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

《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一書由美國經濟學家拉爾夫·戈莫里和威廉·鮑莫爾合著，通過古典貿易模型的現代重構，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貿易中國家間利益分配的複雜性。核心觀點與內容總結： ​​核心論點：國際貿易中的利益衝突​​ ​​傳統理論的侷限性​​ 傳統貿易理論基於“比較優勢”和“收益遞減”假設，認爲自由貿易能通過專業化分工提升各國福利。但作者指出，現代經濟中​​規模經濟​​、​​技術快速擴散​​和​​大型企業主導​​的特徵，徹底改變了這一邏輯。 ​​關鍵矛盾​​：一國生產能力的提升可能以他國福利損失爲代價，導致貿易伙伴間的利益衝突。 ​​例證​​：發達國家（如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初期技術轉移帶來雙贏，但當後者進入高附加值產業時，可能擠壓前者的市場份額。 ​​國家發展階段的動態影響​​ ​​互利區​​：當發達國家與極度落後的國家貿易時，雙方通過分工共享紅利（如發達國家輸出技術，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成本勞動力）。 ​​衝突區​​：一旦發展中國家進入中等發展階段並試圖升級產業（如汽車製造、半導體），兩國將進入競爭狀態，一國的進步可能直接損害另一國的整體福利。 ​​數據支持​​：書中通過模型和圖表分析，顯示多數均衡結果中，一國的國民收入增長與另一國的下降呈正相關。 ​​理論模型與分析框架​​ ​​規模經濟與多重均衡​​ 保留產業模型（Retained Industry Model）表明，產業規模擴大可能導致多重穩定均衡，包括“互利”與“衝突”兩種狀態。 ​​圖解工具​​：通過合併兩國國民收入曲線，直觀展示不同均衡下的福利分配差異。 ​​生產率變化的全球效應​​ 生產率提升可能引發“產業轉移”，例如發達國家的高技能產業被髮展中國家追趕。 ​​關鍵結論​​：跨國公司對母國的負面影響（如就業流失）可能超過其對全球福利的貢獻。 ​​線性貿易模型的擴展​​ 引入多部門、多國模型，分析貿易政策（如關稅、補貼）對均衡結果的影響。 ​​政策啓示​​：政府需通過產業引導、技術壁壘等手段保護關鍵產業，但可能加劇國際摩擦。 ​​現實意義與爭議​​ ​​對全球化政策的挑戰​​ 書中質疑“自由貿易無條件有益”的傳統觀點，強調需動態評估貿易伙伴的發展階段。 ​​案例​​：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對華爲等科技企業的打壓，部分印證了“產業競爭力威脅論”。 ​​學術與實踐的橋樑​​ ​​學術價值​​：將規模經濟、學習效應納入貿易模型，填補了傳統理論的空白。 ​​政策爭議​​：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增長，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發達國家則面臨產業空心化風險。 ​​延伸思考：全球化困境的出路​​ 作者未提供明確解決方案，但通過模型推演提出方向： ​​國際合作​​：通過技術轉讓協議、多邊貿易規則協調，緩解衝突。 ​​動態調整​​：發達國家需主動培育新興優勢產業（如綠色能源），而非固守傳統領域。 ​​發展中國家策略​​：在提升生產能力的同時，探索差異化競爭路徑（如東南亞的數字經濟）。

蛋糕可以做大做強，但蛋糕尖尖的那一小塊奶油仍然是零和博弈。 那麼問題來了，“頂層人類”真的“故意”設計了遊戲，讓底層國家無法向上攀爬了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用各種模型來模擬，把你控制在什麼位置，對他們最有利。都是老倫敦祖傳的手藝。 我不知道中國智庫有沒有看過這本書，但老中似乎正在解鎖這把密碼鎖。目前已經集齊了幾個“高危”元素：成熟的工業，低工資和產業鏈升級。 老美用來防老中的這套玩法，原本是老倫敦用來防法國的。

