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發現：關於決策與判斷的科學

《思維的發現：關於決策與判斷的科學》  邁克爾·劉易斯  11個筆記  名言節選 2022/10/10 發表想法 心存懷疑雖是種不愉快的體驗， 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 ——伏爾泰 心存懷疑雖是種不愉快的體驗，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伏爾泰  第一章 NBA的數據模型：達里爾·莫雷 “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你若問哪個男性對他們影響最大，他們會回答‘是我媽’。”火箭隊的球員主管吉米·鮑里斯這樣說，“還有一個人的回答是‘奧巴馬’。” 還有希恩·威廉姆斯。早在2007年，身高約2.08米的希恩·威廉姆斯就已經是一名技術相當過硬的球員。由於私藏大麻被捕（該項指控之後被撤訴），他在波士頓大學隊三個賽季的頭兩季中被停賽。大學二年級時，他只打了15場比賽，但蓋帽數卻達到75次。球迷們把他在大學的比賽稱作“希恩·威廉姆斯的防守盛宴”。他看起來很像一個一流的NBA球員，有望進入首輪順位，這多少是因爲大家都認爲他未被停賽順利度過了大學的第三年，意味着他已經擺脫了對大麻的依賴。 只靠模型，不摻雜任何人爲判斷，會迫使你思考這樣一些問題：爲什麼球探眼中出色的球員在模型統計中得分那麼低？爲什麼球探眼中平庸的球員在統計模型中得分又會那麼高？”莫雷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套模型看成“較佳答案”，而非“標準答案”。而且，他也沒有天真到以爲單憑模型就能挑選出好球員。很顯然，模型也需要有人去調試和觀察——主要是因爲有些情況模型也不掌握。如果某個球員在NBA選秀前夜累趴下了，那麼這樣的情況是不可能作爲數據被統計在內的。儘管如此，2006年時，你若讓達里爾·莫雷在他的模型和一屋子球探之間做選擇，那他肯定還是會選模型。在2006年，那算得上是獨一無二的東西。莫雷知道，沒有其他人用模型來評價籃球運動員——模型需要龐大的數據支持，沒有人肯花工夫去收集。爲了找到數據，莫雷曾不得不派人前往位於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到他們的辦公室裏把過去20年裏所有校隊球員的個人數據複印了下來，然後全部手工錄入到他的系統裏。要驗證評價球員的方法是否可行，就必須以球員的所有信息爲基礎搭建數據庫。如今，他們擁有全部大學籃球隊球員近20年的一切數據。新建好的數據庫能讓你把現在的球員和過去某個同類型球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繼而從中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休斯敦火箭隊當年的很多做法如今看起來並不複雜：和華爾街上的交易商、總統競選團隊的負責人，還有那些根據瀏覽記錄預測你的購物傾向的公司一樣，他們的統計實質上採用的是同一類演算法。但是在2006年，那可不是件輕鬆的事。莫雷的模型需要海量數據，可是很多數據無從獲得。於是，火箭隊開始採集原始數據，把籃球場上過去沒有被記錄過的信息都記錄了下來。比如，他們開始統計球員有機會爭搶籃板球的次數，而不是實際搶下的籃板球次數，同時，統計他在此期間的控球次數。他們還會以某個球員爲對象，對比他上場時和下場時球隊的得分。球員在一場比賽中的進球、籃板球以及搶斷等指標並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在單位時間內的進球、籃板球以及搶斷就很有價值了。如果球員是在半場比賽而不是整場比賽中得了15分，那肯定具有更大的統計學意義。而且，他們還通過單場回合數倒推出了各個大學球隊不同的比賽節奏。根據校隊的比賽節奏來完善球員的相關數據，這種做法很有說服力。在整場比賽中，球隊投籃150次時的進球數和籃板球數與投籃只有75次時的情況不能等同視之。通過統計比賽節奏，你能更清楚地看到某個球員在此過程中都完成了些什麼工作，這是傳統視角無法實現的。火箭隊把以前沒有收集過的數據都整理在冊，不僅關注到了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還將球員的個人生活狀況納入考量，以期從中發現一些規律。父母雙全的球員是不是會有更出色的表現？左撇子是不是更有優勢？如果球員在大學校隊時得到過一流教練的指導，那他是不是更有可能在NBA賽場上表現出色？家族成員中有過NBA球員是不是會使他擁有更大的勝算？他的專科院校背景要不要緊？他的大學教練會不會打區域防守？校 他是不是一專多能型球員？臥推的成績重不重要？“幾乎所有的觀測項都起不到預測的作用。”莫雷說。但是也有例外。單位時間內的籃板球次數可以很有效地預測大個子球員未來的表現，而單位時間內的搶斷球次數則對預測小個子球員今後的表現很有用。比起身高，球員的站立摸高更爲重要——要看他的臂長，而不是身高。2007年，檢驗這套模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火箭隊交易了2006年的選秀權。）在整個籃球界都在依靠感覺和經驗挑選球員的時代，這套冷冰冰、不帶一絲感情色彩、以數據爲依託的方法總算迎來了證明自己的機會。這一年，火箭隊在NBA選秀順位中排到第26位和第31位。莫雷的模型顯示，在這兩個場次中挑到好球員的概率分別是8%和5%，而挑中先發球員的概率只有1%。他們挑中了阿隆·布魯克斯和卡爾·蘭德里，這兩人後來都成爲NBA的先發球員。那一次真可以說是滿載而歸。（沒有什麼完美的標準能衡量選秀結果，但是有一個合理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卡爾·蘭德里和阿隆·布魯克斯在NBA近10年被選中的600餘名新秀中分別排到第35名和第55名。）“這讓我們懸着的心放了下來。”莫雷說。他很清楚，人們通過主觀判斷來選拔人才的做法古已有之，比起人的主觀判斷，自己的模型最多隻能算略勝一籌。他知道，這套模型在覈心數據上還存在很大缺口。“有些資料僅僅是球員在大學校隊某一年的數據，而且這些數據本身也存在問題。除了讓你知道這是哪一場比賽，教練是誰，賽事級別是什麼之外，最多再告訴你球員都是20歲。你無從得知這些球員都是誰。這時候我們該怎麼辦？”所有問題他都清楚，但還是堅信能夠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時間就這樣推進到了2008年。這一年，火箭隊在NBA選秀中排到了第25順位。這次他們選中了一個大塊頭，來自孟菲斯大學的喬伊·多西。面試時，多西風趣幽默，招人喜歡，是個很有個人魅力的傢伙。他說日後不打籃球的話，他有意去當色情片的男主角。入選後，多西被派去桑塔克魯茲打一場表演賽，對手都是一些新近入選NBA的球員。莫雷前去觀戰了。“第一場時他的表現很糟糕，”莫雷說，“我罵，‘該死的！！！’”喬伊·多西的球技爛得讓達里爾·莫雷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己挑出來的人。莫雷想，也許他只是沒把表演賽當回事。“我約見了他，一起待了兩小時，喫了頓午飯。”莫雷和多西長談一番，提到了認真打球以及給觀衆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我想他下一次一定會洗心革面，結果第二場比賽他還是老樣子。”很快，莫雷就意識到，他本人的問題比喬伊·多西的更嚴重。問題出在模型上。“喬伊·多西是模型選出來的超級巨星。模型顯示他能做到百發百中。他的指標很突出，非常突出。”同一年度，模型還排除了一個看似不太起眼的人選，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的一年級中鋒德安德魯·喬丹。根據常規的甄選辦法，NBA其他球隊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放棄了他，直到第35順位，他才被洛杉磯快船隊選中。然而，就像喬伊·多西只用很短的時間就證明自己是個草包一樣，德安德魯·喬丹也只用了很短的時間證明了自己的價值：他成了NBA頂級中鋒，也成爲當年僅次於拉塞爾·威斯布魯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爾·卡尼曼 如果你無法觀測到思維的工作過程，又何談裝模作樣地去研究它？