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再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擺脫了封建專制主義，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不再像封建專制主義時期那樣只能聽命於封建主的命令。雖然，在資本主義下人是自由了，但人卻失去了封建主的保護，只能出以賣自己勞動力的方式，才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謀生存。因爲，一切生產資料都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勞動者除了擁有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衆所周知，資本家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必須通過僱傭勞動力的方式才能夠將生產資料轉化爲“有用”的商品，才能夠賺取利潤，維持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也就是永久可持續的剝削勞動者。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不用費什麼功夫，都可以在生產過程中，成功榨取到勞動者的剩餘價值。發給勞動者的薪水，也只夠維持勞動者的勞動力的再生產，也就是說只能夠使得勞動者生存下去（就這樣資本家還抱怨道“我冒了那麼大的風險，買了一些生產資料，付出了那麼多的汗水和努力，僱傭你們這些只能出賣勞動力的人，你們勞動者還抱怨我，還蠻狠我剝削你。沒有我的僱傭，你就等着餓死吧”這實在是可笑至極的一件事情）。 上述這一剝削過程的實現是資本家通過資本主義法律的方式得以實現的。首先，資本家與勞動者簽訂契約，勞動者必須遵守契約上的要求，才能夠獲得薪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也不用費什麼力氣，都能夠使勞動者自行運轉起來遵守並履行契約，原因在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家庭等等）灌輸的倫理道德所要求給勞動者的，人在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就已經受到了意識形態的喚問（例如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經爲孩子想好了名字，想好了該怎麼教育孩子），在出生之後就要受到家庭的意識形態機器的影響，必須遵守父母的命令。上學之後，勞動者受到學校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影響，必須遵守學校的安排，並學習資本主義的技術（或者是倫理道德），以便到適當的年齡，投入到資本主義生產中，爲資本家帶來利潤。在學校還要被灌輸和學習一切資本主義的倫理道德，以便日後到公司或者工廠中，聽命於資本家在生產中的安排。 如果，勞動者實在是不遵守上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家庭、學校等大他者的“命令”和它們所灌輸的倫理道德，還要強行違背契約的話就要受到資本主義鎮壓性國家機器（警察、法院、監獄、軍隊等）的懲罰、鎮壓與驅逐。這個資本主義運轉邏輯是資本家跟勞動者簽訂契約——勞動者不得不遵守契約（這樣才能夠活下去）——遵守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灌輸的倫理道德——揭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幻想（資本家所發的工資等於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和良知、誠信、遵守契約的道德意識形態）——不遵守資本家所訂下的契約，推翻資本主義的運行——遭受資本主義鎮壓性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威脅、鎮壓等。在這裏佔據統治地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學校，學校是集宣傳、家庭、出版、新聞、文化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於一身，只要學校這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沒有發生改變，資本主義就會源源不斷地產生維護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勞動者、技術人員、管理者等。這也是拉康的大學話語所告訴我們的，大學話語維護着主人話語，也就是維護着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生產方式剝削關係。那學校/大學話語只有維護資本主義/主人話語這一面向嗎？也不是的。學校/大學話語還可以產生出反對資本主義/主任話語的知識/癔症式話語，例如大學中的左派（阿爾都塞、福柯等等） 有人就會說，只要生產力發展了，那麼上述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鎮壓性國家機器就會伴隨着生產力這一函數的增加而減少。事實上並不如此，就算人工智能、各種技術在發展，只要不對生產關係加以變革，生產關係也是無法改變的。想必今天后資本主義時代，技術已經夠發達的了，資本主義不還是存在着種種剝削嗎？這是因爲馬克思從來沒有認爲是生產力決定着生產關係，而是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有着決定的作用，從來沒有說過生產力決定着生產關係。在阿爾都塞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資本主義維護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也就是說維護上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就是爲了維護資本主義的剝削，只要資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政權，並裝置鎮壓性國家機器輔之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那麼資本主義可以維持對勞動者永久的剝削。 一些人認爲只要議會允許有左派或者說建立公會就可以有效的對抗資本主義，這完全就是在胡扯。我們知道左翼政黨在資本主義國家議會中佔據着一席之地，但是資本主義從來沒有完全的讓左翼當政，也沒有聽取任何左翼政黨的意見，甚至排擠左翼政黨。何況在戴高樂時期，戴高樂身爲資本主義的代表，完全就是把議會當作橡皮圖章。