“一國生產能力的提高，越過某個臨界點之後，通常會損害他國的整體福利。” 此句直接挑戰了李嘉圖—穆勒以降的古典貿易福利定理，將“自由貿易必然互利”從一個普遍性結論降格爲一個依賴於特定參數區域的特殊情形。戈莫里與鮑莫爾（Gomory & Baumol, 2000）由此開啓了國際經濟學中一條被長期忽視的分析路徑：在規模報酬遞增與技術內生變遷的條件下，比較優勢不再是天賦稟賦的函數，而是國家戰略性行動的產物，貿易利益的分配也不再是帕累託改進，而可能呈現嚴格的零和乃至負和特徵。 一、模型框架：保留古典外殼，植入現代內核 本書的理論建構具有高度的“節儉性”（parsimony）。作者有意保留了李嘉圖模型的單要素（勞動）、線性生產函數與柯布-道格拉斯偏好結構，僅引入兩個關鍵修改： 1. 生產率向量的可塑性：每個國家的各產業勞動生產率 e_{ij} 不再被視爲外生給定的常數，而是在一個閉區間 [0, e_{ij}^+] 內可變，且其上限受技術前沿約束。這意味着比較優勢可以通過投資、學習與政策干預被“創造”而非僅僅被“發現”。 2. 規模報酬遞增：通過設定生產率隨產業產出增加而上升（即 e_{ij} 是產出水平的增函數），模型引入了正反饋機制。這與克魯格曼（Krugman, 1979, 1980）的新貿易理論一致，但戈莫里—鮑莫爾將其從“行業內貿易的解釋”延伸至“國家間福利衝突的根源”。 在此基礎上，作者定義了 貿易份額指標 Z_1 = Y_1 / (Y_1 + Y_2) ，即國家1在世界總收入中的佔比，並繪製了 (Z_1, U_1) 平面上的均衡集合。該集合呈現出典型的 多重均衡結構：存在多個局部穩定的均衡點，分別對應於不同的產業配置與福利水平。這些均衡按國家份額的大小呈有序排列，形成一條“均衡曲線”（equilibrium locus）。 二、核心發現：衝突區的存在及其經濟邏輯 模型推導出的最重要結論是 福利的非單調性。隨着一國份額 Z_1 從低向高移動，該國自身的福利先上升後下降，而其貿易伙伴的福利則呈現對稱的逆向變化。具體而言： - 互利區（ Z_1 < \theta_L 或 Z_1 > \theta_H ）：當一國份額極小（遠低於對手）或極大（遠超對手）時，雙方福利均可因貿易擴張而改善。前者對應“追趕紅利”——落後國提升效率不會顯著擠佔先進國份額，後者對應“霸權紅利”——領先國主動讓渡部分產業仍能通過市場規模擴大獲得補償。 - 衝突區（ \theta_L \leq Z_1 \leq \theta_H ）：當兩國份額接近時（典型值約爲30%–70%），一國的技術進步通過“份額擠佔效應”直接削減對方的總收入，導致對方福利淨下降。此時貿易不再是正和博弈，而成爲嚴格意義上的競爭性零和博弈。 這一發現的深層機制在於 規模報酬遞增下的鎖定效應：一旦某個產業在某國建立規模優勢，其平均成本持續下降，使得其他國家難以通過正常市場競爭實現逆轉。因此，初始的產業佈局（可能是歷史偶然或政策選擇的結果）決定了後續的福利分配，且這種分配無法通過自由市場的自發調整達到全局最優。 三、理論貢獻：對主流貿易理論的兩次修正 本書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譜系中佔據一個獨特的位置，它完成了對李嘉圖範式的 兩次修正： 第一次修正（相對於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 李嘉圖模型假定收益遞減或不變，從而保證單一均衡與自由貿易的帕累托最優。戈莫里—鮑莫爾證明，一旦引入收益遞增，均衡不唯一，且自由貿易結果未必是帕累託有效的。這實際上是將 克魯格曼（1979）的“新貿易理論” 從解釋產業內貿易擴展到了解釋國家間福利衝突的宏觀層面。 第二次修正（相對於新貿易理論的福利中性假設）： 克魯格曼早期的壟斷競爭模型雖然承認規模經濟，但其福利分析通常隱含“對稱國家”假設，得出貿易利得大致均分的結論。戈莫里—鮑莫爾打破了這一對稱性，明確刻畫了 非對稱國家 在技術追趕過程中產生的利益衝突。這使得他們的理論更貼近現實中的南北貿易與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崛起引發的摩擦。 此外，本書與 布蘭德—斯賓塞（Brander & Spencer, 1985） 的策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形成了互補：後者聚焦於單個產業的寡頭博弈，前者提供了一個宏觀經濟層面的“多重均衡—福利衝突”框架，使產業政策正當性從微觀特例上升爲一般性命題。 四、關於人工智能與未來經濟秩序的洞見 儘管原書寫作於2000年（當時AI尚未成爲宏觀經濟變量），但其理論骨架對AI時代的貿易衝突具有驚人的預測力。以下三點構成了本書對未來的間接但深刻的洞見： 1. 比較優勢的人工化：AI產業的比較優勢完全取決於人力資本、數據規模、算力基礎設施與制度環境，而非自然資源。這完全符合戈莫里—鮑莫爾“比較優勢可被創造”的核心論點。AI領域的“贏家通喫”現象正是規模報酬遞增的極致體現：模型訓練成本固定且高昂，邊際推理成本趨近於零，先發者的數據飛輪與網絡效應形成不可逆的鎖定。 2. 