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博洲
本書在尋訪倖存者及其親友並蒐集查閱大量機密檔案的基礎上,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描繪了客家籍臺灣革命青年鍾浩東短暫而熾熱的一生——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到九死一生回國投身抗日,再到爲改革臺灣社會獻身教育事業,直到最後爲了臺灣的解放慷慨赴死,爲理想犧牲。作者以衆多類似的“鍾浩東們”作爲背景,在史料、記錄、文學的交錯紛呈中,力圖將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被刻意湮滅甚至扭曲的臺灣近現代史還原重現。在追索這些青年的革命事業與人生軌跡的過程中,本書向我們堅定地傳達着歷史深處所蘊藏的力量,藉助這一力量,讀者能以全新的視野去親近那段充滿傷痛與遺憾的海峽兩岸的記憶。本書曾被選爲臺灣地區1988年最佳小說(洪醒夫小說獎),1991年《聯合文學》十大好書作家票選第一名,侯孝賢依據此故事中的部分原型創作了電影《悲情城市》與《好男好女》,並獲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
書名很美,這是一首日本歌的名字,歌詞寫的很哀美,充滿了離愁別緒,當時臺灣是日本殖民地,受到日本文化的很大影響,日語歌在臺灣很流行。幌馬車之歌是主人公鍾浩東用生命送別的理想主義悲歌,像鍾浩東一樣的一批臺灣共產黨員在白色恐怖中被捕犧牲,作爲被日本長期殖民統治下的土生土長臺灣人,卻有着強烈的中華情懷,後來又昇華爲共產主義信仰,爲祖國統一和主義信仰流盡最後一滴血。我看着幌馬車總會下意識想到馬場町,那裏犧牲了太多共產黨員和擁護統一的志士。 讓我感觸很深的是書中張奕明和陳仲豪臨別的對話。張奕明從小路送陳仲豪撤離,臨別時,她說“一切都要小心,後會有期。”陳仲豪回答道:“你們留下來的,都要十分警惕啊。我們也許在大陸再見,也許是臺灣解放後又在此地重逢。”後來張奕明這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被捕犧牲在馬場町,陳仲豪撤到大陸,他們臨別時說的認爲必定會實現的話,過了七十多年仍然沒有實現,他們的犧牲實在讓人痛心不已,也許只有解放臺灣才能告慰這些把生命獻給解放事業的烈士們吧。
雖然時局動盪,但當時臺灣青年還是抱着較爲樂觀的態度,認爲國民黨很快就要倒臺,臺灣解放近在眼前。 直到一九五零年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爆發。第三天,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 歷史走向了另一條岔路。 革命青年面前也只剩下一條通往馬場町刑場的路。 以前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退伍老兵進行過口述訪談,此時看着受朝鮮戰爭影響的一代臺灣人的口述史有種很強烈的宿命感,個體的人生隨社會政治環境沉浮,同一場戰爭下以不同立場置身其中的人的命運也截然相反。一段黑暗的倒退的歷史時期也許終會過去,但隨那段歷史沉睡之人卻再不會醒來了。我們也只能去盡力挖掘還原部分人的人生軌跡,使他們的奉獻不至於被社會遺忘,使傷痛的記憶不至於被徹底掩埋和輕放。
本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記錄了一羣出身中產家庭的臺灣青年,從心向大陸、奔赴大陸抗日,到加入中國共產黨,返回臺灣開展地下工作、出版《光明報》的曲折歷程。以鍾浩東爲首的一批共產黨員,最終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書中豐富的細節描繪,讓我們得以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混亂的時代。許多發生在極端環境中的事,今天看來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兩對夫婦和一位親戚結伴前來大陸抗日,歷經艱辛輾轉、徒步多地;四年多的時間裏,蔣碧玉經歷了兩次生產。老大一出生就不得不送人,老二則在幾次打胎未果後出生,終因體弱夭折。而他們對此都視爲自然。他們本是抗日誌士,鍾浩東在就義時高唱的,卻是一首他深愛的日文歌。那首歌甚至帶有日本軍國主義色彩,只是他並不知道其背景。這些行爲的錯位,在近八十年後的今天,顯得既真實,又令人扼腕嘆息。
