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浪下的小學

一個“完美”的系統也是一件完美的兇器，因爲它殺人時，我們根本無法從中找出兇手。行兇不需要壞人，不需要惡意的決策者，甚至不需要明顯的失誤，它只需要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受害者會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張由無數“好人”織成的網絡，每個人都會真誠地道歉，每個人都可以表現出悲痛，但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說“這是我的錯”。 “作爲個人，他們不辭辛勞，勇於自我犧牲，如果沒有他們，本就令人絕望的情況會惡化數倍。可是，當面對自己的失敗時，就像大川小學那種，個體的熱情和同情心就被集體的本能扼殺——那是一種保護組織免遭外部攻擊的本能。面對無可辯駁的指責，個體縮成一團，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護傘下。”

一旦發生不幸，有些社會的第一反應就是掩蓋真相，對於這樣的社會而言，《巨浪下的小學》是發人深省的一堂課。今年你再也不會讀到比這本書更好的非虛構故事。——《經濟學人》 6年追蹤，緣起爲何？ 如果你不知道東日本大地震（也稱爲“3.11地震”），那你一定還記得福島核泄漏事件，沒錯，就是這場地震引發的。 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東北部太平洋海域發生里氏9.0級地震，這次強震使日本本州島向東移動大約3.6米，地軸移動25厘米，使地球自轉加快1.6微秒。 而在這場災難中，地震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由地震引發的海嘯，據悉，海浪高達23米，這場海嘯，帶走了1.8萬人的生命。而在遇難的1.8萬人中，只有75個孩子是在有老師照顧的情況下仍不幸遇難，而其中74個來自大川小學。 理查德·勞埃德·帕裏，作爲一名駐外記者，他負責報道海嘯後的日本。災難中每一個人的死都是一個悲劇，在這衆多悲劇裏，只有大川小學讓他又回去了一次，並且展開了長達了6年的追蹤，探索悲劇背後的真相，而這也爲我們揭開了表象下的另一層日本社會。《巨浪下的小學》這部非虛構文學作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51分鐘，如果災難可以避免 日本列島地處四大板塊交界處（亞歐大陸板塊、北美洲板塊、太平洋板塊和菲律賓板塊），特殊的地勢讓日本境內火山和地震十分活躍，而四面環海這一特點，使得地震後引發的海嘯成爲日本又一大災難，英語中海嘯（Tsunami）一詞就源於日語。 對於日本人來說，遇到地震就像我們遇到陰天下雨一樣平常，所以爲了生存，他們有各種各樣的防震抗災措施，對於普通人來說，上班第一天企業會給員工發地震急救包，家中、學校都配有安全帽等急救物品，防震、防海嘯演練從幼兒園就已經開始了；從大環境看，日本中高層建築一般能到8.0級以上的抗震水平，健全的監測預警系統，1分鐘反饋地震情況，10分鐘做出應急預案…… 在日本，最安全的抗震避難所就是學校，這是常識。所以，很多時候，待在學校裏比家裏更安全。 “3.11地震”發生在下午2：46，學校的鐘停在了3：37，那是大水淹沒教學樓，導致電力中斷的時候。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間這51分鐘裏，大川小學的孩子完全有足夠的時間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他們有可以乘坐45人的校車，有2條通往後山的路，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爬到海平面以上數百英尺的地方，躲過這次海嘯。 顯然，他們並沒有這樣做。 