衝突區的強化：AI產業的高附加值與國家安全敏感性，使得任何國家的AI能力躍遷都會迅速引發對手的戰略反應。當前的芯片出口管制、算力限制與大模型開源/閉源之爭，本質上就是戈莫里—鮑莫爾模型所描述的“份額擠佔效應”在數字時代的具象化。當中國AI產業份額從個位數向兩位數攀升時，衝突區的到來幾乎是模型的內生結果。 3. 多重均衡的政策含義：本書暗示，在規模報酬遞增領域，自由放任的結果往往不是最優均衡，而是隨機鎖定於某一可能對本國不利的狀態。因此，戰略性產業政策不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這一論斷爲各國AI產業扶持政策提供了超越保護主義敘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五、客觀評估：貢獻與侷限 理論貢獻： - 首次在保留李嘉圖線性結構的條件下，系統證明了規模報酬遞增如何導致多重均衡與國家利益衝突，爲“貿易摩擦的內生性”提供了簡潔有力的數學模型。 - 將“比較優勢的創造性”納入主流分析框架，架起了新貿易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如幼稚產業保護論）之間的橋樑。 - 提出了“份額—福利”圖示法，使複雜的多維均衡問題可視化，極大降低了傳播門檻。 實踐貢獻： - 爲理解21世紀的中美貿易衝突提供了事前分析框架，其“衝突區”概念已成爲政策話語中的常用修辭。 - 爲發展中國家實施產業追趕戰略提供了理論辯護，避免了單純依賴“自由貿易必然雙贏”的教條。 - 啓發了後續關於“全球價值鏈中的利益分配”“技術民族主義”等議題的研究議程。 侷限性： - 模型的過度簡化：兩國模型、單要素假設、無中間品貿易、無資本流動，使其與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之間存在顯著差距。全球化已深度嵌入價值鏈碎片化（如Feenstra, 1998），跨國公司與FDI的角色未被納入。 - 缺乏實證校準：30%–70%的衝突區間是定性示意而非計量估計，不同產業的閾值差異巨大（半導體 vs. 紡織品），書中未提供產業異質性的處理方案。 - 策略性政策的福利判據缺失：雖然證明了均衡可塑，但未給出何時干預、何種干預力度能實現全局福利改善的充分條件，容易淪爲“爲保護主義背書”的工具。 - 忽略金融維度：當代貿易衝突往往伴隨匯率操縱、資本管制與儲備貨幣競爭，而這些因素在純實物流模型中完全缺位。 總體而言，《全球貿易和國家利益衝突》是一部“提出問題重於解決問題”的著作。它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提供精確的政策處方，而在於拆解了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數學神話，迫使學界和政策界正視現代經濟中利益衝突的結構性根源。在AI與地緣經濟重構的今天，這本書的預言性比其出版時更爲醒目——而這恰恰是對一部學術著作最高的評價。

重要的改變並不是權力和利益結構的變化，而是當權者將新的思想觀念付諸實施。改革不是發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時候，而是發生在他們運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時候，或者他們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時候。可以說，利益和思想觀念是改革的一體兩面。囿於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觀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 與這種狹隘而且惡意的觀點相反，我將大膽地斷言，財富和商業在任何國家的增長通常有利於而不是有損於其所有鄰國的財富和商業；當週邊所有的國家都被無知、怠惰和矇昧困擾的時候，一國很少能夠在貿易和工業上走得太遠。［大衛·休謨，《貿易的猜忌》 在古典貿易經濟模型中，一國生產什麼產品完全是預先註定的。由於一國只有作爲特定產品的最優供應商才能成爲產業中的主要生產商，因此，上述結果總能符合所有貿易國普通大衆的經濟利益。所謂“最優”就是以最低成本生產固定質量的產品，或者在成本既定的條件下，生產較高質量的產品。 這一經濟學理論最著名的結論就是，上述唯一的結果往往使各貿易國的消費者福利和生產效率達到最優水平。 在古典貿易模型中，市場力量——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只能導向一種結果。