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

82分，這書十分學術。優點：戊戌這段時間的史料又多又雜，這裏面又有參與者出於各種原因在裏面主動造假，有些是當時就開始造，有些是過了一些年月開始造，後面又因爲各種原因，對戊戌評價不斷拔高，導致現在要研究這段時間史實困難頗多。正是因爲這個原因，作者投身書海之中，儘量做史料辨析，可以說給以後研究者鋪路。在書中間隙處，也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些思考，也頗爲難得。我對這段時期也有了自己思考，早年間人云亦云，覺得康有爲確實難得，人品 學問 事功俱佳。後面對這段時期史料瞭解更多，覺得康有爲虛僞 狂妄 貪圖享樂，學問水平也可以說低下。近年來我有新的想法，康有爲可以算行動上的巨人，相對於他的學識，他的行動力可以說更值得欽佩，東拼西湊了半罐水就覺得自己可以當孔聖，可以當孔教教主，並且付諸實踐，不論最後結果如何，康有爲將一個變字，刻入國人腦海，總算不是一味守舊。至於他的私德，當然不佳，當時也不算十分不堪，可以鄙夷，沒必要反覆鞭撻。戊戌年間，裱糊匠幾乎沒什麼畫面，西王母翻雲覆雨，讓我想到甲午前裱糊匠一段話，“對外說硬話，辦軟事，真誤X”，當時他說的是天放，但是其實西王母也是這個行爲模式，就這一點，就能看出西王母可以握住日月旋轉，裱糊匠不行。因爲在秦制中，說硬話，爲了面子，掙了面子，有了面子，可堵悠悠之口。辦軟事，可以相對最大化保住裏子。如果反過來，說軟話，辦硬事，是否誤X不好說，但是一定坐不穩位子。缺點：原文太多，原文半文不白，其中又夾雜大量作者是不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看的太累，閱讀感受不佳。