23個家庭，真相重要嗎 海嘯來臨前，大川小學究竟經歷了什麼？孩子們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是我們都關心的一個問題，然而對於失去孩子的家長來說，只有23位孩子家長在爲找出真相而努力，更多的人覺得那是一種妨礙，甚至會造成社交尷尬。 日本人崇尚堅忍，這或許是不穩定的環境造就的性格。 對於一個長期遭受地震困擾的國家來說，災難發生後，僅僅靠外部援助，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於是，人們之間的自助互助變得尤爲重要，在《巨浪下的小學》一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在海嘯到達的最高處，有人發現一個蜜橘和一帶夾心餅乾，孩子把它們分着喫了。”這句話在整本書中只是一筆帶過，可當時山上有3個孩子，1條狗和十幾個倖存者，他們在飄着大雪的寒夜裏度過了一夜，甚至還有人凍死在這夜裏，可人們還是把唯一的食物留給了孩子，即便那是陌生人家的孩子。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很和諧的，但也是這種和諧讓他們抵制抗爭，在日本的鄉村社會，人們普遍認爲，如果你說得太多或者做了任何有爭議的事，那麼當局就不會關照你，而且抗爭是不道德的，甚至還有些暴力，他們害怕周圍人異樣的眼光和漸行漸遠的疏離。 這種態度，真是讓人匪夷所思，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國家，羣衆會站在一起去尋求一個結果。就像最近的“高以翔先生在錄製綜藝節目時猝死”這件事，全網都在聲討浙江衛視，要求還原事實真相併道歉，因爲我們需要知道，一件本可以避免的事情爲何發生，我們也想用這種方式去爭取更多的權益，讓所有人重視起“安全責任重於泰山”這個事實。 7年，就等一個結果 在大川小學這件事中，遠藤純二，作爲海嘯中唯一倖存的老師，真切地知道事情的始末，但是他沒有說出實情，他描述自己如何奮勇從海嘯中逃生時，被人一句“我救他時，他的衣服是乾淨的”全部推翻。 柏葉照幸，大川小學的校長，災難發生時他恰好沒來上班，但是作爲校長，他參與編寫了學校的應急手冊，而應急手冊並沒有完美寫出應急方案，可是他拒絕承認是他的過失導致的這場災難。 然而事情總會有一個真相，時間會調查清楚一切。通過提前離開學校的孩子的講述和願意說明情況的險中逃生孩子的陳述，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海嘯發生時，是副校長石坂俊哉主持大局，作爲一個沒有海嘯經歷的人，他或許不知道要如何逃生，他只是照着學校的應急手冊所寫，主要疏散點學校操場，第二疏散點學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園，於是他帶領着孩子們去了交通島，而交通島就是海嘯來臨的方向。 就這樣，原本可以存活下來的孩子，卻被老師拉着手迎面走向了地獄。 這件事情究竟是誰之過呢？當時有11個教職工在場，他們當然知道對於海嘯來說，高出纔是安全的，而且當時有孩子提議老師，要向山上跑。可是爲何最終所有人都沒這麼做呢？ 說到底，還是日本人骨子裏的隱忍，他們害怕承擔責任，因爲往山上走，還面臨着山體滑坡的危險，而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責任，所以他們選擇了按照手冊上說的去做。 那23個孩子的家長從2011年災難發生後就開始要求真相；2014年，在“3.11”週年紀念前一天，23個家庭向地方法院起訴了政府翫忽職守；2016年10月，法院作出判決，家長們獲得1100萬英鎊的賠償；幾天後，被告提出上訴，原告也以上訴回應；2018年，二審判決多賠償1000萬日元。 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 一場長達6年的追蹤報道，23個孩子家長7年的不間斷申訴，在這場悲劇中，海嘯不是最可怕的。