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歷程（增訂本）

我們是不是有過自由的市場？這一點殊爲可疑，殷商時期也許有，畢竟"商"字是從那裏演繹出來的，但從官山海到榷場，都不可能算完全的市場經濟，歷史上的幾場經濟改革，比如王莽、王安石、張居正等。不論成功與否，都是反市場化的。市場一旦有了一點微瀾，就一定會有一隻看到見的手來遮風擋雨。域外貿易也是自古都有，但由於和遊牧民族的長期對峙，這項活動總是在官家的嚴密監控之下，後來我們的大皇帝覺得"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乾脆就把國門關上了。或者僅留下幾處"榷場"，用特產換點軍需。"榷場"和市場是有區別的，"榷"是一種獨木吊橋，一般置於城門外，有點象電影裏看見的鬼子據點外面的護城河溝上的那種吊橋，並不一定以暢通爲常態，典型的防衛設施。也就是說，它幾乎完全受政治意志或政治利益所左右，而且可能還可以用很高或經常調整的關稅來控制進出口(商榷一詞的本義就是從這裏來的)，這一點很象許多國際貿易的壁壘，也體現了暴發戶富而不強的小家子氣。眼下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有些人就出來搖旗鼓譟，但如果國門再次關上了，我們又要走不少崎嶇彎路。

先明確所謂的“大歷史”與“數目字管理”，再談黃仁宇始終描述的歷史視角。 在此視角下去評判一個歷史人物的得失以及一個王朝的盛衰，便有了更深邃的源流。 不難想象，將得失盛衰歸於個人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其中似是一種個人決定歷史進程的狀態，藉以掩飾了真正的問題所在。從經濟出發，或者說從利益出發，我們固然相信高尚的情操能帶來歷史的轉機，但是更多的，是基於人自身的欲求而判定其選擇的真僞。因此，制度在經濟之中呈現，又在文化層面中被賦予神聖的意味。 在我個人而言，本書也廓清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概念，如個人之於歷史，這些概念也是制度的簡化，或許如同當下社會之“科學”替代了“正確”與“真理”。 用長遠的眼光去評價，將被評價的對象置於其所在的時空場景裏，從而理解他們的選擇，理解那些“不可能”以及“爲什麼”。或許我們此在的當下，與他們所在的過去緊密相連，而非以我現實之舒適去否定他時之艱難。 我們應從歷史中看見悲憫，從悲憫中看到廣闊。人的一生不過是這廣闊中的一瞬，又是一瞬中凝聚的永恆光影。 附： “大歷史”的概念，是黃仁宇先生的創意。先生中年始治史學(44—54歲)，但先前豐富的社會閱歷，無疑是助其治史自成風格的一筆寶貴財富。他以“大歷史”觀念寫作出的諸多論著，在大陸擁有廣泛的讀者，也多緣於論著富有現實感。 黃的“數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 management，在個別地方他也說過這就是“數字化管理”，給人造成誤解多多。這個概念真正的含義是“精確化管理”，其首要條件是產權清晰（可靠而完善的私有制），各種有形無形的社會資源可以公平地加加減減。也就是說，整個社會資源均可如實計算，整合進一個記錄系統（核心是正規的產權制度），可以自由流動和交換，正如黃仁宇在其自傳《黃河青山》中所說：“如果社會可以接受財產權絕對且至高無上，一切就可以加加減減，可以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因此，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處理。財富的可交換性利於財富的累積，創造出動態的環境。”

民國肇造以來仍然萬事紛紜、了無是處，乃因爲當日憲法、約法都是紙上文章，所謂內閣議會也是社會上之外界體。實際上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尚未登場，軍閥割據無可避免，因爲過渡期間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彌補組織上的真空，而這種私人的軍事力量以個人間之私交（或是裝飾門面的忠信）作聯繫，也很難在三兩個省區之外生效。 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因藉着北伐與八年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包括新型的軍隊在統一的軍令下作戰，因爲一切都是無中生有，所以缺陷重重。他的門面既是千扯百拉勉強拼成，尚無適當的財政作支援，而下面的農村組織也仍是和明朝接近，和外界的二十世紀距離遠。也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毛澤東與中共，因藉着內戰與外界隔絕的機會，以土地革命的手段翻轉了中國的低層機構。 在這改革的過程中，他們也不另設高層機構，整個的城市文化，儘量的擠斥避免，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繫，幹部的組成以會議的方式，代替永久性和職業性的組合（一九四七年華北四省在太行山的會議即有一千七百個幹部參加，討論了八十五天）。這樣尚且犧牲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人命，纔在中國農村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初看起來好像隋唐之均田。 從以後的發展看來，則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在便於初期存積國家的資本，使農業上之剩餘能轉用到工商業上去。一九八六年北京國務院的一份非正規性的刊物即指出，中共執權的初三十年內，“隱蔽着農民的總貢賦”達六千億元以上……