值得人們予以科學關注的，能夠以科學的手段加以研究的，應該是生物的行爲方式。 2025/09/13 發表想法 真實的記錄，是科學精神的反映，謊話連篇是奴才做久了，已經成爲習慣性撒謊，所謂上級就是對的，根深蒂固的沿襲了服從主子的習慣思維。 原文：“如何馴化動物”的文章中寫道：“需要提醒那些急於把人類當成實驗對象的讀者們，我們必須着手進行一個新的項目，對行爲既予以強化，又加以抑制。以這種途徑，我們極有可能在人類被試中激起某種情感反應。遺憾的是，行爲科學還不能像控制行爲那樣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爲主義學說的魅力在於，科學變成了一目瞭然的東西：我們能夠觀察到刺激物，也能記錄下該刺激所帶來的反應。這個過程看起來是那麼的“客觀”，它不再取決於主觀感受或者感覺。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觀察、可被檢測的。有一個斯金納本人也很喜歡引用的笑話，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爲主義那種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質：一對戀人做完愛後，其中一人問對方：“你的表現不錯，我怎麼樣？” “如何馴化動物”的文章中寫道：“需要提醒那些急於把人類當成實驗對象的讀者們，我們必須着手進行一個新的項目，對行爲既予以強化，又加以抑制。以這種途徑，我們極有可能在人類被試中激起某種情感反應。遺憾的是，行爲科學還不能像控制行爲那樣去成功地控制情感。”行爲主義學說的魅力在於，科學變成了一目瞭然的東西：我們能夠觀察到刺激物，也能記錄下該刺激所帶來的反應。這個過程看起來是那麼的“客觀”，它不再取決於主觀感受或者感覺。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觀察、可被檢測的。有一個斯金納本人也很喜歡引用的笑話，入木三分地反映出了行爲主義那種一是一二是二的特質：一對戀人做完愛後，其中一人問對方：“你的表現不錯，我怎麼樣？” 有的人想通過心理學尋找自己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堅信自己能洞察人性，但苦於文采不佳寫不了小說，只好來研究心理；有的人是因爲學不好物理，爲了給他們的數學才能找一個用武之地，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心理學；也有的人僅僅是想借助心理學去幫助身陷苦海的人。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個領域呈現出了一種“外祖母的閣樓”的特質，即各種相互之間毫無關聯並且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都被拋進了心理學。明尼蘇達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米爾曾在1986年寫過一篇廣爲人知的文章，題目是“心理學研究：紛雜主體背後是否存在統一性？”他在文章中寫道：“假如兩個才華出衆、碩果累累的心理學專家有機會共進午餐，他們也許只能聊一聊雙胞胎中哪一個有可能得第一，或者評一評羅納德在《紅色殺手》裏的演技。因爲就心理學而言，他們之間能找到的共同話題實在是寥寥無幾。人們可以問問，爲什麼會是這樣，是不是該對此做些什麼，或者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研究精神分裂症傳播問題的行爲遺傳學家有什麼必要非得和研究鼓眼魚視網膜電化學反應過程的專家坐在一起談天？”能力傾向測試顯示，丹尼爾適合待在人文學科或科學研究這兩個領域，但是他一心只想從事科學研究，只想研究人。除此之外，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這一點很快就在以下事情上反映了出來。在希伯來大學上二年級時，他聽了一位德國訪問學者的講座。這位學者是一名神經外科醫生，他指出，腦部受損會導致患者喪失抽象思維的能力。事實證明這個觀點是錯的，但是丹尼爾當時卻被它深深地吸引，甚至打算放棄心理學去學醫，這樣他就能探查一下人的大腦，看看是否有什麼新發現了。一位教授最終說服了他，告訴他如果不是真的想當醫生，最好別喪失理智地去爲醫科學位勞神費力。不過，這個小插曲也使他的某種特質初露端倪：以極大的熱情擁抱一個想法或夢想，最終卻失望地將它們甩在一邊。丹尼爾說：“我始終覺得想法多得是，要是你發現這個想法行不通，那就別再死纏爛打，放棄它，去試下一個。” 2025/11/04 發表想法 人性與陣營的選擇！殘酷的現實與理想精神的對立。 原文：此前一年，以色列軍隊殘殺了很多阿拉伯婦女和兒童，當時丹尼爾就和他的朋友西蒙·沙米爾討論過，假如他們接到命令要去殺死阿拉伯平民，他們該怎麼辦 4歲、5歲的孩子分別待在一個房間裏，房間裏放有他們最喜歡的獎品——麪包棒或者棉花糖，然後告訴他們，如果能等待一段時間而不碰那些獎品，那麼最終會收穫雙份獎品。結果證明，兒童的等待能力與他的智力、家庭環境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之間存在關聯。後來，在對這些孩子的成長軌跡進行跟蹤調查之後，米歇爾發現，5歲時就能抵抗誘惑的孩子，長大後更容易在學業能力測試中獲得高分，會有更高的自我價值感，身材肥胖和上癮成性的可能性也更低。  來自微信讀書

非常棒的一本傳記，講述了心理學家阿莫斯和丹尼爾的偉大友誼，推薦作爲《思考，快與慢》的伴讀。 陳奕迅的《最佳損友》和這個故事契合度真的很高，“問我有沒有，確實也沒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麼大仇，爲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 （碼字中...被這戀愛般的友誼深深打動） 相比於知名度更高的丹尼爾，阿莫斯的確是更令人崇拜和喜歡，包括我在內，他的開朗、通透和智慧吸引着每一個人，當然也讓丹尼爾“醋意滿滿”。 阿莫斯有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他說，“很難說清楚人們是如何選擇生活道路的，我們的很多重大選擇實際上都是隨機做出的，反而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選擇能夠反映出我們真實的一面。我們進入什麼樣的領域可能取決於我們高中時碰巧遇到了什麼樣的老師，我們選擇什麼樣的配偶也可能取決於在適當的時候恰好出現在我們身邊的那個人。相反，小選擇往往是成體系的。我是一個心理學家這件事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學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問題。” 唯一的缺點就是書名帶有很強的迷惑性，很容易讓大家誤以爲是一本理論類書籍，會讓人感到文不對題，搜索了一下，這本書的原名叫作《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一段改變我們思維的友誼。

劉易斯的書總是一口氣讀完，何況這本寫我非常喜愛的心理學家的傳記。 事實是我並沒有一口氣讀完，我只是非常喜歡，然而一旦放下，整個週末竟然去讀了本神話，然後補了本jk羅琳關於魔法學校的小冊子。 好在書裏面給瞭解釋：隱喻，就是用模糊不精準的語言，描述這個充滿概率的世界。 我們人類就是這樣充滿着偏見，我們對數字和邏輯假裝精通，放在煽動性的環境中，我們立刻又成了那個敏感的野蠻人，我們看到一個大寫的1，就會認爲1比2大。 我無條件的接受丹尼爾的前景理論，框架理論，後悔理論，可是我並不理解他的作品，太晦澀冗長了，我急匆匆的想，告訴我結論就可以了，舉這麼多例子反覆嘮叨？ 正如我年輕的時候，只想看教材，不喜歡傳記，只想看結論，沒時間理解過程，後來反過來，我不但更喜歡看作者的傳記，還喜歡看時間段，哪個時期發生了哪個事情，我們還是喜歡故事的原始人，現代人的結論，在離開學校十幾年後，又歸還給課本。 這裏面描述的友情，我可以完全的理解，那種相聚離合的吸引力和張力，是誘人的，又徒增無數煩惱。可惜並不多，世上遇到的機會太少了。要恰當的時間，恰當的機會。而且人都是在發展中的，現實中沒有平行線。 重複這本書，也重讀《快思慢想》，我可能會聰明點，但仍然免不了偏誤，還會犯一樣的錯誤。

