后者，其实也说不上是安慰还是随遇而安的妥协。就像因空间距离，我和国内的热门事件往往有时差，也因刻意保持与社交软件的距离而愈发毫无参与感；但同时，身在有一定文化和社会隔离的西方国家，本地发生的事件，我又多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打量，除非关涉自身，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为其担忧或欢欣。在这样的“真空环境”中，的确是极“安静”，这也给了我大量的读书、思考以及写作的空间。然而，偶尔我也会自省——如此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生活，是否过于“低温”？ 就像我在读王鼎钧描写周围的人与事时，也会质疑——其思考角度多局限于外省知识分子的经验范围：从大陆到台湾，行政地理属性上仍是跨省迁徙，所以他们似乎很少把自己置于殖民这种更复杂的地方社会谱系里反省，对台湾本省社会、地方历史、阶层结构的理解更倾向把问题放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命运层面。 说到这儿，其实进一步回溯，无论是大陆时期的受教育轨迹，还是到台湾后在媒体机构的工作，王鼎钧始终处于文化场域内部且拥有以语言谋生的通道，这使他的半生叙事几乎都在城市知识阶层的生活半径之内。他虽然始终能以一种微妙的距离感观察这个由文学、政治、特务交错构成的“江湖”，但个人认为，“文学江湖”之名，其细部是需要由更底层、更边缘的人来填充的，他们往往是无法留下文字的人群。某种程度上，他或许为他们发声，但始终无法真正站在阶层内以个人真实体验来书写。 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我觉得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坐标”，就像他自陈回忆录的写法是 “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作为读者，我觉得也可以乐观宽容些，即便这一本无法提供完整拼图，却因为他把自己所在坐标写到足够清楚诚实，便可以以此为线索向四周发散求证。 从1992年第一本《昨天的云》出版，到最后一本《文学江湖》问世，这一段人生回忆写了至少17年，这当然出自一位文学创作者的自觉以及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责任，然而这一段写于上世纪末的人生记述却在1978 年赴美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他自言不愿再写下一段人生： “我不想再写了。当年离开中国大陆，踏上基隆码头，我的感觉像再生；后来移民出国，走进美国海关，我的感觉像死亡。” 为什么？ 自少小离家，继而离乡失国，余生大半个世纪中他本应已习惯扮演异乡人的角色，习惯了辗转如浮萍的生活。但这种不断被时代巨浪推离故土的经历，时刻加剧着他长期处于断裂的身份认同。 他也曾在访谈中感叹： “在台湾我们曾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 ——飘泊他乡的外省人卡在断裂的时空里，在真空环境里上无所承、下无所寄，只能在历史夹缝中寻求自身位置。这种文化与情感上的失根，令他在文学圈纵有朋友知己，内心深处仍难免形单影只。而最终选择在年过五旬彻底挥别故土，前往异国，落叶不再归根，对一个已经漂泊半生且从未真正安定下来的流浪者来说，这虽不是人生的终结，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彻底断裂：文化、政治断裂、人际，以及自我断裂。 当下人生经验尚浅的我，也只敢暗暗揣测，或者说作为读者的期望——他不再愿意继续写后来的生活，不是因为生活不值得写，而是因为他已抵达历史使命完成后的终点。

这段时间最喜欢的两位作家，一是费孝通，一是王鼎钧，因为他们都能把一件大事情写得具体生动，读者读他们作品的文字不会觉得深奥难懂，反而会喜欢读，会从他们的文字中获取每个人能理解的知识和情感。费先生主要是把大道理简化生动化，而王鼎钧先生是把大事件具体细致化，让读者有一种栩栩如生、身入其境的感受。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炼。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 看第一本很喜欢，因为很多儿童趣事，也有各种很新鲜的人事物的描写。 第二本有点看得慢了，原因作者在经历战乱，在写各种战争和混乱，知识背景缺乏，导致我阅读上兴趣不大，于是草草看完。 第三本还是写战争，但相对第二本我非常喜欢，因为作者从自己亲身经历写被骗加入国民党队伍的经历，感受到当时年代青年学生的感受，如同回到那个时代亲眼旁观。“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第四本是写作者49年到78年在台的工作经历，基本上都是从事文学类工作，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都做过，不仅写个人经历，也是展现时代变迁。写的最吸引人的就是讲特务组织和文字狱，作者的语言描写把读者完全带进去了，可笑可悲可怖的经历都感觉在亲身体会。 这套书籍非常推荐阅读，不仅文字语言吸引人，而且亲身经历非常丰富生动。