紫桃佐代美，作爲申訴家長代表之一，她這樣描述： “孩子被看不見的怪物謀殺了，”紫桃佐代美說，“我們向它發泄憤怒，可是它沒有任何反應。它就好像一團黑影，沒有人類的溫暖。”她繼續說，“海嘯是個看得見的怪物。可是，看不見的怪物將永遠存在。” 我不禁問：“看不見的怪物是什麼？” “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麼，”佐代美答道，“它是隻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獨有的，隱藏在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的驕傲中。” 在今年3月11號，日本3.11地震8週年紀念之際，依然有2533人下落不明，5.2萬人疏散在外。其實，在這衆多悲劇裏面，大川小學不過是其中一個被發現了而又恰巧被寫出來的縮影而已，而這一個縮影，又能給日本社會帶來多少改變呢？

第一次聽說海嘯好像就是智利海嘯，因爲這是有記憶以來能直觀感受海嘯威力與可怕的年歲。爾後，應該就是行文所述的海嘯，因爲它不那麼經常，導致人忘記它的可怕，以致它來臨時，才又一次感受天災巨怪的吞噬性。 細細讀來你會發現，無論一個社會在外界看來多麼井然有序、有章有法，它仍舊存在認知不足、經驗匱乏、應對失度與考慮不周等問題。海嘯的小概率、手冊的模糊不夠細緻與以及既往經驗，讓大川成了重災區，說實話，特別無奈不是嗎？但凡有一個合力被打破，也許結局都不那麼慘痛，但哪裏輪得到「也許」發力。 災害發生後，政府的逃避、生還老師的粉飾、其餘人對於失去孩子家庭的指摘與詰問，有一種歷史輪迴感。我們誰能保證在大型天災前永遠可以做出正確的抉擇？天災已然讓人身處困境，可即便如此，痛苦仍在被比較，失去親人的家庭要比誰失去的多、失去的慘。災後，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作爲團體問責政府，實際上也是作者期許的一種屬於日本社會的改進吧。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生物，是未受災害的羣體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會輕易的下結論與指責，是受災害的羣體時他們中的一部分會比較誰更慘。災後對於政府的態度亦截然不同，有的激進想要快速的根本改變，有的溫和期盼政府後續支持，制度恰恰在人的各方較量裏一再探底。所以，我當然懂作者對於日本社會的抨擊，他無法懂爲什麼總是對政府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妥協。只不過，我在他的行文裏看到改變，希望這種改變在任何妥協爲主的文化裏都有，也希望百姓更多關注政治，只有關注纔會留意制度是否有不合時宜與缺陷，纔可能對制度進行改進與完善。「如何在肯定生命與接受不可避免的死亡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坦然面對死亡？如何活在死亡的統治下，卻又不屈服於它的淫威？」，我想，任何國度的爲政者都要謹記，國家之所以成立是民讓渡了權力，這個讓渡基於信任，千萬不要毀壞信譽，民心亂則國無安。願人間安好，願汲取教訓，願山河無恙。 PS：「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9.0級特大地震，引發巨大海嘯與核泄漏，是日本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嚴峻災難。 這場大地震致使1.8萬人遇難，只有75個孩子在老師的看護下仍不幸身亡，但其中竟有74個孩子就讀於同一所學校——大川小學。爲什麼在全境其他學校都獲救的情況下，只有這個學校沒有幸免於難？悲劇本可以避免，但僅因微不足道的疏漏，84名師生葬身於巨浪之下，嚴密的系統和秩序成爲吞噬生命的怪獸。 英國記者帕裏花費6年追蹤調查，還原這場令人心碎的災難全過程，挖掘出日本秩序井然表象下暗藏的致命缺陷——海嘯並不是問題所在，日本本身就是問題。」