對本書進行雙重拆解：既拆解人類判斷的隱祕機制，也拆解卡尼曼與特沃斯基那段改變思維的友誼。故事從NBA數據極客莫雷開始：專家憑直覺放棄林書豪，統計模型卻看見被低估的價值。核心追問由此浮現：當人做判斷時，究竟發生了什麼？那些違逆常理的行爲，是隨機錯誤，還是可預測的系統偏差？ 傳統經濟學假設理性人遵循概率法則。卡尼曼，局外人，童年在納粹陰影下，內省悲觀；特沃斯基，局內人，自信果斷，擅長辯論。兩人在希伯來大學相遇，性格互補。卡尼曼從飛行教官訓練中發現均值迴歸的錯覺：極端表現後必然趨向平均，教官卻誤讀爲批評有效、表揚無效。這揭示全書核心：人類渴望因果，常把統計規律誤認爲因果法則。“教育的意義就在於，當你一無所知時，你知道該去做什麼。” 他們的合作催生了判斷的啓發式與偏差：人在不確定下不計算概率，而走心理捷徑。代表性——按相似度判斷概率，忽視基準率；可得性——越易回想越覺常見，生動事件佔據不合宜比重；錨定——初始值拖拽後續判斷；模擬——想象難易影響概率感知。這些不是愚笨，而是思維正常運作的方式。“僅憑你知道偏見存在，並不足以讓你克服這個偏見。”在預測中，基準率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編故事的衝動：“人們預測得少，解釋得多。”邏輯一旦被故事情節包裹，即便不可能，也顯得可信。 學術巔峯是前景理論：決策基於心理價值而非期望效用，收益與損失情境顯著改變選擇。損失帶來的痛苦大於同等收益的快樂。 孤立效應：同一選擇因描述不同而逆轉。“通過改變對事實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來像損失，你就能輕而易舉地扭轉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 進化解釋冷峻：無限度感受快樂卻對痛苦麻木的物種，也許不能長存。 特沃斯基隨後提出陰影理論：備選場景決定我們對現實的預期、回顧與解釋。我們不是直接體驗現實，而是通過“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的對比來體驗。 理論從實驗室走向臨牀、法庭與公共政策。醫生診斷受代表性、可得性、錨定、模擬影響；峯終定律表明，病人記住的是最痛時刻與結束感受，而非平均體驗。 法律中，添加代表性細節就能增強說服力。“人們不是在選擇事物本身，而是在選擇對此事物的描述。” 人們難見自己的思維誤區，卻常對別人的誤區旁觀者清。 然而，思想誕生與關係解體並行。卡尼曼與特沃斯基從平等合作到地位失衡，從虛心到傲慢。特沃斯基1996年去世，未能等到2002年諾貝爾獎。諾獎不能追授，卡尼曼獨自領獎，卻明確說榮譽屬於兩人。葬禮與諾獎並置，學術史還原爲人與人的故事。 全書總述：它證明人類判斷的系統性錯誤不是隨機噪音，而是可命名、可預測、可理論化的規律。它拆解思維，也拆解友誼；展示理性之限，也展示合作之光。伏爾泰的題詞一多半致敬卡尼曼，而劉易斯最終寫出的是：偏見如何被看見，思想如何被共享，友誼如何在不完美中留下不朽。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大大小小各種決策，其中有很多是不理性、不合邏輯的，即使是專家學者們也難免犯錯。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並肩研究，提出了“前景理論”，揭示了情境對於人類決策行爲的影響。《思維的發現》就介紹了他們的合作過程，以及前景理論在許多學術和實踐領域中產生的巨大影響。 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是怎樣相遇、開展合作的？ 1.心思敏感的卡尼曼更像傳統的心理學家，心思活絡的特沃斯基對經濟學更感興趣 卡尼曼因爲童年躲避納粹的經歷，培養出了善於觀察、時刻保持警惕與懷疑的敏銳性，並且對人的思維、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獲得希伯來大學心理學學位後，他在以色列軍中成功開發了“卡尼曼性格測試量表”，並且意識到人的判斷與決策會受到情境影響，要想做出正確的決策，就需要排除情境的干擾。 特沃斯基是個精力充沛、思維敏捷、風趣幽默的人。他在以色列學習心理學的過程中受到啓發，開始以心理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學家發現的不理性決策。在美國進修期間，特沃斯基提出，人要從多個備選中做出選擇時，不是簡單地做線性比較，而是會比較理想型與備選之間的多個特點。根據所處情境，我們有時會更注重二者的相似性，有時則更注重差異性。 2.1969年，二人在卡尼曼的研討課上的爭辯，成爲了合作的契機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圍繞“人是否是天生的統計學家”進行爭辯，最終卡尼曼獲勝，特沃斯基接受了“人在大部分決策中沒有運用理性思考”的觀點，並且開始重新審視經濟學領域的各種經典理論。 3.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確定了研究流程，思維的契合掩蓋了性格的差異 卡尼曼收集自己或他人的那些愚蠢的錯誤決定，然後與特沃斯基共同分析討論、提出假設，最終設計出幾個帶有不確定性的選項，請大學生判斷哪個選項的可能性更高，或者從中挑選一個他們更願意接受的選項。他們試圖證明，決策中的不理性就不是一時頭腦發昏，而是普遍地、系統性地出現在每一個人身上。 二、什麼是前景理論？ 1.代表性法則、可得性法則、錨定與調整法則是影響我們判斷的三個重要因素 代表性法則。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在腦海中形成各種事物的“原型”。在做判斷的時候，我們會將備選與原型作比較。 可得性法則。當我們判斷一件事會不會發生時，會在記憶中搜索過去發生過多少類似的事件。如果很輕易地就想到了，我們就會覺得這個事件的發生頻率比較高，或者是容易再次發生。 錨定與調整法則。我們估計一個數據的大小、或者是事件發生概率的高低時，會先在大腦中預設一個數值，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微調。即使預設的數值是個隨機數，影響依然存在。 2.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前景理論，奠定了行爲經濟學的基礎 前景理論指，人們在決策時基於心理價值而非期望效用，收益與損失的情境對決策有顯著影響，心理價值不會隨金錢價值線性變化。 人們在決策時基於心理價值而非期望效用。經濟學家認爲，我們可以通過公式計算不同選項的期望效用，然後選擇效用最高的選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發現，人們在實際做決策時依據的是心理價值。一筆確定的收入雖然期望效用低於大獎彩票，但是心理價值可能會更高。 收益與損失的情境對決策有顯著影響。在面對收益時，人類會厭惡風險，變得保守，選擇即時兌現的收益，這就是“風險規避”。在面對損失時，人類又會主動選擇風險，變得冒進，寧願再賭一把，這叫作“風險偏好”。 心理價值不會隨金錢價值線性變化。人們會對十萬分之一可能的收益抱有過高的期待，又會對百萬分之一可能的損失過度擔憂。 3.在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利用“框架效應”影響人們的決策 框架效應。指人類決策會受到情境描述的影響。有時，一部分獲益代表另一部分受損。我們通過敘述方式可以創造“收益”或“損失”的情境，進而誘導人們做出特定的決策。 三、前景理論如何影響我們的現實生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1.前景理論滲透進醫學、法律、公共政策等各種領域。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影響了對心理學感興趣的年輕經濟學家，進而拓展了其應用領域。我們判斷汽車是否節能的指標從“每加侖英里數”變成“每公里耗油量”，幫助人們更準確地判斷油耗。美國政府的退休保障計劃從需要主動申請變成默認加入，使計劃推進得更廣泛。 2.