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非胜利者的记忆：一个流亡者的四次回望》上一年最后三个月，我的阅读方向由近代史转向近现代史背景下以口述史与回忆录为主的“传记文学”。而在这些不同历史角色的叙事视角下，我得以看到“见证”的差异性。 正如不久前在年度阅读总结中写到的那样，同样面对时代的断裂与暴力，有些叙述试图替他人说话，有些则刻意让出话语的位置；有些能将个人经历纳入宏大的理解框架，有些则坚持把“活过”本身作为唯一的证词。 叙述方式的不同，并非文风差异，而是个人选择。 例如：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倾听本身被置于写作之前，作者不断后退，克制判断，尽量让说话的人保留自己的语调与迟疑；而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作为亲历者，作者拥有叙述的资格，却在关键处选择轻描淡写，某些重量被迅速放过，某些代价被模糊处理，阶层与位置带来的缓冲，使得沉重的历史在叙述中变得轻易可承受，这种个人化的回避，同样见于《没有不散的筵席》。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所谓“记忆”，也并不全然是自然留下的，也可能是在无数次选择中被筛选或修剪，以及被允许存在的结果。 例如：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里，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在不被刻意放大的书写中显露出真实的重量——不是作为榜样，而是作为事实，记录者诚实地承担了记住的责任；而在《沈醉回忆录》中，尤其是《人鬼之间》里，“见证”也许走向另一种危险——一个曾经身处暴力系统内部的人，如何回头讲述那段历史，并在讲述中重新安排责任与道德重心——这不再是“是否诚实”的问题，而是“叙述”是否正在成为某些群体另一种形式的清算与自辩。 这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并非所有回忆录都是见证：当一个人拥有完整的叙述能力、语言技巧与发表空间时，他也同时拥有重塑历史图像的力量。 记忆并非天然通向意义，而更像是一种责任——要求书写者不断确认自己的位置，也要求读者放弃对唯一答案的期待。 因此，那些极具文学性的、高度完成的回忆，让我感到危险。它们过于顺畅合理，以至于让人产生理解的错觉。 例如：在《上海的红颜遗事》中，记录了一位普通却又被时代选中的女性如何在不理解政治、也不试图反抗政治的情况下仍被政治毫不留情地吞没，尽管它得以使一个原本难以拥有叙述位置的女性留下姓名与轮廓，但同时也让我对其叙述方式感到迟疑——当苦难被包裹在过于柔软的语言之中，当城市记忆与写作者个人情感的滤镜反复叠加，历史的锋利也将被审美化的叙述所削弱；而在何兆武《上学记》里，作者极力淡化自我，不渲染苦难，也不急于赋予经历以意义，他将自身安置在历史的边缘位置，作为一个旁观者，记录战乱、流亡、求学，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极端环境中仍坚持思想的自由——以近乎“退场”的姿态，展现出人如何被时代洪流裹挟向前，又如何在狭窄的生存空间中守住思想的尊严。 基于以上对照，我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自己阅读历史传记的评价标准。阅读不仅仅是一种“获取”，更是一种被迫承担——承担那些被留下的声音和叙述无法抵达之处的沉默，也承担作为读者所必须面对的不适与迟疑。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2025年最后一本，同样也是最厚的一套回忆录的阅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在鼎公散文化的叙事语言中，我反复感受到一种罕见的节制：这里并不存在如何在时代中完成自我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不断反省的自我定位——即便仍存一些出自个人阶级与政治立场的局限。从故乡的白云到异乡的江湖，他书写教育、战争、流亡，以及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差异，却多将笔触落在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人身上：乡邻、同学、战友、同事，以及千千万在分岔路口消失的普通人……个人经历在这里成为进入时代的一条通道，我们走入通道，因此得以窥见二十世纪巨变的时代的一角。 以下是按照四部曲的顺序撰写的独立书评： 《故乡的云——澄澈池泊里的昨日云影》《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是我在2025年下半年的阅读中，几乎满足了我目前为止对“将个体生命的印迹镌刻于大历史的侧影之中”一类书籍全部期待的一套书。 鼎公于近古稀之年动笔，将此回忆录视作自己“最后一本书”，发愿要“为生平所见情义立传”。而 《昨天的云》，作为四部曲的第一卷，记述着他在1942年离开家乡前的少年时代，这里有童年、有家人、有宗族，也有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当历尽沧桑浮沉的老者重新以少年的目光打量二十世纪初，与其说是在书写“历史”，不如说是，历史洪流外侧的那几汪清浅池水——其中倒映的，是往昔家园的光影、少年心性的形塑、以及一位文人在时代夹缝中逐渐生成的精神骨架。 就个人而言，我很喜欢读这一类回首看百年往事的作品，以顺畅明晰的文字超越自我书写，既有还原时代视角的忠实记录，也有以长者之思为重新审视记忆并赋予更深远历史意味的注解。毕竟—— 昨日的云虽已飘散，但那些曾在风中颠沛的生命，并未真正远去。 《昨天的云》里最动人的，是一个少年如何在时代的缝隙里被迫成长。 ——这句话，当我在键盘上敲出来时感到熟悉，恍惚了几秒，想到了去年重读童书《草房子》时也写下过类似的句子。但这里注定是不同的，因为那个不可忽视的限定词——“时代”。 但孩子们的对童年的体验总有相似。尽管，王鼎钧的童年并算不上浪漫：他出身于一个“由盛转衰”的士绅家庭：祖辈富庶，父辈清贫，家道不断滑落。曾经象征体面的“天棚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渐次消失，耕作的牲畜从骡马降为黄牛，终至卖掉最后一头驴。然而，正是在残破旧家的庭院和私塾，他汲取了精神养分——在旧屋的天井边玩耍，在私塾里学诗书，从乡贤长者的言传身教和母亲的智慧与信仰中、在家乡的集市、祠堂、田野之间理解“天下”的质地。 我在初读时尚且以轻松语调戏谑——是不是名人们写回忆录都要从少说祖上三代一一数来，然而在读完两册《怒目少年》与《关山夺路》后，我再回头看，便不能不严肃认识到，在这大时代的缝隙中，他被彻底锻造的价值观与人格，不仅来自亲历颠沛而习得的坚韧与清醒，也来自传统家教与仁爱信仰的烙印。 另一方面，在族人兴办的乡学里，王鼎钧遇到了启蒙恩师“大老师”。这位新学教师在作文课上严斥堆砌辞藻的花腔，要求笔端简洁明晰，将少年王鼎钧文章中那些矫饰华丽的句子一笔勾销，直截了当地改写成大白话。可以想见，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写作首先奠定了一种求真务实的基调，而我们如今读到的鼎公于语言上的节制与诚恳，正是少年时代潜移默化的结果。 然而，这种衰败中的耕读生活也并不持久。动荡乱世中，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没有人能真正独善其身。当家乡日渐沦陷，家中父母笃定选择了让他出走，即便明知外界凶险，仍要把孩子推出家门，因为留下去只会更危险。 