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 ）

最鮮明的感受是：它不像國內通史那樣把"統一，盛世，衰亡"當主軸，而是一面"他者之鏡"，逼你把習以爲常的敘事拆開重看。 開篇就顛覆。第一卷宮本一夫是考古學家，從舊石器、彩陶、二里頭講起，神話當神話、地層當地層，"《夏》"是不是王朝先存疑；第二卷平勢隆郎把殷周到戰國看成"城市國家"競逐合法性，連"三代"都當成戰國各國建構的政治話術。這種"先疑後證"的勁頭貫穿全書。 中段最開腦洞。金文京把《三國志》和《三國演義》拆開比對，還放進日韓視角；川本芳昭寫魏晉南北朝，重心不在司馬家而在"中華"如何靠胡漢融合反而擴大；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乾脆不以宋爲正統，遼夏金元纔是主角，草原立場衝得讀者不舒服，但也真能看見另一套歐亞大陸邏輯。 上田信第九卷《海與帝國》用海洋、白銀、漕運串明清，閉關鎖國被重新提問；菊池秀明末卷從嶺南、拜上帝會切清末民初，不是從北京看中國，是從邊緣看中心。 寫法上，十卷各自爲戰：有的偏考古報告（一二卷澀），有的像文化隨筆（七卷宋思想），有的氣勢磅礴（六卷唐、八卷元），水平參差但都"有作者"。許宏、閻步克等九位國內學者作序兜底，提醒你哪兒要警惕。 落到自己身上，它治好了"通史=標準答案"的錯覺。日本學者跳出中原本位、帝王本位，重看周邊、海洋、物質、宗教，不等於他們都對，杉山的非中華本位、個別近世論斷就有爭議，得拿國內通史對照着讀。 但合上十卷最實在的一句話：歷史不是一條線，是一張網；知道自己被人怎麼看，纔看得清自己原來怎麼看。

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探究了中華文明的源頭，對於那個神話和歷史交織在一起，又沒有明確可靠的文字記載的年代，該如何認識？重要的不在於結論，而在於研究方法，也就是，考古和文字並重，“地下之材料”與“地上之材料”結合。 第二卷《從城市國家到中華》，講了如何運用新的材料和綜合分析，來驗證烽火戲諸侯之類我們以爲的“史實”，同時，探討了中國如何從商周時代一個個分散的小城市國家，變成一個新的共同體“中華”。 第三卷《始皇帝的遺產》，講了秦始皇開創的帝國模式，帶給後世中國的影響，比如皇帝這個職位的出現；中央集權體制對封建體制的勝利；國家治理上儒家與法家思想的運用；還有皇帝的一些儀式、排場在此後歷代的沿襲。 第四卷《三國志的世界》，比對了《三國演義》和《三國志》呈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觀，探討了究竟誰是正統，還原了三國時代真正的實力格局，也探討了三國歸晉的必然性。 第五卷《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通過“崩潰”和“重建”這兩個關鍵詞，探討了統一三國的晉國，爲什麼會迅速崩潰，介紹了晉朝崩潰之後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十六國”系列政權，之後又從文化角度探討了中華文明對少數民族政權以及日本等周邊國家的輻射，在此基礎上中華這個概念不但沒有崩潰，反而得以重建並進一步擴大。 第六卷《絢爛的世界帝國》，關注了兩個問題，分別是隋朝各項制度建設對唐朝以及之後中國曆朝歷代的影響，重新定位了隋朝的歷史地位，分析了唐朝爲什麼能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也探討了爲什麼經過安史之亂的大浩劫，雖然唐朝國勢大衰，但依然能作爲一個統一王朝維持一個多世紀。 第七卷《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講了宋代的制度建設，它的形成原因，和它對這個國家運勢的決定性影響，還原了從趙匡胤到王安石，從岳飛到朱熹這些宋代名人的真實歷史面目。 第八卷《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講述了遼西夏金元這幾個少數民族王朝的歷史，並且介紹了日本遊牧民族史專家杉山正明提出的一些站在草原立場重新審視的歷史觀點，雖然對我們習慣的歷史定論又很大的衝擊，也未必準確，但這些觀點確實能帶給我們耳目一新的啓示。 第九卷《海與帝國》，講述了從元末到清末500年間的歷史，並且非常獨闢蹊徑地以海洋爲主要線索，探討了漕運與海運對元朝滅亡的決定性影響，對海洋的態度，導致了明朝和清朝這兩個朝代，最終落後於時代。 