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死生门：巴以行走观察

昨天看了食贫道的《迦南孤儿》，感觉心里很难受。想起自己也曾看过这本关于巴以的书，准备重读一下。用 AI 先帮自己回忆了一下书中内容： 你唯一的想法写得很准：“既有旁观者的冷静，又有亲历者的共情。” 这本书最核心的地方，是周轶君没有把巴以冲突写成抽象的国际政治题，而是写成一群具体的人如何在长期暴力中生活、麻木、愤怒、误解、求生。你划得最多的不是宏大局势分析，而是葬礼、检查站、孩子、人体炸弹、士兵、母亲、工人、节日、食物、服饰、宗教和日常细节。也就是说，你关注的是：政治如何落到人的身体上。 你特别在意作者反复强调的“去妖魔化”。前言里那句“流泪的流血的都是人”几乎是全书的钥匙。巴勒斯坦人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或暴力者，以色列人也不是单纯的加害者或受害者。双方都在自己的叙事里把对方变成魔鬼，而一旦对方不再是人，暴力就变得容易，怜悯就变得困难。 你也抓住了书里最沉重的一层：死亡被制度化、仪式化、日常化。孩子说“明天我要当烈士”，母亲给“烈士”发糖，葬礼像集会，尸体碎片要被寻找，记者的镜头不断靠近死亡现场。这不是单个悲剧，而是一个社会把绝望转化为意义的方式。可这种意义又会继续喂养下一轮死亡。 另一个很强的主题是“隔离”。隔离墙、检查站、工人通道、通行证、身份差异，把人和土地、人和工作、人和亲人、人和对方的生活经验切断。你划到很多检查站细节：工人像牲口一样排队，知识分子也要去敌人的工业区打工，安全名义下人的尊严被层层剥掉。冲突不是每天都爆炸，它更多时候是让人持续地难堪、贫穷、屈辱、等待。 但这本书并不只写黑暗。你也划了“和平绿洲”、儿童交流、共同祖先、共同食物、伯利恒的节日、海法大饼店里“人都会饿”的瞬间。作者并不天真，她知道个人交往改变不了政治结构，但仍然珍惜那些杯水车薪的努力。后记里“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全书的微光：明知无力，仍然不放弃理解。 所以，按你的划线来看，你读到的《中东死生门》不是一本“巴以冲突介绍”，而是一本关于 人在暴力循环里如何被叙事塑造，又如何在日常中保留一点点人性 的书。它最打动你的，应该不是立场，而是复杂性：冷静地看见结构，共情地看见人。

从圆桌派里认识了轶君，没想到她竟然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本书记录的是20年前的事情，当作者再版时巴以冲突已经暂时平息，但那只是短暂的中场休息，这几年冲突愈演愈烈。以色列和伊朗已经互相投掷了无数导弹，伊朗高层被大清洗，以色列国土被大轰炸，双方你来我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全世界的人都同情于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但这些年以色列人在加沙犯下的罪行早已罄竹难书，比之他们当年受的苦楚不遑多让。这本书里双方的冲突还止于一方“定点清洗”另一方“人肉炸弹”，而现在以色列的行为完全称得上单方面屠杀。可冲突之后呢，巴以之间到底要走向什么样的结局？ 我在B站反复看了好多次的一个音乐视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站在同一个场馆高唱《one day》，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笑容，充满希望。 “be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因为我穷尽一生苦苦等待 I've been praying for 我一直在虔诚祈祷 for the people to say 希望人们能大声呐喊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我们再也不想卷入战争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战火纷飞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我们的孩子会自由嬉戏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总有一天一天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还会有这一天吗？

作者周轶君作为新华社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记者，在这个战乱频仍的地区工作两年有余。当时正值21世纪初期，中东地区已经历了五次规模化战争，其中三次涉及以色列，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地区，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此后，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侵占意图愈加明显。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首都的名字，即以色列和犹大国。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作者冒着生命危险长期在描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之间奔走，记录了双方在不断的人体炸弹袭击和导弹轰炸下日益增长的互憎情绪。关于巴勒斯坦的平民烈士，是的，去做人体炸弹或者被以色列的导弹炸死都可以被称作烈士，可以享受成百上千人的送葬，家人也会享受至高的荣誉，当问及家人失去他们的感受时，回答大多是“他成功了，我们为他骄傲”之类的，却很少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不欲生，可以说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对以色列的仇恨已经成了高于一切的信仰…… 答案在对哈马斯领袖亚辛的采访中更加清晰:“不应该要求我们停止自卫，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无论我们是否进行自杀爆炸，都会遭到以色列的杀戮，是以色列的杀戮激起了我们的复仇行动。”面对这样的回答，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如果官方不作为，如果国际社会都迫于压力坐视不管，那么也只有民间组织和平民百姓去复仇，去打击入侵者的气焰，而这种情况与当时抗日战争时期的我们何其相似？ 2023年以后，加沙地区的情况更加恶化，已经到了被灭绝、被占领的边缘，希望巴勒斯坦被更多的国家承认，当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被侵略，而不是子虚乌有地被看作是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强盗，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生命被挽救🙏🏻🙏🏻

