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

冀朝鼎，留美博士，回國後受命潛伏主導經濟工作，專門替孔祥熙、宋子文出主意，參與策劃的法幣與金圓券致國統區經濟失利。弟弟冀朝鑄被譽爲“中國紅牆第一翻譯”。 《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是他23歲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李約瑟曾經評論說：這是迄今爲止，一切西文中關於中國歷史發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之一。 冀朝鼎認爲西方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剝削其國內的工人階級。工業革命之後，大英帝國的基本經濟區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國內。這是當今世界結構的要害。 回到《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本書講的農業社會中國立國的經濟基礎。插一句，工業調查方面，屬馬洪和孫尚清的《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 所謂分裂與割據，一方面在於基本經濟區的爭奪，另一方面則在於地方建設造成的基本經濟區的擴大與轉移，佔優勢的經濟區一旦確立，控制了基本經濟區的首領，就獲得了優越的物質利益而勝過與之競爭的其他集團，最後把國家統一起來。 以基本經濟區爲控制槓桿當作出發點研究中國歷史，可以更好地解釋有關統一與分裂這一中心問題。按照這個標準書中介紹：從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有外國列強影響的近代時期的開端）的中國經濟史分爲5個時期。第一個統一與和平時期（前255—220年）包括秦朝和漢朝，涇水、渭水、汾水和黃河下游流域爲基本經濟區。第一個分裂和鬥爭時期（220—589年，極爲重要的轉變時期）包括三國、晉朝和南北朝；四川與長江下游流域，因爲灌溉與防洪的逐漸發展，成爲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區，對早期基本經濟區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第二個統一與和平時期（589—907年）包括隋朝和唐朝，長江流域獲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同時大運河也得以迅速發展，把首都和新基本經濟區連接起來。第二個分裂與鬥爭時期（907—1279年）包括五代、宋朝和北方的遼朝和金朝，長江流域作爲中國突出的基本經濟區進一步得到迅猛發展。第三個統一與和平時期（1279—1911年）包括元朝、明朝和清朝，統治者日益擔心首都與基本經濟區之間的距離，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即現河北省）發展成爲基本經濟區。可惜想用直隸產的糧食代替來自江南的漕糧、不再從南方運輸糧食的願望從未實現過。 作者分析歷朝水利工程建設如何在基本經濟區南移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這是本書的核心論述，雖高度概括，但脈絡清晰。 最後作者特別強調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是爲了研究從公元前255年到公元1842年的歷史過程特別提出的。但是19世紀中葉中國的被迫開放，結束了一個歷史階段，隨着鐵路的修建、工業和貿易的發展、海外貿易的出現，公共治水工程作爲政治武器的重要性已經大大降低。而農業生產率，作爲衡量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尺度，也失去了支配意義，這一概念便不再適用了。 必須提出新的概念，才能描述新關係，分析新情況。

很新穎的視角，帶有濃厚的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去看待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變遷與發展。作者從水利入手，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解釋圍繞基本經濟區這一經濟基礎之上的各種歷史政治變化（也就是上層關係）。簡言之，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即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作爲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一直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的基礎，每一次政治上的變動（如東漢遷都洛陽、隋修建大運河、元明清三代定都北方修繕大運河等），本質上都是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即基本經濟區）之間的博弈與變動。 美中不足的是，書中很多觀點有主觀臆斷之嫌，其中的某些觀點更有前後矛盾之嫌。但仍不妨礙此書的偉大，也不禁讓我思考現今的“基本經濟區”。雖然作者在書中明確表示現代化、工業化社會下的交通工具打破了原有的基本經濟區概念與格局，但某些內核仍然存在。對當今中國而言，稅收的形式從糧食變爲了各種產值（如工業產值、金融、土地價值等）。毫無疑問，當今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大相分離，政府也不再需要修建水利工程來穩定自身經濟。當稅收的重心向着二產與三產轉移時，與之配套的基礎設施就變成了新時代的“水利工程”，各地不同的稅收政策也就變成了新的“漕運”。中央仍需牢牢掌握着南方的經濟命脈以維護政治中心與統治力。 太陽底下無新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作者經過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訓練，來回看中國曆代王朝區域關係，作爲一本1935年的學術著作，雖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時代侷限性，但整個著作在今天也不至於落伍，學到很多。 基本經濟區作爲中國曆代王朝統一政權的物質基礎，如出版後記所言“中國曆代政權爲坐穩江山，必先維持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爲供應政治中心大量人口的衣食，必須依靠一個基本經濟區；中國以農業立國，建設基本經濟區必先興修水利”。 閱讀時在想，這一基本邏輯真的不適合商業繁榮的今天了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受益於建國初的大興水利嗎？飯都喫不飽何來社會發展、安居樂業，這也是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維護基本糧食安全的意義所在，只不過不再像農業社會一樣財政收入也要維繫於糧食上。 在今天，沒有“基本經濟區”了嗎？養活政權和軍隊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區域、財政收入主要來源行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做“基本經濟區”，相比以前只不過“基本經濟區”的含義更加多元，誰控制了這個命脈，誰就掌控話語權，或者如文中所言“意味着一種物質優勢，是一種成功的條件”。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發展可以不再維繫於“土地”了嗎？無論是土地產出的糧食還是土地產出的財政……