黃仁宇對於歷史的理解和洞見，做爲一個歷史學家，稱得上絕對的佼佼者。他對於“數目字管理”、“稅收制度”、“三大帝國”劃分、“大歷史觀”等，見解都有與衆不同的獨特性和深刻性。他的代表作《萬曆十五年》，更是用一種“剖面勾勒法”，通過一段時間幾個核心人物的勾畫，以極具寫實、極具畫面感和極度文學的方法，把歷史給寫活了，同時也勾陳了人物與時代的關係，時代的侷限性和荒唐性躍然紙上，與傳統的編年體或者紀傳體史書比，真的讓人耳目一新。 但是，黃仁宇畢竟還是“歷史學家”（一種社會科學家），他的歷史觀建立在哲學認識論的“理性形而上學”的遮蔽之下，缺乏存在論的高度。因此，他所有的邏輯、推導和基礎，都只能建立在實證科學的原則之上，按照他自己說法叫“歸納法”。 具體來說，黃仁宇的歷史觀，只能是王侯將相們的歷史，他認爲這些精英們的治國方略的得失成敗，造成了歷史的變化曲折，這是他歷史觀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這是他眼中歷史的背後支撐。這就是他的侷限性。因此，在他的歷史視野裏，是看不到底層民衆的生產、生活和言說的，他也不會認爲精英人物是人民羣衆“生產”出來的，是“歷史”選擇出來的。在他眼中，精英們創造了歷史，而不是億萬民衆創造了歷史。 但如果我們真正研究過歷史，並且能夠站在存在論的高度去俯視人類的歷史，則黃仁宇的觀點在本質上很難站住腳的。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有歷史，都要從這個這個國家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勞動開始，勞動有兩個創造，創造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存，建立於人與自然的關係，馬克思稱爲生產力；同時創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創造社會存在，而迄今爲止人與人的關係都是權力關係（人壓迫人，人統治人的關係），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即是歷史承受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換句話說：每一個人即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創作者。有了這樣的存在論洞見，再開我們“秦制兩千年”低水平重複的歷史，就能看到別有一番景象了。2000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在天人合一和儒家哲學道統下籠罩下，士農工商四民各司其位，即合作又鬥爭的歷史，之所以能夠維持2000年，是矛盾的激化之後，總能找到出路，重建平衡，沒有誕生真正革命的條件。明清開始，資本主義開闢了世界史，結束了全球任何民族的孤立發展的歷史，中國被迫裹挾其中，讓我們終於可以打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同一律，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只是這革命一波三折，走得太過艱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纔有了我們的今天。 我和作者的觀點一樣，我們需要重新書寫和詮釋我們自己的歷史。但寫法不應該是站在“英雄創造歷史”假設之上的理性史觀的方法論，而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重新詮釋中國夏商周三代、先秦諸子百家時代，秦制兩千年的帝國時代和民國、軍閥和新中國的革命時代的歷史。 真正的歷史絕對不是王侯將相們創造的歷史，而億萬民衆的勞動實踐，不斷奮鬥與抗爭的歷史。沒有這個哲學洞見，再好的觀點最後總是站不住腳，或者只是一種暫時的正確。

黃仁宇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分析還是頗有功力的，特別是秦漢第一帝國，隋唐第二帝國，明清第三帝國之說，很有創意。 但是，反而是對資本主義，對歐美英，可謂認知膚淺。 因此，他不可能明白中國今天巨大的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源自哪裏。 他知識結構過時還是很明顯的

不爲歷史中的朝代變遷、個人言行和紛繁的歷史事件所遮擋，直接把目光投射到其背後起決定作用的社會結構、組織形式、管理制度上，而這些正是中國自古在農業經濟之上構建起來的基礎。作者深入剖析明清時期經濟運行方式的利弊和管理缺陷，以及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結合獨樹一幟的大歷史觀，給久受文牘主義束縛的歷史學家們提供了重要視角和方法，也給只簡單關注於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讀者在如何看待和解讀歷史上帶來有益的啓迪。

