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雷德裏克·皮耶魯齊 馬修·阿倫
2013年4月14日,美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法國阿爾斯通集團鍋爐部全球負責人弗雷德裏克·皮耶魯齊,剛下飛機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逮捕。這場抓捕不僅僅是針對他個人的行爲,而是美國政府針對法國阿爾斯通的系列行動之一。之後,美國司法部指控皮耶魯齊涉嫌商業賄賂,並對阿爾斯通處以7.72億美元罰款。阿爾斯通的電力業務,最終被行業內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阿爾斯通這家曾經橫跨全球電力能源與軌道交通行業的商業巨頭,因此被美國人“肢解”。而皮耶魯齊直到2018年9月才走出監獄,恢復自由。在《美國陷阱》一書中,皮耶魯齊以身陷囹圄的親身經歷披露了阿爾斯通被美國企業“強制”收購,以及美國利用《反海外腐敗法》打擊美國企業競爭對手的內幕。
《美國陷阱》這本書在中國能夠有如此大的知名度,完全是靠孟晚舟事件的影響,以及書商的刻意營銷。但實際上,除開美國利用長臂管轄,以扣押外國企業高官的方式,脅迫以換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這一點基本行爲模式,阿爾斯通前高官皮耶魯齊與華爲孟晚舟之間,幾乎在沒有更多類似之處。 首先,作爲阿爾斯通的高層,皮耶魯齊對於當時阿爾斯通,乃至整個法國和歐洲幾乎成爲公開潛規則的企業系統性行賄的事實,是心知肚明的。且其本人不僅親身參與了在印尼的相關賄賂行爲,也同樣因此獲益。所有這些,在這本書中,都有其親手寫下的確認文字。 其次,皮耶魯齊的確是一個犧牲品。當其落入美國司法部的陷阱(當然美國官方和主流輿論界,自始至終都不承認那是一個刻意構陷的“陷阱”)時,被阿爾斯通拋棄、被法國政府無視是客觀事實。但要是與孟晚舟類比,就會發現兩者在這一點上的差別之大,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皮耶魯齊自己 2021 年接受 CGNT/環球時報採訪時,就說得很直白:"我沒有孟晚舟那麼幸運,我的公司沒給我強大支持,我的祖國也沒給我強大支持。" 最後,當一切塵埃落定,皮耶魯齊以這本《美國陷阱》作爲個人經歷的一次總結和個人職業轉型的標誌,其在歐美主流輿論界的公衆口碑,也同樣呈現出其固有特色——法國公衆的主流認知是"美國長臂管轄太狠、通用電氣撿了便宜、法國政府軟弱"。政客們則是以此爲彈藥推動議程,結果就是間接推動 2016 年《薩潘第二法案》(在法國本土追究企業海外腐敗,反向抵禦美轄)。而對皮耶魯齊本人,則對其悲情敘事並不買賬。畢竟其在印尼項目中的行爲違法是事實,美國司法部並沒有“發明”其罪行。在包括阿爾斯通僱員在內的法國企業界,對皮耶魯齊的看法則比較複雜,但"犧牲品兼共謀者"卻是較準確的法國精英圈評語。 至於皮耶魯齊本人,則在經歷的所有這一切後,最終選擇了轉型做"反長臂管轄"諮詢,立場從"我比竇娥還冤"退到"美國製度性濫用的親歷者",這反而讓他在法國被部分精英認可爲預警者。 所以,如果考察美國政府和司法機構充當金融資本馬前卒,在全球以長臂管轄模式爲美國企業衝鋒陷陣的事實,這本書的確有一些參考價值。但要是一定要將之與孟晚舟事件並列比較,則無論中美立場,都差別遠大於共性。 由於種種原因,華爲作爲一個企業,贏得商業成功的同時,也揹負了很多政治、文化和歷史包袱。而在中國互聯網上,罵華爲,在很多小圈子裏,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和“政治正確”。這個基本上不在本書的所涉範圍之內,但正是由於上述背景,導致讀這本書就幾乎一定會把孟晚舟事件拽出來,予以對比品評。所以,無論當事人好惡如何、甚至是否在意,這種評頭品足都無法避免。而這,也可以算是那些必須揹負的固有包袱中,極其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重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