以上，就是這套講談社出品的“中國的歷史”，作爲日本一線歷史學者接力寫成的一套中國通史，它既有局外人的中立視角，又比之歐美的漢學著作，多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它能帶給你，對中國歷史的全新認識與感受。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作者：[日]宮本一夫等》 各種史觀，好比從不同角度投向歷史客體的一束束探照燈光，它們各自照亮了不同景象，也必然各有所見不及之處。學術進步，就在與不斷探索、尋找新的角度。 敘事上高度跳躍的選擇性和結構上調度自如的畸輕畸重，使本書充滿了一種由非均衡的張力所營造的美學效果。至今還有很多人糊塗地主張，講述歷史只需要“還原真實的過去”，所以“實證”方法就意味着必須儘量剔除講述者自身觀念的影響。但是我們真的可能還原“真實的過去”嗎？真的存在着一種被所有經歷了那個“過去”的人們都一致同意的“真實”嗎？看來與其懸得過高、空論還原真實，倒不如盡最大努力地去還原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各種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藉助於各種細節去還原一幅有關過去的越來越精準、清晰的宏觀圖景。歷史細節永遠“還原”不完。這裏不存在應不應該有所選擇的問題；問題只在於如何選擇、選擇得好不好。 關於中國歷史，我們不能用以中原爲中心的單一的發展規律和戰國時代以後正式成形的中華的概念或者說是中國的概念來看待其後的中國史。 正如我們的歷史學一樣，並不在於要將過去的時代據實掌握。說到底首先還是要從過去汲取對現在有用之處。這正是中國人傳統的思維。 日本歷史學家的系列著作《中國的歷史》，這套達十卷之多的中國通史叢書，開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學的宮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學家《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平勢隆郎先生所著《從都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一書，屬於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第二卷（殷周、春秋戰國部分）,第三卷鶴間和幸是日本從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學者，多有質量優異的論著面世。他的這部《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比較全面地總結了秦漢歷史。第四卷《三國志的世界——後漢三國時代》著者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研究部的金文京教授，著者雖然以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作爲研究專業，但是其對於三國曆史也是有着深入認識和研究的，故而得以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具體而微、生動活潑的解讀。第五卷是九州大學教授川本芳昭先生的著作《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川本先生的專業爲東亞古代史。他以中國爲中心，對東亞的政治史、民族問題與國際關係等進行過長期的研究。第六卷《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作者是曾任日本“唐史研究會”會長的氣賀澤保規教授。從當時的整個世界上來看，隋唐時代也擁有着極爲突出的勢力和影響力，堪稱東亞世界的中心。第七卷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這部《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第八卷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第九卷作者上田信教授《海與帝國——明清時代》第十卷菊池秀明《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民國》所敘說的中國近代史具體指從鴉片戰爭後的19世紀中期到中日戰爭開始前的1936年。 人們用諸如“中國”或“夏”的詞彙表示這一特別地域。“中國”一詞最初指周王朝的王都一帶。而其他國家也用這個詞來表示自己國家的特別地域。