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

現在總有人掰着手指在那算舊賬，什麼窮啊餓啊，折騰啊苦難啊，這些人盯着糧票布票的時候確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萬丈高樓是從負三層開始建的，沒有那30年血肉鋪就的基石，後來人連站在起跑線上的資格都沒有，國家崛起是一場生死馬拉松，那前三十年是什麼，前三十年是頂着槍林彈雨赤腳踏冰河，當後來者衝過終點享受鮮花的時候，憑什麼嘲笑拓荒者的腳底板那結着血痂的凍瘡，憑什麼看不見他們背上拖着的整座江山的廢墟，歷史這座大廈地基裏澆築的是帶血的鋼筋，誰要是敢拆地基那整棟樓塌下來砸死的就是那些忘本的人，我們現在回到1949年前的中國，那時候的中國慘到什麼地步啊，識字率不到20%，10箇中國人裏邊有8個是睜眼瞎，人均壽命35歲，活過了40就算祖上積德，工業全國的鋼產量還不夠給每個村打一把菜刀，鐵軌鋪在洋人手裏，煤礦產在買辦的掌心，海關稅收被列強掐着脖子，租界裏洋兵橫着走，黃浦江上華人與狗的牌子高高飄揚，這也叫國家嗎，這明明就是半死不活的殖民殘骸，從負數開始爬坡，這就是新中國的起跑線，你想搞經濟，你先問問電在哪裏，物在哪裏，工人從哪兒來，主權誰保障，當列強還想着繼續抽血割肉的時候，中國人硬生生用30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300年的發展之路，土地革命砸碎了千年的枷鎖，3億農民翻身做主，讓土地真正歸屬於種地的人，如果沒有這場翻身仗，哪來今天世界第一的糧食產量，工業也頂穿了封鎖線，東北冒煙的鐵水，大氣噴湧的原油，成渝鐵軌的轟鳴，硬是在零基礎之上澆築出中國重工業的骨架，沒有這些鋼鐵石油，哪來現在世界工廠的肌肉，掃盲運動讓1億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夜校的煤油燈下，那些啃課本的農民的兒子，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成了衛星導彈研究院的頂樑柱，血吸蟲橫行，就在血吸蟲窩裏建衛生院，麻風病橫行就往麻風病村裏派醫療隊，人均壽命長了30歲，沒有當年的赤腳醫生，哪有後來14億人健康的底氣，朝鮮戰場打退了17國聯軍，喜馬拉雅踹翻擴張者，珍寶島冰河撞碎鐵甲，沒有這些代價，今天的南海臺海早就成了列強嬉戲的游泳池，有人說打仗太貴，鬥爭太狠，真是笑話，強盜扛着炮堵在你家大門口，你跟人家去講市場規則，餓狼咬住你的咽喉，你跟他去商量和氣生財，沒有上甘嶺的鐵血，哪來日內瓦中國外交官的硬氣，到了1979年，中國人手裏揣着一副什麼把柄，中國人揣着完整的工業門類從螺絲釘到飛機大炮全能放，中國人踹着4萬公里的公路鐵路血脈貫通大江南北，中國人揣着7000萬產業的工人，識字率衝破了75%，中國人揣着全國的電網大動脈，星羅棋佈的農田水利網，這才叫真正的改革的本錢，如果沒有這些家底，你想引進開放嗎？外資來了，看什麼呀，看牛車拉貨嗎？看油燈照明嗎？還是去看文盲去操作精密車牀？真是笑話！當年深圳三天一層樓的中國速度，靠的就是前30年傳下的水泥廠鋼鐵廠建築隊，曾經某個國家解體，但他的教訓更加證明方向錯了一切歸零，當然，我們也走過彎路，我們也摔過跟頭，但是再難再險，中國的主權沒有丟，這個國家沒有散架，更沒有成爲列強的附庸，那30年，把破碎的山河熔鑄成整塊的鋼胚，後來人才能把它鍛造成今日航母的甲板，高鐵的鋼軌，太空的飛船，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戲臺，你可以說方法不夠強，步子不夠穩，但你絕不能說路走錯了，沒有30年拓荒者啃樹皮夯地基，哪來後來人喫牛排蓋高樓，今天，你我腳下踩着的是前輩用凍裂的腳掌在冰河上踩出的路，今天你我頭頂懸着的是他們用勒進骨頭的纖繩拉起的朝陽，今天寫在GDP數字裏的每一個0都是當年塞北風沙裏，那些滿手老繭的人用命夯進地下的樁，現在接力棒傳到了我們手裏，你可以跑的更快，你可以跳的更高，但是你永遠別朝身後的腳印去吐唾沫，因爲當你爬到山頂插旗的時候，旗杆下墊着的，是30年的骨血和脊樑。 摘自網絡平臺

