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增訂本）

貧瘠的時代，火熱的歲月！“一些被埋沒多年的人物在事隔20餘年後，第一次鋪展在人們眼前，引起讀者的興趣。而在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之間，也引起一些“興奮”，彼此相告，“在報紙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於是，他們找報紙來讀。” 致敬🫡那些爲共和國經濟發展和改革事業做出貢獻的人們！

多麼火熱的八十年代！他們（本書裏提到的各路英雄）是在前面開山闢路的大哥大姐們，我們是尾隨他們的小夥伴。我們一起經歷了那火熱的歲月，那是一個日新月異，目不暇接的年代！ 八十年代，我們有理想，有情懷，意氣風發；我們伴隨着祖國的騰飛而成長。我們親身經歷了包產到戶、承包制、股份制，見證了深圳發展銀行第一個上市股票公司…… 八十年代註定成爲中國歷史光彩奪目的篇章。它是自由的、發展的，朝氣蓬勃的、是奮發向上的！“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

歷史很多時間都是可以看到當下的結果，而對於未來反而是不確定。很多經濟體的發展總是要面臨着若干危機，只是解決的方案存在着重要的差別，不同解決的方式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結果，而且週期性總是存在着，如何來根據時間來解決經濟問題，還是充滿了挑戰，很多國家就是在危機面前沒有扛過去，而發生了更多的社會動盪，甚至發生了混亂，其實如同發展需要時間，解決社會問題也是需要時間，儘管時間是良藥，但是也是苦口，經歷其中大部分都是非常不願意的過程。當然從當下回顧四十年前的決策，無論正確與否，都是產生了當下的影響，其實對於很多事情認識不夠完全，也就會產生了若干無知者無畏，對於很多問題解決方式也算是摸着石頭過河的狀態，非常類似小平同志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實踐是不是被設計出來的狀態，如此思考八十年代，還是稍微有些瘋狂的狀態。