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在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时代，文学，既不伦不类又茁壮成长。“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有江湖就有大佬，大佬一言九鼎，大佬一锤定音，大佬也唯命是从……从那个高压年代走过来的人像是给自己安了一个叫做节制的阀门，稍微松一下流出一点来就又拧紧了。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养、品位、识见还有“居心”，而生喜悦或厌恶，小姑娘总是无罪的。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看完我都没弄明白这个人到底是谁，书里出现的人物名称除了那些历史书上都写过的，也没几个认识的。想来想去，还是第一部《故乡的云》更能引起一些记忆，毕竟那些风土人情还能看到一些影子。第二部《怒目少年》记录了一辈人的颠沛流离，那是一部分人的命运，在时代的背景里显得特别惨淡。苦难的生活里，更能看见生命力的茁壮。第三部《关山夺路》是抗战胜利后的命运，大多耳熟能详，第四部《文学江湖》像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闲云野鹤，最后远走他乡，有点像飞出囚笼的意思。

【226】王鼎钧《文学江湖》，四部曲之四。写1949-1978在台岁月，三十年，文中自述又在美写作三十年。让人想起，有段时间提倡，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书中自述经历，职业在传媒文学上，做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横跨各种媒介，已属难得，又身处文学、教育整个环境的变动与革新中。不过，这块零零总总许多人物和故事读来并不熟悉，只能简单了解一二。 倒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令人感慨，比如乡土文学论战期间的军中文艺活动，又比如贯穿全书的业务政治和白色恐怖，其中世情变幻、人情冷暖，滋味复杂。 金句不少，印象深的有： 作者自谓：“以此残魂冷魄，到这残山剩水，讨点残羹冷饭。” 说诗人痖弦做主编做得好，突然来了一句，“事业总是怀才不遇的人做出来的。” “那时口出怨言的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以后就停止学习，新生事物使他们由先进变为后学，使他们不能适应”，令多少人汗颜。 第226本，年度第40本。2025年12月4日记。

1949年，曾经的山东少年，后来的军中文艺青年，经过了乱世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台湾。 原本在广阔大陆，那几千公里的活动空间，突然就被压缩在南北纵向仅394公里的台湾。 空间小了，人口密度大了，再加上两岸对立，岛内政治高压。 于是，这本书里不再有空间变换、辗转腾挪的新鲜感，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倾轧，有的是在出版业30年里的职场纠结，有的是“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的心有余悸。 （注：“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出自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意思是：水深浪阔，旅途中请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失足落入蛟龙的嘴里。） 今日读书：王鼎钧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 看完王先生73万字的回忆录，发现他的故事写得很细，很多平日里发生的小事，甚至仅仅见过一面的人，都记忆犹新，能够娓娓道来。 从书尾的“文学生活大事记”，那列出来长达十几页的清单，反映出他是一位有写日记习惯的人。 由此想到，当我们老了，如果真有闲情逸致，愿意自己，或找人来写自传，爱玩手机的我们，一样也能翻出忘记了的故事。 我们用微信代替了纸笔，我们把数据记录在云端，小小的电子方盒里，是我们存在过的证据，是我们精彩过的人生。

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至此已阅读完了。读这本书的兴趣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韩城化肥厂阅读约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诺夫》的情景。

推荐。 王鼎钧先生的书，因何原因藏入书架，原因已不知。所读关于关于台湾、台湾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读王先生的作品，通过他的这本书，对台湾1949年之后的文化界的人与事，政治与历史演变有了一些理解。 去过台湾，做过环岛数日游，如可能还想去。 殖民、血脉、主义、历史演变、国际政治、地缘政治、霸权，使中国、中国台湾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无可奈何，在历史上上演了几百以至于上千年的人间悲喜剧，并且还在继续演出中……， 有一件事。据说，1975年4月去世的蒋中正先生，48年后的现在，在台湾某处依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 阿门……

其实我一向对回忆录这种文学体裁不是很感冒，能把这四本全看完，完全是因为王鼎钧是个谦逊的叙述者，山涧流水，娓娓道来，很难讨人厌。 他在“广播文学先行一步”一章里说，写广播稿时要对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话靠近，“把‘如’换成如果，把‘但’换成但是，把‘虽’换成虽然”。这个事情虽然很小，但我读的时候真是印象深刻，对创作者来说，不故作高深着实是个大优点，如果所有文学创作者都下定决心写通俗易懂的人话该有多好。 王鼎钧认为广播稿句子太长也使听众穷于应付。“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可以讲十个字，换气最好也换句。”所以他写广播稿总是句式简单明快。质简无华的广播风格也反哺到了他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不觉得他写得话有多文采斐然、振聋发聩，但看着就是让人有耐性读下去，心情平和。 “六十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边站。我是在中间插队落户的，我一直紧紧拉住两边，直到双手酸麻，同时放开。” 我觉得王鼎钧的“中庸”并不是没有态度，恰恰相反，不完全的赞同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的反对，不标明立场，其实已经是一种鲜明的立场。王鼎钧就这么遵循自己的价值观，像打在绷紧的两端绳子中的绳结，静止时就是不休的抗争。 “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文学江湖是危机暗藏、身不由己的辽阔水域。纵使风波迭起，最宝贵的是保留一片冰心。

