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理羣
1948年,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面臨着重大變局,文化生態與文化體制即將迎來深刻的變化,然而山雨欲來風滿樓,誰能穿越世事紛紜,看透歷史的變數?被郭沫若斥爲“粉紅色”作家的沈從文,在一封信裏透露出了深刻的歷史預感:“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本書在參考大量報刊、日記、書信、傳記、回憶錄等資料的基礎上,從具體的歷史細節進入1948年的歷史現場,廣泛涉及文學作品、歌曲、演出、出版、校園文化、文學與政治的互動等等各個方面,通過對朱自清、蕭軍、胡風、丁玲、趙樹理、沈從文等著名文化人個體命運的揭示,探討了文學與政治、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種種糾葛,對共和國初期文化體制的形態及成因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我讀這本書,是爲了來找答案的。 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我在系統複習當代文學史,整個人狀態非常焦躁,一方面是很多我敬重的前輩受害,另一方面是想不通爲什麼曾經那麼堅定且清醒的詩人作家會選擇沉默,甚至是當加害者,他們都不是貪生怕死的人,爲什麼會變成那樣的局面。至少對於我個人而言,政治語境的強大還不是最寒心的,寒心的是知識分子內部的相互殘害。比如其實私交很好的丁玲和沈從文。我也會想不通爲什麼蕭乾受害到那種地步還會留在大陸,更想不通胡風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強力對着幹。 雖然因爲忙論文,中途斷掉了一大截,這很遺憾,本來我可以一次整理出一個還算看得過去的答案,但現在只有一些斷續的印象。可是這本書確實藏着我很多眼淚,給了我很多想法。 這種敘述模式非常新鮮,不是背景作家作品的模式,而是通過幾個代表性不同選擇作家的細碎事情,聯合起來還原那個時代。這種還原意義非凡,曾經深信文學可以最大程度變“純”的我,在疫情和時代還原的雙重教育下,重新調整了文藝觀。時代對人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即使反抗,也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回應。在那個非對即錯的語境之下,作家們就算知道遊離與永遠質疑(類似魯迅《野草》中所寫的狀態)纔是知識分子的核心,也不得不作出選擇。在可能會犧牲一定程度上自由,和看到所有同胞飽受官僚主義與通貨高度膨脹以至於沒有活路之間,一個有良心的人會怎麼選,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沒有什麼好苛責的,只是很心疼。 無論從形式上,還是這種創新引起的效果上,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錢理羣的《1948:天地玄黃》以“一年而觀一個時代”,將筆觸聚焦於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關頭的命運抉擇。 書名取自《千字文》,精準捕捉了1948年“大局玄黃未定”的混沌與陣痛。寫法上仿若《萬曆十五年》,從葉聖陶日記等大量史料中打撈細節,細膩呈現了朱自清、沈從文、胡風、丁玲等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處境與心理。這是一部有情的著作——錢理羣不僅做冷靜的史家,更以“同情之理解”深入人物的內心掙扎,蕭軍的天真、沈從文的預感、朱自清的逝去,讀來令人動容。 本書表面是文學史,實質是一部深刻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和政治史。它逼迫我們思考:在大變動時代,個體如何選擇,又如何爲選擇承擔後果。天地玄黃,既是時代的結束,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2025·19《天地玄黃》By 錢理羣 這不是一本“回顧歷史”的書,而是一種三維的思維實驗——立足現在,穿越至1948年,再回望未來。 錢理羣在1998年、年近七旬時完成這部《1948:天地玄黃》,此時距離他北大畢業、下放貴州鍊鋼已有數十年。從一個被時代洪流推着走的人,到一個凝視時代的寫作者,這本書是他對“知識分子命運”命題的沉重追問。 全書以1948年爲座標,試圖探討一個歷史性時刻: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權即將更替的前夜,做出了怎樣的精神選擇?他們是躲進象牙塔、默默離場,還是站到街頭?是歸順新體制,還是沉默以對? 錢理羣沒有用回憶式的溫情手法,而是將各種刊物、人物、運動和爭論嵌套成一個思想地圖,沿着“個體”與“意識形態”的張力展開剖析。