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資：經濟學分析

製造業效率持續提升、利潤不斷增長，但與勞動收入份額一度持續下降的背離是企業組織、勞動制度、最低工資政策、全球化與技術進步共同作用的結果。 工資由勞動生產率決定，是新古典分配理論的基本命題。但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長期高於工資增速，二者差距持續擴大，工資與生產率之間原有的相關性逐漸減弱：企業新增價值更多流向資本收益與利潤，而非勞動報酬。驅動這一脫鉤的核心變量是資本密集度。規模更大的企業通常支付更高工資，但控制資本密集度後，規模的解釋力明顯減弱，企業規模更多是資本密集度的伴生現象。這一規律在外資企業和東部沿海地區不顯著，表明資本積累、市場競爭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複雜的交互作用。在加工貿易佔比較高的行業中，出口比例越高的企業，平均工資反而可能越低。議價能力取決於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處於價值鏈低端、承擔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的出口企業，規模的擴張不必然帶來議價能力和工資水平的提升。生產率決定可分配財富的總量，工資水平還是要看資本結構和全球價值鏈的位置。 勞動者在既定財富中的所得份額，取決於其議價能力。中國的工資形成機制大致對應赫希曼退出—呼籲框架。呼籲機制指工會、集體合同與集體工資協商等制度化安排，其效果對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擴大養老保險覆蓋率有顯著作用。但該機制的效力高度依賴企業所有制：集體協商在國有企業中作用顯著，在民營和外資企業中明顯減弱，部分外資企業的集體談判參與率甚至低於內資企業。退出機制指勞動者的市場流動能力本身構成的議價資源。企業對員工流失風險的敏感度往往高於對正式談判的重視程度：勞動者保留工資越高、退出選擇越充分，企業越傾向於主動提薪以降低流失風險。兩種機制隨所有制結構呈現替代性分佈：在集體協商制度薄弱的部門，市場退出權實際上承擔了制度性談判本應發揮的議價功能。這也是中國工資形成機制中，市場流動性的作用整體強於制度性談判的原因所在。 除市場化的議價機制外，最低工資制度也是一次結構性的再分配，其效應呈現出企業間收斂、企業內分化的雙重特徵。企業之間的最低工資提升主要通過全要素生產率渠道發揮作用，且該效應隨企業自身生產率水平的提高而減弱，呈非對稱特徵；生產率的改善進而推高平均工資，且工資越低的企業，生產率對工資的拉動作用越強；淨效應是企業間工資差距的縮小。企業內部的最低工資與技能溢價顯著正相關，企業生產率越高，這一正向關係越強；最低工資通過提升企業生產率間接擴大技工與非技工之間的工資差距，在技能維度上強化分化。最低工資政策的影響也延伸至就業結構和宏觀需求。對正規部門工資的提升彈性大於非正規部門，且分位數上呈U型分佈，拉大部門間與部門內的工資差距；同時，最低工資提高對居民消費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但行業層面的反應不一致：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行業的正規部門出現擴張、非正規部門相應收縮，而製造業和房地產業呈逆正規化趨勢，這種異質性主要由行業需求強弱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差異所致。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並於2008年前後轉入回升通道，形成典型的U型軌跡。地方間的招商引資競爭是早期下降階段的主要推手，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存在雙向負相關關係的制度背景。經濟發展水平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存在U型關係，而下降階段的中國正處於曲線的下行區間。民營化進程對勞動收入份額同樣構成負向衝擊，與工資侵蝕利潤現象被扭轉以及勞動力供給的正向衝擊有關。與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財政支出擴張以及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持續積累，對勞動收入份額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相對次要，更多起到放大波動的效果。2008年後的回升來自可貿易與非貿易部門的技術路徑分化，疊加投資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其中偏向型技術進步衝擊可解釋這一回升七成以上的幅度。部門內部技術進步方向的解釋力強於產業間結構的變化，且來自中國自身的衝擊是主要驅動，外部衝擊的解釋力相對有限。 勞動收入份額隨技術進步方向動態調整，每一輪技術革命的結果均指向勞動者議價空間的壓縮。在就業端，工業機器人的替代效應集中於中低技能崗位，高技能崗位受影響較小，就業結構明顯極化；這一替代效應在市場集中度較高、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的行業以及非國有企業中更爲顯著，並會通過產業鏈波及上下游企業的用工需求。在工資端，機器人的滲透擴大不同勞動羣體間的收入差距，製造業就業受到的衝擊是直接的，部分非製造業勞動者則可能受益於產業轉移與服務需求擴張，高低技能勞動者間的收入差距因此進一步拉大。相較於直接裁員，自動化對勞資關係的衝擊主要體現爲企業下調工資水平、削減隱性福利，自動化的分配效更多落在薪酬與福利條款的重新談判上。人工智能進一步將替代壓力延伸至部分認知性、非重複性的任務，在更廣泛的維度上壓縮勞動者的整體議價空間。

本書的研究方法有一個最爲明顯的缺陷是研究的視角侷限於顯現的直觀因素及其可讀數據的實證分析，而忽略了更基礎更重要的影響面更具決定性的經濟學的元初的形而上學的因素，這種對於元初因素的形而上學的抽象歸納演繹纔是能夠發現高價值學術成果與實踐指導的意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