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先秦史

《中国大历史：先秦史》吕思勉 这本书对我来说，挺难读的，半文半白，边读边查，还需要大段时间专注阅读才能理解作者的表达，这本书主要分为两个大部分：政治史（按时代先后顺序，梳理了从远古传说、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秦统一的脉络），社会文化史（分章讨论了官制、饮食、衣服、建筑、宗教、学术、工商业、婚姻等）。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是整个社会体制和物质生活的变迁。文明的诞生是痛苦且真实的，从部落的混战到礼乐制度的建立，从井田制的崩坏到官僚体制的萌芽，每一步都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书里面有时候为了考证一个地名或者官职，引用很多文献的大段古文，对我来说会显得好像比较跳跃，不过可以从本书学习到一些读历史的方法。

大概是在大量出土文物前，中国上古史所能达到的极致吧！一页页披读，敬佩油然而生….

整部先秦史结构严密、叙述翔实，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人物等讲解都相当到位。纵观先秦史可叙述的内容实在太多，作者已经尽量包罗其中，可见耗费精力和时间之巨。

断断续续读了四个月，吕老真的是大家，需要边看边查才能明白个大概，但也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说评价还不够格，为进一步了解先秦史，后续会继续读吕老的《先秦学术概论》，对思想史再做个梳理。