在日本生活了幾年，經歷過無數次小地震。從第一次經歷時驚嚇到鑽去桌子底下，到現在無比淡定，地震來時該喫就喫、該睡就睡。淡定除了因爲習慣了，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的建築幾乎都是抗8級地震的，相對比較放心。除此之外，日本的防災預警工作也做得很好，大一點的地震、颱風、暴雨等來臨前夕各個電視臺都會播報相關信息，手機也會收到避難警報，每個區域也有指定的避難場所。總的來說，日本的防災工作真的做的很贊，這樣一個多自然災害的島國，損失能控制到極小的程度，真的很讓人佩服。然而這本書卻寫了一個反例。 這本書是以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近年來日本最大的地震爲背景而寫的紀實文學作品。經歷過那場地震的人告訴我，當年遇難的人基本上沒有因爲地震本身而死的，而是因爲地震引起的海嘯。這本書關注的大川小學，在當年的災難中，一大半學生和老師都因海嘯而遇難了。作者通過採訪事件相關的各方，試圖還原了災難發生時的真相。 這本是一場有可能可以避免的死亡。很多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在海嘯發生前，都可以想到並提議，在高一點的山坡避難會更安全。然而，學校的避難守則沒有明確寫清海嘯時的避難方案，“海嘯”二字只出現在地震避難方案的補充括號中一帶而過，學校負責人遵循了守則上關於地震的避難場所——空地，錯失了最佳逃離時間，釀成了悲劇。 日本人非常遵守各種各樣的規則，好處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十分有秩序，給人一種素質很高的感覺。然而，太遵守規則是把雙刃劍，它會使人不會變通、會使人怕擔不完全遵守規則的責任。這本書中，用海嘯中幾乎全部喪命的大川小學師生的鮮血，影射了日本國民性格中的缺點。 這本書題材很棒，美中不足的就是車軲轆話太多，越讀閱讀體驗越低。

感覺一般的最大原因是這場災難敘事裏充斥着無處不在的他者視角，比如來自東亞文化的凝視，日本在這場311海嘯災難裏，大川小學有74個孩子和10位老師不幸遇難最終被海嘯吞沒，只是從一些聽來的情況，作者就認爲日本的集體無意識，日本的羣體盲從，以及他們的腦回路習慣了被上層設計此等種種集體文化意識起了負面作用，進而認爲災難暴露了日本防災體系的僵化，校長教師均“恪盡職守”執行既定流程，卻因缺乏靈活決策導致致命延誤，也想到北川汶川地震，但感覺這種從衆性更多是面對災難時候人的一個正常應激反應吧，難道崇尚個人自由主義的英國就不會是這樣嗎？作者身爲英國人，應該拿出自己文化系統裏的災難事件對比說說，這才讓人更有說服力，這樣說當然也不是徹底否定作者的認可，但集體盲從性相對於災難來說，我只是覺得體現的合情合理，畢竟這種級別的災難來臨，人都傻了，都會僵硬，我們沒辦法把個人想象的全能全是，只能說平時還是需要這種相關的災難應援訓練，以提高應對能力 但作者反而開始對東亞文化的批判反思，感覺東亞的忍耐文化可能壓抑求助本能，應鼓勵人們表達恐懼並尋求幫助，我看到這段真的感覺生硬的強塞一些意識形態的理解，沒有一點基本的人性恢復思考，總是苛求災難裏的人需要做更多，總是苛求災難裏的人這不行那不行，最後上升到整個災難背後的國族身份，國族文化批判，這裏其實有很強的他者凝視成分在裏面，因爲作者自己本身沒經歷過這種災難，也不是當事人的心情和文化社會緯度裏，只是從災難的後果裏用自己自以爲是的理解去理解，再比如災後家長搜救孩子，作者感嘆孩子纔是家庭的基石，我去，好萊塢哪個災難片不是這樣的，難道這也是東亞家庭的特殊性嗎？ 客觀來講，災害認知的自然與社會兩種維度是並存的，不可否認，作者還是在這場災難裏察覺到部分日本官僚主義作祟，但是，當災害歸位於自然之維與社會場域之中時，其實蘊含着與各種話語資源結合的可能，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化習慣和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在評價，我覺得對災難的發生處理有個非常詳細的書寫，有個對比的書寫之後，纔能有一種判斷，而這種判斷也始終是有限的，這其實也是對我們災難的敬畏以及對逝去生命的尊重表現