這種結構的高密度背後,是他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當“我”面對“我們”——當個人面對洪流,知識人還有沒有可能堅持自我?還有沒有真正的選擇? 1948年,“尾巴主義萬歲”的口號已經喊出,知識分子被號召成爲人民大衆的“光榮尾巴”。沈從文寫不下小說,只能研究文物;胡風批評文藝界現狀,最終被以“反革命集團”入罪;蕭軍“太有個性”,不能順從組織,被邊緣化;朱自清在日記中一次次掙扎,“哪裏走”的自問自答,直至病逝。他們之中誰真的看清了未來?誰又能避得開? 書名“天地玄黃”,取自《千字文》,象徵着混沌初開的歷史節點。而在錢理羣筆下,1948年正是一個“玄黃”交匯的臨界點。國共之爭尚未定局,但城市輿論已被“黨性”話語重塑。此時依然活躍着上百種詩刊、思想刊物,知識分子以虧本自印的方式在保存文化尊嚴——明知無法改變結局,但他們寫、他們印,是在對抗遺忘、對抗沉默、對抗被迫的集體歸順。 這些人寫作,並非爲傳播,而是“留證”——爲這個時代留下另一種聲音。在今日看來,那種仍試圖“堅持對話”、“保留一點批評權利”的姿態,恰恰是最動人的執拗。 閱讀過程中,我頻頻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是1948年,我會怎麼選?我是否能堅持“批評精神與容忍態度”?我是否願意爲自由表達付出代價?這些提問並無標準答案,但這本書讓我看到了問題的來歷,也看到了無數“我”是如何一步步變成“我們”的。 本書的最後,提到1948年底,知識分子羣體出現“南下”與“北上”的分流。有人留守孤島;有人主動歸隊;有人被命運拋下,徒留身影與文字。這不是勝敗分明的棋局,而是一場沒有劇終的集體敘事。 原本我以爲《天地玄黃》是“告訴我們歷史”,但讀完才明白,它更像是在逼我們重新思考: 知識分子能不能僅僅作爲“知識的載體”而生存?知識之外,還有沒有尊嚴?在強大集體意志面前,個體是否永遠只能選擇沉默與屈從? 這時,我們纔會意識到:錢理羣並不是在爲“答案”下定義,而是在鋪設一條“通往答案的路”。 那麼,這條“路”到底是什麼? 它並不是某種政治結論,而是一種精神路徑: 是保有自我追問的能力:哪怕只是一個模糊的“爲什麼”,也是抵抗集體語言侵蝕的第一道防線。 是保持“個體經驗”的書寫與講述:哪怕無法流傳,也要記錄。這種自證其在的寫作,就是抵抗。 是面對宏大敘事時的警覺:當“我們”“階級”“人民”成爲最高話語,你是否還記得自己是誰? 是不輕易放棄表達與對話的姿態:哪怕只有寥寥幾個聽衆,仍願意說出那句“我不同意”。 那答案又可能是什麼? 如果說這本書給我留下一個最深的體悟,那就是: 知識分子的尊嚴,並不來自知識本身,而來自他是否願意在關鍵時刻保有“獨立判斷”與“公開表達”的勇氣。 在一個將服從與統一作爲價值核心的社會語境中,這種勇氣就是最大的奢侈品。但正是這種奢侈品,讓那些人的存在,不至於被歸入“歷史的註腳”。 所以說,《天地玄黃》的結尾,並不是沉默的。它只是把選擇權還給了讀者:你準備好了嗎?當歷史的鐘擺再次靠近你的臉頰,你是張望、轉身,還是站定? 錢理羣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把問題放在了我們面前。而這,已經足夠有力量。
讀《1948:天地玄黃》——認知上的去極化 近來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讀書路徑和知識習得。總結以往讀書習慣,總是滿無目的地遨遊,興致來了讀一本文學,讀完後感到情操被陶冶,心神被滋養。而在情感褪去後又嘗試入手新的文學讀物,亦或者是讀完一本文學讀一本歷史,讀完一本歷史讀實用的工具書,然後又棄下工具書與文學翩翩起舞。知識確實攝入了,但是其中元素摻雜過多又不純淨,導致認知提升速度一直很忙,若是偷懶讀完某本書後不作心得和讀書筆記,則進步的速度更爲緩慢。所以有段時間我想的是如何讀書,怎麼讀書的問題以至於擱置了書籍好久。 轉折始於《叫魂》,正反饋於《1948:天地玄黃》。始末加起來有數十本書,全都是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閱讀這數十本書,讓我真正感受到了思維以及認知的巨大變化,我想這種知識的習得感無異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想起初高中在歷史課上一門心思背“轉折點”“重大事件”“承前啓後”“繼往開來”“偉大成就”等光輝燦爛的詞語,但是懂得的知識僅僅是那麼幹巴巴的幾條必背句子,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淺嘗輒止和斷裂的知識給我帶來的思維迫害。還洋洋得意跟同學們吹噓自己知道的多,我知道什麼呢?我只不過是比別人多知道幾個人名地名和時間節點,我就敢以這點蜻蜓點水的知識得意很久,而這種“得意”伴隨了我多年,並導致我的傲慢愈演愈烈。 這種知識的星羅棋佈完全是有害於人的!模糊的知識並不能讓我獲得對知識的滿足感,強制背誦之後的日子裏慢慢將它們忘卻,而後變得很蠢。