記得小時候上中學歷史課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那段歷史老師是不講的，而僅僅要求學生自己粗讀自修即可，享受同生理衛生課中生殖系統那一章節的同等待遇。我承認我是喜歡歷史的，而且特別喜歡在研磨歷史的真實點滴中細品百態人生，但縱觀中華歷史五千年，卻有兩處歷史始終讓我如鯁在喉，一個是近代中國的百年屈辱，再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盪，每每讀到此間一直抱有得過且過囫圇吞棗的閱讀心態。直到年華不再青蔥，當昔日那個也曾夢想熱血報國的憤青不再爲碎銀幾兩，三餐有湯而上下求索，不再爲歷史長歌當哭頓足捶胸，不再爲世間不平事而意最難平，我知道我終於學會心平氣和地聞史、知書、學詩，但仍可不言。 最近集中讀了一系列有關1966年到1976年這段時間的紀實文學、黨史讀本、口述歷史、回憶錄等第一手資料，包括微信讀書上搜羅到的《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國家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祕密歷程》、《改革開放口述史》、《走進周恩來》、《江青傳》、《鄧小平傳1904-1974》，《深度：驚心動魄三十多年國運家事紀實》，連同這本《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總算是給追憶心中這段目不忍見的歷史塵封一個統一告慰。隨着越來越多的關於這段歷史的真相沖破人間迷霧一次又一次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從談之色變，到往事不堪回首，再到以史爲鑑，我相信這是歷史車輪在不斷向前的必然結果。我始終相信，事實有真假，觀點無對錯，但無論是事實還是觀點一旦涉及到立場，無論事實也好，觀點也罷，就都成了弟弟，都將失去討論的意義。好在所有命運饋贈的禮物，哪怕是國運，冥冥之中也早就暗中標好了價格。越讀史，我就越發覺得曾國藩之言一語中的，“天下事，有所利者有所貪者成其半，有所激者有所逼者再成其半。” 以史爲鑑吧，讓曾經的苦難不要再來，但歷經苦難的真摯能夠繼續永存！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於北京

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傳統的文獻檔案往往側重於宏觀的國家敘事與政策文本的羅列。而這本書則爲這段歷史注入了鮮活的“民間”溫度。該書彙集了50餘位老領導、老同志的親歷回憶，從政協籌備到粉碎“四人幫”，構成了一部多維度的歷史畫卷。 從歷史學專業視角來看，這部著作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首先，它完美詮釋了口述史作爲“第一手資料”的核心價值。相比於官方檔案，親歷者的口述能夠極大地補充歷史的邊角料，揭示宏大歷史事件背後鮮爲人知的決策博弈、執行細節與環境氛圍，極大地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的距離。其次，書中對西藏和平解放談判、“大躍進”、三線建設等重大議題的回顧，不僅記錄了史實，更呈現了歷史當事人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的“集體記憶”與個體感知。這種基於個人生命歷程的敘事，能夠有效與冰冷的官方文獻形成互證與張力，促使我們在多維度的視角中去辯證地理解和反思歷史。 總而言之，《新中國口述史》不僅是一部嚴謹的信史，更是一部生動的歷史教科書。它打破了單一敘事的侷限，讓歷史在親歷者的娓娓道來中真正活了起來。

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是在巨大的歷史震盪中前行的中國。我們今天談論的許多政治運動，從“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在既有的研究中，往往以一種宏大的方式被敘述：政策的制定、路線的分歧、運動的高潮與終結，構成了主流歷史書寫的基本框架。 這樣的敘事無疑是重要的。沒有它，我們無法把握時代的走向，無法理解國家與社會在關鍵時刻的抉擇。但與此同時，它也讓我們陷入一種危險：歷史似乎只剩下結論，過程被簡化，人物被抽象，情感被消隱。 而當親歷者的回憶浮現出來，情形便不一樣了。 在我讀到的這本文集裏，許多親歷者重新講述了他們所見、所聞、所經歷的重大事件。那些曾經在官方檔案裏以高度概括的語言出現的“政治運動”，在他們的回憶中重新獲得了細節、偶然性，乃至無法預料的命運轉折。 這些記憶讓我意識到：我們面對的不再是文件裏的政策口號，而是無數在政治風暴中進退維谷的人，是他們的激情、困惑、恐懼與希望。歷史在他們的敘述中恢復了溫度，呈現出某種不可簡化的複雜性。 在方法論意義上，這類親歷者的回憶至少爲我們提供了三個重要切入口。 第一個切入口，是它讓我們重新看到宏觀敘事下的細節。 無論是“大躍進”之後的政策調整，還是“文化大革命”前夜中央高層的分歧與猶疑，親歷者的記憶都告訴我們：歷史轉折從來不是一次會議或一紙決議的產物，而是多重力量交織、博弈、妥協，乃至偶然事件疊加的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並不是線性推進的，它有自己的迴旋、分岔與反覆。親歷者的回憶讓我們得以窺見這種非線性歷史的質感。 