一、核心觀念 茅海建此書的核心宗旨是"史實重建"，以檔案爲核心，追求歷史真相而非意識形態敘事。具體而言： 第一，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的權力關係是理解變法成敗的關鍵。茅海建通過大量宮中檔案證明，政變前存在"事後報告"與"事前請示"雙重製度。軍機處每日將前一日硃批、口諭、電旨上報慈禧太后，重大政治決策和高級官員任免須先行請示。但光緒對慈禧有所保留，個別奏摺隱瞞不報。罷免禮部六堂官和任命軍機四章京是唯一的例外，這直接觸發了慈禧的反彈。 第二，戊戌政變是一個過程而非單一事件。從七月十九日光緒未請示慈禧而獨立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到八月初六日正式訓政，中間有近二十天的政治異動。茅海建以逐日、逐時的精密考證，重建了這一過程的每一個細節。 第三，"公車上書"有兩個不同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數量多達31件，簽名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二是由康有爲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傳統敘述將兩者混爲一談，誇大了康有爲的作用。 第四，中下層官員與民衆的建策大多爲"救時的偏方"。茅海建統計出約6個多月內457人次至少遞交567件上書，現存275件原件。但他指出，這些建議與歷史發展方向並不吻合，有些地方甚至背道而馳，與明治維新時日本精英的準備程度差距巨大。 第五，康有爲《我史》需要嚴格鑑注。茅海建認爲康有爲的自述多有誇大、虛構、時間錯亂，不能作爲信史直接使用。 第六，張之洞集團是戊戌變法的"另面"。傳統研究過度聚焦康梁，忽視了張之洞、陳寶箴集團這一清政府內部最大政治派系的關鍵作用。張之洞代表的是溫和、務實、體制內改革的路線。 二、全書結構 本書分爲五大部分，外加自序。 第一部分：戊戌政變的時間、過程與原委 這是全書重頭戲，佔三分之一篇幅。茅海建從學術史梳理開始，對先前研究各說逐一認知、補證、修正。然後考證政變前光緒與慈禧的權力關係，揭示"事後報告"與"事前請示"雙重製度的運作細節。接着逐日追蹤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異動，包括光緒住頤和園、軍機章京籤擬權力受限、袁世凱被召見、榮祿調兵防備等關鍵節點。再考證八月初四日至初六日的政變過程，從慈禧返回、推遲迴園到訓政典禮。最後詳述八月十九日杖斃太監14名以探查光緒身邊隱情，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緒被軟禁於瀛臺，以及九月初四日公佈光緒病情這一政治試探。 第二部分：中下層官員與民衆對變法的建策 茅海建對司員士民上書進行大規模統計和分類分析。約6個多月內457人次至少遞交567件上書，現存275件原件。他逐一分析軍事改革、外交對策、經濟建議、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內容，指出這些建策雖反映改革熱情，但大多停留在傳統框架內，缺乏現代政治、軍事、外交知識，與明治維新時日本精英的準備程度差距巨大。 第三部分：張之洞調京主持朝政與機會錯失 張之洞是清政府內部最大政治派系之一的主張革新力量，代表溫和、務實、體制內改革的路線。調京主持朝政的機會因各種原因錯失，傳統研究過度聚焦康梁，忽視了這一關鍵變量。 第四部分：光緒帝的對外觀念 光緒帝有意向近代外交靠攏，觀念正在社會化轉變中。但這種變化需要內外部因素互動，近代轉型是漫長曲折的過程。新舊觀念勢均力敵，光緒的對外觀念體現了這種激盪。 第五部分：日本政府的觀察與反應 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案，提供外部視角。日本對戊戌政變的觀察與反應反映了列強對華政策的複雜性，伊藤博文訪華與政變時機的關聯也是重要線索。 三、學術特色與方法論 茅海建的研究方法有幾個鮮明特點。史料來源跨越兩岸三地及日本，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故宮博物院文獻處。方法上是檔案精讀、時間考證、多方互證、細節重建。宗旨是追求史實重建，不預設立場，對舊說進行認知、補正、修正。這種"讓史料自己說話"的實證精神，與康有爲《我史》中充滿主觀建構的敘述形成鮮明對比。

茅海建遍查了起居注、穿戴檔、雜錄檔、軍機處、內務府等各類資料，發現百日來上呈給慈禧太后的224份硃批折件中，至少有10份奏摺被光緒帝淹掉了，並在已上呈的奏摺中有信息截留。這造成了兩人之間很大的裂隙，京城中謠言四起，讓本來打算超然物外冷眼旁觀的慈禧太后暴然出手反目成仇。 從八月初四頤和園起駕回鸞到八月初六臨朝訓政，再到八月十三六君子就義菜市口，短短十天，一日三變，兩極反轉，迷霧團團。茅海建對這段波詭雲譎的歷史，以及對慈禧太后前後心態發展變化也有深入的研究。 學者治史之不易可見一斑… 矮大緊、扁降爬之輩倘有愧焉？

只看了第一部分關於百日維新過程之論述，糾正一些關於軍機四章京、袁告密、榮祿造謠調兵等等方面的錯誤認識，否定康梁浮誇之言；但感覺均爲細枝末節、無關宏旨，袁項城告密等確切情形仍不甚了了，過於瑣碎，沉迷於細節，可能作者就是做這方面考證的吧，羅裏吧嗦，起居注、穿戴檔等等讀了不少 ，淹在這些文件裏出不來了，也許這正是作者自詡的優點即考證嚴密等等。雖然作者挖掘充分，但可能限於史料記載有限，感覺文章缺少史識與聯繫觀點，如拘泥於召見文牘等，對慈禧太后嚴厲懲治太監原因未做解讀（也許是其暗遞消息、溝通聯絡康黨？）等等，外國爲何施壓派醫生爲光緒看病態度立場等沒說。果然寫下來的檔案等很多無用，功夫在詩外，何況即使皇家記錄可能也有假的。歷史還是少讀爲好。