于是，背负着父母“你走吧，不要回头看”的嘱托，少年一口气奔出五里路，回望时——故乡兰陵已消失在天际 。 我在这一册最后一句中顿时明了为何回忆录第一本名为《昨天的云》：家庭的庇护和故土的安稳都成为昨日云烟，只剩下少年独自走向未知的前路。 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书评的评论区中，和一位书友讨论到这套书，书友形容其为“如酽茶利口也如清泉潺潺”——我非常认同这个评价。这本书的叙述文字确有一种冷静且洁净的美，看似寻常，却极难模仿。这种“干净”同时也是道义层面上的，有一种文人应有的体面，且少有煽情与情绪表演，更不见刻意制造苦难与悲情的姿态。这种语言姿态，正如上文所说，一方面来自少年时代受私塾与乡贤影响的教徒式的诚实，另一方面，我想则来自战乱岁月的内在训练——经历过真正的恐惧的人，往往难以说出激烈的话。这种冷静、质朴又维持熨帖温度的文人气质，既可见传统士大夫的涵养与悲悯，又不乏现代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开阔。 这同样体现在这本书的叙事选择上：以日常小事填充人物的微光，而少以宏论高喊时代的口号。宏大叙事或高高在上的历史评说被具体的人与事取代，碎片化的生活场景已足以折射出历史的影子。例如，为本书格外添上齐鲁大地独特地域气息的，是文中反复出现的对家乡风物的描绘：兰陵美酒馥郁醇香、不易挥发，上世纪博览会上曾获大奖；煎饼摊上铁鏊子烙出的煎饼薄如纸、脆如酥，喷香诱人......这些故乡美食与民俗细节，看似琐碎，却营造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便是我这样对这些北方生活化场景感到陌生的南方人，也可以在脑海中逐渐建构起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东乡村社会的立体画卷。再如写到乡村的劳动场景：壮汉们光着上身在打高粱叶，豪放地唱着荤段子试图传到女工那边，引得孩童亦步亦趋，既羞赧又神往。如此富有画面感的片段俯拾皆是，普通人的生活及世态被细腻地呈现，当一幕幕有温度的往事在时光中闪烁，之后的山河破碎、世事变迁，才能激荡起更深远的回响。 除了乡村教育与农事四季，日军暴行与游击队割据等宏观情景也同样以少年的眼光呈现。例如，当兰陵陷入战乱，土匪、国军、八路军各支游击队错综盘踞时，作者透过少年视角观察到各种荒诞与矛盾：土匪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自卫队”，国民党游击队消极避战却好吃懒做，共产党游击队帮农民推磨挑水、教唱歌，乡间甚至流传出顺口溜总结各方特征——“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历史洪流对个体生活的冲击和渗透，便经由这种看似不经意间将个人记忆的线索与时代事件并置的交织叙事凸显。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回忆并不仅仅属于王鼎钧个人，更是20世纪动荡图景下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抗日烽火、内战离乱……文人的生存命运在那样的大时代中往往身不由己，颠沛流离乃人生常态。而《昨天的云》之后的人生轨迹—— 1949年随时代洪流赴台，此后又远走异乡定居美国，这种跨越两岸三地的流亡人生，同样也是20世纪华语知识分子共同命运的缩影。 但不同于许多被时代激怒或被单一意识形态操纵的知识分子，他的选择始终如一：以笔为生，保持良知，记录真相，把写作视为安身立命之本。 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册中，他笔下描绘的众多人物，无论是贫寒善良的佃农、临危不惧的县长，还是隐忍持家的母亲、仗义传道的义士——这些都不是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字，却有不亚于英雄史诗的人性的光芒熠熠生辉。他深知自己或许是某些往事与人物的最后见证者，因此怀着强烈的历史见证意识与使命感去记录那些断简残篇。 其中尤其使我为之震撼继而静默的，是《插柳学诗》一章中以浓重笔触刻下的“疯爷”——一位旧时代遗风的乡绅，在时代错位中被诬为汉奸，又湮没无闻。王鼎钧不无感慨地发问： “疯爷的诗自己不留底稿，他写给我看，是有意还是偶然呢？吾乡没有人收集他的诗，今日天地之间，有谁能够为疯爷的感情和心血作证？除了我，谁还能记下这断简残篇？” 当时初读这一段时，便清晰地意识到，个人回忆录不仅仅是记录着以唯一个体的眼光打量、经历和感怀的时代，更是为那些记述主体之外的、不见于正史、易为人遗忘的个体存证，为时代洪流中无名者的情感与命运留下最后的注脚。而这实在是一种超越私密记忆的宏大情怀，更是一种极为端正的书写姿态和历史意识——不是在自我书写中沉湎过去，而是借由对自身经历的书写，完成一场与历史、与众生的对话。 和此前读过的诸多回忆录一样，这也引起了我对记忆书写及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思考。 “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借由文字之手，将飘散的旧日云影重新凝聚于眼前，是这本书最动人的用意之一。然而，记忆如何化为文字？个人经历如何拿捏于宏大历史之间？在王鼎钧笔下，我们看到个体与时代并非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交织在一起：大时代构成了个人际遇的舞台，而无数个体的命运又汇成了时代浪潮的底色。 虽然作为回忆录第一部，书中主要还原的是少年在抗战初期的懵懂无知，但也并不回避诸如“那时，我就应该想到，阶级斗争完全是可能的”的成年笔触。于是作为读者，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种隐形的双重视角——因此得以同时感受历史进行时的微观体验和历史反思时的宏观洞见。 或者说，这整一套回忆录，作者都游刃有余地徜徉于个人与时代的边界处。 一方面，有孩童之眼，忠实记录着当时所见所感的斑驳图景；另一方面，也有长者之思，审慎地为这些记忆定调、注解，赋予其更深远的历史意味。 真切生动的真实记忆之上，更有厚重的思想维度。 其次，王鼎钧深谙记忆的选择性与文学加工之间的平衡。他在开篇就谦逊地声明：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 这便预先定义了这部回忆录的性质：它并非对历史洪流的全知全述，而只是旁逸出的几汪清浅池水——盛载的虽是个人记忆的碎片，却也折射出江河般的时代波光。在这里，宏观叙事被有意识地留白，只有那些对个人而言铭刻于心的细节与片段被撷取，让涓滴般的记忆自然而然地汇入时代背景，以期既忠实于自身记忆及其历史意义，又不因试图在事后重绘历史走向而逾越历史记录者的角色边界。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第一本《昨天的云》出版于1992年。 这个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除了是海峡两岸关系较好的时期，还是恰在91年台湾结束白色恐怖后一年。虽然这时作者已在美国定居多年，但要发表近现代史作品，仍不得不考虑华语地区的接受度。考虑到需收集整理大量资料，以及写作编辑等工作，出版于92年的《昨天的云》，创作应主要还是在戒严期间，因此，可以微妙察觉到，作者对许多敏感事件采取了缄默或一笔带过的方式。之后局势缓和，续作《怒目少年》开始补叙前书未尽之言，以期还原历史原貌。而到了第三部《关山夺路》，我找来繁体原版阅读，提及一些事件见闻语言则更加直白大胆。 见微知著—— 关于回忆录/传记创作，个人记忆并非真空中独白，其书写往往深受时代语境制约。 