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思勉
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我记得在23年,地铁上陆续看过几集《中国通史》纪录片,觉得有意思,也想找机会补补自己浅显的历史框架,初读此书,先被略带私塾式的表达给晦涩了下,硬着头皮往下,还是有收获的,比如:第一章婚姻里提到的六礼,我就在一次交流中用到了,蛮有虚荣心的,哈哈。但奈何严肃材料,故事性就欠佳,也主要自身积淀太少,工作忙,时间少,你懂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读着,就跟没读一样。 后来机缘,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国史大纲》,田余庆老师的《东晋门阀政治》,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类书籍,就又捡起来,要把他打上已读完标记。 这次续读,由于有了一些历史积累,读感就上来了,我很同意书友们提到的阅读门槛,门槛是有一丢丢,但我仍觉得门槛高低还是基于兴趣。我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疑惑和感兴趣的地方就百度或AI,反倒看了很多精彩故事,满足了好奇天性,再读老先生文字,真觉得那叫一个精炼严谨,为此还摘抄了不少笔记,算是续读之后新体验了。 看了很多书友写的点评,特别好,对于书的内容,特点,以及与耳熟能详的大家作品之比较,都讲得很到位,我也学习到了不少。浅薄的感受,能写通史的先生,都十分了不起!时间之恒久,世事之浩繁,还要理出头绪,输出观点,并形成信念,我在读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叹,这是怎样一个笔头方能驾驭得了的,要耗费多么大的心力体力。强烈的感受,看了这几位称得上史家的作品,这些先生的语气是极谦逊的,想必常年累月的历史学习,看透了聚散离合,悟透了人事兴衰。 吕先生在本书最后,引用了一段拜伦的诗歌,梁启超翻译的太好了,我想把它摘下来,贴在此处: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如此动情的文字,在那个晦暗的年代,不知会共鸣多少中华儿女。梁先生译,吕先生引,读得出民族伤痛在滚滚发烫。本书以感性结尾,很浪漫!我想,热爱历史的人,大体上是非常热爱自己民族的。 谢谢先生,致敬!
通史解读中华民族 起源之地强弱对比 发展延续曲曲弯弯 故事历史轮回验证 谈古论今幕幕展现 说人说事方解因果 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体会世间万物四季轮回的因因果果;曲折泥泞的道路上才能碰到属于自身的遇知缘份,砌砖垒墙根基很重要。 (书摘简介)原名《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借鉴古代史书的典制体,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感恩遇见!
总体来讲作为有一定门槛的入门教材还是很好的,虽然很多观点不苟同,但作为扫盲的读物还是非常好的,可以纵观全局对我华夏的历史脉络,思想沿革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字里行间还是能感受到作者对于中国深沉的爱,很多评论说吕老是民族主义者,整本书都充斥着汉本位思想,我觉得这非常正常,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都是以汉民族的根本的,我不知道汉本位有什么可指摘的,但还是要说,吕老对民族的理解还是稍有偏激,以此对岳飞的评价也走向了极端,但当读到最后的"卅·九·一八于孤岛"时突然也都释然了,对于生在和平时代的我而言可以站在后世的角度更全面的品评历史人物,包括吕老,而作者身处国破山河亡国在即的年代,很多偏激的言论我也没资格苛责。"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两句话是吕老在我中华最危险时刻的期许和愿景,爱国之心之坚定令人敬佩,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诸君共勉。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并非完美无缺,但其价值恰恰在于它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家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启蒙之间的艰难探索。它既非“定于一尊”的权威叙事,亦非碎片化的历史随笔,而是一部以扎实学养为基、以通贯视野为纲、以文明自觉为魂的“讲理之书”。 今天重读《中国通史》,我们既能感受吕思勉“通古今之变”的史学智慧,也能从其局限中反观当代史学的进步——比如对社会史、全球史视角的拓展,对底层视角的重视。但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始终提醒我们:真正的通史,不仅要“通”时间之流,更要“通”文明之理;不仅要记录过去,更要为理解现在提供镜鉴。这或许就是经典最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在中国现代史学谱系中,吕思勉先生占据着一个独特而略显孤独的位置。当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被"疑古派"的批判锋芒和"史料派"的考据精细所主导时,吕思勉却选择了一条看似传统实则创新的道路——他的《中国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史》不是简单的史料汇编,也不是对传统叙事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深具方法论自觉的"缝合"工作。这种缝合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在现代史学观念与传统史识之间、在文化演进与政治变迁之间、在历史断裂与连续之间构建起一种新的理解框架。吕思勉的独特贡献恰恰在于:他既接受了现代史学的科学精神,又拒绝将中国历史切割成符合西方理论模式的碎片;既承认历史中的变革与断裂,又执著地寻找那些维系中国文明数千年不坠的内在连续性。 