想要靠議會來改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根本就不現實，也無法成功。 在阿爾都塞看來，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徹底的掌握政權，摧毀鎮壓性國家機器，並更改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才能夠徹底的實現社會主義。但是，這需要每天都要進行艱苦的克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幻相，尤其是學校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如果學校還是教授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學，還是不會有什麼改變，這也是列寧在革命之後最愁苦的事情，後來發生的事情應驗了這一點。 這裏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意識形態是唯意志論、唯心主義嗎？意識形態真的存在嗎？答案是的，意識形態是真的存在着的，它在實踐上就是學校、家庭、出版社等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存在，就是意識形態的象徵。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中，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中，我們會否認不是這樣的。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之外，我們會認爲我們生活在意識形態之中。 關於意識形態的喚問，可以理解成父母在自己孩子小的時候呼喚孩子的名字“XX”，一旦孩子回應了“是，我就是XX”。孩子就要承擔意識形態所擔負的擔責和職責，孩子就被刻寫在了意識形態之中。 在阿爾都塞這裏大他者就是法律---道德意識形態，而小他者就是各種類似於大他者的東西，我認爲他這裏確實沒有很好的劃分，或者劃分的很有歧義。例如正義在阿爾都塞看來就是大他者，而善良、仁慈就是小他者，這種大他者和小他者的劃分不是很清晰，阿爾都塞也沒怎麼分析，或者分析了我實在是沒有看出來。在拉康那裏，大他者是象徵界的秩序，而對象a也就是小客體，小他者則是“魅力”，它吸引或喚起主體，也就是人的“崇拜”。 論述完上述主要內容之後，讓我們回到第一章也就是什麼是哲學？在第一章中阿爾都塞論述了哲學的產生是由於政治和科學的發展，在二者雙重影響下建立起來的，那麼阿爾都塞的關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學也是由政治事件和科學的發展建立起來的。1968年5月風暴使得阿爾都塞仔細重新思考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阿爾都塞認爲階級鬥爭也存在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內部，例如議會、政黨之間內部的階級鬥爭。科學事件量子力學的飛速發展，並沒有實現生產關係的變革，甚至加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阿爾都塞提出來的變革方式，難道不也是意識形態機器所生產出來的幻象嗎？認爲只要使得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並摧毀鎮壓性國家機器，改變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是的。所以，阿爾都塞一直都在文本當中強調這是人們每天都要對抗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不是通過簡單的“革命”就可以達成的。當法學家、法律告訴人們“你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和自由的時候”，這恰恰是在掩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正是由於資本主義法權承認人與人之間可以進行公平的交易時，勞動者出賣了自己的勞動力給了資本家，這一交易也是受資本主義法律所保護，一旦勞動者違背契約，就會遭受資本主義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懲罰，和道德意識形態機器的譴責，例如你這樣做是忘恩負義、不遵守誠信等等。資本主義法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這裏是爲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要想顯示這一意識形態幻像，只有不斷地去克服自己的意識，纔行。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齊澤克，齊澤克正是繼承了阿爾都塞的想法，認爲通過議會的方式來改變無產階級的境遇是癡人說夢，是最大的意識形態幻象。“我們要的不是妥協，而是鬥爭！”

斷斷續續的看完了，如果說阿爾杜塞的這本書是100分，那譯者吳子楓讓100分變成了200分，翻譯的太好了(雖然我只粗略的看了一點點)，能力有限，悟性有限，一點點皮毛都沒消化到，但我知道，這是一本好書

真難受啊，微讀缺漏處太多了。 阿爾都塞清理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哲學問題和現實問題，特別是附錄中明確指出的“在現有生產力限度內，生產關係對於生產力具有優先性”這一斷言，處理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遺留下來的關於其哲學本身要克服卻反而助長的合目的性問題，以及黑格爾辯證法的問題——內容與形式異化走向矛盾的過程，從這一斷片中我們可以部分或者也可以說具有某種根本性地窺見第二國際運動失敗的原因，列寧和毛始終具有超越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判斷力。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超越黑格爾符號學建制的能力，就在於其實踐維度的針對性和建構性，或者說可以追溯到時間性和因果性。不過最後關於主體喚問以及處理大他者和小他者映射關係的時候，阿爾都塞所黏合的結構顯然還不足以完全穿透意識形態的內外關係。