早晨上課時老師推薦的書，用一下午時間讀完，頗有收穫。這本八十五年前的著作深受年鑑學派的影響，其理論直接來源於魏特夫的“治水社會”，但作者對於中國政治與經濟變遷有相當深刻的見解。以今人佔有的材料來看雖略顯粗糙，但視角新穎，頗多創見，哪怕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相關研究中也少有超越這本小冊子的。

本書並非重新解讀整個中國歷史，然而，如果能證明基本經濟區這一概念有助於解決中國歷史的某一個根本問題，也許對中國歷史發展全過程的理解和解釋就會發生改變。

水利興廢定興衰 冀朝鼎，生於1903年，山西汾陽人，他出身名門，父親冀貢泉先後擔任過山西司法廳長和教育廳長。1916年，年僅13歲的冀朝鼎考入清華學校。1919年，熱血少年冀朝鼎參加了五四運動，後被捕。被捕學生中，清華最小的是冀朝鼎，16歲。北大最小的是劉仁靜，17歲。1924年，21歲的冀朝鼎以優異成績被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錄取，赴美留學。在去美國之前，他專門去北大拜訪了李大釗。　　1926年，冀朝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而博士論文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篇論文震驚了美國政界與學界，那一年，冀朝鼎只有23歲。那個時候，冀朝鼎的研究關心戰爭與稅收問題，在他看來，西方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榨取殖民地，而不是剝削其國內的工人階級。工業革命之後，大英帝國的基本經濟區也在殖民地，而不是在其國內。這是當今世界結構的要害。　　1927年，冀朝鼎去歐洲參加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同盟大會。在歐洲，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擔任中國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鄧中夏的翻譯和祕書。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冀朝鼎就已經與鄧中夏結爲好友，鄧的父親鄧典謨，與冀朝鼎的父親冀貢泉，都是民國政府的高官。　　1929年，《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在紐約出版，給冀朝鼎帶來了巨大學術聲譽。 作者明確，所謂基本經濟區，是依託灌溉、防洪、運河水利體系發展起來的核心經濟區域。這片區域的農業產能與水運條件遠超其他地域，既是王朝存續的經濟根基，也是統治者掌控全國的政治槓桿。不同於魏特夫將東方水利工程簡單等同於專制主義的論斷，冀朝鼎更注重中國疆域的區域差異性，聚焦經濟區位的轉移規律，精準貼閤中國曆史發展的真實脈絡。 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主導的古代社會，分散的村落經濟缺乏自發整合全國的能力。王朝的大一統格局，從來不是單純依靠軍事威懾與官僚體系維繫。秦始皇開創的大一統，本質上是一種鬆散的統一，缺乏全域性的經濟聯結。唯有牢牢掌控高產、便捷的基本經濟區，中央政府才能持續獲取糧食與賦稅，支撐都城運轉、軍隊駐防與官僚體系開支，進而制衡、掌控全國其他附屬區域。一旦核心經濟區的優勢衰退、地位動搖，王朝的統治根基便會鬆動，地方割據隨之滋生，分裂局面就此形成。而新王朝的統一進程，本質上也是紮根新興經濟核心區、重塑經濟主導權的過程。 水利建設是基本經濟區形成、發展與轉移的核心驅動力。書中結合大量史料與歷代治水數據，清晰梳理出水利、農業、國運三者的緊密關聯。清代慕天顏曾言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功而後裕國，這句話精準概括了古代中國的治國底層邏輯。中國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爲水利農業的繁榮奠定了先天基礎。黃土土壤具備特殊的自我施肥特性，汛期河流裹挾的淤泥能夠改良農田，大幅提升土地產能。