在方法论层面,吕思勉展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综合能力。他生活在一个史学方法论剧烈变革的时代——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代表着科学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入侵,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则彻底动摇了传统上古史的基础,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口号将实证主义推向了极致。面对这些强势的方法论潮流,吕思勉保持了一种审慎的中立。他的《中国文化史》既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考证成果,又不陷入疑古派的过度怀疑或史料派的零碎考据。在讨论封建制度时,他既接受王国维等对传统封建说的修正,又不完全否定周代存在某种形式的封建结构;在分析秦汉制度时,他既承认中央集权的创新性,又指出其中对先秦制度的隐性继承。这种平衡感源于吕思勉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他认识到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同时包含断裂与连续的双重性质。 吕思勉对历史连续性的探索尤其体现在他对"制度生命"的独特理解上。在《中国政治史》中,他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看似经历了从封建到郡县的根本转变,但实际上某些核心要素如官僚选拔、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体系等,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他以科举制度为例,详细追溯了从汉代察举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科举的演变过程,指出虽然形式屡变,但"选贤与能"的理念和将地方精英纳入官僚体系的制度功能却一脉相承。同样,在分析宰相制度时,吕思勉展示了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的表面差异下,那种分割相权、加强君权的内在逻辑如何持续发挥作用。这种制度分析超越了简单的线性进化论,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自我调适的独特路径。 吕思勉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把握同样体现了他寻找连续性的努力。在《中国文化史》中,他特别强调"家族制度"作为中国文化核心要素的持久影响力。不同于当时一些学者将家族制度视为落后的象征,吕思勉客观分析了家族组织如何从周代宗法制度开始,历经秦汉豪族、魏晋门阀、唐宋宗族等不同形态,始终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他指出,即使是佛教的传入和理学的兴起这样的重大文化变革,也未能根本动摇家族在中国人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将这种文化特质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例如分析科举制度如何通过"家国同构"的设计(如重视家礼、强调孝道),使政治精英选拔与文化价值传承融为一体。这种文化—政治的综合视角,使吕思勉的历史叙事获得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统一性。 在历史分期这一关键问题上,吕思勉表现出与主流叙事的微妙差异。20世纪中国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进化论影响,普遍采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线性分期模式。吕思勉虽然也使用"封建"等术语,但他实际的分期标准更注重中国历史自身呈现的转折点。在《中国政治史》中,他特别强调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这段通常被视为"分裂混乱"的时期实际上完成了从秦汉第一帝国到隋唐第二帝国的关键过渡,在士族形成、土地制度、民族融合等方面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同样,他对唐宋变革的解读也不简单套用"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的框架,而是细致分析官僚体系专业化、商业经济兴起与文化普及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尊重历史内在节奏的分期方法,使吕思勉避免了当时常见的将中国历史强行纳入普世模式的弊端。 吕思勉的历史观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在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加剧的时代,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文明定位的当下,吕思勉那种既开放又自主的史学态度显得尤为珍贵。他拒绝将中国历史简化为符合西方理论预期的图式,但也不退回到封闭的自我歌颂;他承认中国历史中的停滞与局限,但更关注那些使中华文明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在《中国文化史》的结尾,吕思勉意味深长地指出:"一民族之文化,其始也固不能无所承,然必有所创焉,而后其文化乃真有价值。"这种平衡的文化自觉——既承认普遍性又坚持特殊性,既看到断裂又重视连续——或许正是吕思勉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出版已近百年,但其价值不仅没有随时代流逝而减损,反而在当下史学研究的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后现代史学解构了宏大叙事、全球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框架、新文化史转向了碎片化微观分析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吕思勉那种寻求综合与平衡的史学方法具有惊人的前瞻性。