“向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教師、共產主義戰士路易·阿爾都塞致敬！” 在《論再生產》中，阿爾都塞發展了馬克思關於“上層建築”理論，主要包括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如何維持生產關係的再生產、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與工會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鬥爭的辯證關係、意識形態的作用機制等。 一、經濟基礎/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在馬克思“地形學”比喻中，存在“下層建築/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部分。前者指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統一體中，是生產關係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並在它的物質限度內起決定作用。因爲生產力只有在其生產關係的制約下才能發揮功能。生產力包括勞動力及勞動資料（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在生產力當中，起決定作用的要素是生產資料，因爲生產資料決定着勞動過程當事人的技術水平。 生產關係在階級社會中，是佔有生產資料的人與缺乏生產資料的人之間生產資料的分配關係——這種生產資料的分配同時還決定着產品的分配。這不僅僅是一種所有權關係。因爲“所有權”實現對資本的集中，一是產生足夠資金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資本論一二卷），二是通過“信用/信貸”使得整個生產過程以空前的規模擴大（資本論第三卷）。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係。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動力是通過生產的持續擴大來增加對剩餘價值的剝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決定了一切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不僅僅是一種“技術”關係，一切勞動的技術分工實際上都是勞動的社會分工【所有生產過程都要求多環節的勞動過程以及崗位。在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工人“體力勞動”的崗位和某些技術人員與低級管理人員的崗位，終身由工人階級的成員佔據着。稍微高級一點的組織崗，以及勞動過程的設計崗和部分管理崗，都被工程師及中上層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所壟斷。最重要的崗位由資本家本人或他們的直接代表佔據着。不僅如此，這些由不同崗位所對應的知識以及“本領”同樣是被壟斷的，工人們被圈定在一些形式和內容當中（例如工人階級對於理工科的崇尚意識，文科僅僅是給那些被理科篩選掉的人所選擇的）】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剝削）具體是如何進行的——首先並首要是因爲無產階級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爲了生存而出賣勞動力。其次是生產資料的現實配置。第三還靠資產階級的“勞動”意識形態，包括(1)資產階級的法律幻象，根據這種幻象，“勞動已經通過工資得到了償付”；(2)相應的法律—道德的意識形態，即必須“遵守自己的工作契約”，並由此遵守企業內部的種種規則；(3)技術—經濟的意識形態，即“在勞動分工中必須存在不同的崗位”以及佔據那些崗位的不同的個人。這種關於勞動的意識形態，比起鎮壓來，更有助於使工人們“運轉”起來。第四，生產—剝削最終還要通過追加一定量的鎮壓來進行，例如苦役犯監守、“工會監獄”。 因而，不要把生產關係當作是純技術的關係或法律關係。反剝削（工資、勞動節奏、失業）的鬥爭、反資產階級勞動意識形態欺騙的鬥爭、反壓迫的鬥爭，是生產中經濟的階級鬥爭的三種形式，永遠交錯在一起。 二、上層建築/國家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一切社會形態如果想要得以維持，就必須在生產的同時對其生產條件（生產力及生產關係）進行再生產。生產力的再生產又包括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前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闡述清楚，後者則依賴於“工資所提供的生活資料”以及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機構系統來完成。在這些場所中，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的合格能力，同時還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對遵守既定秩序的各種規範/意識形態的服從，以及從事剝削和鎮壓的當事人再生產出出色地運用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能力，以便他們能“用詞句”來保障統治階級的統治。 由此我們可以說，位於“下層建築/經濟基礎”中的生產方式的再生產，不僅僅由其自身（生產資料的再生產）決定的，也是由上層建築來決定的。 上層建築本身包括兩個“層面”或“層級”：一個是法律—政治的（法和國家），另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 法是一套被應用的規則系統，必須具有一致性，使得一條規則不能反對另一條規則。同時又必須是完備的，以便將“現實”中可能出現的全部情況都包括進來。由此，法必然抽象爲形式的框架，它不取決於具體內容。法的形式性以及它的相應的系統性構成了它的形式的普遍性：法對於任何在法律上被定義和承認爲法人的人都有效。 法從形式上規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作，因爲它定義了所有者、他們的所有物（財富）、他們使用、轉讓、獲得所有物的權利。由此看來，法的具體對象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產階級法權是普遍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的運作實際上就是普遍的商業法的運作，每個個體都是權利的主體，並且一切都是商品，這不僅包括那些社會必需的被買賣的產品，還包括勞動力的使用。 但是，法的這種完全抽象自身的特殊存在，表面上成爲足夠客觀的形式，卻恰恰掩蓋了其內容/生產方式。