《八〇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增訂本）全書概況（原文完整保留+量化指標+板塊拓展參考書目） 柳紅著，理想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增訂本出版，全書536頁，45萬字，定價79元。本書由專欄訪談、口述回憶、事件紀實彙編而成，時間覆蓋1978‑1991，聚焦八十年代三代經濟學人羣體，記錄經濟學家參與改革決策、政策研討、實地調研的全過程；增訂本新增朱嘉明序言，補入莫干山會議再反思、杜潤生、馬洪、五道口研究生教育專題篇目，大量素材來自當事人訪談、未公開書信、會議記錄，區別於純理論著作，屬於改革羣體的紀實史料集。 成書時代背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起步階段，舊理論框架不足以解釋現實，農村改革先行，城市改革逐步啓動；一批經濟學人直接介入政策研討、方案起草，在思想交鋒、實地調研、國際借鑑之中探索中國改革路徑，北京三里河、月壇北小街、皇城根9號院爲核心活動空間，形成跨機構、跨代際的政策研究網絡。全書以三代經濟學人爲人物主線，串聯重大會議、政策爭論、調研實踐，把理論爭論和現實改革實踐相互對照。 第一部分：第一代經濟學人（20世紀20年代前出生，建國前參與革命與經濟工作） 代表人物薛暮橋、杜潤生、馬洪等，他們脫胎於革命實踐，立足現實經驗，推動突破傳統計劃經濟教條，爲改革打開理論口子，重點覆蓋農村改革、早期計劃體制鬆動、外資引進議題。 薛暮橋提出把計劃經濟的“漏洞”變成市場的“大門”；杜潤生主導農村包產到戶調研論證；馬洪兼顧工業、外資、商品經濟理論論證，推動體制內思想解放，爲後續城市改革打下基礎。 量化與史實指標： - 1978‑1984年，杜潤生領導的農村發展組累計赴全國24個省份開展田野調研，形成調研報告77份，很多報告直接送達中央決策層； - 1982‑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起草過程中，發展組提供基層調研素材佔比超過60%； - 1979‑1984全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覆蓋率由0.2%提升至97%，第一代經濟學人大量參與政策論證； - 1979年全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度僅8000萬美元，圍繞“利用外資，還是被外資利用”的大爭論，成爲八十年代對外開放理論起點。 拓展參考書目： 《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薛暮橋回憶錄》、《1978‑1984農村改革檔案選編》、《新中國利用外資史料彙編》 第二部分：第二代經濟學人（1920‑1940年出生，承上啓下，城市改革理論核心） 代表劉國光、董輔礽、高尚全、吳敬璉、趙人偉。一部分受過民國時期現代經濟學訓練，一部分成長於蘇聯範式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後引入東歐改革理論、西方現代經濟學，深度參與體改委，主持改革方案設計，討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雙重模式、中期改革規劃、通貨膨脹治理。書中記錄體改委作爲改革中樞運行實況，記錄赴南斯拉夫、匈牙利體制考察，布魯斯、奧塔·錫克、科爾奈來華講學，頤和園講習班，巴山輪會議等關鍵事件，以及《經濟研究》刊物的思想轉型。 量化與史實指標： -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高尚全等20餘位經濟學家參與座談會，推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念進入中央決議； - 1985巴山輪會議，中外正式代表32人，國內參會經濟學家17位，會議形成的宏觀調控思路，直接影響八十年代中後期反通脹政策； - 1987‑1988“三五八中期改革綱要”，劉國光課題組提出穩中求進改革方案，劃分3年、5年、8年改革時序，共8個子課題，產出內部研究報告21份，反對通脹環境下價格闖關單兵突進 ； - 1988年全國CPI同比漲幅18.8%，搶購風潮爆發，學界分化爲“激進價格改革派”與“穩中求進穩健派”兩大路徑； - 八十年代社科院經濟所派出第一批海外訪問學者，累計派出41人次，搭建中外經濟學交流通道。 拓展參考書目： 《劉國光文集》、《董輔礽經濟文選》、《巴山輪會議記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期規劃研究（1988）》、《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研究》 第三部分：第三代經濟學人（1940‑1960出生，中青年羣體，會議與政策新銳力量） 以五道口（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莫干山會議、天津會議爲核心場景，這批學者大多30歲上下，把基層實踐轉化爲政策建議。書中重點記述1984莫干山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天津騰飛構想討論會，西部發展研討，《中青年經濟論壇》辦刊歷程，突出羣體協作、跨地域網絡的力量。增訂本補充專題《輝煌，但是不可持續——解讀“五道口”現象》。 量化與史實指標： - 1984莫干山會議，正式參會代表124人，來自全國28個省市，提交論文1300餘篇，篩選會上交流53篇；會議形成價格雙軌制核心政策建議，上報中央，直接進入改革實操層面； - 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五道口），1981‑1990累計招生426人，大量畢業生進入央行、體改委、金融機構、政策研究部門，八十年代金融改革的人才供給來源； - 《中青年經濟論壇》刊物，1985‑1989刊發中青年學者論文合計417篇，成爲改革新銳觀點重要發表陣地； - 莫干山會議代表當中，有基層調研經歷者佔比72%，大量觀點來自縣、市實地調研，而非純書齋推演。 拓展參考書目： 《莫干山會議三十週年文集》、《五道口往事》、《八十年代中青年改革思想文選》、《雙軌制改革史料研究》 第四部分：改革爭論的核心議題（全書貫穿，對應你研讀的上海、阜新改革案例） 本部分分散於全書各章節，覆蓋八十年代全部核心命題，也是理解九十年代房改、國企改革、鄉鎮企業政策的思想源頭。 1. 國企改革方向：承包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擴大企業自主權，爭論是放權讓利，還是整體體制重構；八十年代末地方國企虧損面上升，已經出現後來上海、阜新遇到老國企困境的早期討論。 量化指標：1978‑1988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虧損面由22%上升至26.4%，承包制推行企業佔比1987年達到83%。 2. 價格改革路徑爭論：一步到位激進闖關，還是雙軌制漸進過渡；雙軌制帶來的尋租、通脹風險，八十年代中後期已經被學界充分討論。 量化指標：1985‑1988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價差最高達到2‑3倍。 3. 住房與社會保障早期理論探索：書中記錄八十年代中期學界已經開始討論住房商品化、社會保障社會化，不再完全由企業包攬，是後續上海房改、阜新房改改革的理論預演；八十年代住房調研樣本覆蓋全國13個大中城市。 4. 鄉鎮企業評價：一部分學者高度肯定鄉鎮企業增量突破，一部分指出產權模糊、地方行政干預帶來的潛在風險，和阜新談話“不能行政下指標辦鄉鎮企業”形成思想上的前後接續。 量化指標：1978‑1988鄉鎮企業總收入增長11.8倍。 5. 中央‑地方財政關係：財政包乾制利弊，地方積極性與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之間的權衡。 拓展參考書目： 《中國價格改革史料》、《八十年代社會保障改革思想研究》、《鄉鎮企業的制度分析》、《財政包乾制研究》 第五部分：學術共同體、制度環境與知識分子生態 記述八十年代經濟學界的運行模式：會議研討、內部調研報告、高層內參、國際學者交流，沒有商業化資本介入，學者直接對接決策；同時記錄理論爭論之中的思想張力、時代侷限。書中描寫《經濟研究》等刊物轉型，講習班、海外講學、訪問學者項目如何重塑國內經濟學認知。 量化指標： - 1979‑1989，國內召開全國性改革專題研討會合計117次，大量政策雛形誕生於非正式會議； - 八十年代經濟學類內參、調研報告每年產出約2000份，相當一部分不對外公開發表； - 1978‑1989國內翻譯引進國外經濟學著作累計620部。 拓展參考書目： 《中國經濟學的轉型1978‑1990》、《改革時代的知識分子》、《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史料》 本書史料特點與侷限（保留原文邏輯，補充量化對比，關聯你正在研讀的改革文本） 全書以當事人訪談、回憶、會議紀實爲主，屬於口述紀實類改革史，大量保留現場的爭論細節、人際網絡，能夠復原政策觀點從學術討論走向中央決策的完整鏈條，適合對照閱讀《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1991阜新調研談話，可以看到：九十年代落地的房改、國企改革、鄉鎮企業政策，很多理論雛形來自八十年代這批經濟學人的研討。 本書的視角以北京體制內研究機構、學院派經濟學家爲主，更多記錄思想與政策方案生成，對基層工廠、礦區一線工人、縣級地方官員視角的記錄相對不足；書中人物大多屬於改革建言者羣體，較少記錄改革落地之後，地方執行層面產生的變形、財政壓力、民生代價。 量化對照：八十年代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1988年爲1747元，上海職工工資高於全國均值約42%，而遼寧礦區職工工資低於全國均值約16%，八十年代經濟學人很多改革方案，是基於大城市樣本推演，對於資源型老工業基地的適配問題，在八十年代並沒有完整展開，這也是後來阜新這類城市改革困境的思想源頭。 全書綜合拓展參考書目： 《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八十年代中國改革思想文選》、《老工業基地改革前期研究資料彙編》。