因此，作者需要在真相与安全之间权衡，在真诚记录与自我审查之间寻求最大程度的真实性。 一路读来，尤其到了第四部《文学江湖》，我们可以看到王鼎钧的选择是先保存史料于心、隐忍待时，后终以四卷巨著将全部经历倾吐纸上。这便不仅仅是其在动荡前半生中锻炼出来的谨慎的人生智慧，也同样彰显了一位记忆书写者对历史的责任感。除此之外，还有记忆书写所面临的普遍挑战，即，受制于记忆本身的模糊与遗忘，早年经历往往难以还原完整。 我看到过有读者对此发出感叹，“人生的记忆，越早忘记的越多”。昨天在读的韩国女作家崔恩荣，在《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也写到这样的忧虑—— “如果不做记录，我担心每天都一模一样的日子最后结成了一团疙瘩，突然就消失了。” 别说鼎公在写作本书已逾花甲，二十多岁的年纪，我也常感到若不时时刻刻地留心整理记录，记忆也会像自动打结的耳机线一样纠缠成糟心的线团，事后试图直接插入连接，也是接触不良似的，声音模糊而画面遥远。因此，正如我写在高中日记本里的，“趁一切还记得的时候”，要一直一直地写下去——即使我的回忆只有对自己而言的价值——谁知道呢？ 就像读完《昨天的云》，以及之后三本回忆录，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云已散，池泊仍明亮。 正因有人在不断地诚实写作以重现“昨天的云”，使那些逝去的云烟化作隽永的文字，后人才得以循着这些文字的指引，窥见漂浮在整个世纪上空的阴影与光亮。 《怒目少年——流亡青春的成长与幻灭》在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中，《怒目少年》是一处关键的断裂点。 它既承接《昨天的云》里那个尚存天真、带着乡土温度的青涩少年，又向后续两卷——《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交出一个已经被乱世征途裁剪过的青年。 如果说《昨天的云》写的是家族的庇护逐渐退潮，那么，记录了抗战后方流亡学生岁月（1942–1945）的《怒目少年》，写的则是个人漂浮于时代洪水中，从懵懂走向幻灭的内在转折。 即便在序言介绍中已经基本了解了王鼎钧的生平轨迹，知道自他故乡一别后半生漂泊流离，但阅读《昨天的云》时，我也会错觉那个孩子仍有一个可回头的故乡。可到了《怒目少年》，17岁的王鼎钧在接下来三年里经历了包括但不限于颠簸换校、饥寒困顿、疾病死亡、政治宣传、集体狂热……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站在其人生之外阅读往事的读者，此时都已经清楚——他的人生再无退路。 约摸可以想象一些：战争初期，少年人对抗日、对守卫家乡一定怀着一种亢奋的热情，在那个年代，也许广播、演讲和热血口号就构成了青春的仪式。然而这种青年人的热血与激情也会被长期饥饿、混乱、死亡一点点磨掉，这时候或许才是真正成长、蜕变的时刻。 就像之前读儿童文学《草房子》时写的那样，说少年桑桑的成长，不是获得，而是从失去某种天真和盲目相信开始。 其实在很多地方读到过关于战争初期年轻学子胸怀救国激情，在校内校外掀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热潮的故事，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读以流亡从军学生自身的视角来回顾这一段历史。作为个人回忆录的第二册，承接沦陷区少年故乡往事，背负着全家的希望被送离故乡的少年在这一刻仿佛看见胜利的曙光，激情迸发、热血沸腾。然而当热潮退去，长期颠沛与苦难引发了身心的疲惫。当胜利渐近之际，他又隐约感受到时局将崩坏、大难临头的阴影，希望的虚妄竟如同绝望一般真实 。 战争年代塑造了他的青春，也让他的理想随之幻灭：离别、劳碌、疾病、饥饿、欺骗甚至死亡相继袭来，同时也逼使他过早地学会了承受、担当与觉悟。“怒目”的少年正是于这样苍茫的世事中迅速结束了痛苦的成人礼，提前进入了激情燃尽后的困惑和幻灭。 作为亲历乱世的青年，王鼎钧在《怒目少年》中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革命时代成长史，也是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在国家剧变中塑造自我却一再受挫的一类形象缩影。 时代如烈日当空，再亮的个人火花也显得黯淡。 在我反复对比并计算作者在各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年龄时，常常感叹这个“中间态”实在有些尴尬：既是出生太早，无法成为战后新秩序的主体；又是不够早，无法被纳入旧秩序的正史。因此，不得不在两个体系之间长期悬浮。这或许从一方面解释了某种我个人于文字中感到持续存在的疲惫感，或者说某种超出叙述对应时期年龄的过度迟疑与审慎。就像是，在读一种长期滞留在历史夹层中的叙述。 不过，也很能理解这种疲惫感。 一方面，在流亡求学期间，他目睹国民党战时教育对青年思想的塑造，也暗中观察到进步学生的抗争和左翼思潮的涌动。他同时经历着两种极端意识形态的驯化：课堂上是国民党的统一价值，而同学中又流动着共产党或地下学生组织的声音。 另一方面，正如书中所写，他恰好经历了由外国到本国的“两种怒火”：中国人的愤怒最初指向侵略者，最终却转向自身同胞。原本渴望通过读书建立自我，却不得不在战火中不断改换角色，甚至成为另一同胞阵营的俘虏漂泊他乡。 当政治宣传和派系斗争逐渐把他推入层层迷惘，时代需要他站队的时候，他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无法百分之百认同任何一种身份。 或许民族大义曾短暂地使他热血沸腾，但尖锐的认同困境却无时不刻在折磨着他的神经，而他在之后不同阶段的流亡人生反复提及的“我想我得了忧郁症”，大概在这时就已埋下伏笔。不过，幸或不幸地，这种身份上的无根感与流离感，也许成了他后来的文学生命源头。 这也是那个年代，以及之后的那些历史事件中，两岸知识青年的共同命运： 政治上被迫卷入，精神上却没有真正归属。革命年代往往赋予青年热望，却也令他们陷入身份认同的矛盾冲突，许多人的人生规划因此被迫中断、自我实现被无限期推迟。千疮百孔的时代里，个体终究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不过，很难得的一点是，在这样的艰难世道与流离岁月里，王鼎钧始终维持着一种适度的文人敏感，或者说使命感，虽然从未因“站队”获得生存的安全感，却从未停止作为“见证者”的记录，这也为他之后初到台湾能够以写作安身立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我们如今读到的文字是平实冷静的，仿佛长者平心静气的讲述，然而却不会因此淡化其笔下展现的旷日持久的战乱，以及战乱之下人性的剧烈冲突。或者说，正是这种反差，使作品更具震撼力，有一种史诗般的壮阔。这种震撼不因我们早已熟知历史的走向而稍减弱，只会愈加设身处地地关怀个体在既定的命运中如何被抛起又重重落下，正如我读到《怒目少年》结尾时——抗战胜利的欢呼尚未散去，新的内战硝烟却已在地平线上隐现。 从《昨天的云》到《少年怒目》，也是从 “不识愁滋味”的孩童到被求学生涯戛然而止、被仓促投入军队的少年逐渐成熟的过程，而我对书名的含义每一次从不明到恍然，都在惊叹作者精准将一段人生浓缩成四个字的文字功夫，也因此，在阅读时表示更加期待之后一本从书名看似乎险象环生的《关山夺路》。而在读完全四册后，再看这一本一本递进的人生，也愈加意识到没有《怒目少年》中的失去、幻灭和愤怒，就没有后来在《关山夺路》中被彻底卷入政治与战争后的“理解”，也不会有平和内敛的终章《文学江湖》。 它是王鼎钧人生叙事真正向外跃出的那一跳。 