特別好的書。 一部作爲電影劇本、獲得小說獎的報告文學作品;一首講述熱愛鄉土和祖國、固執於造福全人類真理的青年們的悲歌。 書的好,已經有很多大家評論。既釐清了一段複雜又不爲人知的歷史,又用極好的形式作了文學表達——中性的口吻背後是極強的情感張力、高尚的價值觀和值得反覆思慮的深刻問題。 當然,這些東西拿給懂得感受、想要思考的人固然很好。但對於時局,對於更廣大的民衆,似乎沒有起到作者想達到的預期(如他在三版後記中說的)。今天的臺灣社會,觀念越來越撕裂,有尊嚴的民族意識和有遠見的理想主義越來越少… 也許很多問題,就不是知識分子能夠解決的吧,在鍾浩東的時代如此,在藍博洲的時代還是如此。
很久之前看了悲情城市之後加到書架,一直沒有看,暑假翻到就斷斷續續摸魚看完了。 嗯,其實不太知道要寫下些什麼,我對於歷史知識一向匱乏,一切紀實作品讀後都只有擴充了知識之感()這本寫作上並不煽情,書的編排基本上都是採訪記錄,雖然不加藻飾冷靜剋制,史料背後能感受到作者的心血與真情,同時歷史本身就太令人動容,如此可歌可泣的一段故事。
這本書出版於1988年,雖說是小說,但其實是真實的人物、真實的史料,記錄了一段被遮蔽的臺灣近代史,讀完能補齊很多以往模糊的歷史認知。 要讀懂這本書,先要理清時代脈絡。 1895年,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迫割讓日本,開啓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代。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重回祖國懷抱。兩年後,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隨後國民黨當局展開大規模鎮壓,自此在臺灣開啓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 本書的主人公鍾浩東,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他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自幼接受日式教育,還曾赴日本留學,擁有優渥的學識和眼界。但他心底始終認同大陸、心繫祖國。 抗戰期間,他主動跨越海峽,自發組織醫療團奔赴大陸前線,親身參與抗日救亡。戰爭結束、臺灣光復後,他選擇回到故土深耕教育,擔任基隆中學校長,建設家鄉。在此期間,他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二八事件之後局勢驟變,他遭到逮捕,最終被槍殺。 除了鍾浩東之外,書中還記錄了很多人。他們有學識、有良知、有家國情懷,身處割裂的時代,卻始終守住民族本心,是一羣純粹、高尚、值得被記住的人。 這本書也是侯孝賢《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兩部經典電影的原始素材原型。 客觀來說,這本書歷史價值很高,但閱讀體驗一般。 從長見識、補歷史的角度看,它是一本好書。它用大量採訪資料、檔案記錄,還原了白色恐怖時期臺灣進步青年的真實命運,填補了教科書之外的歷史細節,讓人真切看到特殊年代的無奈與悲壯。 但從文學閱讀性來講,全書以紀實、訪談、史料堆砌爲主,讀起來略顯枯燥,沒有很強的閱讀快感。 時代動盪之下,個人的命運無比渺小。 但這些被時代掩埋的普通人,恰恰是歷史最滾燙的底色。