法的抽象、形式性和普遍性，無非是從法律的角度對規定那種運作（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的形式條件的正式承認（阿爾都塞進一步指出，用生產資料集體的或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來定義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錯誤的，因爲這是把所謂的社會主義法權當作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任何法權在本質上最終都是資產階級的，是不平等的）。 法必然是鎮壓性的。如果沒有鎮壓性的強制規則，它就不會被法人付諸實踐。這個機器就存在於狹義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當中，即警察、法院、罰款和監獄。法和國家正是由此而成爲一體的。 雖然在上層建築中，法-國家與意識形態相對立，但二者並非完全割裂的，大多數情況下，法的遵守並不需要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干預，是因爲法人都被法律意識形態的“誠實”所“滲透”，這種“誠實”銘刻在他們對法的遵守行爲中。於是法就擁有了“自由、平等”的話語。 目前關於馬克思的地形學比喻的建構，可總結爲“經濟基礎（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法-國家+意識形態）。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中，國家被構想爲鎮壓性國家機器，包括1警察、法院、監獄；2軍隊；3 國家元首、政府和行政部門。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包括1.學校機器；2.家庭機器；3.宗教機器；4.政治機器；5.工會機器；6.傳播機器；7.出版—發行機器；8.文化機器。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IE）就是一個由各種確定的機構、組織和相應的實踐所組成的系統。爲什麼足夠把這些看似獨立的私人機構歸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名下？這種質疑實際上以資產階級法權的區分爲前提，這些所有私人機構，無論是國家所有還是某個個人所有，不管願意不願意，都作爲由國家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部件而發揮功能，從而以自己專有的形式服務於國家的政治，即統治階級的政治。機構並不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構成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是一個包含並結合了好些機構、組織及其實踐的複雜系統。至於那些機構、組織和實踐是完全公共的，還是完全私人的，或者有一些是公共的，另一些是私人的，都屬於次要的細枝末節，因爲我們關心的是它們所構成的那個系統 鎮壓性國家機器的統一是通過統一的、集中化的組織來保障的，這個組織由掌握政權的各階級中實行着這些階級的階級鬥爭政治的代表們領導着；而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統一是通過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來保障的。在此需要做一個區分，不是“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法人掌握意識形態機構”這兩個平行的結構，而是“資產階級掌握（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生產初級意識形態，初級意識形態掌握意識形態機構生產次級意識形態”這樣一個鏈狀結構。 此外，尤其需要注意法這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雖然也有助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但它佔統治地位的特殊功能是直接保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運行。法律—道德的意識形態和作爲其實現的法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它是把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結合在一起並把上層建築結合進下層建築的特殊機器。 三、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工會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如果把無產階級的政治的階級鬥爭組織（黨）和經濟的階級鬥爭組織（工會）列入資產階級國家的AIE名下，就會產生一個悖論：AIE某一系統的一個“部件”，既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實現，怎麼會出現在資產階級的AIE系統中呢？因爲它與相應的AIE系統的“邏輯”無關，而是由於漫長的階級鬥爭的結果：這場鬥爭迫使從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黨和工會得到合法承認，將它們銘刻進了上述AIE當中。黨和工會在那些AIE的合法形式下，展開自己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組織在資產階級AIE內部進行階級鬥爭的微妙實踐，顯然面臨着巨大的風險，即落入階級合作的風險：對黨來說，就是“議會迷”/淪爲社會民主黨；對工會來說，就是“經濟主義”。它們是改良主義的兩種形式。因爲資產階級將黨和工會納入AIE，是希望在AIE中戰勝它們，克服它們，或通過一些社會民主組織的反對而抵消它們的力量。雖然一個政黨，並不因爲因爲銘刻進了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中，就註定會化爲資產階級國家意志執行人的角色，但黨屬於反對黨時，實際上永遠只是在民主的合法性框架內行動，它沒有對同一國家的其他意識形態機器產生影響。在政治的機器這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系統的“遊戲”中，一個革命的黨可以並且應該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內部的黨的議會政治，要服從黨的整體政治。 四、階級鬥爭與革命 在階級鬥爭中，一個錯誤的觀點在於，佔據前臺的是政治，既然永遠是政治的鬥爭代表了比工會鬥爭更高的“意識”水平，那麼人們即便不會把工會的鬥爭看作次要的，甚至是幾乎可以忽略的。實際上，經濟剝削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存在的物質基礎，而不是壓迫。歸根到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剝削關係。 