特沃斯基因癌症離世，卡尼曼進一步推動心理學視角下的決策研究。 兩人從以色列來到美國後，因爲學術地位上的差異與性格上的分歧，合作關係瀕臨破裂。特沃斯基罹患癌症的消息短暫地挽回了二人的友情。特沃斯基離世後，卡尼曼憑藉前景理論得到諾貝爾獎，並開始深入地研究幸福，試圖瞭解，如果我們能夠有意識地增加幸福體驗，決策的基礎是不是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心存懷疑雖是種不愉快的體驗，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 知識實則就是預測，所有能夠提高你預測能力的東西都是知識。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時候都在試圖得出正確的答案，只不過多數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罷了。 很難說清楚人們是如何選擇生活道路的，我們的很多重大選擇實際上都是隨機做出的，反而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選擇能夠反映出我們真實的一面。我們進入什麼樣的領域可能取決於我們高中時碰巧遇到了什麼樣的老師。相反，小選擇往往是成體系的。 阿莫斯認爲，人們在比較兩個對象、評判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時，實際上是在對它們的特徵進行羅列。這些特徵僅僅是物體的一些表面特徵。人們會在比較兩個物體時提煉出它們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徵：共有特徵越多，二者間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徵越少，二者間的差異性就越大。 相似性有兩個面，一面屬於因果關係，另一面屬於派生關係。它既是分類的基礎，同時又受分類形式的影響。 人們習慣從少量證據中得出重大結論，這種傾向如此之強，以至於明知此處有陷阱，人們還是會主動跳下去。 假如人的判斷力比不上一個簡單的公式，那麼人類就會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大多數需要專家做判斷的學科都不像心理學那樣數據翔實，或者說數據至上。人類的很多活動領域都缺乏足夠的數據，無法以數據爲依託構建一個公式去取代人爲判斷。 代表性啓發式：當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揣測概率時，其實是在對相似性、代表性進行判斷。 人們不是在選擇事情，而是在選擇對這件事的描述。人們對於總體會有一個基本概念，遇到具體事例時，你會把它們拿來與總體概念進行比較。人們往往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麼，但發生之後卻對過去分鐘的頭頭是道。 很多時候，我們無法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時，我們又表現得好像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又會頭頭是道地去解釋它。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人們還是能對無法預料的東西做出解釋，這種現象反映出了人類在邏輯推理方面存在的一個重大缺陷，儘管這種缺陷表現得非常隱晦。它使我們相信，周遭世界並不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我們也並不像自己以爲的那樣智力出衆。原因是，假如我們在只知道結局卻並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況下，能對原本無法預測的事情做出解釋，那說明這個結局是早就註定的，而我們本該能提前預料到。我們未能預料，這說明我們智商有限，與世界的不確定性無關。我們總是怪自己沒能早一點預見那些事後看來必定會發生的事情。據我們判斷，牆上的字跡可能一直就有，問題是，人們能看見這些字跡嗎？ 選擇構架：人們做何種選擇，取決於這種選擇以何種形式被呈現出來。有時候，人們並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他們會從背景中提取某種暗示。他們“構架”出了自己的偏好。在此過程中，他們會選擇一條最順暢的道路，即便這條路要讓他們付出高昂代價。

193.《思維的發現》——科學思維是怎樣探索進步的？ 這本書的作者邁克爾•劉易斯，是美國超級暢銷書作家，經典作品包括描寫華爾街債券市場的《說謊者的撲克牌》，描寫次貸危機的《大空頭》。這本《思維的發現》則是他關注學術圈話題的開山之作。 《思維的發現》，這本書講述的是兩個天才改變人類思想的故事，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和他終身的親密合作夥伴阿莫斯·特沃斯基，他們一起開創了行爲經濟學，改變了人類關於思維和決策的認識。這本書展現了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親密合作的精彩過程，揭祕了框架效應、前景理論等重大學術成果的誕生始末。他們二人開啓了人類對於決策與判斷的科學認知，並在經濟學、醫學、法學等衆多領域引發了變革風暴。 這本書相當於行爲經濟學領域的史記，詳細記錄了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這兩位心理學家，是怎麼開創行爲經濟學的。 這兩位心理學家個性不同，但在幾十年中珠聯璧合，取長補短，親密合作，在科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行爲經濟學中的很多重大理論成果，比如框架效應，前景理論等，都是兩人合作的成果。憑藉這些成果，卡尼曼成爲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特沃斯基因爲罹患癌症英年早逝，沒有等到諾獎。但他們的思想結晶，已經深刻影響了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他們開創的行爲經濟學，啓發了衆多學者，也影響了其他學科的發展，目前已經是經濟學最爲活躍、最爲熱門的分支之一。 20世紀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他們在研究人類各種心理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前景理論，說的是人們面對可能獲得的收益時，往往小心翼翼，不願意冒險，但在面對損失時，又會變得願意冒險搏一把。這一發現意味着，你的風險偏好事實上會隨着自己心理狀態的變化而改變，這和傳統經濟學認爲人的風險偏好相對穩定的觀點完全不一樣，從而奠定了日後行爲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基礎，而他們開創的行爲心理學流派，又對經濟學之後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 很多學者關心的是人類的決策機制，不過一開始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合作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人類的判斷機制。他們認爲，人類的判斷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直覺思維，直覺思維受到思維偏見的影響，並不可靠，這些影響你判斷的思維偏見究竟是什麼呢？經過努力，兩人發現了最初的三種偏見，分別是代表性偏見，可得性偏見和矛盾性偏見。 直覺思維是人類思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能夠幫助你快速作出判斷，但他不夠理性，難以避免一系列偏見的影響，從而導致判斷失誤，基於這套理論，卡尼曼在80年代寫出了《思考，快與慢》，成爲行爲經濟學領域的不朽名著。 其核心內容是，你在面臨收益和損失的風險偏好並不相同，就會對你的決策造成很大的影響，如果你面對的是收益，你會傾向於規避風險，求穩妥，如果面對的是損失，你會傾向於冒風險搏一把。