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

《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古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兩書，是陳徒手根據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和現存官方檔案材料所書。他以二十多位著名作家知識分子，在建國後三十年人生經歷爲題材，記錄了一個時代在知識分子羣體中留下的烙印。 往事如煙，斯人已去，那些日子細數已離我們有近半個世紀之遙；往事並不如煙，很多觸及靈魂的痛，依然讓今人心悸。這兩本書很值得一讀，它可以讓我們瞭解曾經發生過的一切，苦難不能被遺忘被掩蓋，否則苦難會重現在我們身邊。願更多的人能讀到它，瞭解這段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靈魂掙扎，及人性在或脅迫或誘惑下的真實面目。 若澤·薩拉馬戈在《失眠症漫記》中寫道：“那是個各人自尋生路的時代，在別人沒有搶劫你之前先搶劫別人，在別人沒有打你之前先打別人，根據盲人的法則，最危險的敵人就是離你最近的人。” 人的內心天使與魔鬼同存，當我們能很好地約束內心的魔鬼，生活自會呈現一種真善美的狀態；一旦被誘導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不免會在生活中上演一番腥風血雨的日子。 且行且珍重，珍重擁有關起門來讀書的日子。

作家林斤瀾在評論本書時寫道:歷史是不可摧毀的，也不能抹殺，不能瞞，不能騙。還有歷史會再現。以理性或感性再現在史書上，在藝術裏，在真裏或美里，不論喜劇或悲劇。果然再現了，就有震撼的力量，倒會是摧毀的手段。（閱讀時間：2019年5月25日-6月1日；自評：8.0；推薦指數：★★★★）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修訂版）》是陳徒手先生繼《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之後，反映新中國到“文革”期間那段特殊時期，以其中的代表人物，如俞平伯、湯用彤、陳垣、馬寅初、馮友蘭以及沈從文、丁玲、趙樹理、老舍、郭小川、浩然、嚴文井、汪曾褀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文壇的改造歷程。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楊絳先生的《洗澡》都是反映這段知識分子改造歷史的優秀作品。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啓動了對舊社會的改造，1956年完成初步改造，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還都是1949年以前那些愛國的舊知識分子，像趙樹理、郭小川等作爲黨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還不是太多，出於國家建設和發展需要，事關政權穩定、社會民生和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改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在改造過程中，由於高層的意志和對形勢的判斷，難免就出現了擴大化，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受到了衝擊，時間跨度甚至達到了20年以上。在這麼長的時間裏，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歌頌新中國，一方面切實感受到了思想的寒冬，噤若寒蟬。 在這些文化系統人物中，基本每個人都與周揚產生了關聯。新中國成立後，周揚擔任了較長時間的文化部部長，作爲魯迅先生所說的“四條漢子”之一，他是作爲新生的共和國文化代言人身份來抓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基本上可以看到每個受衝擊的著名知識分子都與他產生了關聯，“文革”前經過他牽頭改造的不在少數，在臨近“文革”時，可能已經感到風暴即將來臨，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針對寫作體裁和寫作內容的談話，他說，現在有這樣的一種情況值得注意，有些寫文章的人不敢寫了，說《人民日報》社論上有的，我就寫，沒有的就不寫，這樣一來就沒有創作了。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擔心。但“文革”結束後，還是看到了周揚在不同場合的懺悔。在這裏，頗感意外的卻是劉白羽。 初中讀他的《長江三日》，感覺作品激情澎湃，歌頌新中國不遺餘力；後來又看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說，好像是寫一位病人的，反映的也是“文革”裏的事，應該是傷痕文學之後的小說了，結局出人意料，很有歐亨利的風格，也頗爲喜歡。但這次看了《人有病 知知否》這本書後，則對劉的一些行事方式頗感意外，都說文人相輕，但大權在握之時，無論是對以前的同事還是師友，都下得了狠手，甚至不留餘地，如此相熬相煎，確實出人意料，雖然其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衝擊，但不值得憐憫，人做事，總有底線，突破了底線，那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格了。雖然說那是他特殊的年代。 至於其他的知識分子，像老舍雖然是重要統戰對象，但“文革”前已經被邊緣化了，許多話悶在了肚子裏；丁玲滿口的“文革”諛辭，早已不是延安時的丁玲了；而郭小川、嚴文井、俞平伯等人已經經受不住同樣的運動了，只有沉默纔是最好的應對，也纔是明哲保身最好的做法。茅盾從1964年起，經過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壇消失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爾在某些政治性場合露面。在顧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況下，他保持相當長時間的緘默。 爲了收集寫作材料，作者採訪了很多人，但每個採訪的對象都似乎意猶未盡，想說些什麼，但最終又是欲言又止，把話嚥了下去，只有一聲嘆息。是爲生者諱，還是真的不想說？ 共和國的歷史不容否定，那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改天換地的年代。但事物總有它的兩面性，在實現改造的同時，我們也從那個年代看到了人性的陰暗面，也有人鬼不分的是非時期，沒有尊嚴，也沒有立場。但願新生共和國知識分子改造那頁歷史和“文革”的浩劫永遠不要再來，祝福偉大的祖國永遠繁榮昌盛。