如果沒有每天持續不斷的頑強的經濟鬥爭，政治的階級鬥爭就是不可能的，或是徒然的。只有深深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並且唯有植根在它當中，纔會有能夠帶來勝利的真正的政治的階級鬥爭。必須高度恢復工會鬥爭的地位。政治的階級鬥爭儘可能深地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植根於羣衆爲了物質要求而進行的工會鬥爭。 一種生產方式，如果只有當對其基礎（即生產關係）進行再生產（再生產=延續）的條件加以保障的國家機器系統得到延續時才能延續，那麼，要中斷這種生產方式的再生產（=延續=存在）條件，並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就必須對這套國家機器系統發起進攻，並奪取國家政權。社會革命在於奪走統治階級手中的國家政權，即剝奪統治階級對保障現有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國家機器的處置權，以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並通過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和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來保障新的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除此之外，還存在寬泛意義上的革命。它們不影響生產關係，因而也就不觸動國家政權和整個國家機器，而只是觸動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兩個對象：國家的堅硬果核是它的鎮壓性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要脆弱得多。 五、意識形態一般的理論及意識形態的作用機制 意識形態一般有別於個別的意識形態，後者取決於社會形態及在社會形態中結合起來的生產方式，和在社會形態中展開的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一般）被理解爲純粹的幻象、一種想象的建構物。意識形態一般沒有歷史，絕不是說意識形態真沒有歷史，而是說它沒有屬於自己的歷史【顯然是結構主義的理解】。意識形態沒有歷史能夠而且也應該與弗洛伊德的命題（無意識是永恆的，即它沒有歷史）建立起直接的聯繫（它在理論上是必然的，因爲這兩個命題之間存在着有機的聯繫）。 意識形態沒有歷史，或者它是永恆的，也就是說，它無所不在，在整個歷史（=有各社會階級存在的社會形態的歷史）中具有永遠不變的形式、結構或一種發揮功能的方式。這種結構發揮功能的方式主要有兩種：1.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係的想象性“表述”（即各種各種“世界觀”）；2. 意識形態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 具體來說，1. 所有意識形態在其必然作出的想象性歪曲中所表述的並不是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派生關係，而首先是個人與生產關係及其派生出來的那些關係的（想象）關係。因此，在意識形態中表述出來的就不是主宰着個人生存的實在關係的體系，而是這些個人同自己生活於其中的實在關係之間的想象關係。2. 看似構成了意識形態的“觀念”或“表述”等等，其實並不具有一種理想的、觀念的或精神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因爲意識形態不存在於被設想爲是“精神世界”的“觀念世界”中。意識形態存在於一些機構和這些機構的實踐中，進而存在於個人的實踐本身當中。這種實踐一方面包括被人們稱爲他們的“觀念”或“觀點”——包括對由勞動分工分配給他們的實踐（生產實踐、科學實踐、意識形態實踐、政治實踐等等）所抱的“自發的”“觀念”；另一方面也包括他們的“風俗”或“習慣”，從而包括他們“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現實行爲。 但說第2點，意識形態是一種物質，還體現在第1點上。“個人”生活在意識形態當中，也就是生活在一定的對世界的（宗教的、道德的等等）表述當中；表述的想象性歪曲取決於他們與自身生存條件的想象關係，也就是說，歸根到底取決於他們與生產關係的想象關係（意識形態=與實在關係的想象關係）。這種想象關係本身就具有一種物質的存在，因爲他的觀念就是他的物質的行爲，這些行爲嵌入物質的實踐中，這些實踐受到物質的儀式的支配，而這些儀式本身又是由物質的意識形態機器所規定的。因在這種關係中，1.沒有不借助於意識形態並在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實踐；2.沒有不借助於主體併爲了一些主體而存在的意識形態。 主體是構成所有意識形態的基本範疇，因爲所有意識形態的功能（這種功能定義了意識形態本身）就在於“構成”具體的主體。所有意識形態都通過主體這個範疇發揮的功能，把具體的個人喚問爲具體的主體。 具體方式是通過我們稱之爲喚問的那種非常明確的活動，在個人中間“招募”主體或把個人“改造”成主體。意識形態總是—已經把個人喚問爲主體，這就等於明確指出，個人總是—已經被意識形態喚問爲主體。各種意識形態不斷地把主體喚問爲主體，“招募”那些總是—已經是的主體。把個人喚問爲主體，是以一個獨一的、中心的大他者主體的“存在”爲前提的，意識形態就是奉這個大主體的名把所有個人都喚問爲主體的，以使那些小主體臣服於大主體，同時，通過每個小主體能籍以凝思自身（現在和將來）形象的那個大主體向他們作出保證。例如上帝是主體，而摩西和無數是上帝百姓的主體則是這個主體的喚問—對話人，是他的鏡子、他的反映。 所有意識形態的結構——以一個獨一的、絕對的大主體之名把個人喚問爲主體——都是鏡像的，也就是說像照鏡子一樣，而且還是一種雙重鏡像的結構，它同時保障着：1.把“個人”喚問爲主體；2.小主體與大主體的相互承認，小主體們之間的相互承認，以及主體的自我承認，以及3.這種絕對的保證。結果是：那些小主體落入了臣服、普遍承認和絕對保證的三重組合體系中，絲毫也不令人驚奇，他們“運轉起來”了。 在這樣一套機制——對大主體和小主體的鏡像承認，以及如果小主體接受了對大主體“誡命”的臣服地位，大主體就爲他們提供的保證——當中，實際上真正涉及的現實，即通過承認的形式本身而被誤認的現實（承認因此必然是誤認），說到底，就是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以及由生產關係派生的其他關係的再生產。 通過意識形態機器以及它們在主體（生產的當事人）身上產生的意識形態後果而進行的生產關係的這種再生產，是在生產關係本身的運行中得到保障的。