因此不同國家話語中的“中國”所指地域是不同的。 “夏”則是來源於夏王朝的一種稱呼。戰國時代不同國家所稱之“夏”，其具體範圍也不盡相同。這也導致了後世無法確定夏王朝到底曾在何處。 “中國”一詞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在歷史上也被廣泛理解爲漢族人居住地的代名詞。然而當我們追溯到戰國時代就會發現，“中國”一詞的意義其實並非如此，它指的是“天下”中的某個特定地域。 “夏”與“華”可通用，將“中國”與“夏”融合後便有了“中華”一詞。在本書所涉及的時代，“中華”還沒有成爲一個固定詞彙廣泛流傳。 戰國時代，雖然領土國家都用“中國”一詞來界定沿襲自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地域，但各國的領土或控制範圍也並未侷限在這一文化地域中。 我們絕不能把“不清楚”的事情說得好像很“清楚”似的。在《史記》的時代，史官必然比我們親眼看到了更多的“事實”，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說明太古以來的天下等內容時，使用刻意編選的“事實”和簡單地說“清楚”，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 通過甲骨文和金文，我們有時反而能獲得記載得更詳細的資料。但是，這些甲骨文和金文也都是站在商周的角度來記錄事件的，因此關於商周以外的各國狀況，我們也只能從商周的立場來推測。況且甲骨文和金文的記錄也非常零散，所以仍然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 那麼，何謂“清楚”？爲何“清楚”呢？ 戰國時代，鐵器的普及成爲社會構造變化的基石，官吏制度逐漸成熟固定下來。每個文化地域上，出現了一個乃至兩三個領土國家。被這些領土國家從中央派遣到地方的官吏們開始對以前的“國”進行統治。 文字搖身一變，成爲支撐官吏制度的工具。支撐這一制度的法律體系，即律令（制度）也逐漸完善。 然後他們通過文字這一工具留下各種各樣的記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史書也成書於這個時代。每個領土國家都有各自的史書。因此我們就有了從不同視角記錄的各種史實可供參考。這個時代就成了一個各種事情都更“清楚”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生根發芽於春秋時代的漢字搖身一變，成爲文書行政的工具。這個時代對於漢字發展史而言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國時代絕不應被描述成一個昏天黑地、戰火瀰漫的時代。 所有儒家典籍都是將漢字圈視爲天下的。在本書中我們追溯到廣域的漢字圈剛剛形成的春秋時代，或進一步追溯到廣域漢字圈尚未形成的商代、西周的時候，說明內容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在這個前提下來討論問題。 “天下”這個詞很危險，集中了許多能招致誤解的因素。這個詞在戰國時代基本上等同於漢字圈，而到了漢代，這個詞彙的定義基本上原封不動地被使用。但是戰國時代的“天下”之中有若干中央政府存在，相應也有個若干個特別地域的存在。到了漢代，漢字圈開始被整體定位爲特別地域。在這個巨大的特別地域中，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若干文化地域便不得不將其獨特性隱藏起來。 戰國時代與後世，即使漢字相通，其含義也不同。“國”（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我們認真整理出土史料後就會發現，“國”在西周時代是“或（域）”字。我們給這個“或”字加上個國字框後便成了“國”字，給它加上土字旁後便成了“域”字。我們可以認爲城市國家時代的“域”到了領土國家時代就演變成了“國”。也就是說，從城市向外延伸的一定範圍叫做“域”，而到了以文書行政來統治城市的領土國家時代，這個“域”都成了被外面的疆域包圍的存在了。因此便產生了“國”這個字。 關於這點，也正如前文所述，在周王朝的時代，圍繞着王都的一帶被稱作“中或（域）”。到了戰國時代，人們用來稱呼陝西一帶的詞彙就變成了“中國”。在其他國家，他們把別的領域稱爲“中國”。這個“中國”到了漢代以後演變成了天下的意思。 接下來談談“姓”與“氏”的問題。在漢字不斷傳播的過程中，城市國家的首領稱爲侯。人們用來稱呼這些首領的就是“姓”。同姓諸侯被看做是同族人。