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經濟學

看完了。這個作者也比較凱恩斯，和我男神塔勒布（隨機漫步傻瓜，黑天鵝作者）持不同意見，認爲金融危機是可以避免，或者說是可以降低影響的。 1. 凱恩斯認爲冤有頭債有主，貪婪的結果就是作死，作死就一定會死；而我男神覺得世界是隨機的，即便金融危機理性上可以避免，但是人類是非理性的，不僅是人類，整個世界都是隨機的（量子力學直呼內行）。 他倆的觀點，其實對立統一。一方面，作死確實會死，這是已知的；但另一方面，羣體無意識，不可能不作死[捂臉] 不過，凸顯了一個作者的預見性。2006年作者就大聲疾呼：快攤上事兒了！與資本主義盲目樂觀主義，形成鮮明對比。 2. 作者是個中吹，關於中國，他說的也“對”也“不對”。 “對”的部分是，中國出於不論任何原因，都會超越日本，而且確實想實現民族偉大復興（落後就捱揍挨多了的人，不相信任何人不會揍自己，就像抱丈夫大腿被PUA終於離婚的婦女“戒掉對男人的幻想”一樣，主打的就是一個“獨立國性”）； “不對”的部分，中國的危機他說的很好，他說的中國好的地方，很有可能沒那麼好，如果爲了刺激消費刺激民營經濟，開始降低貸款審覈，瞎貸亂貸，泡沫也不一定比西方小，金融危機也不能因爲政府調控放過你，或者說，是個小美國的翻版。 別吹了，比中黑還嚇人。別扒拉我們。 3. 作者很全面，羅列了各個流派的觀點。論述了歷史和他的推理。部分糾正，部分補充了我的世界觀。 4. 應該學學凱恩斯。 5. 這個領域的書，越讀我越佩服的人，反而是芒格。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說過：“歷史的魅力和神祕就在於，世世代代，歷史總是驚人得相似，但不會簡單地重複。” 在資產證券化的利益鏈條上，由於抵押貸款經紀人知道不會承擔抵押資產價格下跌的風險，他們就會不厭其煩地向銀行推銷那些“謊言貸款”。同樣，把賭注大量押在CDO上的交易員，一旦投資成功就會獲得可觀的獎金，但如果投資失敗則承擔很少的責任。縱使遭到解僱，他們口袋裏還有多年積累下來的大量收入。他們的冒險行爲所產生的損失則是別人的問題，也就是由其公司來承擔。 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金融危機歸咎於放松管制。有些保守的評論員認爲危機源於政府的過多幹預，而非過少干預。 如果說政府助長了泡沫的膨脹，放鬆監管又取消了對金融公司的約束，政府監管無法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也是罪惡之一。政府的失職不僅僅是對複雜的衍生品和金融機構的薪酬機制熟視無睹。在過去的30多年裏，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保羅·麥卡利（Paul McCulley）所謂的“銀子銀行體系”迅速崛起，使金融體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戲劇性變化。 “期限錯配”（maturity mismatch）問題的抗爭，即：負債是短期的“活期存款”，而資產是長期的，不能立即變現的。結果是若不花費巨大成本，幾乎不可能立即用一筆貸款去償還另一筆存款。在現實中，這就意味着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很快將從流動性不足變爲喪失清償能力。 1974年，由十國集團的中央銀行發起設立了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標誌着嚴格監管的開始。該組織的命名來自瑞士的一座小城，也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之一，國際清算銀行的所在地。 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爲世界各國的商業銀行制訂了一個旨在評估各種資產風險的資本充足比率規定，稱爲《巴塞爾資本協議》，明確規定了根據它們所擁有的資產風險，銀行應當持有多少資本。該協議的核心是銀行的最低資本要求是8%，即銀行的準備金佔風險調整資產總額的比率必須大於等於8%，資產風險越大，所需的資本也就越多。儘管巴塞爾委員會對成員國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它的建議還是爲世界各國所採用。 有很多辦法可以讓銀行逃避監管，但同時也將失去（政府）給予普通銀行的保護。