《关山夺路——作为“非胜利者”的见证》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从《昨天的云》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到《怒目少年》的“流亡青春的成长与幻灭”，第三部《关山夺路》进一步将叙事退向更深处——在国共内战的大迁徙与大溃败中，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普通青年，如何在辗转六千余公里、历经生死的流亡中经历恐惧、侥幸、认清，以及最终的逃离。 这里没有英雄史诗，当然也非胜利者叙事，只有一个历经半个世纪浮沉的见证者，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将往事娓娓道来，使我们得以从部分视角触摸到那段岁月的脉搏和灵魂。 《关山夺路》从一场几乎无法及时做出反应的迁徙展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天津陷落……继而——成为战俘、徒步南撤、辗转上海、仓惶赴台……战争中的迁徙，让少年彻底成为一个“无根之人”，战争用最快的速度切断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让人像风中的纸片，落在哪里、掉进谁手里，都不由自己，而下一秒是否还能活着，更不由自己。《昨天的云》里，他是离家奔出五里路不敢回头的少年，不过七年，到了《关山夺路》，青年走过的每一处都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短短几年间，青年王鼎钧穿越六千里土地，也被迫越过无数次生死边缘。读时我常常忘记，经历过如此种种，至1949，作者也不过24岁，然而读到他当时心态却感到已如迟暮老人。年仅二十余岁的他，已历经故乡沦陷、政权更迭、生死流离，这些都足以使他迅速失去青春的憧憬和激情。时代的巨轮将个人的梦想碾成碎片，而幸存者只能以过来人的迟暮眼光，提前审视起自己的“墓志铭”。 在上一本《怒目少年》的评论中，我写到：“时代需要他站队，然而他却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无法百分之百认同任何一种身份。尽管幸或不幸地，这种身份上的无根感与流离感，也许成了他后来的文学生命源头。” 在《关山夺路》中，一步步被形势推着，这种身份角色的切换则更令人唏嘘。过去也读过不少流亡学生回忆录，它们大多为了求学，以学生的身份迁徙各地，最终大多在西南后方汇集，即便炮火硝烟不断，却尚有几年“安心”读书的好时光。而王鼎钧，最初是败落地主家的长子，离开家乡时是热血青年学生，后来被迫从军成为国军宪兵与军需官，最后在内战即将尘埃落定时沦为战俘和流亡者。而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谋远虑的编剧，也难以写出的偶然与命运交织——但这又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个体的缩影。 后世的影视文学作品或许会给其中一些身份编织上浪漫情节，然而，作为在亲历者的书写中，我看到的只有倦意和侥幸，以及“苟活”必需的清醒。这也补充了我在上一本写到的，一代知识青年在那时以及之后的两岸政治漩涡中的共同命运：没有任何地方真正属于他们，也没有任何阵营能让他们完全安心，他们唯一能忠诚的，只有自己的判断与良知。这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无关，作为被迫裹挟入漩涡的流亡者，他们看见的是人而非主义。 他写—— “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其实关于1949年的这一段历史，我们读过太多宏大叙事，也读过许多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以及他们之后命运各异的人生，我也常常做出虚妄的假设：某人在那一刻，重新选择离开/留下，此后人生际遇又会有如何改变？是得以幸运顺遂，还是被添上更多遗憾或者悲烈？总之，都少有读过这样一个双重身份——既是国军中下层士兵，又是一个终生保持文人意识的个体，讲述乱世漂泊求生的曲折艰险，以及小人物在两大历史洪流夹缝中顽强求存的命运悲欢。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为千千万万个有过相似经历，却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发声的个体，写下一段不应被遗忘的人生经历。 至于 “最关键”的——他究竟是什么立场？ 个人暂且认为，亲历了国共两军的所作所为后，王鼎钧对双方的意识形态都保持清醒的怀疑与警惕。 如果说要进一步解释的话——基于凑合着也算艰难读完的繁体竖排的尔雅出版社原版（大陆出版时，相关部门删除了书中许多有关政党的评论），我认为，出于个人遭遇和立场，一方面，他虽然也质疑国民党军队中对个体的粗暴压制，但这种身处内部的批判更多关注的是官僚的腐败和失能等方面；另一方面，王鼎钧一直对共产党及其政治动员机制的警惕非常强，这种意识虽然建立在战争、俘虏、改造和宣传这些他自身的经历，但也难免会有一种叙述惯性，这种批判更多关注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例如意识形态和控制等方面，似乎倾向于描述政治对人的吞噬，而对共产党在部分人群中为何具备吸纳能力与合法性的深层原因则并不过多着墨。 不过，这也无需过多苛责，没有人能具备全知视角，要获得一幅“完整拼图”，则是我作为读者要广泛阅读并进行选择的工作了。 除此之外，在这本书中，我们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他讲述的具体细节——那些胜利者的神话之外由无数具体的人与事构成的现实底色，那是意识形态的帷幕背后，原本湮没无闻却决定了历史走向的细节和人心。回忆录不同于史论，贵在以小见大、以实带虚。以胜负论英雄的眼光历史书写太过轻浮，与其动辄发议论下结论，让叙事流于空洞，不如尽量减少抽象评判，用具体的细节来说话。 例如，王鼎钧记述作为新兵离校开赴前线时的一幕：公路上一位被军车惊倒的老樵夫趴倒在尘土中，车上一群新兵竟哄然大笑。对此，他冷静地写道： “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 素描一样克制的文字，寥寥数语，毫无夸张修饰，军民之间早已失去共情的残酷现实却足以被洞见，政权成败终是与人心向背息息相关的——这比直白的批判更具力量。 不过，即便多年后回忆起来感到羞惭，却依然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省”。他写战争中的“底层百姓”，观察位置始终在受教育者与媒体工作者的视角，他可以同情，却难以与他们“共处”，这也是大多数与作者的出身阶级与政治立场相似者通常具备的局限。 他们也许懂得人情世故，也会评价伦理与命运，却少有真正深入到劳作现场，以此为基础来思考经济结构、阶级组织如何运作。至于对底层的“理解”，则往往通过传统教育所授“道德”来呈现，而不是从他们的生计逻辑和利益结构出发。 同样令我震撼的细节，还有一处，在上海吴淞口，王鼎钧带着老父一同踏上流亡之路——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这里， 来自老父的这一大滴泪，使我想起齐邦媛在《巨流河》里反复描绘，从东北再也渡不过的巨流河流徙到台南那“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的哑口海，被尊称为“铁老”的父亲齐世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每每泪流不止。 他们都是“望乡台上的鬼魂”，凝望故土却再无归处。 