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爲的經濟分析

新自由主義討論背景。經濟人追求最大效用和市場均衡、偏好穩定假定。將經濟分析引入非經濟領域比如家庭和犯罪。犯罪基於成本/利益差合算與否評估，而非道德，心理與遺傳視角。家庭作爲人力資源的生產單位，婚姻基於雙人收益大於單身成本的選擇。 （充分了解新自由才能打敗新自由）

圍繞“效用最大化”分析了在人類社會法律制定實施、工作產能結構、家庭效用分配、婚姻組合與育兒決策等等方面，經濟學如何在其中發揮影響力的。經濟學的確是那把冰冷的手術刀。

對這本書滿懷期待，因爲書名和簡介，正是我最想了解的知識領域。但一讀發現不達預期，一個是寫得不通俗，專業公式太多，二是翻譯也不行。放棄了。

屬於專業人士才能看懂的書。但本書闡明的道理並不需要多艱深的專業研究即可明白，普通讀者還是去讀《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吧。不推薦讀本書。

經濟學中的數學書，公式比較多，看書名滿懷期待，但實際內容很令人失望，需要從公式推導解釋的字裏行間裏摘取到“人類行爲的經濟分析”。

總結一下認爲這本書不好的人：他們認爲這本書不夠通俗，經濟學是什麼小學政治書嗎？開創了經濟學帝國主義，法經濟學，社會經濟學等多個領域的大師的自選論文集還需要有多通俗，這本書已經解釋相當清楚，文風平實了。

在羅納德·科斯在眼中，經典理性假說要求行爲主體具備完全理性，他們完全瞭解在資源稀缺性和未來不確定性約束下的相互競爭的自利行爲所必須遵守的規則。但實際的人是在現實制度的制約下活動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動也存在交易成本。這樣，原來在傳統經濟學視閾中不重要的制度就變得舉足輕重了。以科斯爲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重新解釋“理性”的基礎上，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藉助於交易費用、產權等概念，從制度與經濟主體有限理性的視角開闢了對人類行爲研究的新領域，提出制度的存在是爲了構建人們在不確定性世界中的互動。 道格拉斯·諾斯認爲人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與科斯不同的是，諾斯對經典理性人的修補是建立在考察人的認知過程的基礎上的，他認爲人的學習對人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人的學習不僅僅是個人在其一生中的經驗產品，而且還包括那些沉澱於文化中的經驗積累，不斷積累起來的經驗知識又被植入個人的學習中，成爲路徑依賴。換句話說，歷史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政治觀點等知識都會向個人滲透，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損益的判斷，左右他們的決策，使他們看問題有失客觀公正，從而行爲變得非理性。比如一箇中國人與一個美國人，當他們在接觸相同事物後的反應是不一樣的，根源就在於他們接受的是不同的傳統文化的影響。 雖然加里·貝克爾是利他主義經濟思想的代表人物，認爲人不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還有利他的行爲動機，似乎與經典理性人的假設大相徑庭。但通過對其《人類行爲的經濟分析》的研究可以發現，雖然建立了利他主義模型，但實際上貝克爾將人類利他的行爲動機歸因於行爲主體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人們通過種種利他行爲給自己帶來了滿足程度的提高。所以，從本質上講，貝克爾對理性人的認識仍沒有跳出經典理性人假設的窠臼。貝克爾在對經濟人再認識的基礎上，將經濟理性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領域，廣泛地分析了種族歧視、犯罪與懲罰、家庭與婚姻等包括利他主義與道德在內的人類行爲，開創了被稱爲“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研究，從更廣闊的緯度揭示經濟人的某些行爲特徵。

分析已發生的活動，用經濟分析是可行的，但未發生的事情不能都以效率爲目的導向，人的社會不應該只追求經濟效率，不應該把效率當成目標。

因爲子女不能買賣，同一般耐用品比較起來，子女是缺少流動性的資產，蕭條帶來的經濟上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對流動資產的公衆偏好。

專業的書也不是不能寫得好看。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格里高利-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夠專業，也夠好看。 本書就不行，味同嚼蠟，ai大綱一掃而過。 當然也有自己的原因，我高數不好，而且只是本科畢業，所以也不勉強了。