於是，他們開始了一種“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遊戲，即爲了追逐鉅額利潤而逃避監管，這促成了影子銀行的發展。這些影子銀行有一個共同點：嚴重的期限錯配。它們大都從短期流動市場借入資金，然後將這些資金投入長期的低流動性資產。 寬鬆的貨幣政策、輕率的金融創新、道德風險問題、公司治理缺位、影子銀行、廉價的外國資金等因素交織在一起，醞釀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 明斯基抓住了一個關鍵問題，若參與者越來越依賴貸款，經濟就會越來越容易崩潰。他堅信，對貸款和槓桿的依賴度越高，金融體系就越脆弱。 只有最後貸款人才是唯一可能阻止市場陷入恐慌的救世主，這還得歸功於第一個想到這個點子的白芝浩。白芝浩認爲，像英格蘭銀行、美聯儲這種銀行的銀行必須挺身而出，救大衆於苦難之中。他所稱做“現金儲備”的持有者必須“無限制地爲償還他人的債務而提供現金儲備。只要風險較低，他們就必須爲商人、小銀行家、以及其他‘任何人’提供貸款”，因爲畢竟“在人心惶惶之時，一個機構的倒閉會引起大面積的倒閉，預防衍生品失靈的最好辦法就是遏制引起第一次失靈的誘因”。另一方面，白芝浩反對盲目救援，認爲只有那些具備清償能力的機構纔可以獲得貸款。貸款要按懲罰性貼現率付利息，這樣，只有最迫切需要救助的機構纔會提出貸款需求。用他的話說，就是“對於有好的抵押品的銀行，充分放貸並收取高利息”。 在1921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書中，開明的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 H. Knight）區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兩個概念，由此聲名大噪。他認爲，風險可以由金融市場進行定價，因爲風險取決於投資者爲某個已知概率分佈事件所設定的概率；而不確定性卻無法定價，因爲它和無法預知、度量或設計的事件、條件及可能性相關。 這些銀行遭受的損失對歐洲企業造成了相當可觀的間接傷害。與更多地藉助資本市場融資的美國企業不同，歐洲企業嚴重依賴於銀行融資。當次級貸款危機開始衝擊那些聲名卓著的歐洲銀行時，這些銀行紛紛縮減貸款規模，削弱了企業的生產能力、人才招聘能力和投資能力。在危機接近尾聲的數月間，這給歐洲地區揮之不去的經濟蕭條埋下了伏筆。 由此引發的通貨緊縮將造成嚴重的後果。由於債務人急於清償債務（同時，由於商品總需求在嚴重的經濟蕭條中開始下降），商品和服務價格水平的下降反而提高了美元的購買力，甚至會增加剩餘債務的實際負擔。換言之，通貨緊縮增加了名義債務的實際價值。人們希望提前償還債務，結果適得其反。費雪稱此爲“大悖論”，即人們償付得越多，債務給他們造成的負擔越重。 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非常簡單：聯邦基金利率（或其他國家的類似利率）的下降並未滲透到更爲寬泛的金融體系。銀行有資金，但不願意貸出。金融危機引發了不確定性。同時銀行擔心現有的大部分貸款和投資將最終變爲壞賬，因此變得厭惡風險。傳統貨幣政策的失靈恰好印證了一句古老的格言：牽馬河邊易，逼馬飲水難。 總之，傳統和非傳統貨幣政策的運用共同構成了對金融體系大規模、史無前例的干預行動。在危機蔓延過程中，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銀行家們試圖運用3種政策工具來應對金融危機的衝擊。 第一種方式是最傳統的，是爲包括銀行、經紀自營商，甚至是外國中央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即最後貸款援助。 第二種較爲少見，即採用特殊的政策工具購買某些特定的短期債務工具，如商業票據，或者爲買入這些債務工具提供資金支持。 第三種方式是美聯儲承擔最後投資人角色，這是最爲激進的一種政策工具，即美聯儲承諾干預長期債務市場，包括形形色色的資產支持證券和長期國債。 凱恩斯主義的“工具箱”已經從最初幾個可信賴的“工具”，發展成爲今天一系列讓人迷惑的“成套設備”，併成爲完成政府幹預經濟目標的一種途徑。在美國和其他很多國家，政府支出不僅包括公共項目投資，還包括爲銀行貸款、債務和儲蓄提供擔保等項目。政府有時甚至還會動用稅收來購買產業巨頭和大型銀行的股權。就像貨幣政策已經複雜得讓人摸不着頭腦一樣，財政政策也已成爲一個代價高昂的戲法。 更糟糕的是，某些財政政策雖能刺激當前的需求增長，但卻以未來的需求減少爲代價。 完美無缺的財政刺激政策只能是一種幻想，至少在大多數民主國家是這樣。