比如被看做與周同族的諸侯（我們先不管他們是否真是同族）都被稱爲“姬”。 鐵器的普及給春秋戰國時代帶來了空前的社會變動。耕地激增，城市數量也急劇上升。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日益頻繁，形成了一種與傳統人際聯繫方式不同的新秩序。城市裏聚集了不同出身的人，這些人將各自的出身稱爲氏。氏在城市居民之間越傳越廣，最後所有人都有了自己的氏。 正因如此，將姬氏說成姓，這種說明方法本身就是姓與氏已經沒有區別、混爲一談的時代的產物。 大秦之地在數千裏的西方，擁有四百餘城，城郭爲石頭城，有發達的郵亭交通制度，那裏的人身材高大，因爲與中國類似，所以稱爲“大秦”。他們使用金銀貨幣，與天竺也進行着海上交易。 “大秦”這一國名意思是規模很大的秦國。雖然秦已經滅亡，西域人仍然繼續稱中國爲“秦”。“秦”就是China一詞的來源。“漢”是現實中王朝的名字，“秦”則是地域名稱。西域人將與“秦”（中國）匹敵的西方大國稱爲“大秦”。 儒教存在兩個新舊的對立。一個是新注和古注的對立，另一個是今文與古文的對立。所謂新注指十三世紀朱熹一派的經典註釋，以哲學、思辨的解釋爲特徵，被稱爲理學。朱熹以前的註釋則稱爲古注。古注是指那些緊摳經典文章的偏重具體的註釋。而古注完成的時期，正好是後漢向三國過渡的這一時期。古注具體地說，鄭玄註釋的《毛詩》（詩經）《周禮》《儀禮》《禮記》、何休註釋的《春秋公羊傳》、趙崎註釋的《孟子》等爲後漢末期之作，王弼註釋的《周易》（易經）、何晏註釋的《論語》、杜預註釋的《春秋左氏傳》爲三國魏晉時代的作品。另外，《尚書》（書經）被認爲是前漢孔安國之注，但實際上應該是魏晉時期的僞作。古注裏只有註釋《春秋穀梁傳》的範寧是東晉人。由此可見，在經典註釋上，三國時代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不過中國古典詩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五言或七言形式。中國最古的詩集、先秦時代的《詩經》基本上以四言詩爲主，《楚辭》則字數不定。五言詩、七言詩發展成爲主流，則要到後漢末期至三國的這一段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曹操父子以及他們身邊的一些詩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的詩起源於民間歌謠，最初都是唱出來的。所以四言、五言、七言這些詩的體裁的不同，實際上是由詩的原有曲調的變化產生的。人常說歌隨時變，因此隨着音樂的興衰，詩的體裁也發生了變化。漢朝爲考察民情併爲政治所用，專門設置了樂府，收集各地民謠，因此漢代民謠一般又被稱作樂府，其形式主要爲五言。相對的，七言詩則多用於銅鏡的銘文，被認爲是一種宗教性質的歌謠。道教經典《太平經》中就有七言詩出現。 後漢末期以後，模仿這種五言樂府詩的體裁，文人們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古詩十九首》用簡潔樸素的語言描寫了人們的內心痛苦與覺醒。 換言之，五胡、北朝、隋唐與古代日本可以說是具有以下共同側面的國家羣：它們都是以秦漢帝國爲母胎，以接受其冊封的形式在魏晉南朝的體系中成長，並在突破這一體系的過程中逐漸崛起。 胡漢兩族的融合所帶來的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隋唐國家的開放性這一特色。在自秦漢以來的超過兩千年的王朝史之中，隋唐給人的突出印象正在於其乃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門戶最爲開放的一個時代。除隋唐以外，還有北魏以及蒙元時代都是有名的對外開放時期。這些時代有一個共性，即都不是純粹的漢族王朝。 佛教自從傳入中國以後，曾數次受到彈壓。其中，如果拋開像三階教那樣某一宗派瓦解的事例（參見本書第一章相關部分），使整個佛教面臨存亡危機的大規模彈壓前後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毀佛（446年）；第二次在北周武帝的時候（574—577年）；第四次是後周世宗的毀佛（955年）；第三次就是圓仁被捲入其中的這次唐武宗的“會昌毀佛”。上述這些排斥鎮壓佛教的事件，根據當時的皇帝名被總稱爲“三武一宗法難”。 馮道作爲一個文化人留下了大量業績，其中在李嗣源時實施的經書印刷事業，在學術史上、技術史上都值得大書特書。但是在宋朝歐陽修以及司馬光的正統史觀確立後，從後唐、後晉、遼、後漢、後周“五朝”算起，李嗣源、李從珂算成唐的異姓，柴榮算做周的異姓，一共“八姓”，合計侍奉“十一君”的馮道，被批判爲不守臣下之道，沒有大義。