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

領事館大半的業務，是代理追索債務。英籍華人在英國領事和清朝官員間，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方加以利用，英國領事只不過是能利用的中間人而已。在選擇之際，向英國領事請求協助比向清朝官員請求簡單，因爲求助於清朝官員時需要手續費之類的費用。如此，英籍華人對所有能利用的關係都加以利用的態度，應該也是造成糾紛增加的原因之一。 ‘’近代性”制度被引入中國大多是在雙方的合作關係中推進的，並非是依照外國、外國人的意圖實現的，而且還有來自清朝方面的強行推動。外國、外國人不是在“利用”中國政府、中國人，而是在“被利用”的狀態；換言之，外國人成了事務的代理人。而對清朝而言，相較於讓成本高且可能發生中間榨取等各種糾紛的中國人承包，將事務委託給外國人更爲實在。

詳盡近乎囉嗦，但以此書爲敲門磚，看到利益和人性倒頗爲有趣

以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廈門貿易爲主軸的一部論文集子，雖然讀着頗爲艱辛但確有所收穫，作者反對將鴉片戰爭視爲近代之始，而僅僅是近代的產物。由於對沿海控制力不足以及牙行等管控中介的衰落，鴉片貿易始終無法根絕，而在鴉片戰爭之後，清朝也不是任由帝國欺凌，相反藉助英國軍艦掃清海盜，並將徵收厘稅、海難救濟等行政成本轉嫁給了英國，完成了沿海新秩序的整合。而本章着眼點的廈門，也是通過發展東南亞以及臺灣茶葉的轉口貿易實現貿易繁榮，但由於厘稅繁重、生產低質、以及臺灣脫離閩南經濟圈等緣故出口事業限於衰敗，卻反而依靠僑匯實現了新的貿易平衡。而對於外籍華人而言，對於清朝還是廈門領事來說都極爲頭疼，清帝國採取了儘可能否認英籍華人身份的方式以維護本土階層的利益以及地方權威，但廈門也因此失去了來自東南亞的技術輸入與資金支持

“福建人全球免籤”古已有之。 在這樣的閩南，居民並未在整體上形成一個堅固團結的團體。特別是泉州人與漳州人明確分爲兩個團體，互相對抗之事經常發生，即使在臺灣，對立的雙方也一直反覆進行分類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