季風氣候帶來的降水不均、旱澇頻發的現狀，倒逼歷代王朝持續修建灌溉與防洪工程。而密佈全國的水系網絡，也爲運河開鑿、水運通商提供了天然條件。 依託自然稟賦與人工水利的雙向賦能，中國基本經濟區完成了自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千年轉移，這也是貫穿古代中國歷史的長週期演變規律。秦漢時期，涇渭、汾水滋養的黃河中下游流域，是無可替代的經濟核心，鄭國渠、白渠等水利工程，讓關中平原成爲秦漢一統天下的底氣。魏晉南北朝的亂世之中，北方戰亂頻繁、水利荒廢，人口大規模南遷，南方水利工程逐步興起，四川盆地與長江下游的經濟實力持續攀升，開始挑戰北方的核心地位。 至隋唐時期，大運河全線貫通，徹底打通南北經濟脈絡，長江流域正式取代黃河流域，成爲全國新的基本經濟區。唐朝江南地區的田賦，已然佔據全國九成，足以印證經濟重心的徹底南移。兩宋時期，南方圩田、圍田大規模開發，水利體系愈發完善，基本經濟區的發展走向成熟，但豪強侵佔湖田、壟斷水利資源的亂象，也滋生了諸多社會矛盾，成爲地方治理的頑疾。 元明清三代出現了獨特的歷史悖論。三代王朝均定都北京，政治中心穩固在北方，可經濟命脈卻牢牢掌控在千里之外的長江流域。爲消解政治與經濟中心割裂的隱患，歷代統治者屢次嘗試開發海河流域，試圖打造第二個江南，彌補北方經濟短板。但受限於土壤、水系、氣候的天然劣勢，所有努力最終悉數落空。王朝只能依靠大運河維繫南北物資流通，江南漕糧成爲都城存續、國家運轉的絕對依託，這種格局貫穿了整個帝制晚期。 數據清晰證明，水利工程的興廢，從來不是自然氣候波動的結果，而是統治集團政治經濟選擇的直接體現。歷代王朝都會集中人力物力，優先建設核心經濟區的水利設施，犧牲邊緣區域的發展利益，穩固自身統治根基。漢代水利工程高度集中於關中、河南，唐代南方治水規模首次超越北方，宋代長江流域水利建設數量成倍增長，這些變化都是基本經濟區轉移的真實佐證。 同時，基本經濟區的差異，也塑造了古代中國多元的區域格局與社會形態。不同經濟區域的土地制度、稅收標準、商業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地方宗族勢力、農民生活狀態也存在明顯差異，進一步加劇了區域發展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不僅影響王朝的財政佈局，更深刻影響着亂世割據的局勢走向。歷代農民戰爭、地方割據勢力的勝負，往往依託核心經濟區的物資支撐，地理與經濟優勢，成爲左右歷史走向的隱性關鍵。 除此之外，本書釐清了中國治水事業的起源本質，破除了傳統史學的神話敘事。作者依託顧頡剛的古史研究，解構了大禹治水的傳說神話，證實大規模國家水利工程並非起源於上古賢君的德政。井田制時代，農奴被束縛於土地，無法調動大規模勞動力，不具備大型水利建設的社會條件。直至戰國時期，鐵器與牛耕普及，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確立，遊離勞動力大量出現，才爲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基礎。 戰國諸侯紛紛將水利建設作爲爭霸武器，修堤防洪、開鑿運河，以水利優勢壯大國力、制衡鄰國。鄭國渠的修建，讓關中平原成爲沃土，助力秦國積累絕對經濟優勢，最終橫掃六國、一統天下。自此之後，水利建設正式成爲古代中央王朝的核心國家職能，延續兩千餘年。 輸的內容並不是很多，但此書一書卻享譽學界已久，有過人之處，眼光獨到。當然，本書的研究有着清晰的時代邊界。作者明確指出，基本經濟區的理論體系，僅適用於公元前255年至1842年的傳統半封建時代。近代以後，通商口岸開放、工業文明興起、鐵路交通普及，傳統水利主導的區域經濟格局被徹底顛覆。列強入侵、近代工商業發展，重塑了中國的經濟重心與政治格局，這套延續千年的歷史規律，不再適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 通讀全書不難發現，這本著作最珍貴的價值，便是跳出人物與事件的表層敘事，以地理、水利、經濟爲抓手，構建起一套解釋中國古代治亂興衰的完整邏輯。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鐵律，從來不是虛無的天道輪迴，而是基本經濟區興衰轉移的必然結果。水利興則核心區盛，核心區盛則王朝一統。核心區衰敗轉移，則天下動盪分裂。

