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澳大衆文化與都市變遷

先碼住一下，有空再寫篇長評，系統點闡發對三地關係的零碎思考。 各篇質量見仁見智，但本書導言非常精彩—— 從“省港澳”到“粵港澳”，一字之差，背後體現的實爲三地紛繁關係在時空、時勢轉移之動態背景下的深刻變動，其所覆蓋的議題和領域極其複雜，遠非三言兩語能夠講清（如宏觀層面上粵港澳相對地位的升降、三地間文化氛圍的相互影響、人爲構造之空間分合的形成；以微觀的視角道來，百姓在三地的往來交遊、由民衆生計活動編織而成的各類“網絡”、粵方言及其衍生之文化產品之傳播更新等），假以時日或可拾其一二來談。 而程美寶老師的導言，以瞽師杜煥的唱戲經歷這一“別有用心”的個例作爲“楔子”（楔子，即戲曲開場白/引子），從整體與微觀的角度出發，勾連“省港澳”三地曾經的共同歷史印記和1950年代以後漸行漸遠之現實情形。字裏行間，不難能看出程老師的多條學術脈絡和現實指向實際上是交映成趣、相得益彰的。而這種小筆觸下的大關懷，我們同樣能夠在氏著《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遇見黃東》以及新近整理出版的資料彙編《太平戲院紀事》當中尋至。 作爲一個廣東人，我自小便在粵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長大，如《唱廣東歌》歌詞話齋：“記得當年姨媽姑姐最愛勁歌金曲，入邊嘅人講嘅語言就叫做廣東......”在星爺的無厘頭電影、Eson的《浮誇》《K歌之王》和珠江臺、翡翠臺環繞的世界裏長大，使我很難不去思考，這類別具魅力的文化何以流通於粵港澳乃至華南、東南亞等更廣闊的地域之內？而廣東人和香港人、澳門人三者又曾經歷過怎樣一段共有的歷史，使其能夠“互通聲氣”？ 將目光拉回至現實，身處21世紀，其實我們再難切身感受從前粵港澳的“同聲同氣”，而惟能在銀幕、耳機或是紙張之上，從《獅子山下》《七十二家房客》中追憶各個時代三地的悲歡離合與唏噓故事；易言之，即茅海建先生所謂“追求歷史之真實是爲史家終無可得之迷夢”。 如果說，1950年代以前的粵港澳歷史以“文脈相通”爲主軸，那麼其後而至今天，“離散與分斷”（程美寶語，見氏著《離散與分斷》）則構爲成了三地關係的基調。若把目光投向現代的宏觀層面，國家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調合作和團結，似乎有望將粵港澳再次凝聚在同一面旗幟之下。但目前所見，這套敘事的核心實際是試圖以一元取代多元、統一步調替換多重奏，且在疫情時代的陰霾遮蓋下，見效十分有限。從長遠來講，此舉是會讓港澳民衆調整定位、以積極心態加入灣區建設並實現“再出發”創造契機，亦或是使三地逐漸忘卻曾經共有的歷史基因和文化根脈？凡此種種，當下或難以下定論。不過，從往昔走到當下，時日流轉，但相對穩定的“空間”始終在此，變的更多隻是人們對於“我是誰”“我在哪”“我們是什麼關係”的心態和認知，而這又會指導民衆具體的行動以及作用於方方面面、深刻地影響歷史的走向。明乎此點，才能更好地認識到結合“心態史”和“文化史”探究粵港澳歷史的必要性和要義。 由於篇幅關係，更多的相關議題暫不展開，就此打住，日後再議。 最後忍不住多講一句，程美寶老師實在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人，除了文章寫得深刻又好看外，粵曲也唱得非常妙。一曲《癡雲》悠揚綿綿，至今仍縈繞在我的耳畔。而《癡雲》裏邊的幾句詞，或可爲粵港澳的前世今生添上幾個註腳——“思往事，記惺忪，看燈人異去年容，可恨鶯兒頻喚夢，情絲輕嫋斷魂空......”

能漲知識！雖然有說得不夠的地方，但是能拋磚引玉啊，跟着文獻去找，對研究粵港澳文化很友好！ 後面很多文字都體現了作者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我漸漸喜歡上了她的文字！如果按“同聲同氣”的說法，四捨五入我也是一個有趣的人。哈哈

省港澳三地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歷史背景，卻在長期的區域網絡互動中彼此影響，密切流通。這本論文集探討了19-20世紀三地城市規劃、社會流動、體育運動、大衆文化的方方面面。 “省港澳”的“省”指“省城”，即狹義的廣州。三個城市自唐宋時期“海上瀛洲”到近現代填海造地，始終是泛珠三角地區的文化共同體。從“省港澳”到“粵港澳”一字之差所反映的語境變化，折射出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與社會變遷。 跨地域商業實踐中，華商應經營需求，在各地設居所、分號或辦事處，以便坐賈行商。開埠後的上海，以及象徵北美和大洋洲的“兩座金山”，成爲許多人通過省港澳中轉、外出闖蕩的重要目的地。 這一歷史軌跡也體現在地方大衆文化的傳播中：將粵語書寫“還原”爲口語，經空中電波發出，“廣東聲音”不僅遍佈滬上廣播頻段，也在音樂沙龍、戲園、戲院中被傳唱、發展，並依託技術手段實現了遠近共享。粵語新聞播報，以及粵劇、粵曲的播放，既出於政治話語的調控，也體現了省港澳商人對家鄉文化的認同與自豪。 同時，上海得益於地方文化的輸入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爲其大衆文化注入活力，並創造出新的表現形式。這也解開了我對《上海灘》爲何是一首粵語歌的困惑，它正是跨區域文化流動與再創造的例證。再如20世紀上半葉黃飛鴻形象的塑造，不僅傳播了傳統武術精神，也加強了粵港澳地區的文化認同，併成爲全球華人社會家國情懷的象徵。到20世紀末，香港電影更將“由滬而省而港”的《七十二家房客》改編爲《功夫》，通過文化再創造達成票房的巨大成功，標誌着香港電影藉助“大上海”敘事進軍內地市場，實現“做大中華夢”的願景。 “競技運動與身體政治”部分呼應了《運動場內外》中的討論，游泳和泳裝的興起，使社會對女性身體的關注從“放足”上移至“裸腿”乃至“天乳”。南京政府於1934年以女性的“裸腿”對男性含有“挑逗性”爲由，明令禁止女性裸腿上街。而當時的廣州，未婚男女共泳成爲“拍拖”文化的一部分，顯示出地方社會風俗的變化與身體觀念的轉變。 此外，“芳腔”唱情，常“不在於它說出了什麼事情，而在於它發出什麼音”。粵劇“芳腔”的魅力，恰恰不依賴敘事的推進，而是依賴音響的質地與腔調的流動。“‘若有霜，越更香，還我芬芳，怎得六月飛霜’這16個字，參差錯落，極盡燈火下樓臺的悽美；生死之情在流動的腔音中呈現，字的清剛和線形的陰柔趨向形成對比，大珠小珠和腔線的蜿蜒形成了穿線貫珠的美態。” 這樣的唱段中，腔音帶動情緒，氣息鋪出氛圍，而不是語義決定感受。這種“芳腔”的“音響體驗與記憶”彷彿博納富瓦《聲音中的另一種語言》裏“在場”的地方性註腳。 省港澳大衆文化在西方滲透與本土重塑之間，呈現出多元雜糅的面貌。這不僅映射出城市的變遷，更參與了城市空間、地方身份與社會想象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