Cathy Qin-200131:《巨浪下的小學 》-理查德·勞埃德·帕裏 FY-R-2-60:災難中，死去的每一個人，都是悲劇…如果災難可以避免，時間最終會還原，所有事情的真相… 我用我的痛苦贏得的這肉身，用我的乳汁餵養的這隕星… 這使我心房的血液停滯，或把一股寒意刺入我骨髓中…使我的頭髮豎起的愛是什麼？… 2011年3月11日，兩場災難降臨在日本東北部… 第二場災難發生在晚上，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反應堆熔燬，緊接着其冷卻系統也出現問題… 隨着三個核反應堆爆炸而泄漏出來的放射性沉降物瀰漫整個郊野，20多萬人因此離鄉背井… 但幸好疏散及時，無人因輻射死亡…現在還無法確定福島核爆炸的長期影響，或許永遠也無從知曉… 引發核災難的地震和海嘯，則對人類生活造成了更直接的影響… 海水退去後，已有超過1.8萬人被碾碎、葬身火海或淹死… 這是自1945年長崎原子彈爆炸後，日本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災難… 這本書講述的，是第一場災難，海嘯的故事… 日本的“311地震”，引發的海嘯還有核電站危機… 一共讓50多萬人的家成了廢墟，1.8萬人遇難，很多屍體甚至被海水席捲着消失… 這其中，還有一組數據，特別奇怪… 在老師照看下，依然遇難的孩子，一共有75個，其中74個竟然，來自同一所學校… 印象裏，日本學校的災難，防護意識一直都很強… 爲什麼，這所學校的，死亡率這麼高？… 這本書，還原了，事情的真相… 原來是防災手冊上，只寫了發生地震時，老師們應該把孩子，帶到指定的“避難場所”… 但老師只是機械地遵照手冊，沒有考慮實際情況，帶着孩子們迎着海嘯而去… 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本書的揭露，比《菊與刀》更深刻…

看的見的，看不見的，彙集在一起。生命的失去，逝者與生者的纏續，求證於事實，寄託於神明，以訴說，以文字。作者告訴我們，面對災難，繼續做好自己工作的竅門在於“……收起同情心，不要把每個人的悲劇當成是自己的悲劇……”，然而，人類的感性總是大於理性。 尊重傳統與規則，使得日本這個島國在面臨天災人禍的時候，恢復力驚人；但是同樣的原因，傳統和規則帶來的壓力和凝滯，深切的影響日本國民的思想，帶來更多的負面效應。 中國社會和日本社會的相似之處值得深思，或者更值得我們自查和反思。

被亡魂拖進淤泥！窺見巨浪下的人心 ☞ 2011年3月11日晚，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反應堆熔燬，隨後核反應堆發生爆炸，放射性物質泄漏，這最終導致20多萬人背井離鄉，但無人因核輻射直接死亡。 而引發核災難的是當天下午發生的地震和海嘯。由於不像核輻射、核廢料那樣有着覆蓋大半個地球的影響，這場對日本本國居民造成巨大傷害的災難幾乎不爲國人所知。 事實上，它導致了18000人的死亡，僅次於當年在長崎原子彈之殤。 書📖中選取了這18000人中的一個小小縮影：一所叫大川的小學，在海嘯中有74名學校喪生。而這所農村小學，學生總人數不過108人而已，當天在學校的學生78人，僅有4人倖存；當天在學校的老師10人，也僅有1人活了下來。 他們不是死於豆腐渣工程的坍塌，不是死於倉促間的避無可避。 他們死於天災，但另一層意義上，他們更死於人禍...... 🍵🍵 ☞ 【靈媒，靈異，鬼魂，薩滿......竟然出現在一部記實作品裏，我們找不出依據去解釋，但是那是對亡靈的思念，如書中✍🏻——他們之間有着強烈的眷念，死者眷念生者，生者懷念死者，自然會出現鬼魂.......】 這本《巨浪下的小學》讓我們看到，即便在這樣完美的粉飾之下，依然有人勇敢抗爭，不斷撕扯着掩蓋真相遮羞布....... 只是贏了，賠償了，他們的親人再也回不來了......