這本書成書於1930年代，看到"冀朝鼎"，我就在想他跟冀朝鑄什麼關係，沒想到是親兄弟，一門雙傑，難得！ 看書名，以爲是講中國歷史上經濟區的形成發展和轉移，包括人口、經濟總量、人們的生活等方面，實際這本書是一本關於灌溉和水利的發展史，講述了中國自秦代以來的各個時期在水利方面的投入，以及水利發展所帶來基本經濟區的轉移……，作者在書中一直談到的名詞"半封建"，我不太認同，這是西方史觀，中國從秦統一以來，就走出了封建制，二千年來帝制一以貫之，我們絕非西歐一類的封建領主制，而是家天下爲中心的皇帝士大夫統治模式！ 作者在文中談了很多水利工程，談到基本經濟區從關中平原轉移到洛黃區域，再到江淮地區，再到吳越地區，再到嶺南地區，最後談到大運河帶來的燕趙之地……，其實可以看出我國基本經濟區的轉移同時，政治中心也隨之轉移；有一點作者沒有很深入的聊——400mm等降水線，降水帶的南移，是否也促使了基本經濟帶的南移？秦代以關中巴蜀之地力，一統天下，後漢有以關中洛水地區興旺四百年，由晉室南渡，江南地區逐步因政治中心而發展，南北朝時期，關中平洛與江南地區，構成了兩大基本經濟區；後隋朝一統南北，隋唐時期關中因數百年的發展，地力不足以養人，皇帝曾多次帶大臣去洛陽就食，汴洛之地，已取代關中成爲北方新的基本經濟區，因大運河的修建，兩淮地區亦愈發繁榮，安史之亂後兩淮竟以地區之力，對抗中央，與之連成片的江浙地區，則在多年安定後，逐步取代北方，成爲天下基本經濟區的趨勢，再難逆轉，直到而今；五代宋遼金的割據，從客觀上強化了南北之分，元朝的一統並沒有消弭南北的差別，反而因其寬政，南北之地，地域性變得更強，至明，南北才真正再次融爲一體，清承明制，然經濟重心再次南移，形成了東南、嶺南雙強的局面，直到而今！ 這本書，讀起來枯燥無味，像論文，卻論述不深入，然能從基本經濟區角度，審視中國歷史，不失爲一新穎角度！

本書成書於1935年，作者不但是一位水利和歷史論述方面的專家，還是當年我黨的地下工作者，據說還是《北平無戰事》其中一位主角的原型人物。6萬餘字，與其說是一本書，倒不如說是一篇長篇論文，作者很謙虛，然而文章的內容是頗具宏觀視角的啓發性的。總體而言，中國歷史經濟與水利工程的發展的相關性是講清楚了，特別重要的是提出中國有史以來的兩重要分裂時期：三國至南北朝，唐末五代宋遼金，其分裂的原因首先倒不在外族的衝擊，而是內部經濟重心轉移造成的地方與中央權利的失衡。

本書頗具啓發意義。 1. 用“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來解釋中國古代所謂“封建時期”的王朝興衰、統一分裂是新穎的角度。 2.以水利工程的興修多寡來分析基本經濟區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北南轉移也有獨到之處。 3.學到了治水不僅與漕運，民生相關，還可起到軍事或戰爭目的；洪水過後沃野千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 不足之處： 1.基本經濟區轉移之說符合常識，惜未詳證，部分推論又過於粗暴。各地歷年糧食產量的數據或爲明證。安史之亂後江南賦稅佔全國 9/10，或因藩鎮勢大、租稅不繳，不能直證經濟中心轉移。 2.分裂之說僅言三國、五代，愚不止於此。僅以宋爲例，宋遼夏不過又一三國耳。宋之疆域，安可經略河北？ 3.爲強調水利工程之軍事目的，不少例證有強加之嫌。後半部長篇大論更似水利斷代史，不再有眼前一亮之感。 凡上種種，概因成文於1935年，囿於時代，頗多觀念相異。卻證友人“文史哲，今人定勝古人”之說。

突破了傳統以政治、文化爲核心的歷史研究範式，創造性的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理論，耳目一新。以水利開發與農業發展爲關鍵線索，梳理了基本經濟區的演變，以及其對王朝更迭的關聯。他讓我看到了，區域經濟的不平衡並不是現代社會獨有，歷史上的經濟區轉移，往往與自然環境、技術進步和政策選擇共同作用，刷新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