其实我们常读到特定时期、特殊背景下的作家笔下这种幽魂般的孤寂，而这正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写作者难以摆脱的宿命。正因肩负着替逝去年代发声的责任，他们的笔才没有被异乡的孤独吞噬，反而在孤绝中迸发出更强烈的历史担当感——他们一生的漂泊无定终需化作字里行间的见证，否则那些苦难与教训将淹没于尘埃。 从这个角度，一如《文学江湖》，一如《巨流河》，或余光中、王文兴、陈映真、刘大任、白先勇、琦君和朱天心等诸多战后外省一代及二代作家的作品，既是其个人记忆的告别，也是代无数同时代人向历史尽责的一次庄严记录。 正如王鼎钧《写在<关山夺路>之后》中说—— “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这种“见证者的使命感”虽贯穿整个四部曲，但到了第三部显得特别清晰。二十世纪中国的内战历史，长期以来在不同阵营的叙述中被各自涂抹上厚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王鼎钧所做的，正是试图还原出一些被主流话语忽略或掩盖的真相——尽管如前文所分析的，他不一定客观。不过，他并非为某一方作证，而是作为“非胜利者”，为那些被时代拖着走、被战争拔掉根的人作证——也是作为这一代人中，极少数愿意、也能够留下证词的人。 最后，就个人来说， 这本书里关于作者生平，我最好奇的，好奇到当时夜以继日推进阅读进度也要先弄清楚的，就是在已知人生轨迹大概的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在天津陷落时成为解放军战俘的普通国军后勤军需上尉，是如何踏上最后一艘离港的甲板，侥幸逃过此后大陆的政治清洗的。 “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 几度陷入绝境，偏又有“绝处逢生”，天时地利人和恰恰好就到位了。更甚，因战乱沦陷以不同身份流浪各地的家人，除了早逝的母亲，在彼此毫无音讯的情况下，居然也齐齐从各种渠道在不同时间登上了驶向同一方向的大船，最终在基隆码头团聚。真如我前面所说，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是最深谋远虑的编剧，也难以写出的偶然与命运交织。 从《怒目少年》到《关山夺路》，两部中间隔了十三年，而鼎公回忆有关这部锋利作品的创作过程，如此写到—— “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出版了回忆录四部曲的尔雅出版社创办人，同时也是作家兼鼎公好友的隐地也因此评价，写《关山夺路》使用了他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这“一辈子的自由”，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他走过六千里路，丢失故乡，也丢失身份，最终抵达一个可以暂时停下的地方。 而这真正的“归乡”非台湾、非纽约，甚至也不是临沂兰陵的故乡——而是回到自己，回到写作，回到见证的使命。 《文学江湖——江湖卖艺与文学风骨》“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 这三次，应该大致分别对应，《昨天的云》之童年成长、《怒目少年》之少年幻灭、《关山夺路》之青年见证。最后，我们也终于走到终篇——《文学江湖》。 比起前三本中经历了人世间种种漂泊与震荡，然而回首看人生不过转了十余载，最后一本回忆录却是将从1949年赴台到1978年移民美国，这“三十年人间”浓缩进十几万字中。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文学江湖》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写作者在走到人生边缘时对往昔的冷静收尾。这一部中，这位在任何境遇中都保持记录的写作者终于把笔落在“写作”本身——文学成为刀刃，局部刻画出对大陆读者而言并不熟悉的台湾白色恐怖年代文学生态，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战后社会变迁下知识分子的另一段孤独之旅——一个人如何以文字安身立命。 1949 年，“侥幸”抵达台湾的王鼎钧，身无长物，也无可能重新选择人生路径。因此，他在人生的最低点重新拾起写作，某种程度上，并非为了文学梦想，而只是为了活下去。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至少在他初登基隆码头抓笔投稿的那一刻，写作记录的本能是超越谋生技能而成为一种自我确认和历史见证方式的。至于后来生活逐渐稳定，写作于他的意义，除了提供一份初到台湾可养家糊口的保障，更是让他在流离失所中确证了自己的存在：每一篇文章刊出，既是对不可捉摸现实的一种参与，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再次确认。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五六十年代台湾，作为输出语言的知识分子，如何以文字维持生存的同时维护文学尊严，守住表达的安全边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鼎钧的抗议方式并不是“英雄式”的——既不会主动唱犯忌讳的曲目，也不效法那些与体制正面冲撞的作家，他虽敬佩敢言者的勇气，却也认定一味谄媚或对抗皆写不出好作品。于是，他以《历代名臣奏议》式的传统经验，用更审慎克制的委婉曲笔保存言说空间，用他自己在采访中的话说——“知道怎样对君王说话，用什么样的腔调，什么样的姿势，他听得下去，纵然不悦也不致于杀人。” 这既是生存技巧，也是道义底线。 整体而言，与前三部相比，《文学江湖》的语言风格愈发冷静稳健，仿佛少年时代的激烈与青年时代的困惑都沉到水底，只剩一层浮在表面的疏离语调，而水面之下，是经过时代打磨之后的圆润卵石，克制却不失重量。 关于台湾那三十年的故事，过去读过的少量官方文字里，不免有一种宏大叙事的俯瞰感。但王鼎钧将这些历史场景通过一个个亲历片段的串联来呈现，如校园匪谍案的荒唐冤剧，到文艺奖背后的政治算计……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从战后凄惶到经济腾飞的台北社会横截面：五十年代初人心困顿茫然，白色恐怖时期人人自危屈辱惊惧，六七十年代冷战僵持下民众心理疲惫，直到后期现实逼人不得不“落地生根”接受分隔现状…… 这种以知识分子良知记录下时代的众生相，和来自边缘的清醒观察，让我想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写乔伊斯《都柏林人》书评，那时我对比了自述受其影响的白先勇作品《台北人》：前者是以近乎无情的社会洞察力和以目空一切的天才与傲慢将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刻画得精准而刺骨，将这座城市的瘫痪和麻痹呈献给无动于衷的公众；而后者则将物理环境放置于台北，遥远地与上海、南京等大陆城市建立记忆上的联系，时间则聚焦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战后经济腾飞的台北，将曾经满载荣光的国民党军官、从风光无限堕落尘泥的军官眷属、郁郁不得志进而扭曲放浪的读书人、似仙似鬼掠过人间的交际花，以及泥淖里摸爬滚打的卖腰舞女……共同组合成特定历史时期“台北人”的时代剪影。 都柏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尚且精神流浪，来自外省的“台北人”在异乡更是难以安顿灵魂。