第二個切入口，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書中有毛澤東的戰略構想，有劉少奇的現實考量，也有江青等人在政治風暴中的角色。它讓我們看到：個人的意志固然可以點燃歷史的火焰，但羣衆運動一旦發動，往往會形成超越最初設計者的力量，沿着難以預料的方向洶湧奔突。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都曾試圖駕馭這樣的浪潮，然而，從歷史實際來看，革命理想的動員激情、國家制度運作的內在邏輯以及羣衆運動在社會基層的自發動力，往往在具體情境中相互作用、彼此牽制，形成一種多元且充滿張力的歷史進程，其走向並不完全爲任何單一的政治意志所預設和掌控。 這一點或許正是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政治的核心：歷史並不是由少數“設計師”單向度地書寫的，它有自己的複雜性、乃至反諷。 第三個切入口，是歷史中的“人”。 親歷者的回憶讓我們看到，毛澤東在決策時的躊躇與豪情，劉少奇在政治漩渦中的無奈與堅守，普通幹部在運動中的恐懼與熱情……這些細節把歷史從高高在上的政治敘事，重新拉回了人的世界。 比如書中提到，196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最後一次見面時，兩個人都沉默着。毛澤東沒有發火，劉少奇也沒有辯解。那一刻的歷史，既不屬於任何一種政治口號，也無法被任何宏大敘事完全涵蓋。它是歷史的真實處境，是權力與命運交織下的人的瞬間。 這種溫度感迫使我們重新理解：歷史並非冰冷的制度機器，而是由無數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生活世界。 從史學史的角度看，這類親歷者回憶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同於官方檔案的單向度敘事，也區別於後來的宏觀性二手研究，而是在事件—結構—個體三重維度之間，提供了一種更具現場感和複雜性的歷史文本。 它讓我們看到決策形成的多層動力，也讓我們體會到政治運動中的人性困境與道德張力。它提醒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停留在結論或口號上，而必須回到歷史發生的現場，理解其中的猶疑、激情、衝突與抉擇。 最後，這本書讓我感受到一種沉重而複雜的情感。 許多親歷者在晚年回望那段歷史時，既沒有簡單地爲自己辯解，也沒有完全站在上帝視角俯瞰一切，而是努力還原當年的心境。 這種敘述中既有對理想主義激情的追憶，也有對政治風暴失控的反思，更多的是對個人命運無常的感慨。 在這些記憶中，一些細節尤其令人動容。比如，王光美在“文革”之後曾親自探望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得知她身體和生活境況艱難，便帶着家人去幫她安頓生活、整理家務，在她婚禮時帶着孩子們前去祝賀；劉少奇的女兒源源也曾在林彪之女生病、無人敢爲其治療簽字時，毅然簽下自己的名字，幫助其回京就醫。 這些細微而溫情的片段，使我們看到，在政治鬥爭的殘酷之外，那個時代的人仍然努力維護着一種基本的人際情義。 作爲讀者，我在這些記憶中感受到的，既有歷史的厚重，也有屬於那個時代人的理想、困惑與苦澀。 它讓我意識到：真正值得銘記的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維度的勝利或失敗，而是其中的激情、困惑、悲劇與希望交織在一起的全部經驗。 所以我想說，這本書最寶貴的價值，正在於它讓我們在宏大的政治敘事之外，重新看見歷史的細節、複雜性與人的溫度。 它提醒我們，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它既需要理性的分析，也需要情感的體察；既要尊重事實，也要理解其中的人的處境與道德困境。 只有在這樣的維度上，歷史纔不僅僅是結論，而會成爲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我們自己的途徑。