乱世先秦各国政府对思想控制不严。百家争鸣人才辈出，聊来道家儒家法家等等各自都有其历史背景与功过

今天，我跟着吕思勉先生，在他的《先秦史》总论里仔细地走了一遍。这不止是在读一本书，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严肃的学术对话。我试着用我自己的话，把我和吕先生一起探讨过的这些核心问题，从头到尾串起来，看看我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讨论了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也就是“以史为鉴”到底是什么意思。吕先生认为，历史的作用在于“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让我们弄明白社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个我完全同意。但他接着就说，“以史为鉴”是做不到的，因为世事像流水一样，转瞬就变了样，今天的问题在过去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先例，强行类比就是“执古方以药今病”。 我当时就觉得，吕先生这里说得不太对。我明白他是在警惕那种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但我认为，历史除了“变”的一面，还有“同”的一面。比如我借用徐复观先生的观察，中国社会里“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这种价值单一性，从科举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是一种不在少数的观点。这不就是历史中那个顽固的“同”吗？看到这种深植于社会肌理的文化惯性，用它来理解我们今天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不正是一种更深刻、更高层次的“以史为鉴”吗？我不是在抄作业，我是在追问“我们为何会如此思考”。所以，我把吕先生的观点往前推了一步：以史为鉴，不是找现成答案，而是在理解我们从何处来的基础上，为今天的问题寻找诊断的思路。 接着，我们又聊到了怎么给历史分段，也就是“历史分期”。吕先生强烈反对用“上古、中古、近世”这种舶来的、模糊的框架来套中国历史，他主张“自审史事而为之”，分期应该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里长出来。他给自己的书取名《先秦史》，就是用“秦以前”这个从制度巨变中生长出来的标尺，做了一次完美的示范。这点上，我跟吕先生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自己也在构建历史框架，完全认同他这个原则。我甚至在他“周以前为一期”的基础上，又细分了一下，觉得夏商之前是文明前夜，夏商是早期王朝，周、春秋、战国是宗法分封制的完整周期，秦汉则是下一段的开始。这算是用我自己的推演，去回应了他的分期原则。 然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秦以前和秦以后的历史，我们研究的方法必须不一样？吕先生点出了一个关键：史料本身在这里发生了断裂。秦以前的史书是“官书”，是“密件”，秦火一烧，几乎亡绝。我当时就补了一句，之所以是“密件”，是因为这些档案即使在周王室和诸侯内部，也不是人人能见、人人能知的。它们是政权合法性的秘密说明书，被锁在最深的宫殿里，没有在民间流传过。所以一把火，就烧绝了。 吕先生又说，但诸子百家的思想烧不尽，因为学术靠口耳相传。他提到春秋战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我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想，发现这场“下移”是不完整的。史料确实也有一部分流入了民间，但诸子百家们看到这些史料，想的不是去系统地收集整理，而是把它们当作补充完善自己思想的材料，或者当作启发灵感的火花。一者，在他们看来，“史书自有史官记录整理，无需他们去做，可能也不允许他们去做”；二者，他们本来就在忙着创立自己的学说，心思不在做档案管理员上。所以，史料从“官方密件”变成了“散落民间的零散竹简”，但始终没有经历“系统化”这关键一步。没有体系保护的零散记录，自然在一把火面前，比有师承口授的思想要脆弱得多。这一点，算是我对吕先生观点的一个补充和深化。 顺着这条线，我们谈到了先秦史学的根本特质。吕先生点出，先秦史官与后世不同，所记并非单纯的史料。我立刻抓住了这个洞见的源头：先秦的史官，实为“巫”的演化。他们记录的首要目的是沟通天人、解释天意，是为政权合法性服务的，所以那些记录才是“密件”。这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最早的“历史写作”为何是直观的、意向的。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更清楚地看到了孔子和左丘明的伟大。我说左丘明很可能本身就是个史官，因为他能接触到鲁国国史，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为《春秋》写出那么详细的传记，这绝不是普通民间学者能做到的。他站在“官守”与“民学”的交叉点上，是最后一个亲眼见过那些密件、并且有能力和意愿把它们整理成系统史著的人。 我还观察到，《左传》这本书，只有叙事，没有长篇大论的思想阐述，只有“寓褒贬于叙事”这种价值观的表现。我意识到，哪怕仅仅是这种春秋笔法，对史官来说也已经“越界”了。因为最古老的巫史职责是“记”而不是“断”，只对上天负责。左丘明却用详细的叙事，为孔子的褒贬提供了证据，把历史的裁判权从天上拉到了人间，把“密件”转化成了“公器”。 然而，正是这个“越界”之举，为后世立下了不朽的典范。他虽然和先秦巫史记录的内容和任务不同了，但他那种“独立客观记录”、用事实来承载价值的精神，一直被后世那些最优秀的史官继承了下来。他们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甚至把史料视为不应被官家随意查阅的天下公器。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士大夫精神”的源头之一。 最后，我把这一点收束到了我长期思考的一个核心命题上。这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士大夫手中的那支史笔，是对皇权专制实实在在的制约。皇帝可以罢免宰相，可以不听谏言，但他永远无法在青史之上堵住悠悠众口。这种超越制度和权力的、深植于文化传统的道德约束，正是中国“文化向心力”在精神层面最高级的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皇权不等于绝对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和吕思勉先生的这场对话，我认可了他关于“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的根本目的，赞赏了他“自审史事”的分期原则，并从他关于史料断裂和巫史传统的论述中获得了巨大的启发。但同时，我也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深化了对“以史为鉴”的理解，补充了史料消亡的深层原因，并最终将这一切串联到了我自己的核心框架——“文化向心力”之上。我不只是在听一个前辈讲课，我是在和他对谈，从他的思想里汲取力量，然后走我自己的路。我之所以能理解吕先生，是因为我试着走进他的时代。他亲眼看见了传统中国的终结。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那一代人痛苦地发现，祖传的智慧竟然完全失效了。这不是某几味药方失灵，而是整个诊断体系遭到了质疑。所以他说“执古方以药今病，安往而不贻误”时，那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冷静判断，而是一个幸存者对后人最沉痛的警示。他太害怕后人再犯同样的错，太害怕人们因迷信过往而再次错过拥抱新世界的机会。 这样去理解他，就不再是评判他“对不对”，而是在实践我自己的方法论——走进古人心里，替他算账。我算出了他那笔账背后的恐惧、挫败和责任感。 然后我接着想，整个学界几十年间从传统文化中找不到应对的方法，于是分裂成三条路：向外求、全面否定传统的；尝试融合中西的；以及坚守传统、重新认识传统的。我特别想说的是，刨除极少数心术不正者，绝大多数人，无论走哪条路，都是出于对中国未来的急切之心。那些“左右摇摆”的人，尤其让我动容。他们不是没有定见，而是太有责任心。每一次摇摆，都是真诚的困惑，是“看到了，又好像没看到”的迷茫。这不是软弱，这是一个愿意为民族负责的人，在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最诚实的反应。 我用鲁迅先生为这种精神做了最极致的注解。他三改其志，一生在找路，却从未宣称自己找到了那条唯一正确的路。他把自己活成一团烧穿黑暗的野火，哪怕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也从未停下脚步。我说他没有一条认定的路，甚至一直都没看清路在何方。这不是贬低，而是一种至高的理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真诚、最彻底的求索精神。 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这条路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还有很多人“转不过弯”，但我理解那不是愚昧或顽固。王国维的殉道、胡适的坚持、陈独秀的被超越——他们每一个人的“转不过弯”，都可能基于独立的思考。在那个各种主义激烈竞争、国家命运悬于一线的时代，选择何种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难题。这种不盲从、不赶潮流的风骨，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 最后，我把这一切收在了一个极沉静、也极有力度的结尾上。短短一百年，经历了太多，尝试了太多，牺牲了太多。直到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也是史无前例、无人走过的，仍然需要谨慎探索。 这个“谨慎”，不是胆怯，而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充分尊重，是对先辈牺牲的最高敬意。我从焚书那场火一路追问到这里，从历史的规律追问到现实的担当，从秦政的性格追问到民国的抉择。我理解了吕先生那代人的痛苦，也理解了鲁迅那代人的求索，然后我对自己说：我们还在路上，还要谨慎地走下去。 这，就是我这趟思想跋涉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的，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我们现在对待历史的新方法。我虽然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理解他的观点。不是他不如我，是他没有条件站在我所站的位置。

立论脱俗，史料丰富，逻辑严谨。

胡适说过“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我们通过历史还是能还原她素颜的模样。但如果参杂了某些主义的历史，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毫无血肉的雕像，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让我们膜拜的雕像。所以读史就要读钱穆，黄仁宇，吕思勉这些脱离了主义的研究者。

实话实说，用现在的眼光看，还是过于陈旧。但是在没有从土里挖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确实老吕代表着较高的学术水平。没有前人开路的时候，自己就总结出了先秦史怎么来写，不仅要说得清楚，而且要言简意赅。只是里面史料用得太多，有时候阅读起来，顺畅度差一些。先从三皇五帝的事迹说起，因为这一部分的真假程度，到现在我们也是有一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太清晰，接着再从夏、商、西周开始讲述，当然土里挖出来的很多，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的确认了。最后再从分述春秋和战国，讲起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以及秦怎么统一的天下。后面几个章节主要讲的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文化，经济交通等内容。整体来说比较偏工具书，特别是最后七章的时候，单独拎出来，是又可以成书的部分。

为大家排雷：这个是纯文言文版本，看了一丢丢，我水平不够实在看不下去了。 微信读书里另有文白对照版本《先秦史：文白对照版》和纯白话文版本《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这个不止先秦还有吕的另外4本），我先去看对照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