近代以來這種基於儒家思想的評價被推翻，流行的善意解釋是他爲了保護民衆，忍辱負重，以圖維護社會秩序。但是，不論後世如何評價，自稱長樂翁的馮道當在地下笑聞一切。因爲在當時，文官的這種生存方式是很普遍的。能在野蠻的軍閥們之間遊刃有餘，一直保持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的馮道的處世術，實可稱亂世偷生的智慧結晶。 濮議使士大夫們的精力消耗殆盡，歐陽修也失去了實行政治改革的精力和熱情。范仲淹、歐陽修等夢寐以求的宋朝新政，只能留待下一世代的士大夫們來實現了。但是他們絕沒想到，未來的改革，將帶來更爲廣泛更加激烈的黨派對立。 我們一般稱之爲科舉的制度，正式稱呼應該是“選舉”。《唐書》（歐陽修的《新唐書》）以後的正史中都有“選舉志”一章，記錄着科舉制度的沿革。本來在漢代，民間人才的選拔是地方官的工作，稱爲“鄉舉裏選”。隋唐以後，皇帝親自“選拔推舉”自己的部下，就變成了“選舉”。“選舉”分幾種“科”，所以也被稱作“科舉”。 宋朝科舉與唐朝科舉最大的不同，正如本章所述，是增設了皇帝親自做考官的殿試，人事權完全集中到皇帝手裏。因此，形成了圖示的地方（解試）與中央（省試、殿試）的三段考試製度。 大唐帝國在宋朝初期人們的心中是一個理想王朝的模範。但是宋人不久就開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獨自的政治理論和皇權理論，這種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學。淳祐元年（1241）的孔廟改制，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認朱子學是御用學問、體制學說。如果說唐朝實體是被黃巢和朱溫（朱全忠）消滅的，那麼唐朝的理念，卻是此時被朱子學消滅的。 緯書是漢代出現的一批書籍，據說是孔子爲了解釋經書的深奧意思而編著的，所以流傳很廣。加上表示預言的“讖”，合稱“讖緯”。我們在第一章提到的禪讓革命理論就是來自這種讖緯思想。實際上，唐朝的國定儒教經書註釋書《五經正義》就有很多地方引用讖緯，並依據緯書的說法解釋經書的字句。歐陽修對此進行了嚴厲批判。 儒教也就是“孔孟之道”。但是，這個說法其實是宋代才產生的。宋代以前儒教的代名詞是“周孔之教”。“周”，就是周武王之弟、周王朝成立的最大功臣、周成王的攝政、孔子多次夢見的周公旦。 宋代正史《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以長達十二卷的《外國傳》和《蠻夷傳》作結。這是把有關中國以外地域的動向，以與中華王朝的關係爲中心記述的部分。這一形式是正史自古以來的形式，著名的《三國志》的《魏志·倭人傳》、確切地說是《魏書·東夷傳·倭人傳》也是這一部分。但是，《宋史》的特點卻在於，特別把《外國傳》和《蠻夷傳》分寫，且沒有包含遼和金的有關記述。 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謂“日本傳統文化”，意味着產生於中國的文化，並不僅限於作爲一個政治領域的中國國內，而是廣大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遺產。包括韓國和越南，我們迎來了應該共述廣義上的“中國文化”的時期。 從安祿山舉兵到蒙古帝國解體，經過了六百多年。中華和歐亞大陸，都發生了大變化。首先，中華髮展巨大了，而歐亞大陸從陸地和海洋兩個方面打破“文明圈”的框架實現對接，形成了一個系統。中華和歐亞大陸的聯動，是確鑿的事實。 可以說，這是人類史上頭一回實現了整體統一的“時代”。也可以說它是歐亞大陸世界史上的一個終點。同時又是開啓下一階段全球化時代大門的起點。 超越曾有文明的框架、虛心地重新觀察人類的總體發展、站在人類這一角度探尋可以共有的“未來”，對於曾經沒有海圖就出發去航海的我們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吧。這樣做，開始可能會被認爲是繞遠路，但是實際上難道不是最爲確定和有效的途徑嗎？ 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南贛鄉約》。所謂鄉約就是農村的規約，同時也是共享這一規約的社會組織。投降後的土匪，作爲“新民”重新編入當地社會，因此王守仁創造了一套制定規約的手冊。這就是《南贛鄉約》，此後成爲各地編制鄉約的範本。雖然鄉約起源於宋代的《呂氏鄉約》（1076），但它在明代得以重新興起則歸功於王守仁。 鄉約在1570年前後得以普及，其背後與稅制的合理化有很深的關係。