它不像貨幣政策那樣不用承受選民投票的壓力，能被中央銀行立即實施。財政政策的啓動需要時間，會被無用的民意工程及其他無效的資源配置項目所累。通過重新修建落後的基礎設施帶動未來經濟的增長，這樣一個完美的刺激計劃將會帶來巨大的回報。 很多有關公司治理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種企業環境都容易遇到委託代理問題。現代企業不是由股東（委託人），而是由經理（代理人）來經營的，雙方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股東想要實現長期回報的最大化，經理卻想要實現其短期收入、獎金和其他形式補貼的最大化。 這種困境被公司治理界稱爲“信息不對稱問題”，意思是一方比另一方知道得多。 下面，再加進一個被稱爲“雙重代理衝突”的問題。許多金融公司的股東（委託人），自己也被困擾在委託代理問題中。他們在一個大的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那裏擁有股份，這些基金管理人是他們的代理人，正如很難監管交易商的行爲一樣，他們也很難有效監管這些基金管理人。更糟糕的是，這些機構投資者並不是最終管理者，而是常常出現在公司董事會上的人。 有些時候，股東更願意看到交易商從事槓桿和風險活動。他們願意讓交易商這樣做，因爲實際上他們在遊戲中並沒有付出多少成本。他們爲銀行投入了一些資金，但那不是銀行資金的全部。雖然他們也不想失去這些錢，但當交易商玩骰子時，他們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爲實際上交易商經營的大部分資金是借來的，也就是說，這些資金其實屬於其他人。如果交易商在輪盤賭中贏了，股東也就贏了。如果交易商輸了，負擔就落在借錢給銀行的人身上。如果以此次危機爲例的話，那就是政府承擔了這些損失，股東遭受的只是小小的打擊。 金融和政治之間的紐帶關係一日不破，這種不正當的利益交換就不會終止，放鬆監管、資產泡沫和危機、潛藏道德風險的援助計劃等一系列故事就會繼續。因此，只有嚴格限制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的關聯，這種毀滅性的相互利用關係才能削減。從目前的情形看，政治家和監管者對監管範圍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不是一件好事。因爲如果立法機關掌握財權，那些不被政治家們所青睞的政府機構就會由於它們的獨立性而受到懲罰。 爆發於2007年的這場危機也不例外。幾十年來，正是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本身爲這次大崩潰奠定了基礎：所謂的改革家們將大蕭條時期制定的銀行業監管法律棄之如敝屐，而剩下的法律法規又被那些華爾街公司想方設法逃避過去。這一過程中，一個巨大的影子銀行體系一夜之間在法律監管之外成長壯大起來。 資產證券化政策也必須做出改變。僅僅簡單地要求銀行將部分風險留在銀行內部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實施更加激進的改革措施。資產證券化必須更加透明化和標準化，其產品必須進行嚴格監管。最爲重要的是，用於證券化的貸款資產必須受到更加嚴格的審查。抵押貸款及其他貸款資產必須是高質量的，如果不是，那麼必須是非常容易識別的。畢竟，不是高質量的貸款資產風險將更大。 所有這些改革措施都將有助於減少危機的發生，但危機不會永遠消失。誠如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所說的： 妄圖通過一次撥亂反正實現一勞永逸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可以通過一系列改革使不穩定重回穩定，但是一段時間之後，新的不穩定又會因其他原因重新出現。 與颶風一樣，危機是無法消除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管理好危機並儘量降低危機帶來的損害。 沒有任何貨幣聯盟能夠在沒有財政和政治一體化的情況下存活下來。一旦上述違約和貶值發生，歐元區與美國的對比將會更加醒目。當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或者其他州面臨預算危機時，憑藉財政聯邦制的優良傳統以及破產法的相關條款，這些州可以將局部問題放在全國的層面進行解決。相反，歐盟缺乏這種類似的負擔共擔機制。

