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智勇
本書梳理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前的粵海關十三行及其後各口岸的領事擔保制、小刀會起義後的江海關三國稅務委員會、《天津條約》後的外籍稅務司之間的連續性關係,指出在清代財稅一體的海關體制中存在着海關監督與稅務司並立的二元體制,即稅務司掌握估稅權,海關監督掌握稅款收納、保管和分配權。這種體制在維持中外貿易穩定發展的同時,也深深地埋下了禍根。辛亥革命爆發後,稅務司的活動使其成爲一個獨立於中國政府之外的機構,而海關監督的權力也被剝奪殆盡。在傳統的解釋體系中,清政府對外來力量只有或抗拒或屈從兩種選擇。本書的探討則爲中國的近代化路程提供了一個新的面相:清政府半主動地將與其制度格格不入的稅務司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之中,並比較平穩地維持了半個多世紀。
作者注意到晚清海關體制的二元性,即同時包含洋人管理的稅務司和中國地方道員管理的海關監督署,其中稅務司負責對洋商估稅,是十三行(近代以前)-領事-三國稅務委員會的延續,而實際徵收、緝私、保管還是由海關監督署完成。但是海關監督署缺少統一的總署去統一領導各地工作,相較於稅務司而言各自爲戰,在海關運行始終無法奪取主導權擺脫對稅務司的依賴。海關監督的分散性導致在辛亥革命造成的權力真空期稅務司奪取了海關監督的權力,關稅分配被洋人把持,也標誌着海關二元體制的崩潰。作者翻閱了大量的一檔關於海關的檔案,重新建構了海關史問題的論述,一定程度上糾正總稅務司對中國海關影響的誇大印象而強調其中的連續性。不過海關監督確實還是比較落後,沒有總稅務司,還是很難認爲光靠海關監督就可以擴大稅收。
從中國近代海關史這門課接觸到這本書,實體書並不厚。初讀時只覺得文風熟悉,後面逐漸瞭解到作者曾跟隨過茅海建先生從事實證史學的研究,才恍然大悟,這種熟悉感從何而來。稅務司制度在晚清建立起來並不意味着從此稅務司獨掌晚清財稅體系的大權,海關監督也並沒有從此退出歷史舞臺。稅務司之所以能在中國站穩腳跟,不只是外國的衝擊,還有內部的原因。由於海關監督自身等因素,稅務司的權力不再侷限於估稅,藉着償還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的契機,稅務司擴張了自己的勢力,最終形成了稅務司與海關監督並存的二元體制。後來因爲辛亥革命的衝擊,稅務司在清政府與革命派之間不斷尋找平衡點,得到了各口岸海關關稅的管理權,逐漸尾大不掉,成爲“民國政府身上的一顆毒瘤”。
原只聽說過常關、洋關,更多的是赫德領導的總稅務司,讀了此書更知道關監督這一角色,更瞭解了關監督與稅務司的二元體制及其職責分工。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只有更多的學習歷史瞭解歷史,才能更好地知道現在指引未來,
釐清海關監督與稅務司的關係是有意義的。但是後半部分變成了稅務司如何“侵奪”關稅權力,是不太靠譜的歷史評論,就比較差了。
本書作爲晚清海關制度研究實屬於相當冷門之作,讀者寥寥。書中主要以研究晚清海關二元製爲目的,其二元制的定義借用作者書中的一句話以概之:“筆者所謂的海關二元體制,指的是在海關財稅職能方面,稅務司控制估稅,海關監督控制關稅的收繳、保管和分配”。這種小衆的研究確實很難引人入勝,並且本書由於排版和ORC掃描的原因,讀起來頗爲費勁。本作電子排版將原來排在紙質書頁腳的註解分別插入正文,讀起來顯得前後文不連貫。並且不知是何原因,本書掃描“.”竟然作“年”字,開始讀本作時頗爲費解,實在忍受不了,找了紙質書進行比較,方纔知曉其中訛誤。 由於本作研究深度也是足堪良作,只是內容過於冷僻,加之排版掃描之硬傷,讀起來顯得十分枯燥乏味,只推薦給對熱愛這方面專史的書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