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思遠
滿族經濟史論述了自周代至新中國成立止,滿族從氏族到部族再到部族聯盟,最後到民族的經濟史全程,重點關注了滿族人口遷移、生產方式、經濟制度及與其他民族之間經濟關係的變遷。
作爲滿洲族後裔,聽了這本書有些失落,不再多加評論。
比較客觀的對少數民族政權經濟活動的總結。不僅講清楚了女真滿州族,對大致同時期的蒙古、契丹也有很豐富的論述,史料考究、內容全面,十分細緻豐富,鴻篇鉅作了屬於。 從肅慎-女真-金-後金-滿清,完整地再現了滿族從氏族到部落聯盟到全國性政權的政治經濟發展軌跡。 滿族如何以幾十萬滿人爲基礎入主中原,從一個地處東北邊陲、較落後的民族一躍成爲統治民族,並奴役着數以億計的國內各族人民長達268年,他們的經濟基礎是什麼? 作者把滿族八旗稱爲“寄生性民族”,他們脫離生產勞動,“壯者皆兵”,有固定且優渥的糧餉,在經濟上成爲一個單純的消費民族,旗人有特權性經濟地位。 這種寄生性民族經濟建立在仰賴國家財政養活大部分滿族人口基礎上,殖民政權到了晚清,因鉅額戰爭賠款而陷於財政困境時,寄生性經濟也就走到了盡頭。 寄生性極強的旗人階級在國內外諸種矛盾中逐漸喪失了自救能力,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又不依靠人民力量,盤剝各族人民,充當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收款機,諂媚外國侵略者,以維護自身統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任何一種制度的滅亡都會給曾受惠於此種制度的社會階層帶來痛苦。在晚清八旗制度瓦解的過程中,受影響最大、痛苦最深的就是各旗所屬旗人,剝削所得日益減少,宗室貴族無法再仰食於皇權,部分人坐喫家產,沒落貴族苟延殘喘。 “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論述各個國民在經濟方面想了些什麼,要求了些什麼,發現了些什麼;他們做了些什麼努力,有了些什麼成就;以及他們爲什麼要努力,又爲什麼獲得成功。” 無論元這種少數民族政權,還是明這種漢人政權,官僚階級的本性註定了以農民反抗爲朝代更迭機制,明末李自成起義發揮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同樣的作用。在其中,民族作爲一種共同體,是人們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中產生了一致的利益,即民族利益,這種利益是不分階級、種族、性別、職業和文化教養的。 元末朱元璋發佈的《北伐檄文》,是從民族矛盾視角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口號。而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幾乎是元末《北伐檄文》的清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