與此相反，無論是高啓動成本還是學習都能賦予這隻“看不見的手”以大量的選擇。這就爲我們通過私人行動或公共政策修正這一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歷史把我們帶到今天，但是我們可以在現在採取行動以改變偶然的歷史結果。 經濟學家應用的古典貿易模型反映的是大約200多年前的世界。該模型反映了一個其假設之下的世界，這個假設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規模收益遞減。規模收益遞減是指當一個產業擴大規模時，其產出效率下降而不是增加。增加的產量將耗費更多的生產成本，而不是更少。 我們用“保留產業”(retainable industry)一詞表示所有具備如下特徵的產業，即啓動成本很高，由此導致很難以小規模進入的產業。由於其很高的實際啓動成本，一個保留產業爲現有生產者提供了很高程度的保護，使之免於競爭性進入的威脅，從而可以很容易地保留既有地位。在收益遞減的產業中，市場力量有利於小規模的競爭性進入者；而在保留產業中，同樣的市場力量則有着相反的效果。不經濟的小規模進入者往往被市場力量淘汰，而大規模進入者很少遇到這種情況。保留產業中的市場力量傾向於維繫現狀。 與古典模型不同，在一個普遍存在高啓動成本的經濟中，也就是說，以保留產業爲特徵的經濟中，有可能產生大量的可能結果，其中的任何結果都有可能成爲並繼續成爲一個穩定的世界生產結構。而且一些可以實現的均衡可以給全世界公衆帶來很高的經濟利益，並提供大量的貿易所得，而許多其他的結果也許真的非常糟糕。我們現在可以描述這些均衡的本質，並計算出到底有多少種均衡。 從均衡模式的分析中產生的第二個深刻洞見是：在具有規模經濟的自由貿易環境中，貿易並非總是好的；而在傳統的規模不經濟的世界中，貿易卻必定總是好的。當大多數產業都是保留性產業時，總會有一些均衡結果使某些國家的境況壞於其實施貿易封鎖時的境況。 當代世界的特點不僅表現爲高啓動成本和規模經濟，即許多產業的可保留性，而且還表現爲重大而迅速的技術變化和產業變遷。今天，產業的成功更有可能是後天習得而非自然形成的。它更有可能源自制造技能、訣竅、低工資、技術知識，或者是所有這些因素的有效組合，而不是源自任何自然的賜予。生產能力以及銷售某些商品或服務的能力越來越不取決於礦藏的有無，相反，它們更多地取決於後天能力的優越性，更確切地說，是後天能力的水平加上其工資水平能夠使一國在某一特定產業上成爲競爭者。儘管以自然優勢爲基礎的優越性爲存在這些優勢的產業提供了穩定性，但是隨着新進入國獲得專有技術並變成競爭者，其經營管理方法可以被學習而且不需要鉅額進入成本的產業必定會發生競爭地位的迅速變化。 如果生產是線性的，就不存在進入成本，大規模生產既沒有好處也沒有壞處。在線性生產的情況下，有可能小規模地進入一個新產業，而且其生產效能與大規模的競爭者不相上下。這是古典規模不經濟情形的重要特徵，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它導致一個唯一的、預先決定的國際貿易結果。 我們的國際貿易模型表明，如果一國的國民收入份額相對於其貿易伙伴沒有達到最高點，那麼對保留產業的保護符合國家的利益 我們已經說明，參與全球貿易的國家既有內在衝突，也能共同獲利，衝突和共同獲利的可能性遵循一個系統的模式。在發達國家之間，使其中某個國家受益的變化很有可能使另一個國家的利益受損。但是從某種角度看，欠發達國家真實收入的提高和其發達貿易伙伴真實收入的提高之間也存在着真正的共生關係。如果不富裕的國家變成工業化程度更高的國家，則兩個國家都會受益。 在規模經濟的世界裏，市場力量在驅使經濟實現局部利潤或者局部福利最大化方面是可靠的。但是這些力量無法使世界經濟擺脫局部最優狀態，走向一個確定無疑的更優狀態。這就是爲什麼在規模經濟下，明顯次優的均衡可以保持局部均衡。藉助歷史的偶然性，“看不見的手”的確能夠實現均衡，該均衡是局部最優，但從全局來看卻遠遠次於其他情形，甚至次於至少一個貿易國的自給自足均衡。 一個經濟體在國內生產幾乎所有的這些商品並供國內消費，這就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相對穩定的、由幾乎完全在境內交易的商品和服務組成的國民收入基礎部門。