這是一本能讓人看出真正的學者與通俗歷史類讀物作者之間區別的著作，茅老師的研究向來以“嚴謹”和“客觀”著稱，偶有些許主觀分析或批駁，絕大部分也基於紮實的邏輯論證，或自己言明是推測。作爲在白話環境中長大的一代，書中大量引用的各種奏摺與上書讀着有點辛苦，但在那個時代，知識與文化本來就是隻屬於少數人的東西，四書五經與八股文之所以採用如此晦澀的寫法，也是故意在士子與百姓之間豎起一道高牆，不由得感慨要不是時代變了，我等升斗小民也不能夠識字讀書，甚好，甚好。 書中衆多不厭其煩的詳註與書後長長的附錄，佐證茅老師數十年在這片領域耕耘不輟，即便如此，他仍說自己“沒有得出任何結論”，我想他也不是自謙，而是實事求是，畢竟今人孜孜不倦，也只能找到歷史的幾張殘片而已。

從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在歷史上又被稱爲百日維新。 茅海建老師以浩瀚的史料及嚴謹的考證對這段歷史（主要是政變）進行了重建： 1898年6月11日（四月二十三），光緒帝頒佈了“明定國事”詔書，變法正式開始。 8月30日光緒帝裁撤了諸多行政機構和官員，這些無所事事的衙門，包括裁湖北、廣東、雲南三省的巡撫（已有總督）。 1898年9月1日，禮部阻撓該部主事王照上書。王照疏請光緒帝奉太后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詔將禮部六堂官全部革職，並嘉獎王照。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后哭訴。 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遊戲規則，即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是慈禧與光緒矛盾的開端。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 1898年9月13日（七月二十八），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企圖重用康有爲及其黨人，慈禧太后不允。 光緒帝10天前“擅自”罷免禮部六堂，是對其權力的否定，光緒帝此時提出開懋勤殿，將動搖她的權力基礎。從她的角度來看，光緒帝已是兩次發動“政變”。 1898年9月15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 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爲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迴天津。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 同日，光緒帝命康有爲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但康有爲認爲光緒性命堪憂。 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密摺中最能打動慈禧太后的應該是這句話“依藤果用，則祖宗所傳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是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 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爲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迴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發佈訓政詔書，第三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 康有爲逃到香港後，於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接受香港《中國郵報》記者的採訪。政治經驗嚴重不足的康有爲，在此次訪談中對慈禧太后大加攻擊，稱她只是一個妃子，光緒帝已經認識到慈禧太后不是他真正的母親；又稱光緒帝對其如何信任，誇大他本人在維新運動中的作用。最後，他還稱光緒帝已給他密詔，讓他去英國求救，恢復光緒帝的權力…… 此後，康有爲在《我史》、《戊戌奏稿》，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等著述中大量篡改事實，僞造證據，試圖推託責任，掩蓋真相……