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孤独抗争，也都在割裂的环境中竭力辨别自己的文化认同，却都无可避免地沉溺旧梦，迷失虚无，在夜色中踽踽独行。 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借小说反映出国民政府退居台湾后所形成的“异质文化群体"与“本土化进程”的碰撞，以及个人的怀旧与时代的前行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其核心与《文学江湖》中以局外人的眼光所观察到的台湾社会与文学环境是统一的：政治/历史变动往往裹挟个人命运，形成无可挽回的缺憾。 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们外省人将来都会得精神病。’为什么？‘你们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说那不一样，他们如果决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们想回去但是不许回去。” 客观来说，在长期戒严和反共高压下处处弥漫着紧张和荒诞的社会中，抛开个人情感，就创作者的角色来讲，作者的身份很适合在这个情报人员渗入文坛、文艺政策服务政治、作家处处自我审查的环境下积累创作素材。一方面，他在体制内担任报刊副刊编辑、广播电视编审等职 ，得以近距离观察文化掌权者的意图与困境；另一方面，作为“外省人”，他又游离于本省社会主流之外，能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角逐的矛盾。 关于后者，其实也说不上是安慰还是随遇而安的妥协。就像因空间距离，我和国内的热门事件往往有时差，也因刻意保持与社交软件的距离而愈发毫无参与感；但同时，身在有一定文化和社会隔离的西方国家，本地发生的事件，我又多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打量，除非关涉自身，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为其担忧或欢欣。在这样的“真空环境”中，的确是极“安静”，这也给了我大量的读书、思考以及写作的空间。然而，偶尔我也会自省——如此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生活，是否过于“低温”？ 就像我在读王鼎钧描写周围的人与事时，也会质疑——其思考角度多局限于外省知识分子的经验范围：从大陆到台湾，行政地理属性上仍是跨省迁徙，所以他们似乎很少把自己置于殖民这种更复杂的地方社会谱系里反省，对台湾本省社会、地方历史、阶层结构的理解更倾向把问题放在政治高压与个人命运层面。 说到这儿，其实进一步回溯，无论是大陆时期的受教育轨迹，还是到台湾后在媒体机构的工作，王鼎钧始终处于文化场域内部且拥有以语言谋生的通道，这使他的半生叙事几乎都在城市知识阶层的生活半径之内。他虽然始终能以一种微妙的距离感观察这个由文学、政治、特务交错构成的“江湖”，但个人认为，“文学江湖”之名，其细部是需要由更底层、更边缘的人来填充的，他们往往是无法留下文字的人群。某种程度上，他或许为他们发声，但始终无法真正站在阶层内以个人真实体验来书写。 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我觉得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坐标”，就像他自陈回忆录的写法是 “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作为读者，我觉得也可以乐观宽容些，即便这一本无法提供完整拼图，却因为他把自己所在坐标写到足够清楚诚实，便可以以此为线索向四周发散求证。 从1992年第一本《昨天的云》出版，到最后一本《文学江湖》问世，这一段人生回忆写了至少17年，这当然出自一位文学创作者的自觉以及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责任，然而这一段写于上世纪末的人生记述却在1978 年赴美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他自言不愿再写下一段人生： “我不想再写了。当年离开中国大陆，踏上基隆码头，我的感觉像再生；后来移民出国，走进美国海关，我的感觉像死亡。” 为什么？ 自少小离家，继而离乡失国，余生大半个世纪中他本应已习惯扮演异乡人的角色，习惯了辗转如浮萍的生活。但这种不断被时代巨浪推离故土的经历，时刻加剧着他长期处于断裂的身份认同。 他也曾在访谈中感叹： “在台湾我们曾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 ——飘泊他乡的外省人卡在断裂的时空里，在真空环境里上无所承、下无所寄，只能在历史夹缝中寻求自身位置。这种文化与情感上的失根，令他在文学圈纵有朋友知己，内心深处仍难免形单影只。而最终选择在年过五旬彻底挥别故土，前往异国，落叶不再归根，对一个已经漂泊半生且从未真正安定下来的流浪者来说，这虽不是人生的终结，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彻底断裂：文化、政治断裂、人际，以及自我断裂。 当下人生经验尚浅的我，也只敢暗暗揣测，或者说作为读者的期望——他不再愿意继续写后来的生活，不是因为生活不值得写，而是因为他已抵达历史使命完成后的终点。

从一句“花近楼高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找到的王鼎钧先生这部集子。 茨维格有句话是讲文化就是人为编织的东西，就是蒙在我们的粗俗的物质生活上面的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精纯的色彩。从昨日的云到怒目少年，再到关山夺路，至最后到文学江湖。在我看来是四种带着情绪颜色的意象，从暖黄的昏罗帐到绯红的长缨枪，再到惨白色大雾弥漫的山路口，至于最后的文学江湖我想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光，是一个人走了很久的夜路所看到远方如豆的烛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这套作品里我们几乎上是看到了作者一生或者这一代文人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的生活轨迹。就好像他在作品《碎琉璃》里说的那句：时代像筛子，筛得每一个人流离失所，筛得少数人出类拔萃。从昨日书房跟着疯爷学诗学文的昨日温情，到雄狮少年充满了撞破南墙的力量，再到忽而感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乃至最后的大巧不工的文学江湖。最后的阅读时长定格在43天（66小时37分钟），不由得感叹一声：故园无此声。 这部书让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本纸质书周文翰先生的《盐香风色：扬州八怪传》的前言，作者为我们解释了一句佛语“盐香风色”：盐本无香，风本无色，佛家以“盐香风色”形容世间之事皆是虚幻之象，不必无中生有，徒然动念。可我却喜欢“盐香”这个词的奇想之处，人人所需的盐若是有了香气，怕是要掀起更大的波澜。即便无香，盐也造就了扬州这座城市千年的繁华，惹来许多人事变幻，风花雪月。 是的，回忆恰似当年平淡无常的暖风伴着个人成长逐渐升华成的那一朵朵难忘的云。这片云海跟着主人公越过了关山，骑过了蓝关，飘到了彼岸，不断酝酿反刍，直到后来某天后知后觉的下起的那场起心动念的潇湘夜雨。 