布迪厄《再生產》（La Reproduction） 全稱：《再生產：教育系統與思想權力》，布迪厄與帕斯隆合著。 核心命題：學校表面是公平選拔人才，實質是一套符號暴力機器，完成「文化再生產」，進而實現「社會階級關係的再生產」 。 馬克思講的再生產，多指物質生產的再生產；布迪厄把再生產延伸到文化、教育、階級關係：社會不平等，不靠暴力強制，依靠教育一代一代悄悄複製下去 。 核心概念 1、符號暴力（象徵暴力） 全書邏輯起點。 教育不是中立的知識傳遞。學校強行灌輸統治階級的文化、語言、審美、思維範式，並且讓受教育者覺得這套標準是天然正確、天經地義。 暴力看不見，被統治者自願接受這套評價體系，這就是符號暴力。教師擁有的“教育權威”，本質就是被委託實施符號暴力的權力。 2、文化專斷 每個社會的教育，傳遞的不是普世真理，而是某一個階級的文化專斷：把特定階層的趣味、規範僞裝成普遍標準。 精英家庭的孩子，從小在家就習得這套文化；底層孩子進入學校，相當於要學習一套完全陌生的“外來文化”，天然處於劣勢。 3、文化資本三種形態（貫穿全書） 1. 身體化（具身）：談吐、語感、審美、思維習慣，內化到身體，來自家庭長期薰陶； 2. 物化：藏書、藝術品、家庭文化環境； 3. 制度化：文憑、學歷、學位。這是學校生產出來的官方憑證，可以兌換好工作、社會地位。 4、慣習 家庭階級處境，內化爲人的性情傾向系統（第二天性）。 精英子女的慣習，和學校的評價標準高度契合，更容易拿高分；底層學生的行爲、表達、思維被視作“不夠聰明、天賦不足”。 把出身差異，包裝成個人天賦差異，這就是教育的魔術。 完整運行鏈條（再生產閉環） 1. 不同家庭攜帶不等量的文化資本； 2. 孩子從小形成不同慣習； 3. 進入學校，學校使用統治階級的文化專斷作爲評判標尺； 4. 擁有匹配文化資本的學生獲得好成績，拿到制度化文化資本（文憑）； 5. 文憑兌換經濟資本、社會地位； 6. 新的一代又把文化資本傳給自己子女，原有階級結構被再生產出來。 關鍵點：整個過程看上去非常公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起跑線已經被家庭文化資本拉開。越是標榜“唯纔是舉”，越掩蓋特權的代際傳遞。 聯繫剛纔思考的AI時代、高校 1. AI可以把物化的知識隨便給任何人，但身體化文化資本、慣習、制度認證（文憑）AI消解不掉。 2. 高校不只是生產知識，核心功能就是生產、授予制度化文化資本。 3. 知識可以平權，但評價標準、文憑特權、家庭帶來的身體化文化資本，依舊完成階級再生產。 和葛蘭西文化霸權簡單區分 - 葛蘭西（文化霸權）：整個市民社會（學校、媒體、教會），讓被統治者自願同意統治秩序，宏觀國家‑社會層面。 - 布迪厄（再生產）：聚焦教育系統內部機制，解釋階級如何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悄悄代際複製，更微觀，適合分析高校、文憑、寒門貴子議題。

記得那天清晨，我匆匆喫過早餐，帶上面包和水，幾經轉車，再徒步跟着手機導航，來到維羅弗萊公墓（Cimetière de Viroflay）。公墓建在一個十字路口的山坡上，四周都是樹林——這時已經枝丫光禿，枯葉滿地了。但墓園裏有幾株不知名的樹，吐着新綠，開着白花，遙遙地像要探到牆外。看墓人房間裏有一個婦女，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進入墓地後，找了很久才找到阿爾都塞和他父母的合墓。墓碑很樸素，只有一塊大理石，上面刻着他們的名字和生卒年，不仔細看很難辨認出來。我於是又走了很遠的路，到附近鎮上買了一束鮮花，在卡片上用中法文寫下“向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教師、共產主義戰士路易·阿爾都塞致敬！”獻到他墓碑上。公墓裏冷冷清清。下午離開時，從對面小村公園裏傳來小孩的歡笑聲。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致敬偉大的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

阿爾都塞《論再生產》 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超越經濟決定論 阿爾都塞在《論再生產》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打破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決定上層建築”的機械解讀。他明確指出：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纔是社會形態得以延續的關鍵。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簡稱ISA）——學校、家庭、教會、媒體、出版等——正是承擔這一再生產功能的主要載體。 資本主義不是自然而然地延續下去的。它需要每天不斷“再生產”出： · 能夠服從資本邏輯的勞動力（技能上、紀律上）； · 能夠接受現有秩序的意識（道德上、政治上）。 · 學校在其中扮演了主導角色：它同時傳授技術知識和主流意識形態，將學生分化爲未來的工人、技術人員、管理者，並讓他們內化“公平競爭”“遵守規則”等觀念。 二、意識形態不是“觀念”，而是物質實踐 與傳統的“意識形態是虛假意識”的看法不同，阿爾都塞強調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意識形態不是腦子裏飄浮的想法，而是體現在機構、儀式、實踐中。你走進學校，被分班、被點名、被考試——這些物質過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運作。 “喚問”（interpellation）是他的著名比喻：意識形態像一個人在你身後喊你的名字，你回頭、應答——“對，我就是那個人”，然後你就承擔起那個角色所附帶的責任與期待。父母爲孩子起名，孩子應答“我是XX”，就被刻寫進家庭—社會—法律的象徵秩序中。這個過程不是唯心主義的，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機制。 三、鎮壓性國家機器（RSA）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的配合 阿爾都塞區分了鎮壓性國家機器（政府、警察、法院、軍隊）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前者主要靠暴力（或暴力威脅），後者主要靠共識與習慣。二者不是對立的：當意識形態失靈時，鎮壓機器會出場；但更常見的是，鎮壓機器本身也依賴於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可以概括爲： 勞動者與資本家簽訂契約 → 勞動者受制於意識形態（誠信、守約、職業倫理）而自願履行 → 如有違反，則面臨法律與道德的譴責 → 若挑戰根本規則，則觸發鎮壓機器。 阿爾都塞的深刻之處在於指出：這套機器的核心是學校。學校集知識傳授、人格塑造、社會分流於一體，它保證了每一代人都能“自然地”進入被剝削的位置。