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夏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八〇年夏》，是她1980年夏天爲《解放報》專欄撰寫的十篇隨筆結集。全書沒有連貫情節，而是以夏天爲背景，把作者對自然、社會與個人記憶的碎片化思考串聯在一起。當時朱利向她約稿，她說就寫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夏天結束後整理成書。開篇便寫雨和無法歸類的天氣，暗示整本書將通過細微的自然變化折射更廣闊的社會與心理圖景。 杜拉斯反覆描寫霧、風、海、雨，還有孩子們在海灘上的遊戲，把這些意象當作感知世界的入口，營造出一種潮溼、悶熱又生機盎然的夏日氛圍。她也簡短議論格但斯克工人罷工、莫斯科奧運會等事件，把個人體驗與國際政治交織在一起，展現夏天裏暗湧的社會張力。書中多次聚焦孩子——他們在風暴中如何適應，在大自然裏如何探索，與成人之間怎樣互動——由此討論信任、安全感與成長的韌性。 文字如水霧般流動，片段之間跳躍，卻共同構成一幅關於生命、慾望與變遷的草圖。通過把私人感官體驗與公共歷史事件並置，杜拉斯探討記憶如何塑造身份，以及個體在動盪時代中如何尋找情感錨點。簡言之，《八〇年夏》不是敘事作品，而是一組以夏日爲軸心的散文札記：在潮溼的天氣、海風和孩子的笑聲裏，捕捉個人與世界、自然與社會、記憶與現實交界的瞬間，折射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乃至歐洲特有的氣息與情感氣候。

不必在意她在寫什麼，你讀，你讀這幾萬字的時候，你就是她，看見她看見的，看見海、罷工、女孩、灰色的眼睛、加爾各答、空空的房間，看見泉水和鯊魚，想她所想的，想到離開，想到愛，想到愛的表達背離愛的感受，想到下一個夏。

爲代替自己與對方交流而虛擬出的人格奧蕾莉亞·施泰納，與格奧蕾莉亞對話中出現的18歲女老師和6歲男孩，女老師與男孩對話中誕生的達維德和鯊魚和泉水。三層相近而各有異同的關係互相類比和影射，杜拉斯的隨筆果然比她的劇本在技巧性上圓熟太多了。

只有杜拉斯能把風、大海、陽光、動物、孩子、年輕姑娘、災難、戰爭、動亂、生命、死亡以及愛寫到一起吧。迷人的文字。

“我心裏想人們總是寫世界的屍體，同時也寫愛的屍體……今天早晨陽光又十分燦爛，海灘上全是風箏，孩子的風箏，被生活弄得疲憊不堪的家庭的風箏，他們總是愁眉不展，您看見了嗎？”

一九八零年夏天，杜拉斯自言自語了三個月，將那個夏天圈在這個集子裏。夏天來了，要去勒佛爾海邊度假，波蘭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工人正鬧罷工，歐洲港口城市的物價都在飛漲；莫斯科奧運會還在火熱進行中，阿富汗已經在蘇聯人的手中。親吻格但斯克，雖然不知道她的死活。念念不忘夏日裏的海和在海邊的人，惦記着巴黎《解放》報的約稿。苦夏。

自《情人》以後，我就沒再讀過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書。刻意地避免。原因只有一個，杜拉斯的文字有種魔力，一拿起來就會被施法，envoûtée，以至於接下來很多年裏隨時都會被她激靈一下，漫山遍野都是杜拉斯。 《八〇年夏》，我也是衝着這個標題去的，簡介裏是杜拉斯爲巴黎《解放報》寫的專欄集錦，我想，既然僅是作者的隨筆，那應該很短，主題應該很雜，看看也無妨，一九八〇年，我人生記憶的初始，一切都應該那麼美好…… 不過從作者的序言裏，我隱約已經看到自己想錯了，她既不是村上也不是蔡瀾，她畢竟是讓我不會忘記也不會失望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她纔不會隨便寫什麼隨筆，所謂carte blanche，隨便寫，纔是最可怕的—— 然後，我所有的期待都在讀完書裏的最後一句話得到滿足。 誰也無法預知未來。能把未來、把偶然發生事件提前做一個規劃設計，這對我來說纔是真正的藝術。我一直猜測那些偉大的畫家雕塑家都有能預先見到自己作品的成品的那種本事，因爲這一過程中的突發事件實在是會太多了，我特別能夠理解作者所說的：“我猶豫了，定期專欄使我多少有幾分害怕”。這份“猶豫”與“害怕“正是說明了什麼叫做“認真”二字，像我從來不肯直接答應去給誰上什麼什麼的課一樣，沒有詳細準備後的工作我不幹。 如果以上所說的認真只是作爲一個人的基本品質，那能讓這種認真的結果變成一件完整的藝術品，這隻能是靠talent了。我無法不對瑪格麗特·杜拉斯的talent充滿了讚歎...... 我沒去過書裏le Havre的海灘，我對那裏的全部信息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工業港口很共產黨很斯大林的建築很灰色失業率很高，這種地方自然不會是度假勝地—— 我不知道作者爲何選中這麼一個地方作爲夏日休息之地，理論上以作者的名氣跟財力她更屬於旁邊幾十公里外的Deauvilles 纔對，姑且當它是一種巧合吧，然而這種巧合，不得不說，跟書裏的內容實在是太搭了。相信我，杜拉斯的書裏沒有偶然是偶然的，沒有任何一個字是偶然出現的，儘管很遺憾用中文是讀不出她文章的韻律的，不過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每一章的第一句話都是同一個節奏，將它們連在一起，就是一首詩。我曾仔仔細細地把杜拉斯的《情人》推薦給我一個做語言矯正的醫生，用最簡單最日常的單詞，拼成了一首詩，並且可以讀出陽光的味道，海水的味道，鯊魚的味道 —— 不可思議的杜拉斯！ 2019.11.06

一被海風吹過，杜拉斯就變得更美妙，更何況是炎熱潮溼的夏季雨夜，海風爲我們帶來了熱帶的疾病、陰影與死亡。不止是爲報紙寫稿像在街上走路，所有寫稿都可以如此：“你走，你寫，你穿過城市，它被穿過去了，它到頭了，走路還在繼續，同樣地，你穿過時間、日子、一天，然後它被穿過去了，到頭了。”

我讀不懂杜拉斯，我讀不懂她，讀不懂它。 我似乎明白一點，但是又都不明白，首先是我對80年這個時候國際局勢以及政治的不瞭解，其次是我跟不上杜拉斯的感受。

《八〇年夏》 週五那天，想找一本可以放進法棍包的小小的書作爲通勤讀物，而選擇的還沒有讀過其最出名的作品《情人》的杜拉斯的書，我甚至不知道它說的是什麼，散文還是小說，純粹因爲它的大小，非常適合隨身攜帶，甚至揣在風衣空袋都不會折損。 但事實證明，一個不瞭解的作家的散文，確實要細細揣測她的文字。 一九八零年的夏天，我還沒有出生，甚至媽媽的年紀才十歲，但是海邊好像還是那副樣子。 沙灘，風暴，玩樂的小孩和操心的女輔導員，除了帶着一層膠片似的濾鏡外，好像我也能參與其中——大抵是讀着讀着我變成了拿着DV拍攝的攝影師。 那種寫了腳本，卻又用感受去記錄的好像沒有章法的故事，杜拉斯的五官和大腦都在伺機而動，上一秒在聽女輔導員講的鯊魚和男孩的故事，下一秒的罷工和難民又進入她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