距離海嘯來臨還有7分鐘，空氣中已經充滿令人不安的氣息。日本東北部石卷市宮城縣大川小學，兩個六年級的孩子佐藤雄樹和今野大輔正在央告老師： “老師，我們到山上去吧。” “我們應該爬到山上去，老師。 “如果我們待在這兒，可能會死掉！” 班主任佐佐木希是一位溫和守序的好老師，他聽到學生的央求，把他們叫回隊伍站好，並且不准他們再說話。浮津天音的媽媽來學校接孩子，拽着他的胳膊告訴他海嘯正在襲來，有20英尺高。他只是說：“冷靜，太太。” 在學校避難的老人們依據祖先世代生活於此的經驗，判定不可能有海嘯。副校長石坂站在操場上迷惑不解地看着應急手冊上的兩行字：發生海嘯時的二次疏散地點：學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園等。最終，他指示老師帶領孩子們往巨浪襲來方向上的交通島走去。即使在學校背後，就有一座只需5分鐘就可以爬上去的高於海平面的山丘。 黑水堆起的大山全力奔湧，頃刻間吞沒天地。巨浪之下，大川小學74名學生和10名老師全部遇難。早上出門前對媽媽說着“我出門了”的孩子，期待着生日禮物的孩子，盡數被海水洗去。 根據本書作者理查德·勞埃德·帕裏所說，如果你將要面對大地震，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幾十年的技術實驗爲這個國家造就了世界上最抗震、監管最嚴格的建築，這其中最安全的避難所就是學校。可是，在2011年3月11的這場地震中，大川小學的孩子們卻在有老師在場的情況下仍被地震引發的海嘯吞沒。2016年10月26日，遇難小學生的爸爸媽媽們舉着橫幅和孩子們的照片走進法庭，再次狀告石卷市和宮城縣政府，橫幅上寫着：“我們明明照老師說的做了。” ❓罪魁禍首是誰？——看不見的怪物和日本政府的無形之網。 本書作者旅居日本多年，又用六年時間追蹤大川小學事件。他洞察到，在這場災難中，海嘯是看得見的怪物，而對系統的信心、對集體的服從、對錶面秩序的追求，則是看不見的怪物，它被那些絕不會說對不起的人滋養，它隱藏在權威人士冷淡無情的官腔中。普通人提出建議屢屢碰壁，老師們作爲個體的判斷力被維護集體的本能扼殺，校長、官員善於爲發生的事情表達悲傷，卻不肯承認系統性制度的過失。如果孩子的聲音能被聽到？他們是不是能夠回家？ ❓災後情況如何？——堅忍的人和反抗的人都成了異類。 災難過後，家長們分爲兩類。平塚直美考取了挖掘機證，她在黑乎乎的淤泥裏操縱着黃色的挖掘機動臂，一遍一遍挖尋孩子小晴的屍體。以紫桃佐代美爲代表的遇難者家屬聯合起來，狀告教育委員會。前者被公公視作失職的主婦，認爲她不應該爲了一個孩子而棄大家庭於不顧。後者被安於順從的鄉民視爲異類，不懂他們爲何要創造與政府的衝突。而他們則在不停詰問自己：孩子還埋在這堆爛泥裏，父母又怎能休息？ ❓真相有什麼意義？——巨浪之下，最可怕的是寂靜無聲。 人們通過努力而積攢起的財產已成瓦礫，孩子們的生命已經逝去，當你手裏握着真相時，你又要拿來做些什麼呢？真相有什麼意義？這是作者和那些孩子的家長們一直面對的問題。我們很容易就能用最煽情的語言來描述海嘯的悲劇，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與當事者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無論如何書寫、如何閱讀，都顯得無力。但是，當生活在舒適之網的人們忘記了隱患的存在，當自然災害、制度缺陷、人性弱點仍然存在，這就不僅是一次災難的問題，而是事關未來，悲劇千萬不要再重演。 三途川河水奔流，逝去的永遠逝去。但正如災難來臨時最可怕的是寂靜，反思的聲音不應該沉寂下去。這就是我們瞭解真相的意義。

一場突如其來的海嘯，吞沒了大川小學74個孩子，於是就有了這本書。這是一部很能打動人的作品。前期對災難的描述，讓我想到86年的切爾諾貝利、04年的印尼海嘯。美麗的大自然，轉眼也能變成吞沒人類的地獄。不管天災還是人禍，人們的悲痛都是同樣的。但作者的描述不僅於此，也包括了之後的一系列事件:日復一日地尋找遺體、對政府和學校的追責、政府的推脫、人們的堅忍、以及與鬼魂的溝通等。通過這件悲劇，日本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都浮現了出來，這些是比海嘯更可怕的事件:它會讓同樣的悲劇一再發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人類都是命運的共同體。但我想，並不僅侷限在日本這一個國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