到1976年，他們把這套理論正式命名爲前景理論。 然後，經濟學家塞洛，也受到他們的啓發，提出稟賦效應，發展了行爲經濟學理論，他也拿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有的球員可能得分很高，但其實是隊伍中拖後腿的那個人；有的球員可能得分很低，卻是隊伍中的核心人物。 單位時間內的籃板球次數可以很有效地預測大個子球員未來的表現，而單位時間內的搶斷球次數則對預測小個子球員今後的表現很有用。比起身高，球員的站立摸高更爲重要——要看他的臂長，而不是身高。 球探在看球員打球時，很容易形成瞬時印象，繼而按照這個印象去尋找證據。他聽人說過，這種情況叫“證實性偏見”。人們總是不樂意看到那些他們不想看見的東西，而迫切希望看到他們樂於看見的。 莫雷把手下員工召集在一起，將他所認爲的有可能影響判斷的一些偏見一一列在了白板上：稟賦效應、證實性偏見等。還有一種被稱爲“當前效應”的心理——在做出決策時，容易低估未來的發展，認爲當前必好於以後。 後視效應”就是指人們在看到結果時，容易表現出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的樣子。 他是一個不需要根的人，總認爲生活是由一連串的偶然事件構成的——事情會以這種形式發生，也會以另一種形式發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凡塵俗世裏最大限度地去利用這些偶發事件。 —他強迫自己勇敢，最終使勇敢變成了他的習慣。 人們所做的決策實際上可以被看成是對兩個事物間相似性的評判集合：一個是存活在心中的理想，另一個是在眼前供你選擇的對象。它們呈現出來的是一系列特徵。這些特徵或多或少都是可觀察到的；至於哪個特徵更顯著，則取決於人們在哪種場景中去感知它，而這個場景是以選擇爲基礎的。人們其實是通過羅列對象的表面特徵來完成判斷的。鑑於這些特徵的顯著性取決於它們出現在何種場景中，兩個對象之間究竟有多相似也同樣取決於場景。舉例來說，當你要求兩個並不相似的人找出他們之間的共性時，其實是把他們放置在了這樣一個場景：更突出共同特徵。當改變場景對比兩個對象時，它們的一部分特徵就被隱沒起來，而另一部分特徵則會浮出水面。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取決於我們以何種方式對其進行分類。 分類或者分組會強化我們對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這種固定看法，就必須消除類別。 由於我們很容易在別人表現出色時給予表揚，並在別人表現差勁時予以批評，又由於人們的表現總是趨於向平均值迴歸，因此，當我們讚揚他們時，他們就會退步；而當我們批評他們時，他們就會進步。 所謂雞尾酒晚會效應，是指人們能夠在嘈雜背景中過濾掉雜音並捕捉到他們希望聽到的聲音。 在面對拒絕改變的人們時，重點是要找出令他們拒絕的根源，並且去解決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逼他們就範。 在丹尼爾看來，人類並不是“保守的貝葉斯人”，也不是任何一種類型的統計學家。他們常常是依據細枝末節直接做出判斷。 人們都知道，硬幣落下時，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樣的。但是，他們依然認爲，如果一個硬幣連續多次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麼下一次極有可能會反面朝上。 人們在做判斷時，都會把所判斷的東西和他們大腦中的某個既定模式做對比。 人的大腦並沒有順理成章地去計算正確概率。那它究竟做了什麼？丹尼爾和阿莫斯給出了答案：大腦用經驗法則代替了機會法則。 他們寫道：“我們的論點是，在多數情況下，只要事件A比事件B具有更多的代表性，我們就認爲事件A的發生概率要高於事件B。” 我們心目中的“隨機性”與真正的隨機性相去甚遠，因爲我們所認爲的“隨機性”中不包含那些只有真正的隨機性才包含的內容和形式。 人的思維中存在一種機制，它既能幫助人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又能導致嚴重的判斷失誤 人們越是容易回想起某個場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認爲這個場景是存在的。某個剛剛發生、格外生動、格外常見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經先行佔據人的思維的東西，極有可能被人們輕而易舉地回想起來，並最終在他們的判斷中佔據不合宜的比重。 人的判斷會被那些容易被記住的事情所扭曲。 人們對有些事一無所知，但問題在於，他們不願自找麻煩地在做判斷時將自己不知道的東西作爲重要因素考慮在內。他們認爲還可能存在的另一個啓發式叫作“錨定與調整性啓發式”。 人們總是會構建場景。深藏在記憶中的、被我們編織起來的故事，成功地取代了概率判斷。“扣人心絃的場景很容易束縛我們的後續思考，”丹尼爾和阿莫斯寫道，“大量證據顯示，一旦我們以某種方式對不確定情況做出了感應或詮釋，就很難再換成另一種方式。” 當我們認爲某個結果完全不可能時，其實是因爲我們的腦海中搭建不起這樣一條能夠導致該結果的事件鏈。問題往往就出在我們的想象上。 人們通過編故事來預測。 人們預測得少，解釋得多。 不論是不是心甘情願，人們總是生活在不確定的狀態中。 人們相信只要竭盡全力，就能預測未來。 人們能夠接受任何合乎事實的解釋。 人們總是努力想得到他們已經得到的知識，對未曾擁有的新知識卻退避三舍。 人是一種帶有確定性的生物，被扔進了一個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宇宙。 在人和宇宙的較量中，結局一定出乎意料。 已經發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當判斷中夾雜了不確定成分時，判斷就變成了預測。 在看待基準率時，一條奉行不悖的原則就是：當你對事實一無所知，預測無從談起時，基準率就是你的答案。 “缺乏具體依據時，人們會依賴先驗概率（基準率）；而當他們掌握無用信息時，先驗概率就會被拋在一邊。” 當人們意識不到趨均值迴歸的存在時，他們就無法洞察周遭世界的本質。我們終其一生都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因爲懲罰他人而獲得獎勵，又因獎勵他人而遭到懲罰。 在評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事件時，我們就顯得力不從心了。一旦接納了某種假設或者某種解釋，我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將其放大，從而很難再用另一種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 有關歷史的判斷，從宏觀角度來衡量，也是一種依託數據進行的直覺判斷。”歷史判斷同樣受到偏見的影響。 當結局已一目瞭然時，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爲事態的發展就像他們預估的一樣。阿莫斯的這個講座過去數年後，菲施霍夫給這種現象取了個名字，叫“後視偏見”。 講座中，阿莫斯向這些歷史學家指出了他們的職業風險：極易接受他們所看到的任何事實（而忽略他們沒有或者無法看到的事實），並將這些事實打造成一個個聽起來頗具說服力的故事。很多時候，我們無法預料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時，我們又表現得好像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又會頭頭是道地去解釋它。 體育解說員或者政治評論家爲了能自圓其說，讓自己的點評和最終結局兩相吻合，會不顧一切地調整敘事方式，轉移敘事重心。歷史學家也概莫能外。他們會把規律強加在隨機事件的頭上，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意識到在做些什麼。