推翻比較優勢等古典經濟理論，多一種視角看世界貿易。現代的貿易戰和關稅戰是必然的，因爲各個國家都在爭奪塔尖的產業和利益。攻和守之間必然爆發衝突。 讀書筆記: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理論，一直給人們灌輸一個觀念：自由貿易是雙贏的，只要各國按自己的優勢分工，所有人都能從貿易裏受益，國家之間不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 但現實世界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我們看到：發達國家會拼命保護自己的汽車、半導體產業，對發展中國家的同類產品加關稅；發展中國家也會搞產業政策，砸錢扶持本國製造業，明明按比較優勢，這些國家根本不該碰這些產業；甚至發達國家之間也會因爲貿易問題吵架、互相制裁。 爲什麼現實和理論差這麼多？ 這本書解釋:當世界經濟變成 大規模生產、技術快速迭代、規模經濟主導 的時代，傳統的 雙贏貿易 理論已經失效了，國際貿易裏其實藏着固有的國家利益衝突，一國的產業崛起，很可能就是以另一國的利益受損爲代價的。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有兩個非常關鍵的前提：1. 收益遞減 2. 產業是小而散的。 但現代經濟裏，這兩個前提都被推翻了：現在的主流產業，比如汽車、半導體、航空、製藥，都是收益遞增的，進入門檻極高。因爲規模經濟和高門檻，同一個世界，完全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貿易結果，而且這些結果對各國的利弊天差地別。 在現代全球經濟中，國際貿易確實存在固有的利益衝突。這意味着一國生產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犧牲他國的總體福利爲代價。別再迷信自由貿易永遠雙贏 ，現實裏的貿易，本質上是各國爭奪產業主導權的博弈，裏面充滿了利益衝突。 如何在競爭中勝出，纔是考慮的問題 。 保留產業也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有高進入門檻、規模經濟顯著的產業。成本優勢是滾雪球的。前期投入是沉沒成本。技術和供應鏈的積累是不可逆的。1. 歷史的偶然因素。2. 政府的主動干預。市場自己不會自動選出一個對所有人都好的結果，而是誰先動手、誰有能力佔據保留產業，誰就能獲得優勢。而一旦優勢形成，就很難改變。誰佔據了保留產業，誰就能獲得更高的國民收入，其他國家只能拿低收益的產業。所以，各國纔會拼命爭奪這些保留產業，因爲這直接關係到本國的國民福利。 一個國家的生產率提高，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取決於這個生產率提高發生在什麼產業裏。如果是保留產業，就會引發利益衝突；如果是非保留產業，就是雙贏。比如農產品 ，和芯片 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提升，爲什麼會讓發達國家緊張？很多貿易衝突的根源：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生產率提高，進入了發達國家的保留產業領域，對發達國家的福利造成了威脅。發達國家害怕的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提高本身，而是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率提高，進入了它們的保留產業，搶了它們的飯碗 市場確實會讓經濟達到某個均衡，但這個均衡不一定是對所有國家都好的。市場只會根據成本和價格，把產業分配給先動者，不會考慮這個分配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專業人士部分總結: 在以規模經濟和高門檻保留產業爲主的現代全球經濟中，傳統的自由貿易永遠雙贏理論已經失效，國際貿易中存在固有的國家利益衝突，一國保留產業的崛起，往往會以另一國的福利下降爲代價，市場不會自動帶來公平的結果，各國對保留產業的爭奪，是現代貿易衝突的根源 這本書打破了人們對自由貿易的浪漫想象，它告訴我們：貿易不是慈善，而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保留產業是國家福利的壓艙石，誰掌握了保留產業，誰就掌握了國民福利的主動權；市場不是萬能的，發展中國家要打破低福利的均衡，離不開政府的主動干預和產業政策；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本質上是爲了保住自己的保留產業，維持高福利水平。