裏甲制中編入民戶的人們被要求向國家繳納糧食等實物作爲稅糧，提供勞力作爲徭役。 作爲中國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國人口研究》把16世紀後半期中國引進美國大陸產的玉米、馬鈴薯、紅薯評價爲繼宋朝引進佔城大米之後的第二次農業革命，認爲這一事實爲18世紀人口驟增提供了保障。 從本系列其他各卷的敘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的新風氣往往興起於北部邊境。中華文明每遭遇動盪時期，總是通過吸收周邊世界煥發的能量實現復興與擴張，從而得以保住延續數千年的命脈。但是，承擔這一使命的是從北方進入的各遊牧民族，而外部對中國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經由內陸的貿易通道（絲綢之路）所帶來的。 當然，這種情況因蒙古時代的海上貿易以及大航海時代後的世界一體化而不斷髮生着變化。但是，宣告新時代的南來之風從真正意義上席捲中國大地，可以說是從本書所論及的近代開始的。洪秀全、孫文以及其後繼者蔣介石等本書中的出場人物，皆以南方邊地爲出發點，傾注熱情於被稱爲“北伐”的北上作戰。而從南方農村根據地興起的毛澤東的邊區革命也是朝着黃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時代的種子。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從南方開始復興之路的時代。 然而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着下一個時代的開始，而是處於時代與時代的夾縫之間，黑暗不見天日，看不到出路。孫文親自宣佈成立的“民國”，開始了尋求其出路的苦惱彷徨之旅。 魯迅曾撰文尖刻地諷刺這些攻擊孫中山的人，“戰士（指孫中山）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瞭解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從中學習，不拘泥於任何偏見和既成的觀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真實的中國—我們面臨着許多的課題要解決，而中國確實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社會。

11天時間，用83個小時，囫圇吞棗的讀完。初讀前兩本，驚爲天人，朦朦朧朧的中國史前文明和簡筆畫一般的夏商周，竟然被一個日本人講的生動具體起來。後面幾本也還行，但隨着史料的豐富和影視作品的高曝光度，宋代那本似乎講的明顯潦草了些。而遼西夏元金那本，看得我頭暈目眩不知所云，在1/3處就放棄了。寫法對我這種不瞭解那段歷史的人很不友好，作者似乎認爲讀者對這段歷史的熟悉度和明清是一樣的。 正當我擔心作者如何把大家最熟悉的明清歷史壓縮在一本書裏講清楚的時候，作者另闢蹊徑從水上貿易的視角切入，提出了一個與大衆認知完全相反的觀點——明清有着豐富的海上跨國貿易，並非印象中那麼閉關鎖國。雖然不能完全認同作者觀點，但仍然是大開眼界。 當我初讀前幾本時，覺得作者簡直是神人，直到講到了我比較熟悉的領域。作者認爲曹衝稱象的故事源自佛教故事，實際上根據季羨林先生的研究，在古印度流傳着很多故事，這些故事先是被收集到《羅摩衍那》中，之後又被已收到佛經中成爲佛教故事。隨着佛教傳播到中國，這些故事又被本土化爲中國的歷史故事。作者還認爲白蓮教是佛教系統下的民間組織，但它卻是篡改佛經內容的。歷代造反，那些人都要藉助《彌勒下生經》的內容，打着彌勒佛要提前出世的旗號吸引人氣。白蓮教與太平天國，左一步是邪教，右一步是造反。 這套書是值得反覆讀三遍的。

如果是爲了瞭解中國歷史，選擇這套書就是個錯誤，作爲日本銷量最大的中國歷史書籍，它最大的功能是爲我們提供瞭解歷史的新角度。簡單說一下這套書的問題，供大家參考。 其一，第八冊的遼西夏金元，沒有按照中國的歷史觀，將元作爲承宋啓明的正式朝代，而是歸爲遊牧民族入侵。這個做法就是日本在侵華期間，在東北建立僞滿洲國時，大肆宣揚的滿蒙非華論的理論基礎。 其二，第十冊的清末民國，大量弱化模糊日本侵華的事實，例如日俄戰爭是日本和沙俄爭奪在中國東北的殖民利益，卻寫成是受到在日留學生所支持的抗俄行動，隻字未提旅順大屠殺，更不要說之後的十四年侵華歷史。 其三，這套書最有用的是第十一冊和第十二冊，卻未被出版，十分可惜。原因也很簡單，它從日本人的角度去看鄰近這個大國，清晰的展現了日本人那種狹隘自私，卻要在面上表現出斯文儒雅，儘可能去合理化自己錯誤的心態。 綜上，建議直接找臺版的第十一冊和第十二冊來看，不必在前十冊花太多精力。