感謝那個火熱的年代，就如同人的青春時代，雖然不完美，但卻懷揣夢想充滿希望飽含深情富有熱情，跌跌撞撞卻始終全力以赴向前探索，終於還是滿腳泥濘的甚至是夾雜着血污的走出了一條復興之路！

我不知道大傢伙讀到本書最後一節《組合的力量》的最後一個字後，看到參考文獻時，是什麼感覺。我的感覺是：“這就沒了？！”總有一種意猶未盡的不捨之情。捨不得放下，捨不得1980年代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歲月戛然而止，捨不得那篇篇精彩至極的故事還未看夠就急匆匆地過去。 這是一本講述1980年代三代經濟學人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巨浪滔天中度過的一段段傳奇故事，聚焦老中青三代經濟學人在改開中對信仰的執着追求，對國家與人民的無私忠誠，對真理的無畏堅守，而最終匯聚成一個最爲樸素的理想：爲國家、爲人民、爲事業無怨無悔奉獻終生。 本書作者柳紅老師寫作初衷是：把那些被埋沒的，發掘出來；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來；把那些被歪曲的，糾正過來。 正如柳老師所言，寫史不容易，寫當代史更不容易，而寫對今天還有直接影響，與明天還有聯繫的當代史就更難了。 感謝柳紅老師！強烈推薦！