建國 30 年重大歷史節點 本書涵蓋了建國初期 30 年的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的口述歷史，是非常難得的，讓後代年輕人瞭解歷史的資料，每一篇文章回憶的事件都值得深入瞭解，難得的是“客觀平和”，本書主編是現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有權威性。教員是人不是神，人就有犯錯誤的時候，《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明確的表述。 書中對王光美的採訪，值得一讀，最後講到毛劉兩家後人的交往，我相信其真實性。我外公曾因爲右派被下放到山西挖煤，晚年平反離休後，我問過他是否對委屈有怨恨，老人很淡然，依然相信組織，認爲被冤屈是組織裏出了壞人，我1990 年出國時還給我寫封信，希望我將來一定回國建設國家。讀 8341 政委武建華的《詳憶粉碎“四人幫”的前前後後》看過程驚心動魄的同時，葉帥的講話也真是高明，“解決”四人幫”問題，是毛主席的遺願。”充分肯定華國鋒和汪東興的功績。客觀回顧 30 年的各個歷史節點，感嘆前輩們的不容易，如果我們是當事人，當代人應該如何抉擇，值得深思。 最近看漢朝歷史，劉邦和劉秀等開國帝王的特點是目標執着，不貪財，對手下的授勳和封賞不吝嗇，但對權柄異常敏感，因爲是血海中拼殺出來的，江山是多少人頭落地換來的，因此不容挑戰，有些紅線是不能觸碰的。 《漢書》記載，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漢書·霍光金日磾傳》的原文：“光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霍光二十餘年侍奉漢武帝期間，每次出入宮殿的進退位置都被值班官員暗中標記，結果發現其步伐軌跡精準到“不失尺寸”。有研究者補充，霍光甚至能保持衣袍下襬揚起的角度分毫不差，這種近乎機械的精準成爲他政治生存的重要策略。例如，漢武帝晚年因巫蠱之禍猜忌大臣，霍光憑藉這種滴水不漏的謹慎贏得信任。現代學者則將此視爲古代權臣自我保護的典型案例，認爲其行爲本質是通過絕對的可預測性消除帝王猜疑。 2025年#159

都說當代人不修當代史，但也有很多疑點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因爲這些疑點不搞清楚，不僅僅是影響歷史學科大發展的問題，更是重大政治問題。 或許我們再過五十年一百年，跳出當代人的視野，對現在的事件會有新的定論。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讀書報告 1.基本信息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副主任高永中主編，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15年4月1日出版。 曲青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長期從事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史黨建和民族宗教等問題的研究，曾擔任全國社科規劃課題評審組宗教組副組長，曾爲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體學習作過專題講解。參與和主持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參與和主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的修改和定稿工作，參與主編《中國改革開放全景錄》，主編《抗日戰爭回憶錄》。 高永中，全國黨建研究會副會長、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兼理論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在黨的組織部門和黨史部門工作三十多年。全國知名黨建黨史研究專家，長期從事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工作理論實踐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曾兩次爲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講解。 2. 基本內容 本書分爲各個具體專題，從講述人的第一人稱視角出發進行回憶敘述，其中既有與關乎中央決策層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重要人物的談話，也有對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的回顧。 本書篇目順序以文中主要講述事件的時間先後排序，可以主要分爲四個部分： 1949—1956：建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政協籌備、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 1956—1966：全面建設社會主義與探索：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經濟調整、外交突破等。 