看電影《悲情城市》時聽到這首《幌馬車之歌》。林文清目送難友吳繼文、蔡東河赴刑場,監獄中響起這首驪歌,滿是肅穆悲涼的氣氛。我立刻打開聽歌識曲,得知歌名叫《幌馬車之歌》,是一首日本民歌。這使我生出疑惑:在這羣左翼青年“死歸祖國”時爲何要配一首日本民歌?此書爲我解清了這方面的疑惑。 此書以報告文學形式講述客家籍臺灣青年鍾浩東的一生——在殖民統治的陰影裏生出強烈的民族意識,九死一生渡海抗日,臺灣光復後返臺成爲吉隆中學校長,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反動使其由“白色祖國”轉爲“紅色祖國”,直到爲臺灣的解放事業慷慨赴死。書中記載,這首 《幌馬車之歌》是鍾浩東在臺灣帝大醫院時教給藍碧玉的,因爲這歌讓浩東想起臺南的家鄉。於他,這旋律纏繞着臺南的風土、青春的戀情,也成了他走向生命終點時,對故土最後的眷戀。 此書具備了好的報告文學的三個條件:進步批判、冷靜客觀和再現真實。作者的敘述極端剋制,書中幾乎沒有作者帶有上帝視角的任何敘述,以歷史中真實人物的敘述串聯拼湊起鍾浩東從長成到犧牲的一生,敘事的儉省、白描的冷靜無聲勝有聲地使悲情與正義浸入人心。作者紮實的考證、廣泛的資料蒐集令人印象深刻,每章節後的註釋、附錄中的口述證言和文字資料無不昭示作者在歷史敘事中的謹慎嚴肅。身位作家,如此嚴肅的歷史意識和嚴謹的治史態度,實屬難得。 此書也使我對《悲情城市》影片生出一些新的思索。影片中《幌馬車之歌》歌曲響地突兀,或許意在通過鍾浩東這一代受日本皇民化教育長大的一代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日本文化侵入的雙重底色揭示歷史的心酸與後殖民社會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迷惘,但將鍾浩東賦予個人情感的歌曲無前因後果地插入影片,或許會造成某種誤解。影片既以鍾浩東作爲“林老師”的原型,卻將“白色恐怖”時期之事挪到”二二八“後,片尾刻意出現的字幕更是有意將時間壓縮至臺灣光復到國民黨退至臺灣四年之內。這或許是囿於現實的不得已,但更能凸顯藍博洲的珍貴。
讀完《幌馬車之歌》已經半個月了。原本打算看完《悲情城市》之後帶着電影的感覺一起講,現在看來,等我看完電影,書的感覺應該非常九霄雲外了。年初三重返小嶝,第一次認清楚島嶼的佈局,照片還沒來得及在朋友圈見光就傳來兩個漁民死亡的消息。 知道《幌馬車之歌》應該是期末考試結束之前藍博洲老師在觀網有一小段採訪。我對臺共的認識和曾經刮到各地的國際左翼思潮一樣缺乏,以至於太容易引起我的驚訝和好奇。 書的排布和我想象中不一樣。大量人物採訪串起整個故事,沒有旁白。 我覺得這本書展現的實話實說的精神遠比它的文學貢獻要突出。鍾浩東不是一個神話的鐘校長,他有愛惡,有愣頭青的一面,是一個樸素的愛國青年在時代洪流中站住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場。 讀書的過程中摻雜了很多正在發生的新聞,地區選舉、youtuber觀選團、王局和范琪斐的對談、兩岸互聯網輿情,包括看完之後春節期間和長輩話仙聽到的他們父母輩的經歷種種。在全書最後一段留的筆記應該會是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感受。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始看《續曲》。可能會擁有這套紙書。 需要補充的是:從《奇來前書》到《亞細亞的孤兒》到《幌馬車之歌》,它們遠比互聯網上不管是哪一派學者名嘴營銷號都更值得一看。理解的基礎已經被打破了,可是理解依舊是凝聚的武器。
這本書出版的政治價值可能更大於閱讀價值。但其中各親歷者的娓娓道來,對侯孝賢電影和本書的多篇幅對照說明還是很爲我們瞭解當時形勢和嚴謹對待文藝作品大有幫助。同時,其中的大事記年表、一些明顯紕漏希望未來再版時能改正。例如:zggcd成立於1921.7.21而不是七月一日,再如第三版的後記裏兩次寫到鍾浩東的生卒年份居然不相同。這樣的小紕漏雖然小,也不影響閱讀,但是影響讀者對整本書的好感度。
三星半。一部紀實類文學。粗略讀後,有一處疑惑:鍾浩東因《光明報》事件於1949年被捕,由於是"臺灣省籍",可以作思想左傾的"思想犯"結案,但他不服管訓,屢次寫"退訓信",直至重審。而在重審中,他的"坦白"讓我覺得異常順從,供認出一大批地下黨員,終使得自己和另兩位領導者被槍決。爲什麼他勸別人"別出風頭",自己卻"不收斂"?本已結案,卻非要一心尋死可以理解,可爲什麼又非常"合作"地供認出自己的戰友?爲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