阿莫斯管這叫“爬行決定論”，還在筆記中草草寫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態看待昨天的人，終將面對處處都是意外的明天。” “當某種診斷徑直闖入你的腦海，並且能讓你對現象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釋時，你就得格外當心了。這個時候，別急着下結論，一定要檢視一下你的思維。”當然，並不是說最先出現的想法就一定是錯誤的想法。只是這種想法會讓你過分確信某種結論的正確性 一個人在做預測或是做診斷時，除非他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則就不能不考慮基準率。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們知道什麼，或是不知道什麼，而在於他們對確定性的渴求，或者說至少是對錶層確定性的渴求。 直覺判斷常使人們在面對錯綜複雜、形勢不明的問題時陷入相似的謬誤。 預見思維偏誤並對其加以糾正，這是雷德梅爾長久以來刻意養成的一個習慣。他深知記憶不可靠，所以無論去哪兒，都會帶着一個小本子，把所思所見隨時記在上面。 在面對關乎生死的選擇時，人們的關注焦點並不在概率本身，而在概率的表述形式上。 爲什麼在有100次下注機會時，他們會估算預期收益並對有利於他們的概率給予更多關注，而在只有單次下注機會時卻不這樣做？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所謂好的科學，不僅是要去發現別人業已發現的，還要去思考無人曾經說起的。 聰明絕頂和愚蠢至極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很多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爲人們在該恭順時拒絕恭順，該創造時卻無力創造。 要做一個成功的研究者，祕訣在於始終保留一些專業之外的愛好。捨不得在業餘興趣上花時間，最終只能是虛度年華。 有時候，改造世界要比證明你曾改造了世界更容易。 籃球專家把球員投球時隨機表現出的某些特徵歸納爲莫須有的規律，關節痛患者也從疼痛中歸納出了莫須有的關聯。 人們並非真的經受了這麼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爲他們體驗的東西與他們記住的東西是兩碼事。 他們真正感覺到的痛苦是不一致的。他們記住了最痛苦的時刻，尤其記住了痛苦終結的那個時刻。這也就是說，哪怕一段痛苦經歷持續的時間更長些，只要其結局有所好轉，那就更易被人們接受。最後一刻的印象有可能定格成爲永恆。 “古往今來，有多少重大決策不是在少數幾個當權者的一念之間做出的？”決策者如果未曾正視自己的思考過程，未曾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則“極有可能使整個社會的命運都因其領導人所犯的一些可被避免的錯誤而改寫”。 人們購買保險時，支付的保險金往往會高出他們的預期損失，若非如此，保險公司如何盈利？ 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越多，每一筆新增財富在他眼中的價值就越低。同樣，每一筆新增財富的效用也會隨着財富總量的增長而減少。 規避痛苦就成了一個重要因素 丹尼爾認爲這很荒唐：壓根兒不存在矛盾。完全就是心理問題。對任何一個決策的理解，都要從經濟和情感兩方面來看待。“很顯然，影響決策的並不是後悔本身，只不過是結果引發的情感反應會作用於決策罷了。“影響決策的是預期的後悔，以及其他一些預計會出現的結果。”人們預期到後悔並因此而調整決策，其方式有別於對待其他情感。丹尼爾寫道：“可能是受痛苦的影響，此處存在不對等。因爲，人們在感到愉悅和幸福時，極少考慮到不幸的事情如果發生該怎麼辦。” 做決定時，人們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追求懊悔最小化。幸福的人不會像不幸的人那樣，一味地去想最初究竟該做何選擇才能收穫圓滿結局。人們從未像規避後悔那樣去規避其他的情感感受。 當被問及自己在生活中是如何做重大決定時，阿莫斯往往會分享他的小策略：挑出某個選項後，想象一下將來會不會後悔，哪個選項在想象中最不令他後悔，哪個就是最終選擇。 丹尼爾似乎是覺得，未來的感受中註定會有痛苦，而預見這種感受有可能會減輕痛苦。 總體來看，人們從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會有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取決於人們是否能輕易地展開與事實相反的想象。 阿莫斯和丹尼爾判斷，更易讓人們後悔的不是那些該做卻沒有做的事，而是那些已經做了但人們寧願自己當初沒有做過的事。 爲改變現狀而採取的措施一旦以失敗告終，其帶來的痛苦會比什麼都沒做卻以失敗告終造成的痛苦更強烈。當人們沒有采取原本可以避免災難的行動時，他們並不會認爲自己對災難的發生負有責任。 後悔與“靠近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越是靠近目標，你就越有可能在達不到目標時感到後悔。第二條規則是，後悔與責任感有關。你越是覺得自己對結局負有責任，就越有可能在結局不如意時感到後悔。 大家一直以來都在說的“風險規避”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它有點兒像人們爲了避免後悔而自願付出的一筆費用：一筆遺憾保險金。 期望效用理論並非完全不成立，只是在某些情況下無法自圓其說。丹尼爾和阿莫斯寫道，該理論未能有效地解釋人類的決策問題，“這僅僅說明了一個興許是顯而易見的問題，那就是，在效用理論的實際應用中，我們不能忽視決策帶來的除經濟效用之外的其他後果”。至於如何在風險決策理論中融入有關情感的內容，二人尚在探索中。 在人們對金錢的感知中，正如對待光、對待聲、對待氣候，以及對待天底下所有事一樣，最重要的不是絕對水平，而是發生了多大變化。 在面對以收益率爲參照的選項時，人們會選擇穩妥。但若把以損失率爲參照的選項擺在同一人面前時，他會選擇賭一把 “這反映出了人類的一個普遍特質：以快樂爲最終目標。對大部分人而言，他們寧可放棄因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而產生的幸福感，也不願體驗因失去同樣的東西而產生的痛苦感。” 在努力揭示這一新發現的影響時，他們很快意識到了一個問題：後悔理論，至少作爲一種理論，是該退場了。誠然，它能夠解釋爲什麼人們會做出一些看似不理性的事情，比如接受一份確定收益，而放棄有可能通過下賭注贏得的更高收益。但是，它無法解釋爲什麼在面對損失時，人們會甘冒風險賭一把。 第一，人們會對微弱變化做出反應。第二，人們對待收益風險和損失風險的態度是不同的。在探查人們對具體賭局的反應時，他們又獲得了第三個重要發現：人們不會直截了當地對概率做出反應。 人們對極小概率的情感反應會導致他們一改往日的風險觀，在可能性極小的收益面前變成風險追求者，而在可能性同樣很小的損失面前變成風險規避者。 推動人們追逐風險和推動人們規避風險一樣簡單。你只需將帶有損失的選項擺在他們面前。 一隻黑猩猩得到了香蕉，那麼自此刻起，香蕉就成了隔壁黑猩猩的參照點。 參照點實則是一種思維狀態。即便在最直觀的賭局裏，你也可以通過讓收益看起來像損失，或是讓損失看起來像收益而改變人們的參照點。這樣一來，僅憑改變對事物的表述方式，你就能夠操控人們的選擇。 當你把確定的東西描述得像損失時，人們選擇賭一把。而當你把確定的東西描述得像收益時，人們選擇確定。參照點——幫助你區分收益和損失——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其實是一種心理狀態。 他們稱之爲“框架效應”。通過改變對事實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來像損失，你就能輕而易舉地扭轉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將他們從風險規避者變成風險追逐者。人們不是在選擇事情，而是在選擇對這件事的描述。 稟賦效應是一種心理學理論，但它對經濟領域影響極大。僅僅因爲佔有某樣東西，人們就會給這些碰巧屬於他們的東西賦予不合常理的額外價值，以至於即便能用它獲得經濟收益，人們還是極不情願放棄。 