這本書隨着關稅戰熱鬧起來了，中國現在的處境完美驗證了書裏的理論。一個後發國家的崛起會侵蝕先發國家的利益，在初始階段，後發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降低了先發國家的物價，接下來後發國家的廉價商品開始侵蝕先發國家的市場。先發國家爲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開始反擊。 作者一直在批評古典經濟學，卻面臨一個困境。經濟學是沒有國界的，但是國家卻可以干預經濟。作者試圖爲政府指出一條正確的干預方式，問題是，當一個政府決定干預經濟的時候，很顯然並不想給自己劃出什麼邊界，尤其是干預取得部分成效時，干預的信心會無限膨脹。 如果經濟學在一個國家內部有效，爲什麼在國境線兩邊就失效了？問題到底是出在經濟學上，還是出在國境線上？如果把所有的國境線都抹掉，中國真實的經濟情況是什麼？是生產過剩，是政治課本屢屢提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生產過剩！如果沒有出口，中國的經濟危機早就爆發了，大量的出口延緩了危機，但是並沒有解決，終於，現在全世界都喫不下了，要麼跟中國一起爆，要麼隔離中國。 先發國家能否靠政策壁壘保護自己的經濟優勢呢？當然不能！看看他們自己來時的路，他們當初是靠技術優勢才成爲富裕國家的，他們想繼續富裕，就必須繼續在競爭中獲勝。貿易戰沒有贏家，關稅壁壘也保護不了自己。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任何一個地方的經濟危機，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這本書告訴我們：在規模經濟存在的情況下，各國的產業分工存在多種均衡。在自由貿易的世界裏，後發國家的產業升級，將導致全球範圍的產業重新佈局。在這種情況下，隨着距離先進國家越來越近，後發國家的追趕幾乎不可避免地損害先發國家的利益。這一情況不僅在兩國情況下存在，在多國情況下仍然存在，在多產業的情況下也存在。 由此產生的啓示是：除非願意保持當前的分工，否則，繼續的產業升級導致的貿易衝突不可避免。這在已經存在的中高技術產業的追趕中，利益衝突尤其明顯。在這種追趕中，由於大多數中高技術產業都具有規模經濟，有着巨大的區動成本，想要打破現有的產業格局，政府的支持是必要的。而對於前沿產業，由於產業仍在發育，均衡尚未形成，衝突還不顯著，但搶奪制高點是每個國家都想採取的行動。 所以，想要美好生活，只能是“丟掉幻想，準備戰鬥”了。不要想着你好我好大家好了，這不現實。即使你這樣想，你的對手也已經不再這麼想了。這一點，從這本書體現的思想，再考慮其研究的時間，可以推知大洋彼岸關於自由貿易的想法的改變不是兩三天了。

最近毛衣展如火如荼，那麼爲什麼這是必然的呢，這本書裏的模型可以給出解釋。在某方的宣傳口徑裏面，宣稱合作才能共贏，可是模型給出一個臨界點，過了某個臨界點，就未必有利了。所以老大一直會尋找不那麼厲害的小弟進行扶植，這個時候小弟又崇拜又兢兢業業，等到小弟翅膀硬了，emmmm，那就不是飛了那麼簡單了。阿三的股市最近連連新高，誰是真小弟一目瞭然。用書裏的話來講是這樣的：工業化國家將受益於非常落後的貿易伙伴發展新產業，從而使生產率獲得普遍提高。這一受益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其貿易伙伴達到在全球市場上佔有更重要地位的發展水平爲止。通常，這種發展水平仍然遠遠不及發達工業國家，但是，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點之後，該新興貿易伙伴更多的產業達到該點將不利於發達國家。 那麼怎麼辦呢，毛衣展吧。我想，這其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修昔底德陷阱吧。

因爲在一個多重均衡的世界裏，歷史只能在許多備選的均衡中選擇一個，所以其他所有的均衡充其量只是一個本來應該發生但事實上從未發生的均衡。

知識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這麼多理論經典模型，還是避免不了現在的貿易衝突，有時候還真是組織的干預加速了這種衝突進程。 救火的故事：自然界原始森林都會發現自然雷擊這樣緣由造成的火災，以前有小火災了就派人去滅火，後面一旦發生火災了就是特大災難，幾天幾夜，幾個星期，幾個月的燃燒，基本無法滅火。 後來就放任自然小火災，讓其燒出隔離帶，這樣也就避免了超級大火災。 從這點來看，歐美的經濟危機幾十年來一次好像也是這麼多道理，反正都會過去，還給了一些人機會，所謂的階級流動。這也不一定是壞事。 前蘇聯沒有經濟危機，至少hold住了，hold不住的時候就解體了，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