看完錢理羣的《1948:天地玄黃》，突然想起來書架上還放着的《人有病天知否》，打開來看。 這本書看完是極其艱難的，尤其是佔着三分之一的郭小川部分。最初是恐懼於它的長篇幅，後來讀起來的情緒是一種壓抑與絕望。讀書時間和郭小川的經歷時間結合在一起（更何況我的時間比郭還短好多），那種效果第二天想起來都不堪回首。讀的時候有好多話好多想法在腦子裏迴環，現在寫評論到不知道幹什麼…… 一個遠離的時代，說實話，很多東西理解不了。前言裏邊王蒙和林斤瀾近乎黑話密語似的討論讓一個出生於新世紀的我雲裏霧裏。接着窺探着一個又一個生命在那三十年中的不知所措。 老舍，丁玲。這兩部分是我比較熟悉的題材，尤其是作者把老舍的時間維度拉長，從更遠的時空來看老舍的自盡。一個積極靠攏的作家，一個虛心向人求教，這是對自己前途，更是對自己作品的負責，對人民的負責。這個結局，和他那種“民主會”似的創作，到最後形成的反諷，確實足夠震撼人心。銅頭皮帶的暴力，短暫閃爍，而在太平湖前一夜的思索，時間從他起飛美國開始，一幕幕走馬燈，估計更加讓我們心疼，這個悲劇終於走到了高潮。 沈從文，《1948》之中的他，在蔣介石南下之中，他最後下定決心沒有走，他爲着後代，明明知悉這邊陣營的典型代表郭沫若給自己下了一個什麼樣的定義，可是仍然留下來。我將他和之後沈從文的自殺聯繫起來，或許這個時候他都預設好了那個結局。天幸，留下了他給中國曆代服飾研究。這個生物意義上“重生”的人，他的性格或許沒變，但是走過一次生命，眼光和思想上也許會有一種超脫，我們不明白其色彩的超脫。 這些人，雖然不多，但足以構成其時文壇的羣像，一種集體卻又色彩各異的命運。 陳徒手和《1948》錢理羣的風格大不相同，起初看的時候我還保持着看《1948》的一些總結習慣，但很快發現不行。陳的筆法是採訪與敘述，有時候看着看着能明顯感覺到作者寫着寫着情緒的變化，他不能夠極其理性的如錢氏一般分析，他更像是一個虔誠的放空了自己作者形態的時空旅行者一個記錄人。 寫到最後，讀到最後，這部書千頭萬緒萬語千言，也就四個字吧—— 一聲嘆息。