“‘你好’‘再见’在阿拉伯语中，也是‘和平’的意思，连发音都同以色列人讲的希伯来语差不多。犹太教经典中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古兰经》中也可以找到。这句话用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念出来，也是一个声音。”

最近连续看了三本中东相关书籍，分别是张翠容的《中东现场》以及周轶君的这两本《中东死生门》和《走出中东》。 非常巧，两位作者都是亲赴中东一线的战地记者，并且都是女性。也许正是因此，三本书都拥有真实不做作的临场感，充满细节翔实的一手资料，以及只有战事亲历者才有的悲悯气息。 尽管如此，这三本书又是各有偏重的，内容与写作手法都不尽相同。 张翠容的《中东现场》重点聚焦于巴以冲突，厘清其发生的历史脉络，并还原了战火之下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差异。​她在书中尽力剥离了自我，对观点的表达也非常克制，用严肃客观的笔调来写作。 相比之下，周轶君的两本书则更有个人色彩。 若说张翠容写的是新闻报道，那么周轶君写的就是纪实文学了。 《中东死生门》包含47篇巴以生活的剪影，取材于周轶君2002至2004年两年间派驻加沙的经历。 彼时的周轶君只有二十多岁，第一次被派驻国外，便来到了这个全世界最混乱危险、也最夺人眼球的地方。她有着年轻记者初生牛犊的冲劲和初来乍到的青涩。这种特质让她的文字中充满惊奇和震撼，也更贴近普通人——而非经验老道、见怪不怪的记者——的视角。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这些文字是「凭直觉往纸上喷，技巧欠奉，尽管也有朴实灵性的东西，让人心头一热」。 篇首的《历史说明》值得称道。它简要介绍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历史，以及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等主要冲突地带的现状，对不了解中东的“小白”非常友好。 接着，全书47篇短文被归入9个主题之下。 《大乱》讲述死亡的轻易和葬礼的异化。无论是战士还是平民、老人还是稚童，死亡来得突然而又频繁，荒唐无稽而又一视同仁。葬礼也不再单纯，巴勒斯坦的葬礼游行是最好的集体情绪洗礼，以色列的落棺仪式则是安静却坚决的示威。 《赴死》讨论加沙人民的死亡观念。这也是带给我最大震撼的一个章节。庆典上的人体炸弹化装演出，聚光灯下的武装人员赴死表演，满墙的战斗宣传涂鸦，让人体炸弹成为日常甚至家族荣耀。无怪乎就连孩子也用好像明天要去游乐园一样的笑容说：「给我照相！明天我要当烈士啦！」而作为另一方，住在隔离墙外定居点的以色列孩子，则麻木地适应了「子弹飞过，继续睡觉」的生活。在如斯恐怖中出生、成长的双方孩童，都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小静》闲笔勾画了几则无涉战事的暖心小事。不惜穿越火线去品尝的美食，耶路撒冷城中信仰不同却和谐共处的人们，分享橘子的孩童和尽职又幽默楼管人，令人捧腹的“爬电线杆”拍照奇闻，这些“大乱的小静”，让我从窒息的死亡深渊中抬头喘了口气，也看见了某种和平的可能性。 《圣地》讲述了游览两个圣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经历。耶路撒冷的哭墙在以色列的商业化之下，成为人声鼎沸的景区；伯利恒的圣诞教堂在战事中依旧竖起圣诞树，因为「政治局势越晦暗，人们越需要一个盛大的、欢喜的节日」。 《隔离》讲述巴以双方在物理上的隔离和在精神上的隔阂。以色列竖起一堵堵隔离墙贪婪地切割巴勒斯坦的土地，也让一幕幕亲人隔离、一关难过的悲剧在检查站中上演。 《轻重》书写在最沉重的死亡和最严肃的政治中，偶得的一些荒谬的、让人发笑的局部。在这个死生麻木之处，「轻重亦如旋转门」，上一秒的调侃与笑颜，下一秒便化作仇恨与屠杀。 《大同》聚焦于巴以境内的几种和平尝试，包括阿犹同校的“和平绿洲”小学、沟通作坊式的“Abraham and Ibrahim”活动、阿犹和平共处的“样板”城市海法等，但可以看出它们收效甚微，甚至让人觉得虚伪。反而是对第一位女性人体炸弹哈娜迪的家人的采访更加令人唏嘘。法学硕士、热爱艺术的聪慧女子，目睹亲弟弟和两任未婚夫被杀，本该美好的生活只得被绝望和仇恨埋葬。恐怖主义的人弹背后，是一场人间悲剧。 《众生》描绘了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有在检查站相熟的年轻以色列大兵，有耶路撒冷古城的老银匠，有在以色列空袭中倒下的巴勒斯坦小学生和普通工人，有在哈马斯集会上被推到台上、迷彩持枪却目光哀恸的小女孩。 《领袖》的主角是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及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作者真实记录下与他们珍贵的对谈经历和相处细节。 一个个短小的篇章像是日记一样，有血肉、有温度。她把第一人称的“我”放进了那些场景中，毫不讳言当时的害怕、惊诧或感动，用生动的笔触勾勒出或悲哀、或有趣、或残酷无情、或充满人性光辉的一幕幕。 在这本书里，日常生活与突然死亡之间的距离异常的近，由生入死、由喜入悲、由爱入恨，都像是走过一扇旋转门，那么轻易，又那么决绝。 整整两年日夜直面生死的经历，也让周轶君有了许多改变，进行了许多深思。正如她自己所言：「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但是，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 她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而那些深陷百年冲突泥淖的巴以人民，却也许一生都无宁日。 我们不该简单粗暴地以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目光，来看待这些朝不保夕、在死生中麻木的人们的行为。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不是对方口中的撒旦、恶魔，而是同样有爱憎、有喜怒哀乐的同类。只是，经年的贫穷、绝望和战乱，让生命失去了应有的重量和温度。麻木的人心是暴力循环的开始。 对孩子的描写占据了许多篇幅。浸入民族文化的对立和仇恨，已经把本应纯真美好的孩子雕刻成扭曲模样，令人心痛又绝望。也许一代又一代，他们依旧没有出路，只会在这暴力循环中愈陷愈深。 「但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命运不该被遗忘。」