《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180828-220507，1349天，5633分鐘，2340個筆記（全套書10本，200萬字，累計閱讀45個月，超94個小時） 繼《劍橋中國史》之後，把第二套大部頭系列《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也讀完了。 因爲對歷史感興趣，相關係列作品自然會更關注一些。除了《劍橋中國史（全集）》，期待最多的就是《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劍橋是一幫老師寫一個時代，講談社則不同，一個老師專門寫一個時代。好處呢，就是前後邏輯順暢，不足呢，則是容易陷入個人主觀臆斷。如《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讀者的評價說好聽點就是褒貶不一，說難聽點，就是不認同作者的觀點，甚至出現言語謾罵等不文明現象。 這套書，前後讀了近四年。其中，《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三國志的世界：後漢 三國時代》和《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四本書是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讀完，閱讀順序無任何講究，都是在閱讀某一本書時提到了，這才匆匆讀一遍。除了第十一本未翻譯出版外，其餘六本都是2022年4、5月份讀完。而在此之前，讀完了900萬字的歷史大坑《劍橋中國史（全集）》。 從2021年11月起，到2022年5月，用半年的時間陸續讀完劍橋和講談社共12本書。不算未出版的內容，劍橋系列目前最推薦剛出版的《劍橋中國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上）》。 講談社系列也有2本推薦，一本是《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一本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魏晉南北朝史開創性的提到了區別於文化和經濟之外的第三種史觀——中國製度史觀，這個觀點正是基於田餘慶老師提到的魏晉南北朝的“常態-變態-迴歸”概念而產生，所以也把田老師的書都買下來逐個學習，剛讀完《東晉門閥政治》。宋遼夏金元史在講述中國的遊牧民族政權歷史方面獨樹一幟，以至於很多讀者都無法完全理解和認同。我們接受的主流史觀是宋元明清，書中提及的遼、西夏、金、元事實上也是一種角度，不再拘泥於華夏正統，從外部遊牧視角來看待六百年的遊牧大融合。本書推薦序，姚大力寫的“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併行的故事”深得我心，推薦一看。 事實上，講談社系列內容還有一個隱形的特色，就是各書之間的關聯性很強，不會有很強的割裂感。比如《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和《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三書，關聯性就很強。前兩本書兩宋始終貫穿始終，後兩本書則是元朝作爲關鍵節點鏈接兩書。一方面，元是遊牧政權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元也是海洋帝國的推行者之一，以連接歐亞舞臺的主要王朝而被銘記。這樣的設計，降低讀者的認知成本，帶來良好的閱讀體驗。 2018年清華大學新雅學院開設本科通識課，主題爲“閱讀中國文明”，主要推薦書目就是《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微信讀書建有書單，可以參考閱讀。