写到这里再放上朱敦儒两首《西江月》收尾聊以慰藉: 其一: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其二: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 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这套四部曲是作者以个人命运为线索写就的回忆录，串联起抗战、流亡、内战到战后台湾几十年的变迁。 第一部《昨天的云》写1942年前的少年时代，故乡山东兰陵的风土、家族兴衰与抗战初起时的动荡，把“故乡消失在昨日云烟”的怅惘写得沉静动人。第二部《怒目少年》记录流亡学生岁月，他在国立二十二中辗转多地，亲历饥饿、疾病和政治宣传，从热血走向幻灭，刻画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断裂。第三部《关山夺路》讲1945到1949年的经历，从被迫从军、被俘、南撤到赴台，以“非胜利者”视角呈现内战中小人物的恐惧与侥幸。第四部《文学江湖》回望在台湾的三十年，他从流亡者成长为报人、作家，在白色恐怖夹缝中谋生并坚守良知。 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将个人命运与大历史紧密交织，文字冷静克制，平淡中透出厚重。他自认“非胜利者”和普通见证人，记录了被宏大叙事忽略的普通人处境，兼具文学性、史料价值和人性哲思。

在师大图书馆架上偶然看到一套四本的《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见三联的封面做得好，于是就抽读了几页，而后就不知日月，再抬头时已是天黑月明。回家后搜到电子书继续读，读完占去了12月份大半时间，结果导致计划在读的《纳博科夫传》只干掉第一本。 我以前是不知道王鼎钧的，1925年生人，现年98岁，台湾人称“鼎公”，极有文化地位。这书的确好看，难怪陈丹青说“最近天天读台湾旅美散文家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三联说这部书可遇不可求，极力争取到了大陆的出版权。网上说一字未删，其实不可能，特别是讲国共内战的第三部《关山夺路》（我觉得最好看的一部），即便有过删减，读来也是有相当尺度的，很难得。读完《关山夺路》就会去读第一部《昨天的云》和第二部《怒目少年》，有他亲历抗战的许多视角，也很好看。《文学江湖》是跳读的，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对岸的事。 这部书对两岸读者都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恐怕就是作者的视角，他的个人经历无人能比，笔下的微观历史，家国巨变的见证，真实而理性，都是回头看到的因果。作者说“历史是小姑娘，任人打扮，但首先是要有小姑娘”。每回读到这类书，透过一层层被人为遮掩和涂抹的面纱，慢慢就看到背后的面目了。而他们若不说不写，任老去逝去，我们也就不知道了。

【于沧桑笔墨中，窥见岁月真相】 🌳百岁老人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历时十七年写成，从1992年动笔，至2009年全部完成。四部曲由《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组成，依次回望故乡童年、战乱求学、乱世行路与文坛浮沉。作者以个人命运串联时代变局，用平实克制的笔墨，为近现代动荡岁月留下细腻真切的私人记录。 📕这套书，和以往读过的教课书、官方的文史记录相比较，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与人事。人们常习惯用固定结论概括过往，却忽略了时代本身复杂多面。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单一立场容易造成遮蔽与误解，唯有接纳多元叙述，才能靠近真实。这也印证了书中传递的深刻认知：历史没有真相，只有视角，视角越多，才越接近真相。王鼎钧先生不偏激、不盲从，如实记录亲历所见，让被宏大叙事忽略的个体悲欢，重新被看见、被理解。 💥回望书中乱世纷争，同胞相残、人心离散的图景令人唏嘘。千年前曹植的诗句读来依旧沉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山河同根、血脉同源，乱世之中却屡屡相互倾轧、彼此消耗，无数普通人被迫颠沛流离，承受时代带来的无奈与伤痛。先生文字少有怨愤，更多是悲悯、反省与对安宁的珍重。 🌿以个人浮沉观时代起落，是四部曲动人的力量。它提醒读者，看待过往切忌片面偏执，更不要轻信定论。保持倾听、包容视角、心存敬畏，方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清醒与善意，读懂岁月深处的厚重与沧桑。

58小时33分钟，在微读的第一百本书。很值。 身为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地主家庭出身，国民党军官生涯，台湾背景，这些相当敏感的词语渗透出这部回忆录的底色注定复杂多元。可贵的是，作者克制自己的情感因素，以他特殊的身份，从一个与大陆大相径庭的视角宽度观察体会，为读者展示了一段客观完整、超越了政治色彩的史实。 从抗战，到去台湾生活，作者的经历与战争密不可分。而战争的影响也永远留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他无法抛弃的一部分。关于国共党争，关于政权更迭，关于民生国计，作者身处天翻地覆的漩涡中，切身感受，翔实记录，一个文人的自尊与无奈也尽在其中。 作者从小就想当个作家，他是有天分的。囿于生存压力，他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排在了第一位，母亲临终的嘱托，父亲弟妹的生活，需要他用笔换取物资维持——他也都做到了。从加入国民党，他就像一个异类，在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恪守着自己的准则，沉默执拗又坚定精准的执行每一项工作。我想，在他的意愿里，应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只是他的出身迫使他做出了这个选择。幸运的是，他赖以为生的职业，一直都与写作有关，即使书写内容不是全都非他所乐，但是能写也是很幸福的事——而且那些往事逐年积累，终有一天会从他的笔端勃发，这是他为自己赚取的丰厚宝藏。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自己平和了许多。我以为世间太多极端尖锐的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刺痛自己；现在想想，其实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过于锋芒，世界本来就不是黑白分明那么简单的存在，我要学会接纳。

​王鼎钧之于齐鲁 这部回忆录对于我来说​极好，收进本人2022十佳书单。感受有几点。一，先说关山夺路，十天前有位大神推荐关山，强调其真。上手一读，好到爆。二，关山为王亲历国共内战，多处写的直截敏感，据称正体印简体一字未删，真若此，三联很不易很难得。 三，王自况东北战事信史只有他这本关山与血红雪白，看过后我感觉这话说的较真，虽然因为囿于个人回忆录体例，篇幅较短小与记述非全局。四，王具有国军基督徒南渡以及海外经历身份，他的亲历感受想来可阻遏一些俗见与成见。 五，前一直以王为散文家立世，这套回忆录看过后发现较散文有大突破，历史价值意义很大。六，读过关山后，即刻读另三部，读昨云见传统见乡土，读怒目见离乱见成长，读江湖见避祸见化境。都好，都各有主题侧重，都可读出不同以往历史的感受。 七，本套回忆录平均每本十几万字，信息量大。看过它，再翻他的单本几万字的人生四书随感，人生四书立见单薄。八，王以潇洒多变的文笔书写心灵感受、书写人生历程，诶，王先生记忆真好。也由衷感到文史不分家，读着审美、读着审智，多方面有复杂丰富的收获。 九，山东有了王鼎钧，就好似湖南有沈从文，北京有梁实秋史铁生，浙江有鲁迅郁达夫，上海有张爱玲，王真是给山东增添了脸面。多嘴一句天津的冯先生，以作品看盛名难副。最后，我这得到阅读大收获的年少小子由衷祝愿王先生康健，王先生1925年生人，已近百岁。