在歷史的裂縫中尋找真相——再讀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 這應該是我後半年寫的第一篇書評。我記得，喻大華老師在講光緒時說，百日維新如同“曇花一現”，此喻精準至極。它開得熱烈決絕，百日間頒佈上百道詔令，欲一夜滌盪舊弊、重塑乾坤。然其根基太淺，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又乏社會支持，改革派內部亦多急功近利與策略失誤。風暴來襲，這絢爛之花便迅速凋零，只餘一聲嘆息與無盡迴響。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正是要探究這“曇花”爲何脆弱，以及它凋零時那些被遮蔽的細節與真相。 戊戌變法，這段百餘年前攪動中國朝野的改革運動，始終籠罩在“康梁敘事”的光環與歷史迷霧之中。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系列，以手術刀般的考證功力，撕開了傳統敘事的裂縫，讓我們得以窺見歷史的複雜本相。 作者耗費二十年光陰，埋首於中外檔案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從起居注、軍機處檔到內務府雜錄，他細究224份硃批奏摺，竟發現光緒帝曾“淹掉”10份並截留信息——這一細節不僅顛覆了“帝后一心”的想象，更精準點出了權力裂隙的起點。書中對戊戌政變的考辨尤爲精彩：作者摒棄“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的簡單結論，通過細密的史料勾連，證明政變是一個漸進過程。從光緒罷免禮部六堂官激化矛盾，到楊崇伊密奏觸發慈禧警覺，再到康有爲滯留京畿加劇對立，環環相扣，層層遞進。 茅海建的研究，最動人的是其“以史料爲圭臬”的嚴謹。他不迴避康有爲《我史》中的虛妄，更以200餘種檔案爲證，還原改革派與守舊勢力的博弈真相。正如他所言，“總體結論上一無所獲”的自謙背後，是對歷史細節的極致追求——這種追求，讓“戊戌政變是過程而非突發事件”“慈禧心態的漸進轉變”等觀點有了堅實支撐。 當我們在書中目睹“一日三變”的十天變局，看到六君子就義的悲壯與權力鬥爭的殘酷，便更能理解學者治史的意義：不是爲了顛覆，而是爲了還原。《戊戌變法史事考》如一座豐碑，不僅將戊戌變法研究推向新高度，更提醒我們：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被忽略的檔案細節與人性幽微之中。

這本考據書，能寫的這樣引人入勝，確實不容易。 成事首在用人。 光緒新政，所依賴的，諸如康有爲，翁同龢，梁啓超……在政治上沒有一個靠譜的。戊戌六君子，也不是我們在歷史書或者電影裏看到的那樣的六邊形戰士…… 帝國的餘暉下，任性而爲，自私自利、權慾薰心的慈禧。急功近利，理想有餘、實務不足，識人無術，任性而爲的光緒帝……以及周邊一羣有家無國的帝國官僚，就註定了滿清這艘破船，走不遠了。戊戌變法的短壽，也就註定了。

五星好評，絕對！ 歷史學研究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再有聰明才智，如果不願意下苦功蒐集史料，是無法拿出令人信服的結果的。茅教授爬梳檔案、史料彙編等材料，不斷接近歷史的真實，書末長長的參考文獻清單透露出作者付出多少辛勞，非常令人欽佩。 此外，歷史學研究發展至今，幾乎沒有哪個領域是處女地了。尤其對於戊戌變法這樣的大題目，前人研究成果極爲豐富。茅教授在梳理學術史方面給後學作出典範，行文詳細徵引出處，毫不掠美，坦言系在前人基礎上繼續補充完善，表現出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極大尊重，是對學術規範的直觀展示。 限於寫作時間，本書參考的成果多爲90年代及以前，最新也不過00年代初。作爲再版書籍，作者也注意到這一點，並在成文於10年代初的再版後記中，補充了一點最新的研究成果。這既表現出茅教授與時俱進地關注學術前沿，也揭示出某個歷史學課題的研究，遠非一蹴而就那麼簡單，而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深化更新的過程。

『戊戌變法，是中國政治改革的一次實驗。在此期間進行的一項重大舉措，便是允許司員士民不受限制地上書。這樣的做法，在以前的歷史中是否出現過，明朝以遠我尚不能確定，但至少是清朝歷史上的首次。司員即中央各衙門的中下級官員，主體是各部院主事、郎中、員外郎、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等官，當時也包括各衙門小京官、筆帖式等；士即取得各級功名的人，當時也包括候選候補官員；民即指一般民衆。到了後期，一些中下級地方官也加入進來。就清代的政治體制而言，他們原本向皇帝上書的渠道極爲狹窄，而上書的主要內容是訴冤，發表政治見解的可能性極小，且有多種限制。此次獲得機會，他們發表了大量的政治言論。從史料學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大量上書，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中下層無指揮多聲部政治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