丹尼爾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錨定性的基礎之上想到了第四個啓發式，後來他稱之爲“模擬性”，用於描述無法實現的可能性對於人類思維的影響力。丹尼爾想要知道，人們在進行反事實思維時，是如何構想出那些與真實情況相反的可能性的。簡單地說，他想要揭示人們的想象規律。 現實情況並非是導致沮喪情緒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現實和另一個現實之間的接近程度同樣會影響人的情緒。 他告訴我們，‘不要試圖阻止飛行員的思維偏誤，也不要試圖通過訓練去消除他們的判斷失誤’。”阿莫斯建議，達美航空應該做的，是改變飛行員的決策環境。人們難以發現自己的思維誤區，但對於別人的思維誤區有時卻能做到旁觀者清。遺憾的是，民航飛機的駕駛傳統並不鼓勵旁人對駕駛員的判斷說三道四。“這個時候的機長都是些獨斷專行的蠢貨，他們會堅持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馬厄說。阿莫斯認爲，要想杜絕飛行員把飛機降落到錯誤的地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對駕駛艙裏的其他人進行培訓，由他們來監管飛行員的判斷。“他改變了我們的培訓方式，”馬厄說，“我們調整了駕駛艙裏的規矩，一旦有飛行員一意孤行地做錯誤決策，別人就會出面阻止他。自那以後，此類錯誤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賭徒謬誤。如果一個人在連續5次拋硬幣時硬幣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麼他極有可能認爲在第六次硬幣會反面朝上落下。同一種情況的不斷出現會讓人厭倦。 人們之所以選擇附加細節更多的那條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爲那條描述具有“代表性”。他們還指出了現實世界中會因此種思維錯誤而導致嚴重後果的一些領域。比如，任何一項預測，假如賦之以較多細節，使其內部前後一致，那麼即便這個預測不可能實現，也會讓人覺得它是可信的。律師若想在案件審理中佔據上風，只需在描述具體事件或人物時添加一些“代表性細節”，如此一來，即便證據與事實相去甚遠，其說服力也會大大增加。 基格朗則追隨的是進化心理學的一套觀點，其核心思想是，人在適應環境之後，思維也會與環境高度匹配，因此不可能受到系統性偏見的影響。阿莫斯覺得這一觀點很荒唐。 在從前，美國人利用食物金字塔來指導飲食，而如今依靠的是“我的餐盤”——餐盤被分成5個區域，每個區域代表着相應的食物類別。 所謂好的科學，不僅是要看見別人業已看見的，還要思考別人未曾說出的。 生命就是一本書，薄厚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容夠不夠精彩 假如幸福具有如此大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那麼基於“人類會將‘效用’放在首位”這一前提而搭建的經濟學模型就該受到質疑了。人們究竟是把什麼因素放在首位？

這本書寫了上個世紀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將經濟學和心理學結合，在人的思維與事實之間的偏差尋找線索的過程，從概率到期望效用，而最動人的不是這些學術成果而是兩位學者之間的動人情誼，是對知己一詞最好的詮釋。 把兩個人的人生故事和其研究過程一起講述，結局也十分有故事性。一位早已功成名就，另一人卻是罹患癌症去世。 摘抄筆記： 第一章 NBA的數據模型：達里爾·莫雷 ◆ 在做出決策時，容易低估未來的發展，認爲當前必好於以後 ◆ 當前效應 ◆“後視效應”就是指人們在看到結果時，容易表現出一切都在預料之中的樣子。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爾·卡尼曼 ◆ 當別人說到某件事時，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爲真的” ◆ 進行思考時自然而然邁出的第一步：聽取別人說的每一句話，儘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試着從中尋找意義。 ◆ 當拋卻本能感覺時，他們對別人的判斷更加準確了。 第三章 局內人：阿莫斯·特沃斯基 ◆ 答案也許就藏在猶太人的思考方式中。猶太人是人們眼中吝嗇的商人，他們時時刻刻在評估別人：誰比較危險？誰比較可靠？誰會償還債務？誰會欠債不還？人們一般會根據他們的心理判斷來給出答案。 ◆ 很難說清楚人們是如何選擇生活道路的，我們的很多重大選擇實際上都是隨機做出的，反而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選擇能夠反映出我們真實的一面。我們進入什麼樣的領域可能取決於我們高中時碰巧遇到了什麼樣的老師，我們選擇什麼樣的配偶也可能取決於在適當的時候恰好出現在我們身邊的那個人。相反，小選擇往往是成體系的。我是一個心理學家這件事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學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問題。 ◆ 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是“理性的”。箇中深意是什麼？最起碼是在說人類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在面臨一系列選擇時，人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將其依次排列。 ◆ 如果你能弄清楚思維的運作過程，你就會明白我們是如何認知世界的。這涉及你對世界的認知是以何種方式組織在一起的，可能就像縱橫交錯的絲線，貫穿在你思維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 相似性判斷是以物理距離爲基礎的 ◆ 在明喻和暗喻中，相似性關係的指向性和不對稱性顯得格外明顯 ◆ 人們在比較兩個對象、評判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時，實際上是在對它們的特徵進行羅列。這些特徵僅僅是物體的一些表面特徵。人們會在比較兩個物體時提煉出它們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徵：共有特徵越多，二者間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徵越少，二者間的差異性就越大。 ◆ 人們做出決策的過程，實則也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對象和理想世界的假想對象進行相似性判斷的過程。 ◆ 人們出於不同的原因對事物進行不同的分組，出現在同一組的事物會因此而具備共性。也就是說，分類或者分組會強化我們對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這種固定看法，就必須消除類別 第四章 回到以色列 ◆ 由於我們很容易在別人表現出色時給予表揚，並在別人表現差勁時予以批評，又由於人們的表現總是趨於向平均值迴歸，因此，當我們讚揚他們時，他們就會退步；而當我們批評他們時，他們就會進步。 ◆ 有些東西就這樣進入了你的思維，而你卻毫不知情 ◆ 要想讓人們記住更多的信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信息小塊小塊地填充進大腦 第五章 碰撞：小白鼠與巨蟒 ◆ 人們會錯誤地以爲局部能夠代替整體。就連統計學家也會從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少量證據中武斷地得出結論 ◆ 在人們對待隨機事件的態度中，這種思維偏誤表現得尤爲明顯 ◆ 小樣本在代表大羣組時所具有的差異性，即樣本量越小，其準確反映整體特質的可能性就越低。人們總以爲樣本能夠自我調節，直至可以準確反映它所代表的整體。 ◆ “人們對於隨機取樣所抱的態度似乎是符合小數定律的。