知曉柳紅的名字是聽一款播客節目對她的採訪，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士爲什麼要讀博？不安享晚年而選擇喫苦，她說的明白：學習知識，每天和自己感興趣的題目相伴，這就是目的。訪談中得知改變她人生軌跡的重大事件是失去唯一的愛子，一個身患重疾卻樂天活潑的少年。柳女士身上散發出的勝於許多年輕人的勃勃活力令人印象深刻，遂找來她的書來讀，才知道她曾經身處改開中樞部門的工作經歷以及從報刊專欄開始的傳記寫作是一段怎樣可遇不可求的傳奇。這本書記錄的人和事繁複龐雜，就像作者在後記裏說的，很多是搶救性速記，需要有人繼續完善整理，提升這本書的史學價值。書的再版後記寫於維也納，想必是她重新開始求學之旅的時候。期待博士論文早日出版，相信以她的學識見識，一定能寫出非同凡響的思想集大成之作。 時下內卷愈演愈烈，大家懷念八十年代，讀推薦文便可看出，年輕一代對那個火紅年代的溢美之詞其實表達的是對當下壓抑情感的一種宣泄。如果說這本書記錄的是一般人很難知曉的高層內部消息——改開開荒期經濟學人羣體機緣巧合成了國家決策機構中的智囊高參，如書中的工經所，五道口人行金融學院雖都在同時期本人活動範圍五公里之內，但本人卻對那裏發生過的重大事件一無所知——那麼，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則是草根視角的社會觀察，這兩本書結合起來讀，才能在頭腦中勾勒出那個火紅年代的豐滿畫像。 並且應注意到這兩本書相似的出發點，都屬於作者個人興趣驅動的傾情之作，沒有學究氣的功名利祿追求，更沒有國家機構的科研經費支持。爲什麼政府主導的重大科研課題不能生產出這樣的作品？這本書記錄的改革闖關，實際上是政府不該也不能包辦經濟活動的理論建構過程，然而所謂“深水區”，按馬哲分類的上層建築是否也不該不能被政府包辦？八十年代以來的艱苦行軍已告停止，接下來…。 讀過本書之後，作爲關心國族命運的每個讀者都該期待，作者在她未來的新作中揭示出改開下半場“該向何處去”的新答案。

《讀後感》 一氣呵成讀完，難掩感慨萬端—— 感慨於八〇年代的社會背景如此不堪，社會變革的進步速度卻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快！ 那個年代最難能可貴是，無論官員還是學者，大都勤于思考、廣開言路、海納百川、滿腔熱忱。 與只能有一種聲音比起來，恍若隔世。 …… 記載當代歷史的作品，在清零“雜音”的語境之下，愈加顯得彌足珍貴，因爲作品承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是那個時代奮發向上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推動着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進步…… 八〇年代漸行漸遠，思考和摸索的精彩，卻留存下來。這是書中記錄的每一位人物，映照在那個燃情歲月裏的流光溢彩，令人肅然起敬。 …… 感謝八〇年代！ 感謝書中描寫的每一位主角！ 感謝作者！！！

三代經濟學人爲國人接受今天認爲的常識付出了極大的心智。這本書選擇1980年代的經濟學家羣體，通過一個一個人物和事件來展現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宏大歷史畫面，以及三代經濟學人的探索和努力。本書曾獲《新京報》、《中華讀書報》年度圖書，入圍新浪、搜狐等媒體年度好書榜。此次增訂新收錄《歷史之棱鏡——莫干山會議三十週年再記》、《輝煌，但是不可持續——解讀“五道口”現象》、《杜潤生：好大一棵樹》等篇目，並有著名經濟學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記憶”》，以及朱嘉明回憶馬洪先生的長文《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經濟學家》。

理想主義者，三代人，第一代最有信念，第三代如今都走向了不同於開始的路，爲什麼呢？ 現在怎麼沒有這麼自由的辯論，銳意進取，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人？改革，政治，經濟好像和我們普通人沒有關係了，我們怎麼能參與其中，只能默默接受結果。可能這也是政治成熟的一種表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