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廷黻
蒋廷黻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和身份的“重要人物”,其回忆录有着较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本书系作者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蒋廷黻一生经历复杂,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以学者的眼光与头脑进行观察思考,有人所未道之处。加之长期身处高位,回忆录中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更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是该书的主要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出版该书的着眼点。
蒋廷黻是谁?是历史学家、外交官、西方化改革派。 这本回忆录,真诚平实,具有大家风范,亲切有味。是理解一个时代及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窗口。 他受西方教育长达17年,对他而言,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一场彻底的认知范式置换。 早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1935年弃学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职,经历了“九一八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他是书生从政,务实敢为,敢于任事,不怕得罪权贵,并注重体察民情。 他把做官与教书视为同等清高,这在当时中国是石破天惊的。传统中国视政治为治道,西方视其为权力博弈,而蒋廷黻则将其认为社会管理实务。这意味着他彻底剥离了政治的神圣性、权谋性。 他出任公职更像是一位受聘的CEO,而非谋士或党徒,这种心态让他能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保持清醒,本质上他是穿上公务员外衣的历史学家。 他高估了精英阶层自上而下改革的能力,低估了群众政治动员的深度。他的盲点:忽略了土地问题、农民的生存心态、地方的势力与宗族纽带,这些非正式机构使他以及民国政府无法有效控制。他推荐中央集团和工业化,用精英逻辑替代大众现实。 他认为,中国在西方文明的面前是迟到者,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加速跑步,而不是另修轨道。 今天回看这种观点,它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变量,西方世界不会因你遵守规则就允许你轻松赶超。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迟到者,而是并跑者,有些领域甚至是领先跑。美国极限打压华为,从芯片、光刻机到Al算力,封锁范围持续扩大,目的是阻止中国的高端产业链持续深耕。 蒋廷黻的观念是把西方走过的路当做唯一的地图,他是一个用西方手术刀解剖中国病体的医生,却始终没找到缝合文化窗口的那根线。
一个人的回忆录往往比传记更容易让人观察到他的个性和三观,以及从一个这样的个体里看出去的世界。这点对于自信的人来说尤甚。蒋廷黻是个对自己所持的信念和自身价值相当自负的人,从这点上看他不那么“中国”。他当然属于当时的精英阶层,他笃信的世界观基于他后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譬如他认为中国人文化水准相当高,公共生活则是“不敢说已经达到理想地步”,而我们可从其他史料中得知其时文盲率超80%),倡导的政策也基于他自己的这种截退了来路(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的小环境。他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今人之鉴——尤其对自视为有识之士的人解读现今社会趋势有特别的意义。
蒋廷黻先生早岁留美,归国后从事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与教学,与胡適之、傅斯年、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介绍西洋新思想、新观念,评论中国时政与积弊,为早期提倡中国现代化功臣之一。其后从政,出任外交官及台湾“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誉为“国士无双”实不为过。
近代中国有湖南,人才辈出,影响深远。既非京畿重地,亦非沿海要塞,地处内陆,政经庸常,但潇湘子弟有舍我其谁的气魄,他们称“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以曾文正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治学从业;集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于一身,学业精进与务实经济为一体;有择善固守不动摇,不达目标不罢休的坚定信念。数一数近代史上的湖南人,可谓群英荟萃,熠熠生辉。古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湖南可是二者兼具。仿佛一江奔涌,兀转回流,卷起千堆雪。 当下呢?芒果卫视在娱乐至上的年代亦弄潮于头😄😄我微博里关注的大咖罗昌平、罗翔、十年砍柴……都是笑谈渴饮湘江水,壮志饥餐青红椒的湖南人。 随感而发,书评后续。
读过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又来读先生的回忆录。为先生治学、从政、为人所叹服。少年只身赴美留学实为传奇。可惜先生的夙愿:著中国近代史竟未完成,连回忆录也因罹患癌症而中止。幸而先生于清华开创历史研究新风气得以传承。
蒋廷黻是湖南宝庆人,1895年诞生于一个半农半商的殷实之家。幼读私塾,伯父兰圃先生督促甚严。1906年,11岁的蒋廷黻便进入湖南湘潭的长老会学校,在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只身留美,先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历史,师从当时著名的海斯教授。1923年博士毕业后回国,先是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29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学者生涯。“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品评时政,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并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蒋廷黻弃学从政,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当年10月,蒋廷黻病逝于纽约。 因受西方教育达十七年之久,蒋廷黻的思想很西方化,蒋廷黻所秉承的价值和理性,在现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在回忆录中,蒋廷黻说:“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来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尽管从1935年开始直至退休,蒋廷黻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公职,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客。