只要學校不改，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就近乎自動。 四、對“議會政治”和“左翼改良”的再評價 從阿爾都塞的理論出發，確實不能高估議會鬥爭的效力。戴高樂時代的第五共和國憲法賦予了總統極大權力，議會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更根本的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會因爲議會中有幾個左翼席位就自動解體。阿爾都塞強調，階級鬥爭也發生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例如學校中的課程改革、媒體中的話語爭奪——但這些鬥爭往往是局部、長期的，很難直接威脅到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然而，我們也不應完全否定議會改良的歷史成績。戰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儘管沒有推翻資本主義——確實通過議會鬥爭贏得了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集體談判權、帶薪休假等實實在在的福利。這些成就不能被視爲“幻象”，它們改善了勞動者的生存處境，也爲進一步的鬥爭提供了空間。齊澤克的激進立場（“不要妥協，要鬥爭”）在理論上有其衝擊力，但若完全拒絕任何改良，可能反而讓勞動者在當下失去可以依託的組織與法律武器。 五、革命：徹底改造還是日常鬥爭？ 阿爾都塞的方案：“無產階級徹底掌握政權，摧毀鎮壓性國家機器，並改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爲社會主義的。” 但這裏需要留意阿爾都塞本人的謹慎與矛盾。 阿爾都塞並不認爲革命是一次性事件。他反覆強調：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改造是每日的、艱苦的、長期的鬥爭。即使政權更迭，舊的意識形態習慣仍然會頑固地存活，甚至在新形式下復活。他對蘇聯實踐的憂慮正在於此——學校、媒體、家庭中的意識形態並未真正改變，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反而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被再生產出來。 因此，阿爾都塞的方案不是簡單的“奪權了就完事”。他更像是在說：沒有一場輕鬆的勝利；真正的變革發生在每一個具體機構、每一次日常互動、每一篇教學材料、每一條媒體敘事之中。這種看法既激進，又帶着某種深沉的悲觀。 六、關於“大他者”“小他者”的借用問題 阿爾都塞對拉康概念的挪用不夠嚴謹。阿爾都塞把“大他者”簡化爲“法律—道德意識形態”，把“小他者”簡化爲“善良、仁慈”等次級道德範疇。這在精神分析學看來確實丟失了拉康理論中象徵秩序與對象a之間的複雜拓撲關係。 不過，阿爾都塞並非精神分析學家。他的目標不是精確地複述拉康，而是借用一個可理解的框架來說明意識形態如何召喚個體。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這種簡化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讀者不誤以爲阿爾都塞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精神分析理論。 七、進一步的思考 這篇書評本身也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空間中產生的——可能是大學、讀書會、網絡論壇。它批評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但它自身的語言、概念、論證方式也依賴於學術機構和出版體系的支撐。阿爾都塞不會否認這一點；他會說，我們永遠在意識形態之內，唯一能做的是保持批判的警覺，而不是幻想一個“外部”。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的概念，是對國家如何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一種分析。 他區分了兩類國家機器： 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依靠暴力和直接強制（如軍隊、警察、法院、監獄），在社會秩序受到威脅時發揮作用。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主要通過“意識形態”而非直接暴力來發揮作用，使統治關係看似“自然”，讓被統治者主動接受和再生產既有秩序。 常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舉例： 1. 教育系統 學校通過課程、考試、紀律培養人們對權威的服從、對勞動的適應性，以及資本主義需要的技能。 例如，“好學生”被定義爲勤奮、守紀律、能在體系內競爭的人——這種價值觀恰好符合資本主義的勞動力要求。 2. 宗教系統 通過神學教義塑造人們的世界觀（順從、忍耐、服從權威），讓人接受階級差異是“自然”或“神意”的安排。 歷史上教會常與國家權力合作，強調“上帝賦予君王權力”。 3. 家庭 家庭是社會化的第一場所。父母在養育過程中傳遞性別角色（“男主外女主內”）、權威關係（父母-子女）以及社會價值觀。 它在情感層面把人“綁定”進社會秩序。 4. 法律系統（作爲 ISA 時） 法律不僅是鎮壓性工具，還通過“正義”“平等”“契約自由”的理念，製造人們對資本主義秩序的認同。 5. 政黨與工會 政黨在代議制下引導政治參與，把階級衝突轉化爲體制內博弈。 工會在某種程度上緩解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卻也可能限制工人鬥爭在“制度內”的框架。 6. 大衆傳媒 電影、電視、新聞、廣告都在塑造人們的消費慾望、性別觀念、對“成功”的想象。 例如廣告不斷重複“努力工作、買車買房”的敘事，讓人主動接受勞動和消費邏輯。 7. 文化系統（文學、藝術、體育等） 文學、影視、體育賽事常傳播民族主義、競爭意識、服從秩序。 例如奧運會在凝聚民族自豪感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強化國家與資本對身體的利用。 --- 📌 總結： 阿爾都塞認爲，ISA 並不是靠槍桿子維持統治，而是通過塑造人的觀念與認同，讓他們“自願”再生產資本主義秩序。 正因爲它溫和、隱蔽、無處不在，所以比單純的暴力機器更持久、更有效。 要不要我幫你畫一個 阿爾都塞“國家機器”示意圖（鎮壓性國家機器 vs.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其對應機構），一圖清晰展示兩者的區別與作用？