“加沙走廊”这片狭长的海岸线，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2015年统计显示人口数量为220万，四面均被以色列封锁，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阿里·沙维特称其为“世界最大的监狱”。人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获得安全感。巴勒斯坦人说：“这就是加沙，封锁之下我们哪儿都去不了。轰炸，天天都有，有什么好怕的，真主决定一切。”悲剧频繁上演，无法逃离的人们，只能默默承受。孩子们常常在说笑中谈论如何绑上炸药去炸犹太人的定居点，然后当上烈士。而当亲人听说自己的孩子成为“人弹”并“成功”后，甚至会发糖和大家共同庆祝子女“成了烈士，上了天堂”。哈马斯领导人亚辛的一句话，道出了暴力冲突的本质：“杀死多少以色列人不是关键，关键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制造同等的恐慌”。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以色列的士兵，还是哈马斯的人弹，不过是权力双方博弈的筹码。而平民百姓“成为人弹”，不仅是一种异化的“荣光”，也是在绝望和逼迫下的无奈选择。 虽然二战中遭到屠杀的犹太人，他们历经千年苦难后，终于重回迦南，但对巴勒斯坦这样一个没有话语权、又不具备科技优势的弱势民族而言，以色列的行为也是赤裸裸的侵略。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有超过75万巴勒斯坦人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清洗并被迫逃离家园，巴勒斯坦近78%的领土被掠夺。1967年的“六月战争”又导致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并丧失了散布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剩余领土。从此，巴勒斯坦人彻底失去家园。在贫穷、绝望和持久的战乱中，巴勒斯坦民族被摧残的面目全非。 《中东生死门》是新华社记者周轶君2002年至2004年在巴以地区生活和工作经历的真实记录，详细描述了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争夺家园和土地的激烈冲突，以及当地居民在战争中的痛苦和绝望。如今，又过去了20年，可书中所描写的死亡、悲伤、混乱，依然还在持续。

这本《中东死生门》的初版叫《离上帝最近》，我觉得初版的名字更好，既指出了巴以冲突的深层次的宗教背景，也道出了当地民众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残酷现实。 J.P摩根说：“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 在阅读这类书籍的时候我有几个习惯： 第一，寻找包括当事双方在内的多方的不同观点，以及支撑他们观点的证据。并试图理解他们的思维逻辑，验证这些证据的可靠性。 第二，既反对以“愚蠢”、“邪恶”这种简直粗暴的方式去理解任何一方，也反对以“利益”、“立场”等单一方式去解读他们的行为。 第三，坚决反对先入为主，反对以仇恨的方式去看待问题。尽可能不要去做道德评判，更关注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思考解决问题根源的可能性。 第四，切忌理想主义情怀。尊重各方立场，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不要认为一两句话或者一两年就能轻松解决这些长期积累的矛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智慧和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迈出一小步。 巴以冲突相当复杂，十本书也说不完，我尽量以言简意赅的方式浅谈一下： 1⃣️以色列建国 由于历史和宗教等原因，犹太人在西方长期受到迫害，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对犹太人进行过大屠杀，19世纪末，欧洲出现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之后，亚历山大三世又对犹太人采取强硬措施，据说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驱逐，三分之一被杀害，另外三分之一被同化。1881-1914年之间，有180万的俄国犹太人，开始迁移，这之中有155万人都前往了美国定居。 针对沙俄对犹太人的屠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等反犹太人运动，1896年，中欧地区的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他召集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俄国犹太学者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甚至认为犹太人应该反叛犹太教。他说：“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 于是犹太人开始积极寻找定居点，在此之前，19世纪初犹太人就提出在纽约州的格兰德岛（Grand Island）建国。后来，还考虑过乌干达甚至中国的哈尔滨。