閱讀的意義在於思考。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讓人從另一個維度去剖析歷史，唐宋第二帝國之包容開放外向，明清第三帝國之閉塞收斂內向，從制度架構的深層次對歷史朝代進行劃分，外表雖是不同的朝代，但國家運行的底層邏輯卻大同小異，在本質上做了區分。 本書前半段敘述了明代的財政狀況，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思維侷限，以不變的歷史眼光制定政策，將帝國變成一個龐大的農村，官僚系統成爲一個附着在士紳階層上的寄生產物，而與最底層沒有直接連接，即所謂的“潛水艇麪包”結構，體制鬆散，效率低下，動員能力不足，這樣鬆散的機制居然能持續運行兩百多年。 後半段講述蔣介石政府的貢獻，主要構建了一個高層機構，毛澤東則構建了一個新的底層機構，蔣介石麾下的高層系統與底層並無實質性連接，徵兵、稅收等政務無法有效推進，軍事力量魚龍混雜，並未從最細微處着手改革，這種只有高層機構而無底層組織的結構終究是不穩定的，徹頭徹尾的改革必不可少，過程必定是漫長且殘酷的。 民國與新中國頗有種漢承秦制、唐承隋制的意味，高層與底層需要接觸，改變以往官僚系統駕在億萬農業人口之上的格局，這也許是如今國家注重基層事業的核心所在。

“間架式結構”“數目字管理”是作者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但弔詭的是，作者的行文風格更似散文式表達而缺少必要的實證。在如今看來，“數目字管理”也即今日的數字管理，我們同時也知道數字管理依舊只是手段，重要的是不同的數字處理和邏輯論證，針對同樣一組數字會有不同的解釋與判斷。當然，在作者的年代，數字管理是最緊迫的任務，這體現的是一種思維方式的突破；而在當下，如何在量化管理基礎上作出合適的質性表達、消除人被異化的危機，成爲最爲緊迫的任務，因爲人才是最終目的，這關乎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此外，書中對蔣的評價確是開了另一視角，可作認知上的一個補充。

歷史課本告訴我們，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是鴉片戰爭，黃先生則認爲，中國的近現代化開始時間應當再往前推幾百年，一個重要原因是明朝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到了清末、民國乃至今日都有其影子。這本書取名爲“現代中國的歷程”，裏面包含了從明朝到二十世紀末的一系列論述，書名符合黃先生的歷史觀。 印象比較深刻的地方，一個是黃先生認爲，橫徵暴斂不符合明朝實際，明朝的稅率相比前朝要低，皇帝即位或在位時期的寬免賦稅等一系列措施，導致明朝政府收上來的賦稅相比前朝太少，這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不足，因此無法充分調動國家機器，間接導致多次對外戰爭失敗。由於財政稅收管理不力，即使是減免的賦稅，有時可能也會直接流入貪官的腰包，根本無法惠及百姓。 另一個地方是黃先生對於蔣介石的評價，相關證據表明，蔣介石有一定的國家治理能力，這個人的各種方面都有繼續研究的空間，只從一種角度看歷史人物是狹隘的。

在鍾書閣裏不經意間看到，出於一直以來對黃老的膜拜，毫不猶豫全價收入囊中。黃老的書，大歷史觀和數目字管理始終是其核心內容，此書也不例外。16世紀明代中國的軍費、明代的財政管理等文章，以詳實的數據委婉地否定了教科書中有關人均重稅的說道，雖然客觀地講，人均數字對實踐操作並沒有太多的現實指導意義。後半部分有關蔣介石的文章，沒有過多的個人評價，而是放在大形勢大環境中去解析一個人，特別是親身經歷的回憶，讓人隱隱體會到作者對蔣的佩服和同情，非常中肯。全書下來，雖然有時會在一堆數字中朦朧遨遊，但對數目字管理卻有了更深的感受。正如其書中舉例三種管理人類的方法，策動個人私利觀，促進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是最務實、最主要的手段，想想也是，小公平前提下才會有大正義。所以，黃老的數目字管理，拋開簡單的數字統計，其實根子上，更多包含的是一種契約的精神，隱含着經濟民主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