也就是說，他們認爲小樣本和大樣本一樣，都能反映出它所代表的整體的特性。” ◆ ‘如果有證據表明某件事正確，那麼人們就會想方設法找出正確之處’ 第六章 判斷的機制 ◆ 人類的很多活動領域都缺乏足夠的數據，無法以數據爲依託構建一個公式去取代人爲判斷 ◆ 世界不僅是個舞臺，它還是個賭場，每個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場勝負難料的賭局。當人們在不同的生活場景中進行概率揣測時，其實是在對相似性——或者說是代表性——進行判斷 ◆ 凡是在人們必須對含有隨機成分的東西做評判時，失誤必會發生 ◆ 假如過程充滿隨機性，那麼結果也應該表現出隨機性。 ◆ 人的思維中存在一種機制，它既能幫助人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又能導致嚴重的判斷失誤。 ◆ 人們越是容易回想起某個場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認爲這個場景是存在的。某個剛剛發生、格外生動、格外常見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經先行佔據人的思維的東西，極有可能被人們輕而易舉地回想起來，並最終在他們的判斷中佔據不合宜的比重。 ◆ 並非人們愚笨，而是因爲在判斷概率時，人們所奉行的原則（越容易想起來的事兒，就越容易是真實存在的）往往發揮了強大的作用。但是，當他們要去對那些很難從其記憶庫裏找到判斷依據的事情做出評判時，帶有誤導性的信息會輕而易舉地入侵他們的思維，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做出錯誤判斷。“因此，”阿莫斯和丹尼爾寫道，“可得性啓發式會導致系統性偏見的出現。”人的判斷會被那些容易被記住的事情所扭曲。 ◆ 人們對有些事一無所知，但問題在於，他們不願自找麻煩地在做判斷時將自己不知道的東西作爲重要因素考慮在內。 ◆ 當我們認爲某個結果完全不可能時，其實是因爲我們的腦海中搭建不起這樣一條能夠導致該結果的事件鏈。問題往往就出在我們的想象上。” ◆ 當一切未知或者不可知時，人們編織的故事自然就很簡單。丹尼爾和阿莫斯總結道：“只考慮相對簡單的場景，這種傾向可能在矛盾情境下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處在矛盾中時，個人情緒和想法比起對手的情緒和想法更具有可得性，因爲你不大可能知道對手關於棋局或者戰局的看法。”想象似乎也受某種規則的支配，這些規則制約着人們的思考。 第七章 預測的機制 ◆ 判斷中夾雜了不確定成分時，判斷就變成了預測 ◆ 缺乏具體依據時，人們會依賴先驗概率（基準率）；而當他們掌握無用信息時，先驗概率就會被拋在一邊。 ◆ 極易接受他們所看到的任何事實（而忽略他們沒有或者無法看到的事實），並將這些事實打造成一個個聽起來頗具說服力的故事。 ◆ 人在面對不確定狀況時，大腦會做出各種各樣的反應，從而影響人們判斷概率的準確性 ◆ 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態看待昨天的人，終將面對處處都是意外的明天。” 第八章 醫生的思維偏誤 ◆ “凡是存在不確定性的地方，必然會涉及判斷。”雷德梅爾說，“而凡是涉及判斷，也必有可能出現人爲的失誤。” ◆ 並不是說最先出現的想法就一定是錯誤的想法。只是這種想法會讓你過分確信某種結論的正確性 ◆ 很多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爲人們在該恭順時拒絕恭順，該創造時卻無力創造 ◆ 人們看待隨機性的方式是錯誤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在隨機的一組事件中，實則存在着一定的內部規律。人們在從原本並無意義的規律中發掘意義時，表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才能。 ◆ 人們並非真的經受了這麼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爲他們體驗的東西與他們記住的東西是兩碼事。 ◆ 哪怕一段痛苦經歷持續的時間更長些，只要其結局有所好轉，那就更易被人們接受。 第九章 心理學勇士的誕生 ◆ 因爲“人們對數字的瞭解太少，所以不相信數字也能反映問題。所有人都認爲概率是虛無的，只存在於某些人的思維中”。 ◆ 影響決策的是預期的後悔，以及其他一些預計會出現的結果。 ◆ 後悔與“靠近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越是靠近目標，你就越有可能在達不到目標時感到後悔。[插圖]第二條規則是，後悔與責任感有關。你越是覺得自己對結局負有責任，就越有可能在結局不如意時感到後悔。 第十章 孤立效應：風險決策 ◆ “這反映出了人類的一個普遍特質：以快樂爲最終目標。對大部分人而言，他們寧可放棄因得到夢寐以求的東西而產生的幸福感，也不願體驗因失去同樣的東西而產生的痛苦感。” ◆ 對痛苦的高度敏感有助於生存。“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能夠無限度地感受到快樂卻對痛苦麻木不仁的物種也許並不能長存。” ◆ 面對風險決策時，人們並沒有將它放在背景中考慮，而是將其孤立出來加以評估。 ◆ 他們稱之爲“框架效應”。通過改變對事實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來像損失，你就能輕而易舉地扭轉人們對待風險的態度，將他們從風險規避者變成風險追逐者。 ◆ 稟賦效應是一種心理學理論，但它對經濟領域影響極大。僅僅因爲佔有某樣東西，人們就會給這些碰巧屬於他們的東西賦予不合常理的額外價值，以至於即便能用它獲得經濟收益，人們還是極不情願放棄。 ◆ 科學研究就是一場對話，你得努力爭取說話的機會。而爭取話語權要遵守規則。奇怪的是，規則就是你得用正式的理論來驗證自己。” 第十一章 反事實思維的謎團 ◆ 一是“對另一種現實的渴望程度”，二是“另一種現實出現的可能性”。 ◆ 感到沮喪時，人們需要對環境中的某種特質進行消解；而感到後悔時，人們則需要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進行消解。 ◆ 嫉妒則有所不同。人們無須費力去構建一個想象出的情形來體驗嫉妒。“能否想象出不同的情形，這似乎取決於個體與所嫉妒對象之間的相似性。 ◆ 待消解的東西越多，思維就越不可能去嘗試消解。這也許正是用時間來治癒傷痛的一種方式。 ◆ 改變或者取代自己遠比改變或者取代別人更困難，構想出來的新世界一定和自己當下所處的世界千差萬別。我可能擁有一定的想象自由，但是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爲其他人。” 第十二章 可能性之疑雲 ◆ 隱喻具有生動形象、易於記憶等特點，且很難用思辨式的分析來解釋它。鑑於此，儘管隱喻並不一定準確、有效，甚至有時還會誤導我們，但它依然對人類判斷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 人們難以發現自己的思維誤區，但對於別人的思維誤區有時卻能做到旁觀者清。 終篇 葬禮與諾獎 ◆ 所謂好的科學，不僅是要看見別人業已看見的，還要思考別人未曾說出的 ◆ 人的大腦是有侷限性的，而我們的注意力也是存在缺口的。大腦會遮蔽那些缺口，讓我們看不見它們

作者真會寫傳記，衝着丹尼爾去看的，最終留有餘味的是近乎愛情的友情，阿莫斯是丹尼爾人生重要的部分，看着看着會想這比我看的耽美還要動情。 描繪的句子，我現在還記得，尤金的天氣不好但和阿莫斯在一起的日子總是讓丹尼爾感覺明媚，不歡迎第三人的小房間永遠有着兩個人不知道交談什麼的笑聲，丹尼爾離開以色列，再愛以色列的那個軍官也捨棄了祖國，選擇了有丹尼爾的美國，比離婚還痛苦的矛盾與分離，寧願選擇痛苦的維持，也不願意徹底的分手，但最終還是有嫉妒、有痛苦、有遺憾。 我本來以爲丹尼爾和阿莫斯的分裂會很早就到來，可是直到阿莫斯生命的盡頭，他們還在互相忍受，他們在一起了一輩子...... 思考快與慢中，很多章節的開頭，是“我和阿莫斯”，這本屬於丹尼爾的傳記有一半都是寫的阿莫斯，我想不是丹尼爾，我也不會認識阿莫斯。 看到這本書，再翻開思考快與慢，看到獻詞：“謹以此書紀念阿莫斯·特沃斯基”，心裏百般滋味，久久不能再翻頁，上一次看到那麼動人的是“獻給泰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