《危機經濟學》的主要價值，不在於給出某個精巧模型，而在於把危機從醞釀、擴散、失控到政策救助的歷史細節重新攤開。尤其是覆盤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它能讓人看到危機並不是突然降臨，而是由低利率、過度槓桿、資產泡沫、監管失靈和市場自信共同堆出來的結果。真正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人人恐慌的時候，而是風險溢價被壓到極低、市場相信“這次不一樣”的時候。 放到今天看，這本書仍有現實意義。2008 年 GFC 之後，全球並沒有真正擺脫債務、金融化和政策依賴，下一次大危機未必遙遠。結合私募信貸擴張、HY OAS 處於歷史偏低區間等現象，覆盤危機歷史不是懷舊，而是風險管理。它提醒我們：危機研究不能只看宏大敘事，更要追蹤槓桿、流動性、信用利差和政策反應函數。對投資者而言，這本書值得讀。

作者沒什麼預見能力，現實和他預測的正好相反

本書好像說得很多，但是都流於表面，也沒有什麼新觀點或新的分析，入門快速翻看一下還可以，不推薦

引：本書主要研究經濟危機問題。研究表明，經濟危機並非偶然事件，而是無論新興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會出現的必然事件。經濟危機作爲一種不可持續的繁榮之後的經濟崩潰現象總是與我們形影相隨，不可消除。

魯比尼曾經在2006年預見到了美國會發生非常嚴重的危機，會有幾家大型銀行倒閉或被國有化，並且會波及歐洲，中國，美洲等地區。本書大體介紹了歷史上的幾次經濟危機，並分析了2008的次貸危機爆發的原因，伯南克把1930年代的大蕭條稱作經濟學的聖盃，並自以爲找到了解決2008年次貸危機的答案，採用量化寬鬆和前瞻性指引等多種金融工具來對沖風險，並使用貨幣互換來緩解歐債危機，以不使歐債危機的波及回美國。這些向市場投放的大量資金導致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的赤字水平大幅提高，爲未來通過緊縮政策，加稅等措施來降低政府赤字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作者花很大的篇幅總結了這些危機發生的原因，應對方案，預防措施等，爲未來預防和應對經濟危機提供了一些思路。

《危機經濟學》一書的作者魯比尼教授，被全球金融界視爲世界上第一個準確預測到經濟危機的學者。 他給出了預測經濟危機的主要原理，通過對近期經濟危機的實證分析，證明了危機不僅是可以預測的，而且是完全可以扼殺在搖籃裏的。同時給出瞭如何重建金融體系，以把將來經濟危機的衝擊降低到最小的建議。

晦澀難懂的經濟學書籍，不過從中學習到很多有價值的思想理論，當下2020年，讀這本書是吸取經驗，也可以擁有判斷未來的經濟趨勢！

學習到的：經濟的週期性。經濟學裏忽視人的影響。從動物精神裏反應出來人性的貪婪與恐懼纔是經濟危機的根源。 缺點：宏觀較多，微觀研究較少。總結較多，方法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