他教导我们,真正的历史理解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要在传统与现代、连续与断裂、特殊与普遍之间二选一,而是要把握这些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在21世纪重新阅读吕思勉,我们学到的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具体知识,更是一种思考历史复杂性的智慧,一种在断裂处发现缝合、在变革中识别延续的深刻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任何试图理解中国过去与未来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断断续续读了快一个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上下册终于读完了。实际上留了一章关于宗教的没有读,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读之意义怕也不大,就先放着吧。总体来说,很直得一读。打分的话,九分吧。一分扣在了时代的局限性上,此书成于抗战时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深深的民族主义烙印,且有部分内容现在看来,已不怎么合理。但即使如此,对于哪些演化的不怎么快的东西,比如 文化、人性之类,吕先生的思考之深入,很不简单。 说这本书,不可避开另一本与之类似的历史书:钱穆的《国史大纲》。我十年前买的《国史大纲》,但是,并没有读下去,读了大概几十页,就放下了。大约当时是觉得钱穆先生这种带着“温情”的历史写法,并不“客观”,因此 ,失去了读下去的“意义”。说到底,这是一个“求真”还是“求善”的问题。尤其是二者不可兼顾时,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西方学者,可能求真的多一些,对于国人,求善似乎更为合理。然而读过史景迁与孔飞力的一些“历史书”后,我发现,所谓的“真”和“善”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更不是只能二选一的。吕思勉和钱穆所用的这种写法 ,未必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似乎可以把十年前买的书再翻开看看了 。
尤其是前半部分的编纂体系为近世史书少有。瑕不掩瑜的是,受限于民国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作者有强烈的民族偏见,本作实为汉人史书。另,不喜欢作者提及帝王时往往只列庙号/谥号还常常隐去国别的习惯,不考虑一般历史背景的读者感受,如宋辽金元时期,左一个x宗右一个x宗,我知道你是哪一国的x宗?
本书是为抗战时期大学历史教材编写,成书于1940年的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只有租界因日本没准备与欧美开战得以保存,形成四面被沦陷区包围的“孤岛”,本书就是在“孤岛”上完成的。 上册是文化史,分十八章,讲婚姻、族制、政治等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这部分非常有价值,文化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环境形成不同文化,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和政治。 下册是通史,本来不想写,教育部要求才加上的,非常简要。 其实篇幅不长,只有三十多万字,但读得挺费劲,历史基础不行,得边看边查,花的时间同样篇幅的小说都够看三本了。 学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词“操豚蹄而祝篝车”,用一个猪蹄许愿满车粮食的丰收,就是花五块钱许五个亿的愿。
现在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是过去的当下。历史这本书越读越厚,从学生时代积累的历史碎片慢慢拼接上了、链通了,我带着“何以为我,何以为家,何以为国”的疑问一章章一本本地本,希望在某一天能茅塞顿开,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国家能有更清晰、透彻的认知,自己能把那些认知运用起来,活得更精彩、有意义。我只是当代的螺丝钉,是未来史书中不会书写或者一笔带过的普罗大众。但我热爱这个国家、世界,我会继续坚韧地往前走。
吕思勉的史观在当年算新锐,不过与柏杨相较,仍然属于正统派。他讽刺吴三桂毫无气节,却跟所有史学家一样不能给人指条活路;他认为“预备着的军队往往无用”,同样回避正面的国防问题;他预言民国“农业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向苏联学习,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一条歪路。 特别不能忍受吕思勉的文风,半文半白,干巴而不简洁,像是干货,更像干柴。与其说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史读本,不如说是比较详细的讲课提纲或是听课笔记。要论学术,太浅,要说通俗,又太深,真搞不懂为何有那么人吹捧。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部通史的架构,上编中国文化史,从婚姻到宗教,分专题梳理了18章。 这个版本的文字差错倒也不多,讨嫌的是配图不说明摄制时间,害我以为是原配的老照片,开始还惊讶为何七八十年了都没变。“慢读识堂奥,重读悟世界”,斯坦威图书的口号拟得挺好。但品牌建设的核心还是在于产品本身,质量决定一切,该吸取“江小白”“小罐茶”的教训。 严耕望所称的现代史学四大家,此前读过钱穆、陈寅恪的文章,此后再读本陈垣的书吧。 2019-01-19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