我只能這麼形容自己。 而讀完此本書我不僅產生很多問題和想法,我更想在別的書中解決這些模糊的問題,這是一個不斷把未知變成已知,把模糊變成清晰,把孤立的知識連接起來,再用新的知識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解的一個漫長的過程,可是這種漫長是比較值得的。而《1948:天地玄黃》也是在我讀完數十本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後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找到的,在讀前面的書籍時產生的問題我在這本書裏得到了部分的解決,而新問題的產生又將在下一步的閱讀中得到答案。這種“專題化”的閱讀讓我的知識得到了成倍的增長,而這種增長是綿密且厚實的,我想我對於讀書有了一點點屬於自己的理解。幸哉幸哉!移用到學習上,亦是同理! 錢理羣先生的這本《1948:天地玄黃》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而這本書對於我的價值可能是恰好相遇,恰好合拍。當我走到這扇門前,它忽然打開,就是這樣美妙的感覺。 下一步閱讀《五四運動史》
我所佩服的,是作者的勇氣。我所不贊成的,是作者的觀點。通觀全篇所選的主要人物,在文革中均受到迫害(對於人物的裁剪,這是作者的權力,讀者是無權干涉的),可這真的合適嗎?給讀者的啓示,即要遠離政治(革命),此外便什麼也不剩了。就像評論者批判趙樹理一樣(作者認爲趙被批判是因爲歌頌“黨”做的不足),作者寫痛苦行,寫別的不行。以至於,讓我誤以爲,原來「歌頌痛苦」也可以是一種資本(文化/政治)。Ծ‸ Ծ ᵀᴴᴱ ᴮᴱˢᵀ ᴵˢ ᶠᴼᴿ ᵞᴼᵁ ⚆_⚆?
本來抱着應付論文的心態讀讀老師的推薦書目,卻出乎意料地興致盎然地讀,更沒想到這本書能直接點燃我對當代文學尤其紅色文學的興趣。 與《萬曆十五年》類似,這本書是一種新穎的對文學史的結構方式:把那個時代原生形態的細節納入視野。在這種文學史試驗下,我們能找回被宏大文學史一筆帶過或是被蓋棺定論所遮蔽的“真實”,似乎真的成爲歷史當事人,理解胡風、趙樹理、沈從文、丁玲、周立波等等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光榮、痛苦、兩難與抉擇。讀罷太揪心,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身世浮沉雨打萍”,太陽底下無新鮮事! 之前一直對紅色文學這塊抱有一定偏見吧,覺得文學性不強沒意思。這本書提出了很多很值得思考的命題,比如“我們”的敘述權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尺度、生活真實與政策真實的書寫天平傾向……我意識到自己其實從未設身處地地瞭解過那個時候的社會生活生態,不瞭解社會變革的文藝要求。從某一刻開始,我才發自內心地想去認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那個急需團結一切力量的年代裏,究竟建構了怎樣的文藝生產機制。還有一點很好奇,如胡風、丁玲這樣的命運,爲什麼擁護的立場也產生了悖論。現在就是腦袋裏很多想法但又理不清,真的意識到自己才疏學淺,不過怎麼說呢,這學期第一次體會到思考的快感很興奮。 總而言之,真是有溫度的學術研究,本身就可以當作文學作品解讀,敘述方式非常有意思,技巧拉滿,邏輯完美咬合。期待重讀。
我總算是體會到建國後知識分子的感受了,在領教新時代紅小將的手段之後,雖說手段不及當時的百分之一,但是喊口號,扣帽子的手段真讓人防不勝防。一七十歲,經歷過上山下鄉的老教授講述當時的瘋狂和對秩序的破壞,卻被一羣二三十歲的、沒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說當時不是那樣的,且這羣新時代紅小將喊的口號可大了,但是幽默的是,這羣人現實中卻還什麼都沒有做。我僅僅探討了一下歷史的真實性和細節,就被打成“別有用心的壞種”,只是說“不要神話和崇拜某個人”,功是功,過是過,就說成是“話術,由點開始批判”。而這羣人卻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都不願意看看,一問史料來源和真實性,就說是公衆號,還說“不然呢”,還讓看什麼公衆號的數據,整過科研和彙報的人都知道數據也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選取不同數據也可以獲取不同結論,實在說不過就又開始喊口號。 鄧公路線大大發展了生產力,讓大家喫飽飯,但是甘蔗哪有兩頭甜,效率和公平一定程度上互斥,我承認現在存在着經濟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但是這和改開時代不一樣,改開是做大蛋糕,現在是分配蛋糕,不能用現在丈量過去,且行政手段哪裏擰得過經濟規律的大腿,社會和人體一樣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不是看到問題發個文件就能解決的。讓這羣紅小將喫飽飯,一點不瞭解那段歷史的框架和來龍去脈,就天天抱怨當下社會和zf,實在是蠢,以最大的惡意揣測,這羣張口要天下掉餡餅的人發展不好很大緣故是自己,又蠢又懶。要是沒有撥亂反正,說不定這羣人和隔壁cx一樣,還在舉起雙手跳恩情舞,爲喫上大白米飯和肉湯奮鬥呢。 我堅持現在當今社會雖然存在有一些問題,但是讓大多數人喫飽飯,已經算是中華民族少有的治世了,文景和開元都沒有做到,這很大程度來源於改開發展生產力的路線。