在看這本書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阿爾都塞這個人。在這本書中巴利巴爾所作的兩版序言中，有一些令人疑惑的表述，讓我一開始對這本書的立場產生了質疑。所幸的是，我把書看完了，阿爾都塞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證明了他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戰士。 阿爾都塞提出了非常有洞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完善了關於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互動聯繫的規律認識，提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生產是如何保障的。在看書的過程中我深受啓發，特別是當阿爾都塞本人在書中的論述事實上並不完整且顯而易見得是一種初步的構思的時候。因此，我認爲有四個論題還可以進行深入的討論：1.論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異化；2.論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關係；3.論階級的新劃分；4.論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我希望我能把這個工作進行下去。

一些爲阿爾都塞的辯護 在一個互聯網對阿爾都塞口誅筆伐的時間，我讀了我的第一本阿爾都塞。 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因此在這裏，我希望爲阿爾都塞做一些必要的辯護。 這並不是僅僅爲了他理論的“正確性”或者“馬克思主義性”做什麼辯護——這些在今日互聯網上各派“馬克思主義學習者”的符號享樂盛宴中已經沒什麼提出的必要了。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澄清對他理論的誤認。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阿爾都塞是“西馬”嗎？ 這實際上取決於“西馬”即西方馬克思主義被定義爲什麼。如果按照某位徐老師的說法，整個西馬被定義爲一些資產階級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那似乎就太蠢了；而如果按照單純地理的描述，顯然法國是“西方”所以阿爾都塞主義是一種“西方馬克思主義”，這麼說在分類學上又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還是借用一些類似梅洛龐蒂式的定義吧：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是一種主體性的哲學。它強調歷史的開放性，強調人本身在歷史中的主體性作用，並試圖從斯式的（Soviet式的）集權主義和機械決定論（所謂蘇馬）手中奪走馬克思主義。 既然反對經濟決定論，顯然更爲西馬所注意的是馬克思話語中的“反作用”，或言“相對獨立性”一類的能指。我們可以看到，從盧卡奇、柯爾施，到葛蘭西、法蘭克福學派、梅洛龐蒂、薩特，弗洛伊德式的、科學主義的、實證主義的、存在主義的，各種西馬們總是顯現出人本主義的傾向，並且它們都更傾向於，或者毋寧說滿足於一些哲學的、文化的批判和建構。 那麼，阿爾都塞是如此麼？ 當然不是這樣。 在上世紀6.70年代的西歐哲學界，阿爾都塞可以說是一個異端。 這首先是因爲，包括他的衆多學生在內，只有他自己是反對人本主義的。阿爾都塞是在用一種結構主義的語言，試圖從對主體和結構的構境回到馬克思——雖然阿爾都塞本人並不傾向於認爲自己是結構主義者。 其次，相比於其他“西馬”哲學家，阿爾都塞的理論反倒與所謂斯大林主義具有一定的內在同一性。因爲他傾向於忽略歷史的主體性，而將歷史解釋爲無目的、無主體的偶然相遇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不是主體的能動性，而是結構的喚問以及主體的偶然相遇構成了歷史。在這裏，阿爾都塞語境下的歷史結構，與Soviet式哲學所推崇的先鋒隊集權主義，是否有相當的一致性呢？這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問題。至少，阿爾都塞恰恰纔是和大多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作對，爲斯大林主義和maoist做辯護的那個人。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一些不瞭解阿爾都塞的人一邊斥責阿爾都塞是“西修”，一邊將他打成赫魯曉夫的精神子嗣——也即日丹諾夫式的後期Soviet哲學的精神子嗣，儘管兩者在歷史的目的論等諸多問題上顯然是對立的。 事情是明白的，在上世紀6.70年代，所謂蘇馬和西馬的二元對立是無效的。在這兩者的外延之外，至少站着一個阿爾都塞和一個波格丹諾夫。或許教員也算一個。 其他對阿爾都塞的指責還有很多，這裏僅舉幾例。 一是認爲阿爾都塞是“經濟派”，因爲阿爾都塞在本書中說：“政治的階級鬥爭必須植根於經濟的階級鬥爭。”而列寧在《怎麼辦》中提出工人階級自發性的鬥爭會導致工聯主義。這裏阿爾都塞也解釋說工聯主義的鬥爭是一種政治鬥爭而非經濟鬥爭，但在我看來這並不完全準確。根據阿爾都塞自己的語境，在他的時代和社會，黨、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正確關係應該是這樣：黨的作用應當是使工會發起的工人階級的罷工和經濟鬥爭，以及工人階級任其自便的工聯主義鬥爭變爲控制工廠和城市、奪取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這完全不是經濟主義，反而是同Leninism有相當一致性的。 二是認爲阿爾都塞錯誤地將社會生產關係再生產的條件歸爲觀念的上層建築，而不是生產力的條件。這樣的觀點就更離譜了。阿爾都塞明確提出，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保障了生產關係的再生產。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根本不是什麼“觀念的”上層建築，除非你要說學校、家庭、教會、報社都是些觀念的東西——這當然是荒謬的。至於爲什麼是上層建築，而不是生產力的條件，規定着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也是很明白的。所謂生產力的條件是什麼呢？無非就是生產力的各要素——勞動者，生產資料，生產對象——之間的聯繫方式，也就是生產關係本身。說生產力的條件決定生產關係的再生產，這不過是變相的循環論證。 而至於那些對於阿爾都塞私德敗壞和逃避現實鬥爭的指責，那不過是17-18世紀試圖將倫理學與政治綁定的清教徒所做的事情，而何以至於到了21世紀仍然有這麼些清教徒存在，這倒又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