机缘巧合看到别人对这套书的推荐以及文章节选，非常可读。四处搜罗准备入手，偶然想到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先睹为快。读着读着，看到作者少年时就读流亡中学国立二十二中，一路流亡阜阳、陕南的经历，意外发现作者王鼎钧老爷子，竟是已故外公的同学(准确点说，是校友)。打小就听说外公在抗日时期曾外出流亡读书，一路到过武汉和陕西(倒没听说过先去的安徽)。求证父母，果然和作者就读的是同一所学校。 作者1925年生人，仍然健在。外公年长两三岁，已故去十三年了。作者说，小人物的回忆录就是历史。在这里，怀念一下我那并没有留下回忆录的外公，聊作纪念(北方人称外公为姥爷)。 从小就知道，我有两个姥爷。再大一点才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兄弟，即二姥爷。因为远在宁夏，千里之外，通信已经不易，回乡更是难得，所以一直没见过面。 三个姥爷都是民郭生人。大姥爷和大姥姥没有孩子。作为亲兄弟，二姥爷将自己的儿子-我的大舅，也是族内长子过继给了他；三姥爷也将自己的长女-我的妈妈，过继了过去。于是原本无后的大姥爷儿女双全了。可见过去宗族观念之浓，手足感情之厚。 抗战时大姥爷作为流亡学生，跟着学校迁移，最远到了陕西。汪曾祺写过跑警报和泡茶馆，想来大姥爷当年也有类似经历。他返乡后做了教师。记事时他已经离休了，虽然身处乡村，但精神矍铄，衣装板正，每天早起锻炼，放羊，写字，看报，身体特别好，大家都认为他能活过一百岁！可惜在大姥姥去世三四年后，2013年秋，他就因为一场小病去世了。虽然也九十多的高龄了，可算喜丧，但后人们总是遗憾满满。“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更令人遗憾的是三姥爷，我妈妈的亲生父亲。因为中学时成绩优异，49后本来可以继续往上读的他被选送去师范，作为紧缺的教师培养。毕业后他成为了几个乡镇有名的好老师，数学教得特别好。但在饥饿时期，因为一句话出言不慎，被打成右拍。本来就内敛的他从此更加沉默。但他对孩子尤其慈爱。有次我的脚被自行车夹伤，养伤半个月，期间每天是退休的姥爷抱着我到门前遛弯儿散心，隔三差五还变出个黄元帅苹果或者其他好吃的，哄得四五岁的我开心不已，让我熬过那难熬的半个月…然而，刚过上好生活没多久，退休没几年，1997年仲春，舅舅为他新建的房子刚落成，还没来得及入住，外公即在一次车祸中不幸离世。那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离别的切肤之痛。这场飞来横祸让整个家庭在后面的许多年里少了很多笑容。 二姥爷远在宁夏，年近百岁，如今已垂垂老矣。几个舅舅前两年相伴去看望他。身体尚好，但得了帕金森，已经失去记忆了。舅舅们也都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老人了。在几个姥爷的庇荫下，家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表哥表姐们的孩子，家族第四代，总计二三十个。这些小辈儿肯定记不得老爷爷，太爷爷们的模样，但他们的身上，明明白白地流淌着先人的血。 #一代人终将老去，一个时代终将过去#不知道王鼎钧老爷子，还记不记得当年学校里，有位来自山东曹州，身材高大，笑声爽朗的仇来芳同学？ ​

2017年读完的最后一部书。记录其中两个收获和洞察。（个人感想不算点评） 一、历史不断重复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关系。 作者作了一个精辟的阐释——“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就是未来学。尤瓦尔·赫拉利的两部《简史》畅销全球，施展老师即将出版的《枢纽》估计很快也要占据精英人士的书架。究其原因，就是历史总能给我们对未来认知提供参考。而这个基础逻辑就是，历史总在不断重复。社会进步的逻辑好理解，科技-生产力-经济-社会，近千百年来进步越来越快。但到了这里就不禁有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在进步，历史却在重复?其实所谓“历史重复”仍只是现象，“重复”的底层逻辑是“人性”！这里的“人性”是个整体概念，没有褒贬，是人类在百万年进化中形成，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特性。整体的人性放在具体的事上，有的为善，有的为恶。 二、命运不可抗拒和自我不甘沉沦的关系。 王鼎钧先生用作曲和演奏的关系作了个比喻——“我常由作曲和演奏的关系联想神与人的关系。有人说，万事由天定，那么人又何必辛苦努力？我想上帝只是作曲，而演奏在人”。 我想，这里所谓神和人就是命运和自我吧。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走极端，一会儿信命，一会儿又太自不量力。作曲，毕竟还是一首好曲，只是历史的洪流未必这么浪漫。我想打这么一个比方：人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好比江河里的一颗沙砾，河水的裹挟由不得你自己。就像作者自己，少年时被迫迈出离家第一步时，何曾想到一辈子无法回头？而那个年代像作者这样的人又何其多！只是，如果沙砾有生命的话，沙砾也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最终更好地成为自己。

自传体散文，文笔细腻，才思敏捷，「个体经历」置身于时代大背景之下，讲得一手好故事，兼具历史和人文价值，朴素无华中透着一种深度与力量…… 条理清晰，目录分明，可读性极强，每天看个几章，当做休闲书籍，比如：睡前读物，甚好！ 作者：王鼎钧，1925年生于山东兰陵，早年经历抗日战争，辗转流离； 1949年，随国军前往中国台湾，过了三十年； 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任教，之后定居纽约至今。 嗯，王老师没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生活过，也就没经历过1950年-1978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更没有经历过1978年-2019年的黄金时代…… 当然，我们非常有幸能读到王老师的这部回忆录，感谢王老师，感谢三联书店！ --end-- 「李园读书会」简介： 上学，→当牛马，→创业/投资，→自由人，当前……你在哪个阶段呢？ 这里是「以书会友」的个人成长社区，各阶段的书友都有，主线任务是通过「创业/投资」实现FIRE的生活方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读书会」现已开放纳新，前100名书友，尊享价98元，第101位开始，恢复原价198元；达到300人的时候，提高到398元；600人以上，698元；感兴趣就快快私信我加入哈~ 让咱们常喝茶，多看书，约跑步/徒步/登山，一起愉快地玩耍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少数，少于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