邊讀邊惆悵甚至流淚，有時不用太多議論，如實轉述史實或者材料自然就有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郭小川兩節尤其令人難過。1949年以後的人與事格外複雜，又格外簡單，能堅持自己的想法的人便遭受更大痛苦和磨難，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他們也不得不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有時政治的狂熱性也超乎想象，理性在那幾十年彷彿成了奢侈品。於是又一次想到徽音，如果健康情況下，以其性情之剛烈，大抵她57年也挨不過，遑論十年後了。而這種剛烈，也是我最欣賞她的地方之一。我性格其實也自有其剛烈一面，具體表現爲堅持某些東西絕不改變，則如若我身處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抵也會是不堪其辱而自殺了。世道衰變之際何以自處，各人有各人的選擇，越剛烈固執的人越容易以身殉道，這是不可避免的。孟子有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活着的時候，以道殉身，遭逢大亂則如若能以身殉道，又何嘗不是保有自己精神的完整的幸福呢？我對遺民又多了一些感情。

人有病人知否？風雨飄蕩中無一人不是惶恐着奔走，苦悶着彷徨；當社會成爲一潭不安的水，身處其中的人又怎麼能看清楚方向。 人有病天知否？喧鬧雖然漸漸平息，但我們回望那片烈日下的黃色沙場，彷彿仍聽到喃喃的低語。我們顫慄着，無聲的淚水與嘆息也難以向後來者訴說悲哀的深重。 當時代的塵埃輕輕落在每個具體的人身上，它就變得太過沉重，化爲難以承受的痛苦，默然旁觀千瘡百孔的心靈。 政治話語高於一切。當它嚴厲起來，會成爲巨大的枷鎖，無法反抗，無法掙脫。人像一根脆弱的蘆葦，輕易被摧折。 回看每位作家年輕時的照片，感慨萬千。曾經那麼銳不可當、心比天高的青年才俊，卻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左右動搖，流落四維。飽受如此坎坷而辛酸的人生後輕輕抹去昔日榮辱恩仇，難辨是非。

這本書閱讀時最難受的點或許就在郭小川的部分了，拉拉雜雜，佔據了三分之一之多。說是詳細地描繪了一個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但過於細緻，實在是難以卒讀。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也算是保留了一段“真實”的記錄了。這類描寫“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的書，往往有着相似的思想路徑。先是57年“反右”時受到牽連，“文革”中的狂熱以及“文革”後的失落與懷疑。倒是汪曾祺在78年的檢查讀着另有收穫，“文革”後的追查壓力不得不讓他“拔高”其與江青的關係，算的上是另一種“文革”了。同樣，牽涉的各個方面往往構成了一種“同謀”關係。江青等人“死無對證”，受到迫害的人成了“悲情”英雄，讀着讀着令我不禁想到高賢亮的《靈與肉》中郭pia子對着許靈均說“老右，你要老婆不要？”的自豪感，或者說是一種輕輕鬆鬆的“過關感”，彷彿都是江青和“四人幫”的錯，或者採取“八二分”的策略，自己僅承擔一小部分的過錯，不如巴金的《隨想錄》。作爲一種“口述史”，作者在尋求描寫對象的材料時，由於時間距離近，牽扯到一些人和事，敏感材料根本無法得到，歷史的“真實”已經打了折扣；在採訪時，被採訪人的“遮醜”行爲又讓歷史“真實”打了折扣；在出版時，審查制度獲或許再一次讓歷史“真實”打折扣（這條是我的推測，並無材料支持）。尤其是口述材料，萬不可全信，或許“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話是對的，“口述”把我們導向另一種歷史“真實”，歷史是一種敘述。