此外，被提到用于建立犹太国的地方还有东非的瓦辛基苏郡（Uasin Gishu, 1903—1905）、安哥拉的本格拉（Benguela）高原（1907—1914）、马达加斯加岛（1933—1942）、塔斯马尼亚的戴维（Davey）港（1940—1945）和苏里南（1938—1948）。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才停止寻找新犹太家园的地点。 英国人曾经试图劝说犹太人，在英属非洲的某个地方划一片土地安置他们，但被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要想真的吸引全世界犹太人的关注，只有曾经的家乡耶路撒冷才能做到。而且耶路撒冷当时在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掌控之下，这个即将瓦解的庞大帝国与犹太人关系良好，不但不排斥犹太人，反而多次帮助过犹太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尚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第二次回归浪潮（1904～1914年），约有四万名犹太人返回定居。奥斯曼解体之后，巴勒斯坦归英国委任统治，由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 中英国承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因此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并且定居。 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以后，世界各地犹太人更是大批移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掀起了第三和第四次移民浪潮。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1929年爆发了希伯来大屠杀，阿拉伯人杀死了133名犹太人。接着在1936年-1939年又有数场暴动发生。对此英国在1939年颁布了一份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至75,000人，并且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认为那违背了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也并没有就此平息，他们希望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 1933年，纳粹在德国执政，犹太人又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掀起第五次犹太人移民浪潮。1940年，犹太人已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二战刚结束时犹太人在欧洲依然受到排挤，不少从集中营“回家”的犹太人频繁遭受袭击，因此大量犹太人再次奔向巴勒斯坦， 1944至1948年之间，超过20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二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60万犹太居民。 1947年，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努力受到挫败，英国决定从巴勒斯坦托管地脱身，将巴勒斯坦问题甩给了联合国，联合国确定了巴以分治。 2⃣️巴以分治和中东战争 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 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第181(II)号决议《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33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13国反对（主要是阿拉伯国家），10国弃权（包括中国、英国），提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独立国家，一个是阿拉伯独立国，另一个是犹太独立国，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55%和45%的领土（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期避免冲突。大卫·本-古理安接受了该方案，但被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阿盟委员会高层下令对以色列的犹太平民展开为期三天的暴力袭击，攻击建筑、商店、以及住宅区，紧接着犹太人组织的地下民兵部队展开还击，这些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的冲突，继而引发了1948年5月的以色列独立战争。以色列在1948年的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77%的土地，以及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当地居民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出了巴勒斯坦。约旦和埃及占领了分治决议本来划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的其它部分领土，这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从未正式成立过。 插一句，阿拉伯国家当时反对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建国，他们也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他们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应该由他们阿拉伯国家来统治。