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适应,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进步。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变化,他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政务之余,用短暂的闲暇时间,凭记忆一鼓作气写出了《中国近代史大纲》,这本书尽管只有5万多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是他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积淀起来的心得。这本书融合了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它奠定了蒋廷黻在史学界的地位,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蒋廷黻,这三个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更不用说在年轻人中间了,然在1949年之前他的地位和知名度是颇高的,无论是政界抑或是学界,翻开其个人履历,足以让人侧目,普通人能有其十分之一成就也可以光宗耀祖了。但他现在的知名度尚不如小他20多岁的黄仁宇,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就不说了,一部【万历十五年】几多褒扬几多贬,先军后学,治学严谨;然而与蒋廷黻比,黄仁宇就是小字辈了,对黄仁宇著作不甚满意的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亦曾受教于蒋廷黻,1972年访问北京时开言即提到蒋廷黻,“今天我必须首先承认我作为学生所受到老师蒋廷黻的恩德”,由此可见蒋廷黻的影响力。至于蒋廷黻为何1949年后逐渐在大陆被遗忘,一方面许是政治原因,一面也是其著作并不多吧,1923-1935年只有12年的大学教授时光,他的著作也主要在此期间完成,据书中提及,〖中国近代史〗亦未完结,以后也再无机会著述,一身智慧和学问随其长眠地下。 虽然著述不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中国外交学奠基者,近代史研究开拓者,并且是南开大学历史学奠基人,改革了清华历史学研究!曾经以为学者从政多偏于理想化,疏于实干,然而【蒋廷黻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有学问又极有才干的学者官员,富有远见的外交家,其犀利观点、任人不唯亲的做事原则到现在亦不过时,如果他能看到新中国现在的样貌该是欣慰的吧,对他任职时存在现在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还是会很愤慨吧! 遗憾的是这本书止于抗战时期,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之后他亲历的历史,这也是太多人的遗憾!政治家有立场,学问和著作当无边界,我们该给蒋廷黻应有的评价,其著作也不该被忽视和遗忘!另外扯点别的淡,同时期的历史看不同的学者的著作会有不同的体会,对当时的历史会有更深的历史,比如近代史,然后呢会发现谁严谨谁显浮夸,好了不扯了,下一本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我始终认为政权体制下的普通人多关注个体的生活,少参与宏伟重大叙事!真正的历史并不在宏大叙事里,往往在个体的日常生活里! 蒋廷黻学贯中西,是一位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早期执教,后期从政,不置产业,不任用私人。他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 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李敖曾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 “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相关的材料不可。”记录这段话,是忽然想到现在网络对明清两朝的争辩论战,对如李鸿章……这类大吏评论的立场观点,我觉得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应该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后世之政治站位!扯远了,呜呼哀哉,但凡读那些民粹主义洗脑文字的时候,先有这些各方历史资料比对做根据来源也不至于盲目推崇伪西方文化史,做一个被带节奏洗脑的乌合之众了! ———2025.12.21日读《蒋廷黻回忆录》有感
未完成的回忆录,只写到抗战的1942年,1965年春年届七十退休的蒋庭黻才开始口述回忆录,可惜年底十月就因癌症去世,家庭出身一般算是中农吧,所幸家人开明,幼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年方十七的蒋庭黻孤身一人远渡重洋半工半读求学于美国(颇有传奇色彩了),十年后博士毕业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之后是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庭黻少年出国西方教育的影响明显,而且深受百年来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因此35年蒋介石招之即来投身政治外交,从他的《中国近代史》就看得出来他对外交的重视以及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他就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回忆来看对传统学人没啥好印象,对鲁迅印象一般而且从二十年代后期鲁迅的声望来看蒋庭黻颇有刻意贬低淡化之意,对以传统学术治《汉书》的杨树达不通经世致用颇为不屑,对同系任教隋唐史的陈寅恪居然无一语提及令人诧异,但身为历史系主任却对他治下的清华历史系人才济济而颇为自得,就任过驻苏联联合国驻美大使的蒋庭黻对于提拔他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颇为尊敬,三十年代中期当了一年驻苏大使的蒋庭黻没啥好感,对于无处不在的监听惊恐厌恶,从他的回忆录中已经看得出当时斯大林肃反运动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苏联日常状态!回忆录所述之事从幼年到青年中年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状态,自信自得自夸之意溢于言表,二十年代后期西安之行当地吸食鸦片已是日常生活交往的常态,还有就任政府行政院处长时对官僚习气组织架构混乱的批评结合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中国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常态,作者总想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来革故鼎新却总是慨叹传统文化积习太深,因此怀念推崇孙中山出入中西的教育文化背景批判李鸿章乃至于蒋介石等人囿于传统太深的缺点倒是颇令人反思!
你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但做为人的基本道德认知是相同的:有良心,不唯上,知彼知己不狂热,温和沟通办事情。当今,能守住道德底线的人,还能被不当做另类的不多了,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而那些一脸的庄严,没有底线的投机者、天天仁义道德、胸怀天下,胡说八道却高坐庙堂。他们是不会理解蒋廷黻先生们的人格的,他们更不会有时间去了解先生们的。谄媚就是他们的处事之道,权利是他们追求的目的,贪婪是连他们的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动机。缅怀那些有良心的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