1966—1976：文化大革命：“四五”運動、林彪事件、周恩來逝世、粉碎“四人幫。 1976—1978：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起步：關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夜的思考。 3.學術問題 3.1 歷史唯物主義與方法論反思 該書變相論證了，在闡釋歷史人物與事件時如何避免道德說教，以免把政治問題歸結爲個人道德失誤。 可以從抗美援朝的這篇來理解：“彭德懷對當時國內同樣面臨很大困難考慮不夠，片面強調後方支援朝鮮前線不力，甚至激動地站起來拍桌子”，這句話一出，讀者的視線就跳出了抗美援朝的緊張局面，轉頭看見了當時全國上下的困難局面。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體現，擴展了思考角度，避免從片面上先入爲主指責當時的決議。 3.2 與傳統黨史研究的承接 本書延續了中央黨史系統“經驗總結—教訓反思”的敘事傳統，但不同的是由於口述史料特性，材料注入了當事人口吻，對過去“憶苦思甜”式敘述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補。 全書多處回溯“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的決策過程，通過多階層、多身份的視角進行描寫。因爲與記憶裏學到的印象不符，我花了大部分時間看有關“人民公社“的部分，也以書中梁志遠的《“大躍進”在安徽豪縣》這一篇爲例。 該篇不同於歷史學科要求的客觀學術用詞，該文本中使用“一哄而起”“亂箭齊發”“得不償失”等詞語形容，雖然形象，但主觀色彩濃厚，似乎有點不妥。不過從本書開頭寫的“回憶錄和口述史料正好可以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以其形象、生動、鮮活的特性，和文獻資料互爲補充、互動互證，展示歷史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讓人在歷史追思中感悟得失、昇華經驗”可以看出，本書是不可以直接作爲文獻資料使用的，而是應該結合文獻資料進行補充使用。 3.3對舊有觀點的更新與批駁 口述史方法讓研究者得以對“大躍進”決策鏈條進行微觀復原，質疑了過去側重路線鬥爭的解釋框架。反而是多記述了很多史料內容，把明確的數字擺了出來，比較直觀的讓讀者瞭解到那段歷史的殘酷。 5. 結尾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以1949—1978年間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爲主線，涵蓋建國初期政權建設、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等關鍵階段，本書以豐富的史料爲基礎，收錄了陳錦華、王立誠、閻明覆、鄧力羣、蘇維民、李雪峯等50餘老領導、老同志的回憶錄、口述歷史，展現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近三十年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始末，既呈現成就，也反思挫折。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和寶貴財富，爲黨史國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也爲廣大黨員、幹部、羣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看到很多以前沒聽說過的故事，值得花時間看的書。

口述史有很大的缺陷，口述者是當事人，容易避重就輕，美化自己，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覺者。很多口述者迎合當下，所以他們的口述並不客觀，真實的歷史反而被掩蓋。有些事只能當做一面之詞供參考，對本人不利的證據，他們不會提供的。

之前讀過紅軍長征口述史，遂對這一種書籍產生了印象，結果卻出乎意料的好。 好在，真實，當事人的口吻闡述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更讓人信服； 好在，成體系，時間演進和內部邏輯嚴密，上下關聯方便理解； 好在，補足了部分史實，讓宏觀敘事具備了微觀行動。 總之，對於讀者，這是一本值得認真看看，看看我們來時路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