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纳赛尔苦心经营十年后，认为时机已到，劝说阿拉伯国家将指挥权交给埃及，下令封锁蒂郎海峡和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以色列先发制人，不仅把东耶路撒冷、加沙（当时被埃及占领）和西岸抢了过去，夺走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还抢走了黎巴嫩南部、约旦北部的一些地方。这次战争导致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外逃，据估计外逃人数达50万人。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在1967年6月12日停火。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通过第242号决议，促请以色列从它在1967年的冲突中占领的地区撤离。 第四次中东战争再次惨败后，埃及萨达特主动与以色列友好，开启了土地换和平的政策，收复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东和平的基础。但埃及也因此从“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变成了“叛徒”。 第五次中东战争后，约旦、黎巴嫩也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支持并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把西奈退给了埃及、约旦北部退约旦、黎巴嫩南部退黎巴嫩，叙利亚至今不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于2018年正式宣布吞并戈兰高地（约1100平方公里），而随着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宣布放弃恐怖行动，承认以色列，以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取巴勒斯坦利益，以色列归还了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和加沙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共计一万多平方公里，即从6.5万平方公里，退了4万平方公里，现以色列只有2.5万平方公里，其中以色列政府仅从加沙强行赶走了5万多以色列定居者，留下了大量完整的现代化农业农场和住房等。 总之，加沙已于2005年由以色列全部归还给了巴勒斯坦，定居点被拆除，犹太人全部撤出。但约旦河西岸土地至今仍未确定巴以之间的最后疆界。 这便是以色列1992年开始推行的“土地换和平”政策。但是，这种长期的占领决定了巴勒斯坦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开展国家的筹建，当他们建立国家的幻想破灭，也就加剧了暴力和报复的往复循环。而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对和平、安全和区域认可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 3⃣️再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主流观点认为，公元130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宣布重建耶路撒冷，为了割断这座城市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他将其改名为伊利亚·卡皮托林那（Aelia Capitolina），这一地区则改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名字的来历。这个地区后来先后属于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战后被英国托管。也就是说，阿拉伯人从没有在这个地区真正的建立过一个国家。这也是犹太人对在此地建国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称谓。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就认为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另一位犹太作家还写了一部叫《新故土》的小说，里面畅想着阿拉伯人是如何欢迎他们的到来，犹太人则将它建成了现代化的繁华之地，大家在这片土地上欢快地相处。 插一句，古代巴勒斯坦地区与今天的约旦、叙利亚等国有重合之处，这也是这些国家和巴以问题搅和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如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是土地贫瘠、地小物缺的状况，犹太人买来的土地更差。以色列建国之初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所以以色列最初的宣传口号是“给予没有土地的人民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并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实际上，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办法解决大量移民的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亏的全世界犹太人的捐助才存活下来。 美国人包括在美犹太人其实刚开始并不支持以色列建国，他们认为以色列这个国家不可能长久，而且部分偏激的犹太教徒坚信赛弥亚（救世主）还没有到来，不认同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巴以几次冲突后以色列稳固下来才逐渐开始支持。以色列在美国的宣传也很有意思，以宗教迫害和应许之地展开游说。即美国是因为清教徒遭受迫害而建国，犹太人是因为犹太教受迫害而建国；北美是上帝对美国人的应许之地，而耶路撒冷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之地。 此外，巴勒斯坦有极端恐怖分子，以色列也有。