實在太長了，中間很多地方是跳着看的。作爲一本通史，尤其是少有的國外視角的通史，這本書有很多優點，通史也有一些缺點。 首先，日本作爲中國歷史上千年的鄰國，無論是從政治軍事還是文化上，都和中國有着緊密的聯繫，但同時孤懸海外一衣帶水的客觀地理因素，又註定了這些“緊密”的聯繫，是一種外化的，不真切的“緊密”。所以，這本書在很多地方有着一些獨特的視角和觀點，但是這些“獨特”具體如何，卻值得說道說道。 其次，這本書是14年出版的，但這種篇幅的書籍，我猜測作者最晚最晚動筆不會晚於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各位可以回憶一下在2010年左右的中日國力對比，在此情形下，作者本人的成書態度和對一些事物的角度看法自然跟當代的環境有着極大的出入（更不用說書中很多段落和考據的時間還遠在上個世紀）。受限於中日之間的恩怨糾葛，作者的很多觀點和角度，大家最好可以仔細想想，然後有一個自己的判斷。 最後，作爲一本跟華夏有着極爲緊密聯繫的異國作者寫的中國通史，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但是在閱讀的時候，最好還是明白這位日本作者成書的時代和當時日本的社會環境，最好能夠跳開他的視角，從旁觀者的角度審視。

品一品原文“現在的日本可以說是宋代歷史文化的繼承者。換言之，現在的中國並非中國古典文化的唯一正統和獨佔的繼承者。“導言”提及的那個體驗，只不過是筆者和一箇中國友人的個人意見而已，在何種程度上具有普遍意義不得而知。但是重要的是，至少在審美意識這一點上，日本人與宋代人是很接近的。當然這並不是誰正確、誰優秀的問題。宋代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成所謂“日本傳統文化”，意味着產生於中國的文化，並不僅限於作爲一個政治領域的中國國內，而是廣大東亞地區共同的歷史遺產。包括韓國和越南，我們迎來了應該共述廣義上的“中國文化”的時期。而這點，同時也牽連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主權國家的來龍去脈進行學問上的探究。所謂歷史研究便是探究“其然”之“其所以然”，而正是這點總是受到政治上的支配與限制。但是一個極爲簡單明瞭的事實是，宋王朝的統治版圖與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線並不一致。認識這一點，並且認識到宋代的文化遠遠超出其統治區域，給後世留下了廣泛深入的影響，纔是我們今日研究宋代史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在上述課題研究中，與筆者共同策定研究框架與研究方向、期望描繪出全新東亞歷史圖像的一個“志同道合”者，於2009年秋不幸逝去。他的逝去對於日本的宋代史研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他試圖確立的不是被今日之國境嚴格劃分的國別史，而是地區、都市之間直接交往的交流史。在繼承他的遺志這個意義上說，筆者也懇切希望中國的有心之人能理解本書。”日本政府一直在牽頭造假，扭曲歷史，模糊真相，書本出版十年後的今天，開始給AI喂毒。（我猜評論下會緊跟着一批洗地和謾罵的人。）

日本出版社出的一套中國通史，當然全是日本學者寫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以旁觀者的視角，敘述中國的歷史。 歷史，怎麼可能是完全旁觀的視角呢？絕無可能，多多少少都要帶入主觀因素。 不同之處若干： 其一，中華疆域的認定，漢唐之前謂“小”，之後有西北方遊牧國家之併入，可謂其“大”。 其二，中華歷史之主線，有漢唐宋明之所謂正統，此是固有而熟知的；那麼依此，與宋對峙的遼、金等，如何看待呢？此套通史的觀點則是，亦可以遼、金等北方遊牧民族所創國家、文明爲主線，描述那段中華史，至少與宋是平等共立的。 其三，安史之亂爲時間節點，原較爲封閉的中華文明圈，因遊牧民族的進入融合，而擴充至中亞，西亞，歐亞地域因此而進入交流整合的一體化進程，中華的意味更爲遼遠。 其二的觀點，有可取之處。尤其是論及西域之歷史，如以傳統的中華主體論來描述，多數爲"外國史"了，底氣不足。但依多主線共存的大中華來論說，便說得通。此處我給這套書一個大讚！

去甚色，而見其品，方爲佳人，忘其才，而識其志，乃爲良伴，現實生活中，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沒錢的靈魂你看都不看，很多人愛的根本就不是那個人，而是對方的條件！“‌去其色，而見其品，方爲佳人；忘其財，而識其志，乃爲良伴‌，“去其色，而見其品，方爲佳人”‌ 意思是：若能拋開對方的外貌或性吸引力，仍因其‌品行端正、性情溫良、有教養與風骨‌而願意親近，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佳人”，古人區分“美人”與“佳人”：前者重貌，後者重德與才識並重，“忘其財，而識其志，乃爲良伴”‌ 若能不因對方的經濟條件或物質能力而選擇共度一生，而是因其‌志向相合、有擔當、有格局、能共患難‌，這才配稱爲“良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