或許,我是幸運的。 在接觸當代文學之前,我以先入爲主的觀念排斥政治對文學的干擾,本能從悲劇的結果出發懷疑意識形態,懷疑彼時的體制,同情知識分子們,在接觸紅色文本的敘述後更是如此。但我很快發現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如果作家真的是迫不得已的,那麼我爲什麼讀出來了希望?是的,在我的大量閱讀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每一個作家共和國建構過程中他們強烈的參與意識,那種純粹的信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罕見的——一個個作家倒下,更多的文藝工作者站起來。(從這個發現來說,我是幸運的。) 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是無法解釋的現象,我對當代文學老師說個人對那個時代感到心痛,老師說當你真正明白後就不會感到心痛了。事實證明正是如此,我在查閱論文對樣板戲的描述中,讀到洪子誠先生對其的見解:“人類追求精神淨化的崇高衝動”,醍醐灌頂。這是一個偉大的追求,結合後面學習過程中對時代背景的理解,我釋然了。 同樣的心痛發生在文學史的敘述中,我認爲某些文學史的敘述是有很大問題的,強烈的政治化讓學生對時代和作家產生誤解,所謂“強烈的政治化”在於對結論的敘述,而缺乏論據,即論據支撐不住論點,這就導致邏輯的斷層,況且侷限於學生的閱讀量和應試態度,某些文學史對學生思維產生的惡劣影響可想而知——它消解了文學的魅力。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錢理羣先生在本書的敘述,這樣的敘述方法使我建構起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觀,從史實出發,進行場景還原,我們應該看到特定時代的“日常”事務及主導價值觀對作家個人選擇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在歷史的轉折點。我們不應該苛責作家,也不應該苛責時代,作爲當下的“旁觀者”,我們應該進行理解和反思,正如錢理羣老師在本書尾章中所寫的“設身處地,毫不迴避”,我們應該嘗試站在共和國中作家的立場去分析作品對現實的指導意義,畢竟在這個國家,農民纔是大多數。由此我們便能夠感受到他們的真誠,從而引發我們對文學的態度——真誠。
第一本錢理羣先生的書,特別的轉折關頭,1948,特別的書籤“天地玄黃”。以葉聖淘先生的日記爲主線,平述面臨巨大轉折關頭,知識分子的選擇、彷徨和期待,寫出了歷史的長河中,個人的微小,以小見大,結合錢先生的家世,更是深有感觸。
本書落筆於1948年,1998年初版、2008年再版,三段年份均帶數字八,正如作者所言,是一本與“八”頗有緣分的著作。錢老在行業內影響深遠,文字總能引人深思,可我直至2026年才初次拜讀他的作品。此前先後讀過《探尋心靈》《豐富的痛苦》,近日剛翻閱完這本《天地玄黃》,心中滿是神交已久、相見恨晚之感。 我只是粗略通讀全書,尚未細細深挖內裏深意,卻已有頗多觸動。書中談及丁玲、周立波等作家當年創作時,不斷對接各方意見、打磨作品的過程,瞬間將我帶回那個特殊的年代。《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是學生時代反覆背誦的文學考點,書名早已刻在記憶裏,如今再看到依舊覺得熟悉,可從前我從未完整讀過兩部作品,對文字背後的故事、創作背景與時代氛圍全然陌生,知識點只是孤立的名詞,無法串聯成完整的圖景。直到讀完錢老的文字,前輩們在時代中摸索創作、反覆斟酌的氛圍才真切浮現。於我而言,這便是閱讀的雙重意義:既能在文字裏覓得知音,更能搭建起跨越時空的橋樑。不必親身歷經當年的困頓與磨礪,我們便能真切感知前輩求索之路的不易,也更懂得珍惜當下優渥的環境,以此激勵自己踏實生活、潛心創作、穩步前行。 書名取自《千字文》開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玄黃”亦見於《易經》,喻羣龍在野、起落浮沉,勾勒出一個波瀾壯闊、令人感慨萬千的時代。錢老以此爲引,記錄了彼時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求索與困境,即便放到當下,依舊能帶給我們諸多深刻啓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