1993年与巴勒斯坦签署了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的总理拉宾就是被极右翼分子刺杀的。根据协议，以色列先行撤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并逐步扩大巴勒斯坦的自治范围。为什么极右翼分子要杀拉宾？因为以色列的极右翼掌权时曾大规模在占领的土地上搞定居点，这些人不愿意把土地还回去。以色列的极端分子主要是不想政府让步太多，巴勒斯坦这边的极端分子则是不希望巴以和谈有任何结果。他们希望以色列由沙龙这样的强硬派上台，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与以色列一直干下去，甚至希望巴勒斯坦一片狼籍。这样他们就能拿着武器，保持自己的权力，同时还能得到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所以，以往只要巴以一和谈，这些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就闹的越欢。 此外，犹太人内部其实也有很多分支，比如德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等等。还有原本数量微不足道的哈瑞迪人现在也是以色列国内的重要力量。哈瑞迪人（Haredim）在希伯来语中是“颤抖者”的意思。他们是一群极端守旧的犹太教徒，生育率比阿拉伯人还高，反对复国，也不服兵役，也是以色列国内的一个隐患。 4⃣️巴以最接近和平的一次 1993年，拉宾与巴勒斯坦签署了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为此，拉宾和时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共同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以及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5年11月4日，拉宾（Yitzhak Rabin）在特拉维夫广场参加一次和平集会后遭到一名犹太极右翼激进分子的枪击，伤重不治，时年73岁。 2000年克林顿邀请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到美国和谈，这就是戴维营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同意让出占据的95%土地给巴勒斯坦建国，两国同时在耶路撒冷建都，其余的以后再谈，阿拉法特不敢签字，一直借故拖延，最后甚至电话都不敢接。他后来告诉克林顿，如果他签字了哈马斯会杀了他。因为这个事情，很多阿拉伯人瞧不起阿拉法特。很多人批评阿拉法特只能做一名游击队领导人而做不了一个国家的治理者。实际上巴勒斯坦土地贫瘠，资源缺乏，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能力存活下去。为什么哈马斯能在选举中打败法塔赫？许多加沙的居民承认：并不是哈马斯有多好，而是法塔赫太烂了。哈马斯其实也没有治理能力，这也是他需要煽动民众仇恨、转移民众注意力的重要原因。这其实是很多国家不愿正面回应的事情：没有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全方位的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将注定失败！ 虽然戴维营和谈最后失败了，但我们也能看到巴以和平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需要两国领导人拿出巨大的勇气，不受反对势力的干扰，相互承认并给予对方尊重，同时国际社会也要给予真金白银等实实在在的支持。 5⃣️巴以冲突给我们的启示 虽然上面写了很多，但是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比如伊朗在这中间的作用，巴解的八支武装力量，以色列支持黎巴嫩长枪党对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贝鲁特大屠杀等等，限于篇幅，都无法展开。总之巴以问题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搅和在里面，短期内很难解决，我强烈建议不要以道德去评判任何一方。 这本书中作者采访了许多哈马斯，他们中有儿科医生，有阿拉伯语老师，有画家，有法学硕士…… 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竟会成为某些人口中的“恐怖分子”。书中提到一个故事：以色列士兵施罗莫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个体”的仇恨，“我不恨那些想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巴勒斯坦人，我恨那些‘恐怖分子’。”这倒让我想起经常听巴勒斯坦人讲的一句话：“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 在我看来，仇恨教育是非常不可取的。以色列没有办法杀光所有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更做不到杀光所有犹太人。最终他们还是要生活在一起的。 “100年了，巴以双方相互不了解。有些以色列人还以为巴勒斯坦人青面獠牙、长着尾巴，我们必须了解他们，也使他们了解我们。直接接触是沟通的最好办法，30多年前我就说过，‘必须同他们谈判，以便相互了解’……”阿巴斯是巴勒斯坦高层屈指可数的以色列社会问题专家。 宣传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阻碍和平的到来。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让悲剧不再发生。 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如果走不出受害者心态，就会永远停留在自我感动的黑洞，永远不可能实现和解。 战争不可能彻底解决巴以问题，战争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奥威尔说：“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呐喊、谎言和仇恨，总是来自不参加战争的人。” 只有面对当下，展望未来才能跳出历史的束缚。巴勒斯坦地区长期的安定需要双方的信任、沟通、理解与合作。