陳徒手先生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時洛陽紙貴。 這套書獨特就獨特在用“檔案”說話。而且是當事人自己的檔案。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錄魂切片。 一個知識界的“盜墓者” 陳徒手在北京檔案館手抄了幾十萬字檔案，把真相展現給世人。這些檔案，有的人恨不得永遠埋起來，這時，陳徒手就像一個“盜墓者”。 他從檔案中挖出殘酷的真相 挖出來的值錢貨攢了好幾年，放進《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兩部作品中，寫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講述11位大學教授1949年後“思想改造”的過程。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陳徒手在中國作協檔案室用紙筆抄錄了幾十萬字的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還有作家來信、交代、檢查。每搞運動就留下一堆。” 真相如火，傳播真相者如普羅米修斯。陳徒手這位“盜火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在檔案中挖掘真相，目的是“記錄49年之後知識分子的幾聲長長嘆息”，把歷史的灰暗面平鋪給人看。他說，“知識分子有個天職，就是說話，不論用嘴還是用筆，若一聲不吭，是失職；若作假，是瀆職。”然而1949年之後，在一連串排山倒海、接踵而來的“運動組合拳”的“洗禮”下，知識分子們已經沒有了這種“硬氣”。 知識分子的脊樑是如何一步一步彎曲的？“思想改造”、“洗澡”這些消失於教科書，只會偶爾散落在網絡世界隱祕角落的陌生詞彙，究竟意味着什麼？知識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與“昨日之過”？ 爲此，誠摯推薦陳徒手作品：《故國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這是兩部深入解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著作，運用了海量有據可查的檔案資料。《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收錄了作者多年積累和訪談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憶當年採訪和幕後花絮的“題記”，所寫都是讀者較爲熟悉的現當代文壇“名角”：俞平伯、沈從文、老舍、丁玲、趙樹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嚴文井等。根據當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檔案、會議紀錄和口述史料，真實地再現了1949年後中國文壇的真實面目，以及衆多作家在大環境發生轉變時痛苦的心路歷程。這些強大而可畏的真實紀錄，使那些塵封的如煙往事得以鮮活呈現，從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陰晴圓缺和風雲變幻。

“人有病，天知否？”這聲源自毛澤東詩詞的慨嘆，被作者陳徒手賦予深意，用以叩問一段特殊歷史時期下知識分子的精神境遇。這本書並非簡單的文壇軼事集，而是一部以百萬字檔案和口述歷史爲基石的“信史”，它帶領我們穿越時代迷霧，審視俞平伯、沈從文、老舍、汪曾祺等文學巨匠在歷史洪流中的掙扎、選擇與堅守。 在巨大的時代變遷面前，個人的選擇往往折射出深刻的無奈與智慧。本書清晰地展現了四種不同的生存策略：俞平伯先生的超脫隱忍，以不爭辯的姿態轉向技術性的學術研究，在崑曲雅韻中守護內心安寧；沈從文先生的沉默轉向，在被迫告別文學後，於文物研究領域重新找到生命支點，成就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一學術豐碑；老舍先生的積極靠攏，其創作熱情與時代要求之間的複雜糾葛，最終成爲時代悲劇的縮影；汪曾祺先生的妥協與調和，在政治夾縫中求生，卻始終未放棄對生活之美（如美食、花草）的摯愛，在悲涼中開闢出精神綠洲。 作者陳徒手以極大的善意與敬意書寫這些人物，不溢美，不隱惡，其冷靜剋制的筆觸讓我們看到：歷史的評判遠非簡單的是非二元論所能概括。這些知識分子的遭遇，既有時代裹挾的必然性，也摻雜着個人性格與選擇的迴響。他們的故事共同揭示了一個核心命題：在強大的制度性壓力下，個體如何努力維繫精神的獨立與尊嚴。 閱讀此書的最大價值，在於理解歷史的複雜性與人性的多面性。它幫助我們打破對“大師”的單一想象，看到他們作爲“人”的可愛、可憐、可嘆與偶爾的可惡。更重要的是，這部著作啓示我們，反思歷史是爲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它提醒我們，一個尊重知識、包容思想、允許藝術獨立生長的社會環境，是何等珍貴。他們的經歷，已成爲時代進步的基石，激勵我們更加珍視當下的文化繁榮與思想自由。

知識分子也是人，反覆揉搓，抽其脊樑，沒死的就只能匍匐做奴才。這時候讓他說，說出來的不是諂媚就是謊話，還不如不說。不說反倒乾淨些，可是在荒誕的年代，豈能容你不說！所以陳先生說“荒誕的時代沒有乾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