在后续的三十年中，鼎公给报纸写文章，成为编辑，入广播电台做节目，见识各种名人，成为文坛领袖，一到退休年级就逃离台湾，当然了因为经历共军俘虏，被反反复复审查监视，经历白色恐怖。 谈到白色恐怖，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已土崩瓦解众叛亲离，我们已完全丧失信心。以前新兵训练营的班长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量”，多谢这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鼎公在晚年做了许多反省，试图补偿，在八十年代大陆恢复正常后他通信试图联系旧友 ，当年第二十二军的流亡学校还出了同学录。鼎公是一个极其感恩之人，在一个极其慌乱、残酷、人性泯灭的年代保留了一丝微光，这多少和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以及母亲给予的基督教信仰有关，让他保存了人性中的善念，是逢凶化吉的武器。 有很多曾经的恩人找不到了，无处倾述。其中有一位老师他找到了，寄去了一点钱和一卷录音带，和他老人家长谈，汇报了四十年来的漂流成长，我我缕述他留给我的言传身教，很恳切地告诉他，我也教过书，凡是他做到的，我都做不到，他是今世难逢的良师。对老年人，最重要的是肯定他的过去。据说老师一生坚韧，老年寂寞，这卷录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通篇而论，鼎公叙事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其中包含人生哲理，这其实是精炼写作三十年后的成果，又经历世事沧桑，晚年孤身在纽约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研究水平、阅历、文笔都已臻于化境，写出的文字值得诵读。 论及大家庭。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情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谈到任何一种痛苦的生活，即使是监狱和妓寮，只要有新人跟进，资深者所受的折磨都可以化为成就感，支持人们熬下去，熬出来的力量似乎是：向前看有光亮，回头后继有人。 至于人，世上哪有“居心完全纯洁、行事完全准确”的人物？ 上帝并未创造这样的人类，人们若是以此期待，乃是逆天行事。事实是，人的忠诚度越高，执政的人在下达命令的时候越容易掉以轻心、草率行事。统治者个人的权力越大，他的左右亲信越容易透过服从的方式切权自肥。要求“绝对服从”，政府与人民可以虑始，难于乐成，聪明人阳奉阴违，纯洁的人就愤世嫉俗了。历来治理众人之事，困难不在“否极”之际，而在“泰来”之初，动乱多发生在情况开始改善的时候。 谈到对苦难和历史的理解，鼎公说，不要叙述历史上那些光荣的名字，当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骄傲的日子！后来，那是我们受苦的日子，为什么受苦，因为战争，战争是什么？是离别、是劳碌、是疾病、是饥饿、是欺骗、是殴打、甚至是死亡。但是，战争又是什么？是忍耐、是锻炼、是担当、是觉悟、是热情、是理想，战争给我们一枚金币，以上云云，是金币的两面， 有了这一面，必有那一面，失去那一面，也没有这一面。 鼎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经历了大悲苦、大沧桑，但却不失其志的人。基督的信仰，儒家的修养，晚年研习佛家带来的智慧，使得他在面对十年亲朋生死两茫，在面对萍水相逢、九死一生的惨剧的时候，在面对好人没有好报，叫天地不应的困境的时候，挺了下来。对成王败寇的反思，书中没有歌颂胜利者的成就，反而注视失败者的落幕，他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对得势的人加以怀疑，对失势的人报以同情。因果报应让人感慨，他毅然选择知恩图报，又令人心安。 有人会说，历史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政治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些过眼云烟与眼下的生活何干？ 何必要去关心，如果你也是个普通人，你的家庭也在大时代的变动下危如累卵，不知读这样的书你还觉得和你有无关系呢？

本书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相比前三部的波澜壮阔，第四部稍显清淡，但是这是时代之幸，非诗家之幸。关山夺路，奔向宝岛，从此埋首书桌，深耕文学，在自由世界里驰骋文字，鼎公得其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