只有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才能实现。 6⃣️写在最后 大卫王于公元前930年左右建立犹大王国，把首都命名为“Zion”，意思是“烤焦的沙漠”，后来改称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的住所”。 距离耶路撒冷约20公里的约旦尼波山有座著名的摩西升天教堂，传说摩西就是在这座山上发现了这片“流奶与蜜之地”。 不求这片土地流奶与蜜，唯愿它早日成为一片“和平的住所”。 参考书籍： 杜震《一个战地记者巴以冲突亲历》 埃文·赖特《杀戮世代》 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 劳伦斯·莱特所《九月的十三天》 托马斯·弗里德曼《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汤姆·赛格夫《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 伊恩·布莱克《敌人与邻居》

门的那一边 因为战火再起，读书会推荐了二十年前出版的《中东死生门》。作者周轶君是上海人，我曾在《锵锵三人行》中见她谈笑风生，却是第一次认真读她的文字，这本书为我打开望向中东的大门，看到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在前言中，她坦言选择成为战地记者的初衷：“去时想法很简单，年轻记者渴望经历和荣誉。”而到了后记，她却写下更为冷峻的自省：“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两年的战地生涯，她眼中的爆炸与冲突不再是“新闻”，而成为日复一日的日常。“加沙的生活，直面生死，容不下矫情造作，类禅宗棒喝，立见分野。”而“每日上演的生死，很快将虚荣心涤荡干净。长久的绝望与煎熬，带我沉下去，看见更多。”她写自己看见生命在眼前消失，闻到空气中血肉与钢铁撞击的气味，尝到失去亲人的苦涩泪水——战争的两端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却又无法停手，生与死迅速翻转，荒谬彼此映照。 我首先钦佩的，是她近乎本能的勇敢。二十几岁的年纪，穿黑袍黑裤，蒙黑头巾，背着相机，穿行在爆炸与枪火之间，记录官方、平民、受害者家属与士兵的声音。如果说被卷入袭击的概率尚可用“偶然”来安慰，那么在中东炎热气候中依然要裹得严严实实这一点，已经足以让大多数同龄人却步。她并未刻意渲染那些“死里逃生”的瞬间，但正因为轻描淡写，才更显真实——那种延迟而来的后怕，只有亲历者才懂。 书中偶有轻巧的片段，却反而更显沉重：她曾在海边试图下水，却因长袍阻力太大而无奈返回；两个星期后，邻居巴勒斯坦记者认真地问她：“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天刚亮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又有一次，她甩开相机、提起袍子，在电线杆间迅速攀爬——这些略带荒诞与幽默的细节，使战地生活不再只是“宏大叙事”，而成为具体可感的日常。 在周轶君的笔下，中东西亚的平民与逝去的生命，不再是新闻中的冰冷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有信仰、有执念、有亲情与哀恸；只是与身处和平世界的我们相比，他们对人弹、炮火与延续数代的仇恨早已司空见惯。 书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哈娜迪·贾拉达特的女性：她在目睹弟弟与未婚夫被以军杀害后，选择成为人肉炸弹，在海法引爆自己。作者与她的妹妹交谈，妹妹最初震惊，继而感到“高兴”，甚至为姐姐“成功”而哭；父母则感谢真主让她完成使命。这样的反应，初看令人难以理解，细想却又合乎其内在逻辑——在长期压抑、不断收缩的生存空间中，复仇被赋予了某种“正义”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哈娜迪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甚至被铭记与荣耀。 但也正是在这里，阅读变得沉重：当“爱”与“毁灭”不再对立，而彼此纠缠，人性的边界被战争一点点侵蚀。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却无法真正认同。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书中对亚辛葬礼的描写。那是一场巨大的群众性事件：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抬着他的遗体，高喊口号，情绪高涨，仿佛不是在送别一位死者，而是在参与一场集体的宣誓。死亡在这里被转化为象征——象征抵抗、信仰与延续。对外界而言，他或许是争议甚至恐怖的象征；但在拥挤的人群之中，他是被悼念、被崇敬、被寄托希望的人。 这样的场景，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正义”的多重面孔：同一场死亡，在不同叙事中可以拥有完全相反的意义。而记者所能做的，并非裁决，而是记录——把这些彼此冲突却真实存在的情感并置，让读者自行面对其复杂性：当仇恨成为日常，当死亡被赋予意义，当个体被裹挟进历史洪流——人，还能否仅仅作为“人”而存在？

连续三本关于生死、命运的书，都是真实的人和事，时间、地点、人物各有不同，有国内有国外，有过去，也有现在，本书虽然是讲述约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给人震撼，配上直面死/亡的黑白照片，让人头皮发麻。面对鲜/血、死/亡，人们竟然麻木了，这个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为什么给人类安排了这么一出？人类的丑陋、善良，生死，天堂和地/狱都在一念之间，看不到尽头；上帝是用这种残/忍的方式，牺牲当地人宝贵的生命，来提醒人类吗？人类就是牲/口，简单机械的为着争夺土地而活着吗？和平真的像氧气和水一样珍贵，也许真的要等到周围土地也变成“红海”，浓的再也装不下仇/恨和鲜/血，人类和上/帝才能达成共识。

我们只是生活在暂时和平的国家，战争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巴以问题难以解决，只能希望祖国和平，一切健康平安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